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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代賦論家浦銑《復小齋賦話》上卷云：“唐人賦好為玄言，宋元賦好為議論，明人賦專尚模范《文選》，此其異也。”我初讀晉賦，頗覺因染玄學，故多玄言，讀唐賦，則以為宮殿、詠物、邊塞、游藝諸賦華美奇縱，有承漢賦壯勢風采（注：詳拙文《論唐代賦學的歷史形態》，載《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故嘗疑浦氏之說。 近接觸唐代科技賦創作，覺其逾邁前人，開一新境，始明古人所云“玄言”，非僅哲理，亦含“科技”，浦氏之論，或有未發之蘊。初唐文士楊炯的《渾天賦》、中唐文士盧肇的《海潮賦》，是唐代科技賦中的代表之作，試為解讀，辟發其微。
　　論賦學者根據文學史發展的經緯坐標嘗以漢代大賦為正宗，其意要在賦作為描繪性的文體，至盛漢開一橫絕古今之境，考論其實，則在漢大賦內涵豐富，形成一完整的藝術形式。其中三者最宜重視：一曰“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明大賦與文化氣象之關系；二曰“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傳》引魏收語），說明大賦與作家才學的關系；三曰“多識博物，有可觀采”（班固《漢書·敘傳下》），說明大賦與自然物態的關系。綜此又可說明漢大賦衰落之后特別是魏晉小賦興盛以來，大賦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仍為歷代賦家不斷復演的創作現象。由此觀照唐代以楊炯、盧肇為代表的科技大賦的創制，實與文化氣象、個人才學以及博物知類的文體特征緊密相關，亦即正宗大賦藝術在特定時期的一種傳承。
　　　　　　二
　　立足唐代科技賦創作，上溯其淵源，自然不能忽略漢大賦中有關天文、地理諸知識物象的描寫，尤其是像張衡這樣的天文學家在《思玄賦》中對游歷星空的科幻形容，具有非常重要的科技史料價值。然而科技描寫從漢大賦萬象包羅的襁褓中獨立而出，則經過了由晉人成公綏《天地賦》到隋人李播《大象賦》的創作歷程（注：按：《大象賦》宋人史著如《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均署“黃冠子李播”撰，自元人《宋史·藝文志》始署“張衡《大象賦》一卷”，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人陳元龍《歷代賦匯》沿承其誤。對此，清代學者孫星衍、李調元、顧廣圻、嚴可均辨誤甚詳。又一署楊炯撰，亦誤，詳參浦銑《續歷代賦話》有關記載。）。前賦演說天地之道，后賦闡發天象之理，其中頗多科學思想；然觀其創作意圖，仍為泛論天地之象，以表賦家心襟抱負，缺乏科技史的理論價值。因此，真正以科技問題為重要創作取向，且兼括科技史料和科學研究的賦作，宜為唐人初創，楊炯《渾天》實肇先聲。
　　楊炯《渾天賦》今見《文集》，《文苑英華》、《唐文粹》、《全唐文》均收載，且存“敦煌”殘卷，而其創作本事，唐史未載，僅見于賦序：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注：《文苑英華》卷十八作“二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訪初服，臥疾丘園，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
　　據此可知：首先，根據顯慶五年楊炯十一歲“二十年而一徙官”（即上元三年炯二十七歲時“補校書郎”）推算，賦作于高宗調露二年（即“永隆元年”）炯年三十一歲，時仍在校書郎位，兩年后始為太子詹事司直，充崇文館學士（注：新、舊《唐書》均載楊炯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炯32歲）充崇文館學士， 據傅璇琮《楊炯簡譜》考證（中華書局1980年徐明霞點校《楊炯集》附錄）當在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炯33歲），可辨唐史之誤。）。其次，作者二十年一徙官且自詡守“拙”，意取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張衡《應間》，淡泊名位，自堅所好，內含發奮治賦精神。其三，炯因職守所在“靈臺”，故能熟諳“渾儀”之象，于天文星歷頗有探究。其四，作者以為歷代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故持“渾天”說以明辨。其五，作者取則天象以言“天命”，以寄發人生不遇的牢愁。在其中，第四點尤為重要，這說明賦家是借用賦體的文學描繪優勢進行科學理論的闡發。由此為核心，楊炯《渾天賦》通過三大段鋪演而成：首段仿效漢大賦述客主以首引的方法，假借“宣夜”、“周髀”（蓋天）、“渾天”三家有關天體結構的對話，引出作者對渾天思想的闡發。次段以全方位的鋪陳手法具體描述渾天思想、理論，以“北斗”“南斗”為坐標，緯之“東宮”、“北宮”、“西宮”、“南宮”之描寫，繼述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的方位、屬性，以明地理分野，兼喻人事禍福之機。末段復借“靈心不測，神理難詮”的疑惑，反諷人生，再次闡發“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自然觀思想。
