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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以唐宋對外開放的具體歷史事實，通過對唐宋政府對外開放政策及措施、開放帶來外貿繁榮與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等方面的分析，論證對外開放在我國古代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　唐宋史　對外開放　對外政策　外貿繁榮
　　我國唐朝空前大統一，國力強盛，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發達激起了統治者強烈的對外開放愿望。此時，阿拉伯伊斯蘭大食國亦興起，在東羅馬帝國衰微之后面向東方。于是亞歐非許多國家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開啟了中國對外貿易史上的新時代。宋承唐后，繼續和發展了唐的對外開放政策，使我國的對外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繁榮興盛。唐宋的對外開放，在我國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唐宋的對外開放及其措施
　　唐朝的繁盛，要求開辟更廣闊的通商貿易，統治階級欲借此獲得更多的奢侈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因此，唐統治者采取了對外開放政策，以招徠外商，《全唐文》卷７５所載唐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年）“疾愈德音”之詔說：“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征求，嗟怨之聲，達于殊俗。況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收舶腳進奉外，任其往來通航，自為貿易。”唐文宗的“德音”，就是“任其往來通航，自為貿易”，除納稅（收舶腳）進奉外，不許官吏像往年一樣“多務征求”，在嶺南、福建及揚州等外商集中的地方，還要節度使“常加存問”，說明唐政府對外商實行開放，并保護“自為貿易”。詔文中要“以仁恩”接待“以慕化而來”的外商，即是唐政府招徠外商的實施。
　　宋統治者認為：“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緡。”［①］于是，宋政府更加重視海外貿易，把拓展海外貿易看作開辟財源的重要渠道。《宋會要輯稿》卷１７２載：宋太宗于雍熙四年（９８７年），“特遣內侍八人，赍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諸國勾招進奉……每綱赍空名詔書三道，于所至各處賜之。”這表明：北宋初，政府就派出眾多的特使，持皇帝的“敕書”，前往諸國去宣傳宋政府的對外開放，“勾招”外商來中國貿易。同時，宋代專管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有派遣官員出國去招徠外商的職責，如福建路市舶司就于崇寧二年（１１０３年），派劉執等官去羅斛、占城“說諭招納”，擴大與占城、羅斛國的經濟貿易。
　　為保證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唐宋政府還采取了一系列“招誘安存”外商的措施辦法：
　　１．歡迎、犒勞外商。前引唐文宗“疾愈德音”詔說，對外商要“接以仁恩、使其感悅”、節度使要對外商“常加存問”，說明唐政府對外商來華貿易是熱忱歡迎的。《全唐文》卷５１５載王虔休《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說：“今年波斯古邏本國二舶順風而至，亦云諸蕃君長，遠慕望風，寶舶薦臻，倍于恒數。臣奉宣皇化，臨而存之，除供進備之物外，并任外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王是唐主管地方的官員，他“奉宣皇化，臨而存之”，實際上是代表唐王朝親自去對外商來華表示歡迎、慰問。
　　宋代，對外商來中國貿易歡迎、犒勞的措施是很突出的，據朱或《萍州可談》卷２載，外國商船駛抵廣州尚有七百里的溽洲時，巡檢司就派人上船表示歡迎，“饋送酒肉”，并護送外商船到廣州。在外商來中國的時節，宋政府還派特使進行撫問犒勞，如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廣州蕃商湊集”，宋真宗特“遣內侍黃敦信駛驛撫問犒設”。［②］每年發舶月份，宋政府還動支官錢，排辦筵宴，由市舶司及地方官員宴送諸國外商，以示朝廷招徠外商的厚意，歡迎外商次年再來。
　　２．優待外商、創造外商來華貿易的條件。唐政府對外商舶船“除收舶腳進奉外，任其往來通航，自為貿易”、“除供進備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的優惠外商措施，吸引了眾多的外商到中國來貿易。在唐代，許多大食、波斯、中亞、南洋諸國及日本、新羅商人長住中國，從事貿易。唐政府在廣州、揚州、泉州、明州、楚州、洛陽、長安等地都設立“蕃坊”，作為外商居住區，并設蕃長。蕃長從外商中選拔產生，經唐政府任命，負責外商事務，幫助唐政府招徠外商。在法律上，唐政府對外商也有特殊待遇，《唐律疏義》卷６明文規定：“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其同類自相犯者須問其本國之制。”即以外商本國的法律處理外商間的案件。唐政府還注意尊重外商的風俗習慣，比如廣州就設有回教教堂，供回商禮拜。
