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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晉末年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國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在鎮壓漢人等各族勞動人民的同時，他們都極力利用佛教和道教，來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國北部廣泛地傳播開來。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末年，僅京城洛陽（今洛陽市東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龜元年（518年）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陰之變，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尉誘允┥幔┮氐諫幔暈亂印！敝煉耗┠輳遠浦秤興氯蠐杏啵崠鋃僂頡５瀾淘詒蔽骸⒍菏幣埠蓯艸⒌鬧厥櫻⒂瀉艽蟮姆⒄梗歡攔邸⒌朗恐淘恫患胺鶿隆⑸帷

　　北齊時，首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據《歷代三寶記》記載：城內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萬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數不減東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種優越條件，東魏、北齊時出現的許多名僧，如慧光，在東魏時任都統，北齊時為國統，是地論學派南派（鄴都）的開創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師。慧文，是天臺宗之祖。慧可，他繼承和發展菩提達摩的禪學思想，被尊為中國佛教最有影響的禪宗的第二祖師。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學思想，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教派――華嚴宗、天臺宗、禪宗。

　　但是佛教、道教勢力的擴張，不僅損害了政府的稅收與徭役、兵役，也妨礙了世俗地主經濟勢力的擴展。佛教“捐六親，舍禮義”，以及佛、道的虛幻想說等，都成了儒生的攻擊目標。他們從維護中國正統文化的立場出發，極力攻擊和貶低佛、道。劉晝稱“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u謂佛教是“胡妖亂華。”樊遜又更進一步。《北齊書・樊遜傳》：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詢問對佛教道教的意見時，遜答道：道教之“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系風，學之如捕影。……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于微塵，納須彌于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情放縱，還同俗物？”他稱僧、尼、道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統治者的袒護，佛、道二教在北齊的發展才沒有受到影響。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繼承人、北周的孝閔帝宇文覺、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誠，故佛教在其境內長盛不衰。道教也在這時迅速發展壯大。其時“緇衣（指僧尼）之眾，參半于平俗；黃服（指道士）之徒，數過于正戶。”雖然佛教、道教都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是，這么多的不向政府納稅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對于國小民寡的北周來說，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寺院、道觀地主不但在經濟上與官府、世俗地主發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與恪守儒家學說的土大夫發生矛盾，佛、道之間也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發生沖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術，勵精圖治。在位期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據《廣弘明集》卷7《敘列代王臣滯惑解》載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衛元嵩上書說：“國治不在浮圖，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宜遺齊、梁之末法。”他的意見深受周武帝的贊賞。

　　這時道士張賓也上書請求廢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討論三教的優劣。意在壓低佛教的地位，定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后。可是，當時執掌朝政大權的是篤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護，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鸞等上書詆毀道教，因此，雖經多次討論，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誅宇文護，始掌朝政大權。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進行辯論，始定出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搖⑸汀⒕舶⒌闌確芷鸝拐佟⑴懦獾瀾蹋質拐獯蔚奈淮撾茨芨噸釷迪幀＝ǖ氯輳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進行辯論。在會上，佛、道兩家斗爭非常激烈。據《續高僧傳・智炫傳》記載，智炫在辯論時力挫道士張賓，周武帝為道教護短，斥佛教不凈，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凈尤甚！”

　　武帝這次原來只想罷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術和教義的虛妄，經道安、甄彎、智炫等人的揭發，已經徹底暴露，因此，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即僧尼）道士，并令還民。”詔令發布之后，立即實施。“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這年六月，武帝又下詔立通道觀。使“圣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并宜弘闡，一以貫之。”通道觀的學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們的任務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討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極”，并達到彌合三教的分歧，使“爭驅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滅北齊后，周武帝在鄴城新殿多次召請名僧，解釋尊儒佛的原因與意義，與會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語，只有慧遠明確表示反對，并且以阿鼻地獄相威脅。佛教徒任道林也上書反對毀佛，以因果報應進行恐嚇。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無心信佛。他權衡得失后，最終決定在原齊國境內滅佛，寺院等“還準毀之”于是，整個中國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絕了。

　　周武帝這次滅佛比較徹底。據《房錄》卷11記載：其時“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圣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共40千，盡賜王公，充為宅第。三方釋子減300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周武帝滅佛，目的雖然和魏太武帝滅佛一樣，都是為了擴大財源，鞏固政權，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這次滅佛，是經過多次辯論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準備。第二，這次沒有采取坑殺僧、尼、道士和搗毀寺、觀的作法，而是將寺、觀賜給王公，讓僧尼等還為編戶。對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員的身份送到通道觀進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職，如以曇為光祿大夫，法智為洋川太守，普曠為岐山郡從事，等等。總之，方式方法比較溫和。

　　這次滅佛，北周政府不僅獲得了大量的寺觀財富，而且獲得了近300萬的編民，遂使生產日益發展，“租、調年增，兵師日盛。”從而，為后來隋朝的統一和對突厥的斗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強大的軍事實力。而通道觀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與互相滲透，為建立以儒家為治國之本，輔以道、佛的三教結合的新的封建統治服務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網載 2013-09-10 2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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