　　與楊炯《渾天賦》相比，盧肇《海潮賦》四千余言（賦序671字、賦文3487字）尤為以賦體形式寫科技論文的創作。盧賦自序云：
　　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之辭。非敢炫于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圣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
　　又盧肇《進〈海潮賦〉狀》云：
　　臣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宏歷象。蓋以大圣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之至德。……臣為此賦以二十余年，前后詳參，實符象數。
　　盧氏為中唐大才士，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進士及第， 取為狀元，后除著作郎、倉部員外郎、充集賢殿院直學士，歷任歙、宣、池、吉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緣于身世較顯赫，盧肇時以中興天下為己任，表現兼取“道”“技”的圣代“苦心”。觀盧賦鋪陳，始終圍繞以渾天理論闡發海潮成因這一核心展開。全賦因象設詞，也可分為三大部分：首述作賦之由，概論渾天理論與海水潮汐的關系。中論海潮產生原因，先寫海濤遇日之形，并分“其始也”、“其少進也”、“其勢之將極也”三層次遞進描述；后設問答之辭，闡述海潮與季節、晝夜、朔望的關聯，以及乾坤、清濁與海潮體勢大小的應契。末尾以總論的形式再說海潮，令“客”達到“卵判雛生”的豁朗之境。
　　合觀楊、盧二賦，一重天象運行，一重海洋潮汐，視角或異，然皆取渾天之法闡解天學與地學現象，卻顯現了唐代賦家關注科學的一個焦點。
　　　　　　三
　　唐以前有關天體與海潮問題的探討均見諸如張衡《靈憲》、王蕃《渾天象說》以及葛洪、姚信、虞聳、虞喜、劉焯等論著（注：詳參漢晉史著《天文志》、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及清阮元《疇人傳》、俞思謙《海潮輯說》等。），而至唐人，一方面由科技工作者繼續撰作有關學術論著（如李淳風、僧一行、南宮說、丘光庭），一方面始有賦家涉足科學領域，楊、盧諸賦正以文學家的眼光和賦體的形式闡發科技思想。就賦學藝術而言，以楊、盧為代表的唐人科技賦的價值取向亦與漢大賦相類，首先在宣揚宏大的文化氣象。
　　《渾天》、《海潮》專注科學問題的探討，表現的卻是一種“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大唐文化氣象。楊炯為“初唐四杰”之一，他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相似，皆處李唐王朝由初而盛的過渡期，故其詩賦多懷不遇之悲心，如王勃《澗底寒松賦》、楊炯《幽蘭賦》、盧照鄰《悲窮通》、駱賓王《螢蟲賦》等，皆結合凄寒身世發抒郁悶情懷。然而從唐初文化與賦學來看，已大異齊、梁，虞世南《獅子賦》的“大唐武功”、魏征《道觀內柏樹賦》的“四海一心”，自見匡世壯思，而以“四杰”為代表的寒士賦，同樣灌注了時代的生命活力，其中駱賓王詩體賦《蕩子從軍》仿效前人題材（如庚信《蕩子賦》）卻變其“閨怨”主旨成為一篇征戰疆場、建功立業的慷慨文字（注：清人陳熙晉評駱賓王《蕩子從軍賦》謂“借子山之賦體，攄定遠之壯懷”（引自《駱臨海集箋注》），表達其以六朝賦體寫盛漢情懷，可謂知言。）。楊氏文學主張，尊奉頌德形容、經世致用，其《登秘書省閣詩序》稱：“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群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南北，大象入于璣衡；披帝冊而質神龍，負圖出于河洛。……心同匪石，達人千載之交；手握靈珠，文士一都之會。”出此“天文”與“人文”通合的心胸，楊氏評王勃文章，探賾所宗，在“循紫宮于北門，幽求圣律；訪玄扈于東洛，響應天人”（《王勃集序》），這實質上也反映了他創制《渾天賦》的思想。所以在賦中，他再三致意的是：
　　天聰明也，圣人得之；天垂象也，圣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
　　五材所以致用，七政于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