　　宋代除在外商集中的城市，仿唐設“蕃坊”外，又在通商口岸創辦了招待所，如杭州有懷遠驛，明州溫州有來遠驛，招待來中國貿易的外商。對來中國貿易后不歸、或長期留居中國的“住唐”外商，宋政府允許他們與中國女子通婚。為解決“住唐”外商子女的教育問題，則專門設立“蕃學”，以方便外商子女入學，如北宋師孟知廣州時，就大興“蕃學”，“諸蕃子弟皆愿入學”。為保證外商貿易的正常開展，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建“蕃市”，以方便外商經營。他們到宋后，納稅后余下貨物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區內“舉民間交易”，要到內地交易的，則由市舶司發給文券，即可通行，如宋哲宗元符年間，外商所余貨物就販運到了汴京和其他各州。
　　３．對招徠外商舶船多、為政府增加市舶稅成績顯著的商人，給予褒獎，宋政府把市舶收入作為擴大財源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別規定凡是能招徠外商，政府抽解（征收人口商品稅）貨物累計價值５萬貫、１０萬貫的，都可以得到補官的獎勵。大食商人蒲羅辛販乳香繳納人口商稅達３０萬貫，蕃舶綱首蔡景芳招徠蕃舶多、為宋政府抽稅達９８萬貫，均受到補承信郎的褒獎；阿拉伯商人蒲壽庚在南宋末年，為宋招徠外商成績顯著，被任命提舉泉州市舶。
　　４．對舶船蒙受意外災難的外商，給予拯救。宋政府為擴大外貿，實行了對外商遇難拯救的措施，如宋真宗時，有外商舶船遭風災，輾轉飄泊到瓊州，糧食斷絕，遂向廣西轉運司求救，轉運使古月則借給錢３０萬緡，救濟外商舶船歸國。神宗熙寧年間，托羅商人崔舉遭風暴飄流到泉州，宋政府發給口券，送到明州官舍安置，對缺衣者又官為置造。哲宗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宋政府更明確規定：凡是外商舶船遭風害飄流到沿海州界的，如船舶壞或船主不在，要“官為拯救，錄物貨，許其親召保認還”。這表明，宋政府對遭危難外商的存恤，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一種執行政令的拯救制度。
　　５．保護外商合法權益。唐代市舶使是專管對海外諸國貿易的，其職責之一，就是保護外國商人的合法權益。唐文宗大和八年詔中，針對“比年長吏多務征求”、“率稅猶重”，詔令“除收舶腳進奉外，任其往來通航，自為貿易”。王虔休表中講的：“臣奉宣皇化，臨而存之，除供進備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唐令拾遺》：“諸外蕃與緣邊互市，皆令官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塹及立籬院，遣人守門；市易之曰，卯后，各將貨物畜產，俱赴市所，官司先與蕃人對定物價，然后交易。”這些都是唐政府保護外商合法權益的具體表現。
　　唐代對外商的產權、財權、市場交易及進出港口，大抵按《唐律》處斷，尚無特別法規。宋代保護外商合法權益則有了明確的規定和措施。如前所述，宋政府規定，對遭風害的外商舶船，官為“錄物貨，許其親召保認還”，就是保護外商財產的措施。南宋時，真里富國一商在明州病死，遺下資產巨萬，明知州兼沿海制置使嗣秀王趙伯圭為具棺斂，并告誡其徒護喪及資財回國，這是保護外商的合法權益。宋政府還制定了防守、盜縱、詐冒斷罪法，以保護外商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對侵害外商權益的宋官員，則給予制裁，如紹興十六年（１１４６年），三佛齊商人訴說近來販乳香因受非法盤剝而虧損，結果市舶官員袁復一被降官。
　　以上所述唐宋對外開放的政策和措施，主觀上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對舶來品的需求、增加財政收入；客觀上也適應了唐宋日益擴大的對外貿易發展的自然趨勢，造就了我國唐宋對外貿易的空前繁榮。
　　　　二、唐宋對外貿易的繁榮及其影響
　　唐宋對外貿易的繁榮，主要表現在：
　　１．對外通商口岸不斷增多，對外貿易區域擴大。唐代的對外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史上是一個新時期的開端，特別是海外貿易有了很大發展。為適應海外貿易發展的趨勢，唐政府于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市舶使相當于近代海關，是唐代開創的我國古代史上專門管理對外貿易的特設機構，其職責：一方面是管理外國舶船及外商事務，如檢查蕃舶之輸入口、征收關稅和買外商舶貨、保護外商、檢查出港蕃舶；另一方面是管理唐開往國外的商船，如檢查出口貨物、征收關稅、登記商船起航及歸航日期。市舶使的設立，使廣州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此外，唐代著名的對外貿易港還有交州、泉州、揚州、明州等。據《新唐書·地理志》載，唐代對外貿易主要有七條通外國的路線：海道兩條，“澄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廣州通海夷道”；陸道五條，“營州入安東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通過這七條海陸絲綢之路，唐朝的對外貿易區域遍及亞、歐洲，遠及非洲。東和新羅、日本的貿易極其頻繁，西與中亞諸國及歐洲的一部分國家直接通商，西南和波斯、大食、東非洲國家的貿易十分發達，南與印度洋沿岸國家保持著貿易往來。