　　觀眾星之部署，歷七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后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云，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天下感，膚寸而天下遍。
　　其以天體擬狀政事，表明了賦家對建構帝國雄圖的希冀，這與開、天之世“不讓東、西二都”（注：王讜《唐語林》卷二評李華《含元殿賦》語。）的宮殿賦、“慷慨乎大荒，徜徉乎游目”（注：呂令問《云中古城賦》語。）的邊塞賦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注：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語。）的游藝賦，同具有當世文人“跨晉、宋追兩漢之思”（沈曾植《菌閣瑣談》）的時代風貌與創作精神。
　　盧肇生歷李唐由中而晚，《海潮賦》創作于武、宣、懿三帝漸衰之世，然其追慕盛唐精神，傳承“元和”中興氣象，為制賦旨趣。他在《進〈海潮賦〉狀》中宣稱意符當世“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之形勢，表“微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愿陳蠡測之見”的誠摯心態。考盧氏以《海潮》長篇表大唐氣象之意，要在兩端：一曰拯當時詩賦好尚輕薄之風。據《唐語林》卷二“文學”載：“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在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而盧賦極為雄渾厚實，如開篇論“日”與“潮”的關系，所謂“天光來而氣曙”、“海水退而潮生”，極為開闊。而作者自繪“言潮”之初的心態云：
　　心游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①＠②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泄；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余也。
　　因取包容心胸，故生縱橫筆意。二曰同唐代進士科試賦的關系。唐人作賦，以進士科應試律賦最盛，而經史學者與古文家反對賦風敗壞，尤以此為鵠的，所謂“偷拆經誥”（舒元輿《論貢舉書》）、“過于雕蟲”（權德輿《答柳冕書》）。對古文家以“詩教”否定應制“律賦”問題，白居易專作《賦賦》起而駁論，贊美律賦“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度”，“四始盡在，六義無遺”，表現唐室“中興”的文化氣象。傳承于此，盧肇一則以詩賦優異中進士“狀頭”，一則作《海潮》大賦發“先圣”之意，是非常明確的。所以在《海潮賦序》中，作者就反復強調以渾天之法論海潮之生乃“圣人之心”，故其秉“圣人之教”補“先賢”之闕而“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實出負膺時代責任的襟抱。
　　　　　　四
　　《渾天》、《海潮》以文學筆法寫科技論文，充分顯示了賦家的個人才學。楊、盧有一共同之處，即均為唐代才華出眾的文士，且以博學著稱于世。《舊唐書·文苑傳上》載：“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張遜業《楊炯集序》謂其“幼博學聰慧，揮文宏富”，而論其賦，尤贊曰：“炯之賦，詞義明暢，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渾天》考核，更見沉深，推歷氏今猶擇焉。”皇甫＠③《楊盈川集序》亦云：“夫著作之文，張道濟譬之懸河，宋延清嘆其游刃。若《渾天》之制，考核精詳，《冕服》之辨，援引該洽，顧不可傳耶？”與楊炯相類，盧肇的文學才華亦稱著于時。《唐語林》卷三載：“盧肇、黃頗同游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第三人。”（注：按：關于“盧有文學”以及其才華敏速，炫才于時的佚事尚見載于《唐摭言》、《太平廣記》、《唐詩紀事》、《古今詩話》、《吟窗敘錄》等，文繁不贅。）王起為中唐賦家，好進士之文，延譽盧肇，自在情理。然盧氏以博學深思與當時存在的進士澆薄之風不侔，所以同樣也受到鄙薄進士賦者如李德裕的重視。《玉泉子》記：“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掖孤寒，于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于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后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注：引自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匯編》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下冊第1274頁。）正是兼得才華與學識，清人李調元《賦話》卷二云：“盧歙州極為李文饒所知，王文懿公知舉，因取之以作狀頭。《海潮賦》一篇雄視千古，降為八韻，亦復清麗芊眠。士固不妄有名，宜其見賞于賢哲。”可以說，楊炯《渾天》、盧肇《海潮》，都是才華出眾且精思苦構的作品，自能引起賦學界與科技界的雙重認同。
　　試觀《渾天賦》假托“客”言“宣夜”、“蓋天”說后，于作者闡發“渾天”論前，以賦中人物“太史公”駁斥宣、蓋以為回旋云：
　　太史公有＠④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刻漏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于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漢。明入于地，葛稚川所以有辭；日應于天（注：“日”，《唐文粹》、《楊炯集》作“候”，《文苑英華》、《全唐文》作“日”。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卷一以“日”為是。），桓君山由其發難。
　　這段語言雖為下文“渾天”之論的前設，尚未入正題，然其內涵學識，卻頗豐富。臚舉其要：其一，作者仿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子虛”、“烏有”、“亡是公”對問形式，托“為宣夜學之客”、“稱周髀術之客”與“太史公”以為言，其以“太史公”對應“亡是公”，并明借相如賦“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語，崇朝廷而貶諸侯，顯露出楊炯居職朝中頌唐揚美的正統思想。其二，“太史”職守星歷卜占之學，且漢代司馬遷、張衡居職太史令皆為渾天學家，楊賦以“太史公”為渾天說的代言人，既表明自己“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的生存處境，又暗示了漢唐以來渾天說居諸家論天之正宗的觀念。其三，作者熟諳漢晉天文學的發展情況，以桓譚與揚雄爭辯渾、蓋是非及葛洪總結渾天之法為個例（注：桓譚、葛洪之論均見《晉書·天文志》。按：揚雄先持蓋天說，后與桓譚爭辯理屈，棄“蓋”從“渾”，并作《難蓋天八事》以明其意。），展示了渾、蓋之爭與經東漢至魏晉渾天之說盛行的歷史。其四，作者對“宣”、“蓋”的批評頗能攫住關鍵，亦即針對宣夜說空虛無征，周髀家天蓋觀念，闡發渾天說的“天球”理論與星球圍繞“黃道”“赤道”運行的規律。其五，東晉南朝，論天諸家已有合“渾”、“蓋”之意，楊炯于唐初以賦體形式再次闡述渾天觀點，對稍后僧一行渾天理論不無先導意義。
　　如果說楊賦所論較多前人觀念的復述與推揚，那么盧賦創作雖同以“渾天”說“海潮”，卻更多填補前人科學空缺的自負之意，并由此炫彰其淵博的學識。如賦首即論海潮之生，洋洋灑灑，馳騁才學；繼假“知玄先生”、“博聞之士”為主客設問辯答，尤見夸飾炫耀旨趣。賦中有“客曰”一段詰詞，最能反襯賦家的心胸：
　　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斡究地之＠⑤。指溢漭之難悟，欲蠱聽于群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周髀作則，裨灶窮情乎天象，子云贊數于幽默，張衡考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彼皆凝神于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于茲潮，以明乎系日之根本也？
　　此問為全賦轉扭，開啟以下描繪。盡管賦家由前人無“一辭于茲潮”立論，但其研索海潮與日月晦明、晝夜朔望之關系，又處處兼括前賢如周髀家的算法，揚雄、張衡、李淳風諸渾天家的理論成果，顯其才學之卓異。劉熙載《藝概·賦概》稱“賦兼才學”，當指騁辭大賦，觀“《渾天》考核，更見深沉”（張遜業《楊炯集序》）、“賦海潮以二十余年之久，力不敢暇，成篇之久，自古無如盧肇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諸評，所謂“淹遲極妙”，信自不誣。
　　　　　　五
　　《渾天》、《海潮》對有關科技問題的推闡，有賴于賦體文學博物知類的優勢。劉熙載說：“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藝概·賦概》）出此擅長體物敘事的功能，結合科技問題的闡發宜顯明而不宜隱晦，所以科技入文學，也是宜賦而不宜詩，唐人科技賦的審美價值，亦當由此文體特性中勘破。
　　緣于博物知類，楊炯《渾天賦》陳“渾天之事”，基本兼括了前代渾天學家“天球”觀、行星圍繞南北極運動觀與天體（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分布成像及日月食的三大理論。試觀其首論渾天之本一節：