　　宋承唐制，在對外貿易港口設置市舶司。北宋初，只對外開放廣州，于開寶四年（９７１年）設立了廣州市舶司，以后隨對外貿易的日益發展，宋代的通商口岸不斷增加，市舶司（務）不斷增設：９８８年設杭州市舶司，９９９年設明州市舶司，１０８２年在密州板橋鎮設市舶司，１０８７年設泉州市舶司，１１１３年在秀州華亭縣設市舶務，１１３２年設溫州市舶司，１１４６年在江陰軍設市舶務，１２４６年先在秀州海鹽縣增置市舶官，１２５０年正式設市舶務。宋代市舶司（務）從唐代的一個增加到九個，反映了宋代海外貿易的繁榮興盛。宋代對外貿易的范圍，規模比唐更宏大，據周去非《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諸蕃志》的記載，當時宋與５０余國通商貿易，其中重要的有朝鮮、日本、交趾、占城、真臘、蒲甘、勃泥、（不清）婆、三佛齊、大食諸國、層拔、弼琶羅、勿斯里等。層拔意為黑人國，即為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可見，宋代對外貿易已拓展到亞洲大部分地區及歐洲、非洲的不少地區。
　　２．中外商人往來貿易的增多。《新唐書》卷４３引賈耽《皇華四達記》，記載了唐時中國商船經常往來于印度洋西部、西北至波斯灣、西南至東非等地區。當時，還有一些商人經營對外貿易而大發其財，如《太平廣記》卷１７４載，裴ｗèｉ＠①先在武則天時期，“徙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在唐政府開放政策的招引下，外國商人來中國貿易者之多是史無前例的。據張墾ｌǎｎｇ＠②先生統計，唐朝時僅廣州每日平均入港蕃舶１１只，一年到港可達４千余只，假如以船乘２００人計，一年大約有８０萬外商到廣州。當時在廣州僑居的有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獅子國人、真臘人、訶陵人、昆侖人（非洲）、猶太人共十余萬。［③］其他通商都市，也有大批外商寄居，如《舊唐書·田神功傳》說田神功大掠揚州，“殺胡商波斯數千人”，足見揚州外商之多。外國商人來中國后，有的僑居商業都市從事貿易，有的深入內地經商。他們之中有的開設邸店和販賣香藥珠寶，有的甚至買田建宅，有的當小販、賣“胡餅”、還有賣酒的“胡姬”。
　　宋代中外商人往來貿易更頻繁。《萍州可談》卷２說：宋代“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還者，謂之住唐。廣人舉息一倍，約舶還回償。住蕃雖十年不歸，息亦不增。”這一記載將“住蕃”與“住唐”并提，說明宋商出海貿易不歸，落籍于外國成為華僑，外商來華久住不返，僑居中國，已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一種帶普遍性的問題，這是中外貿易新發展的表現之一。設市舶司的城市，便是外商云集的地方，如廣州“蕃商雜處民間”、“外國衣冠絡繹不絕”；泉州“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明州則是“東則倭人，北則高麗，蕃貨往來，物貨豐衍”；杭州更是“江帆海舶，不絕如梭”。
　　３．進出口商品、種類的增多。唐代，中國商人輸出大量絲織品、布、瓷器、金銀、銅器、鐵器等。對外貿易的發展，造成這些商品大量的外流，有時還遭到唐政府的禁止，《唐律疏議》卷８就有這樣的規定：“錦、綾、羅。ｈú＠③、綢、綿、絹、布、牦牛尾、珍珠、金、銀、鐵，并不得度西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興貿”。這一禁令，正好反映了唐代這些商品輸出數量太多，引起了唐政府的恐慌。外國商人輸入唐朝的主要有三類：一類是珍珠寶石，二類是乳香、蘇木、龍腦、沉香、青黛、郁金香、胡椒等香藥，三類是犀角、象牙。此外還有火烷布、文甲、玻璃制品等。外商輸入唐朝的商品數量也是很大的，韓愈說：“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④］日本開元撰《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說，外國舶船在廣州“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種類極多”。
　　宋代，輸出商品有雜色帛、瓷器。陶器、鐵器、銅器、金銀飾物、銅錢、鉛、錫、漆器、絹扇、傘等，其中以絲織品、瓷器、銅錢最多。輸入宋朝商品有犀角、象牙、珊瑚、貓兒眼、水晶等奢侈品，乳香、蘇合油、紅花、茯苓、防風、細辛等藥品，日本刀、螺鈿器等工藝品，各種棉毛織品、折扇、藤席等生活用品，其種類比唐代多。宋代進出口商品種類還呈現出不斷增多的發展趨勢，北宋太平興國七年（９８２年），宋政府規定放“通行”物為３７種；到南宋紹興十一年（１１４１年），由各路市舶司發運京師之細色舶來品約７０種，粗色舶來品約１１０種，過于粗重不便發運而由各市舶司就地出售的舶來品有１４０余種，即南宋輸入品已達３００余種。以貿易額來講，數量很大，如北宋元豐年間，宋一次從日本進口硫磺５０萬斤之多；阿拉伯商人蒲亞里一次就販運象牙２０９株、犀角３５株到宋，價值５萬貫之巨；宋理宗時，一次就向日本輸出銅錢１０萬貫。