　　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棋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影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沖也，成其薄蝕；眾星傅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辟，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
　　在這段話中，賦家顯然接受了前人“太虛”生物的“元氣論”、天圓地平的宇宙觀、天體因黃、赤道運行并以“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為主的“氣節觀”，以及“月稟日受光”、因影相隔生“暗虛”（薄蝕）諸思想，基本反映了當時渾天家對天體結構的研究成果。而楊賦大篇幅鋪陳描寫的“北斗”、“南斗”、日月五緯（星）以及“東宮”、“北宮”、“西宮”、“南宮”之二十八宿分布與運動情形，亦承史遷《天官書》、張衡《靈憲》余緒，旁征博引，以美其事。
　　如前所述，盧肇《海潮賦》與楊賦相比，在科學史上創辟尤多。我國古代的潮汐成因理論，主要有三類說法：一是神話，即神龍變化、海ｑｉū＠⑥出入、伍子胥冤魂鬧海等；二是陰陽說，即海水與月亮（均屬陰類）同氣相求感應形成；三是構造論，即大地浮于水而水受外力沖涌的結果。在三類中，盧肇雖有一定的陰陽思想，然論其理論本質，當屬構造論，并與晉人葛洪、五代學者丘光庭合稱潮汐構造論三家之一（注：參見寺地尊“唐宋時代潮汐論的特征——以同類相引思想的歷史變遷為例”，載《科學史譯叢》1982年第3期； 宋正海“中國古代傳統地球觀是地平大地觀”，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5卷，1986年第1期。）。在《海潮賦》中，作者涉及前人成就，不僅在王充、楊泉、葛洪、竇叔蒙、封演等潮論學者，而且于如木華諸賦家所作《海賦》內容，亦盡括于內。在論事方面，盧賦排比出如“太陽與海潮”、“月亮朔望與潮之大小”、“海潮的周期性”等有關潮汐的14個問題，逐一解答，其炫博騁學，歷代論“潮”諸家無出其右。諸多問題中，盧氏潮汐論最大的特色是太陽與潮汐關系的提出。試觀其駁斥古代神話說后的一段議論：
　　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云雨之施不得睹。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卻眾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飛沫電＠⑦以警急……
　　盧賦通過大量的鋪排描繪，意在糾正陰陽學家僅重月與潮的關系，而提出日與潮亦有關聯的新見，即賦文強調的“日傅于天，天右旋而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于彼，盈于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的結論。盧肇在葛洪之后首次揭示潮汐與太陽的關系，是一個進步，豐富了渾天說的理論內涵，尤其是他以其淵博的知識提出唐代潮汐學懸而未決相爭難定的若干問題，既受到當時的重視，也對后世潮汐理論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所以在盧氏獻賦朝廷，唐懿宗李＠⑧覽后敕曰“窮測海潮，出于獨見，征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浦銑《續歷代賦話》引《淵鑒類函》）（注：孫奎《春暉園賦苑卮言》卷七引錄缺“賦宜”二字。），其在當世居正統的學術地位，于此可見。
　　盡管從科技史的意義來看，楊賦沿襲了舊渾天說諸如“地平”（甚至“天圓地方”）、“星占”等錯誤觀念，盧賦依據“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原理，因襲陰陽理論過分夸大太陽在潮汐中的作用，遭致后世潮汐學家余靖、沈括、史伯ｘｕáｎ＠⑨等的批評（注：如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二云：“盧肇論海潮，以得日出沒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針對盧賦重“日”而輕“月”的錯誤思想，放矢有的。），但其兼包才學之質，精思研煉之功（注：魏謙升《賦品·研煉》云：“京都鉅麗，一紀十年。筆札楮墨，潘溷著焉。《海潮》盧作，星再周天。結響不滯，捶字乃堅。為繞指柔，妙極自然。丹成劍躍，爐火無煙。”將盧賦與張衡《二京》、左思《三都》并列，同視為精思而高妙的佳章。），是不可輕估的。
　　　　　　六
　　以楊炯《渾天》、盧肇《海潮》為代表的唐人科技賦創作，雖然注重對具體科學問題的探討，但其宗旨仍不出古人“取則天象”的思維模式，即以奉天承運的心態討論人事吉兇與王朝興衰的道理。但分析《渾天》、《海潮》創作精神，楊、盧二人雖承負了前人的思維模式，卻也不乏應符于時代進化的創造。
　　我國古代科學與文藝至漢代始開闊大之境，然科學家和文學家對天人關系的認知，又無不涂飾以神學而表現出虛夸的占卜式審美。就科學而言，有漢一代于天文歷法、數術、醫學、地理、建筑、造紙等領域均取得巨大成就，特別是天文理論在科技史上舉足輕重；然因“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朱子語類》卷一三五《歷代二》），以致像張衡這樣的科學家也將“律歷”之學與“卦候、九宮、風角”諸方術并列，以為“數有征效”（《后漢書·張衡列傳》），其科學論著《靈憲》中亦多星占神話。出此同類心境，漢代賦家以神學與政治雜糅之內涵顯其取則天象的虛妄禮贊。如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極侈麗，猶謂“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史記·司馬相如傳》），班固《西都賦》充斥于內的“寶鼎出”、“甘露降”、“黃龍見”、“鳳凰集”、“致麒麟”、“醴泉涌”等“祥瑞”和“天人合應，以發皇明”的頌贊，張衡《西京賦》也難免以“要羨門乎天路”、“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類仙道方術典事渲發神氛，已見“繁華損枝，膏腴害骨”（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之弊。這種現象到魏晉時代學者倡導“物無妄然，必有其理”（王弼《易略序》），為一轉扭，左思反對漢賦“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寫《三都賦》強調“稽之地圖”、“驗之方志”，代表了當時文藝家的普泛心態。唐代科技賦家在保留“取則天象”的思維模式的同時，在具體論述中更重實證精神，正是接受了魏晉中人探究物理的新思想。楊炯《渾天賦序》自述創作宗旨即謂：“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所以在賦中，作者于論述天象與人事后，筆鋒一轉，頗效荀卿《天論》“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之論，認為：
　　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也，貧居于陋巷；以孔丘之圣也，情希于執鞭。馮唐入于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于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于圖諜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于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其中不乏以解嘲寄牢愁之意，然結合賦中對天體方位與運動的討論，其排斥虛妄的實證觀顯然為創作主流。盧肇《海潮賦》以構造論立意，則能接受陰陽論的合理見解，卻堅決反對“神話說”的虛無縹緲。其賦云：
　　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蒙汜而改色。巨ｑｉū＠⑥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于鬼工，伍胥泄怒乎忠力。是以納人于聾昧，遺羞乎后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大小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以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征，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厘，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⑩將判乎神醫者也！
　　這對將潮汐生因歸于海ｑｉū＠⑥出入、介人呼吸、陽侯玩威、子胥泄怒諸迷信說法的批評，雖淵承于前人如枚乘《七發》、王充《論衡·書虛》、楊泉《物理論》、葛洪《抱樸子·外佚文》、竇叔蒙《海濤志》的一些見解，然以此立論，為賦文大篇幅的科學論證作鋪墊，則是盧賦實證精神的映示。結合盧肇的《進〈海潮賦〉狀》、《海潮賦后序》、《日至海成潮入圖法》、《渾天載地及水法》、《渾天法》諸文（注：引見《全唐文》卷七六八。），可知盧賦是經長期實證考察精心構制而成的。