　　唐宋對外開放促進對外貿易的繁榮，對唐宋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和深遠影響：
　　首先，對外開放，擴大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唐宋社會經濟的發展。
　　唐宋的開放，吸引了亞歐非許多國家的商人、使者紛紛涌向中國，各國優良物產和科技也隨之輸入或介紹到中國。如泥波羅的菠菜、酢菜，印度的制糖法等于唐代傳到了中國。又如優良的占城稻“不擇地而生”、穗長無芒、抗旱早熟、產量高，北宋初占城稻經福建傳入我國江淮、兩浙地區種植，南宋時占城稻在我國廣大地區普遍種植，成為當時主要的稻種，如江南西路農民所種稻田，十分之七八是占城稻。蘇、湖一帶改種占城稻，每年可收獲兩次，上田畝產可達五六石。宋代還從印度引進了綠豆優良品種，稱為“西天綠豆”，籽多粒飽滿。西瓜原產西域，先由契丹人引進到北方栽種，宋代又傳到江南地區。以上優良農作物的引進，大大促進了唐宋農業經濟的發展。
　　其次，對外貿易的繁榮，還使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生了變化。
　　唐宋海外貿易的繁榮，使沿海一些城市成為中外商人的會集地，其商業大盛，李肇《國史補》卷下說：“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郡邑為之喧闐，就是廣州商業繁榮的寫照。宋代人真德秀在給樞密院的《措置沿海事宜》奏折中稱沿海城市“酒食店肆，色色有之”，出現了沿海居民與外商“交通貿易”的景象。［⑤］他的學生劉克莊則進一步說泉州是一個“以蕃舶為命”的城市。［⑥］常棠《澉水志》卷上載，南宋末年，浙江澉蒲居民“不事田產”，“惟以接南洋諸貨，販運浙西諸郡，網羅海中諸物以養生”。這些記載說明宋代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
　　最后，對外貿易的繁榮也給唐宋王朝的財政經濟較大的影響。
　　唐宋統治者實行對外開放的旨意之一是擴大財政收入，唐政府所設置市舶使的職責之一就是為朝廷抽取商稅。因而隨對外貿易的日盛，３０％關稅的市舶之利，遂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大收入，據《舊唐書·鄭畋傳》、《新唐書·黃巢傳》記載，黃巢起義軍攻占廣州后，唐王朝大為恐慌，左仆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廣州若被起義軍占有，就會導致“國藏漸當廢竭”，足以說明市舶收入在唐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積貧積弱”的宋王朝來說，市舶之利確實增加了宋政府的財政收入，彌補了養兵養官之不足。北宋初，太宗時市舶收入從３０余萬貫增加到５０萬貫，英宗時已達６０萬貫。南宋初，“渡江之初，東南歲不滿千萬”，統治者極力擴大對外貿易，到紹興年間，僅閩、廣市舶司入口商稅及和買之利，年增至２００萬貫，在南宋財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不斷增加的市舶收入，對財用不足的宋王朝，無疑是起了不少的補血作用。對此，《宋史·食貨下八》說，仁宗天圣以來，海外貿易所入寶貨“充ｒèｎ＠④府庫，嘗斥其余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
　　綜上所述，對外開放，縱使在封建時代，于國于民，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有益的。
　　　　　　　　　　　　　　　　　　　　　　　（責任編輯　張映庚）
　　注：
　　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１３５。
　　②《續資治通鑒長編》卷７２。
　　③張星ｌǎｎｇ＠②《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１２７頁。
　　④《韓昌黎集》卷２１，《送鄭尚書序》。
　　⑤《真西山文集》卷８。
　　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１６８。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他去也字加由字
　　＠②原字火字加良字
　　＠③原字士下加（索去十字）右加殳字
　　＠④原字物去勿字加刃字
　　
　　
　　
云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昆明051-056F7經濟史木易19951995 作者：云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昆明051-056F7經濟史木易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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