　　可以說，只要我們對照兩漢書《天文志》與唐人編纂的《晉書·天文志》，即見重災祥之說與重科學闡釋的天文觀差異，同樣，只要對照自漢迄唐賦家有關天人關系的描寫，以魏晉為中介向實證思想的轉移，也是明顯的。值得注意的是，漢代京殿題材為代表的大賦以博物的心胸與虛浮的夸張來表現王朝氣象，魏晉賦家反對漢賦浮夸轉重實證則多體現于大量的小篇詠物賦作（注：參見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及拙文“明心物與通人禽——對魏晉動物賦的文化思考”（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故缺乏博大的氣象，而唐人賦作能歸復漢代氣象，汲取魏晉實證精神，《渾天》、《海潮》類科技大賦最為典型。
　　　　　　七
　　唐代科技賦的獨立，固然取決于有像《渾天》、《海潮》這樣的以科技問題為獨立對象作客觀描繪與闡發的賦篇，可是作為一種創作現象，其于數量上的群體性也宜為重視。試以《全唐文》為例：

　　1.收錄賦家數量　　　　　　2.收錄賦作數量賦家數　科技賦家數　百分比　　賦總數　科技賦作數　百分比534　　　　　58　　 約10.8%　　 1587　　　90　　　約5.7%

　　根據兩組數字，有科技賦創作的賦家及其作品數量比并不大，但與漢代沒有一篇純科技賦以及魏晉時代僅有為數寥寥的《相風賦》（張華、杜萬年）比較，則數量已十分可觀，且成群體創作之勢。再以清人陳元龍編《歷代賦匯》（以正集為例）依類收錄賦作為例，略舉數“類”如次：

序號　類別　賦總數　唐人賦數　百分比 1　　天象　　280　　　184　　 65.7% 2　　器用　　142　　　 82　　 57.7% 3　　舟車　　 16　　　　9　　 56.2% 4　　鳥獸　　235　　　 75　　 31.9% 5　　草木　　141　　　 49　　 34.7% 6　　言志　　102　　　 14　　 13.7% 7　　覽古　　106　　　 25　　 23.5% 8　　曠達　　 42　　　　8　　　 19%

　　《歷代賦匯》收錄自戰國迄晚明賦作3834篇，盡管唐賦占比例較大，但從上舉八類題材，還是能看出與本文主旨相符應的現象。分述之，此八類賦作中，1至3類多含科技內容，即“天象”類與天文學的聯系，“器用”“舟車”類與工匠技巧的聯系，唐賦比重最大。4、5兩類系自然物描寫，唐賦比重較前三類明顯減少。6至8類為抒寫情志的創作，唐賦比重最小，且與魏晉時代相比，數量懸殊尤大，這也可以印證浦銑所云唐人賦“好為玄言”絕非單指抒寫心境高遠超俗的言志、哲理類賦，當與“天象類”相關。
　　從唐人科技賦的創作內容看，以天文學為最，其中又包括天體現象與歲時歷法兩方面。論天體，則如《靈臺》（韋承慶等）、《渾天》（楊炯）、《老人星》（楊炯等）、《新渾儀》（楊諫等）、《北斗》（崔損）、《觀風臺》、《測景臺》（黎逢等）、《眾星拱北斗》（李程）、《眾星環北極》（趙蕃）、《雷發聲》（徐寅）、《日賦》（李邕等）、《氣賦》（張文）等；論歲歷，則如《漏賦》（竇ｈｕī＠(11)）、《刻漏》（顏錚）、《太陽合朔不虧》（楊發）、《擊柝》（崔琪）、《閏賦》（張季友）等，雖多取則天象，以喻人事，然其中對天文學知識的介紹和發明，是值得重視的。其次為器物創造，如《度賦》（高邁）、《大廈》（彭殷賢）、《指南車》、《大章車》（張彥振）、《水輪》（陳廷章）、《舟賦》（常暉）等，于其對技術與工藝的刻摹中亦可窺出賦家的審美追求。再次為地理等類的創作，如《海重潤》（梁洽）、《蓋地圖》（錢起）、《鹽池》（閻伯嶼）、《海潮》（盧肇）、《融結為河岳》（黃滔）等，由命題到創作，皆迥異一般山水賦作，能寄哲理思考于科學知識之中。
　　無論是數量還是內容，唐代科技賦創作作為一種群體現象，已顯示出獨立與自覺。而結合前述楊炯《渾天》、盧肇《海潮》的藝術成就，唐代科技賦的崛興又緣自文化傳統的演進，并具體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一曰賦學之復興。唐人與南朝偏安一隅不同，因面視“前王不辭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載之鄉，并為州縣”（《唐大詔令集》卷十一“太宗遺詔”）的疆域與氣象，賦頌之風，自然復興。夷考其實，又出兩端：一是頌贊大唐氣象，李白《大獵賦序》謂賦“辭欲壯麗，義歸博遠”，批評漢人如“相如、子云競夸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褊其用心”，蔑視漢賦，無論魏晉。前述楊、盧賦的盛世氣象，誠同氣連枝，非為孤證。二是繼漢獻賦之風，唐進士科以試賦觀覘才學制度的形成。如唐玄宗援高宗朝舊例進士科“試雜文一詩一賦”，詔策謂“大抵非精究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注：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八《別錄上》引《封氏聞見錄》。），可見一斑。楊、盧皆科第中人，好賦騁學，淵源有自。且唐世《北斗》、《眾星拱北斗》、《蓋地圖》諸賦亦即科場試題，科技賦的興起與考賦的關系，是不宜忽略的。
　　二曰科技之發展。在科技史上，唐代是一長足發展時期，其于建筑、冶金、醫藥、印刷、天文、地理等方面成就甚多，而由于農耕經濟與封建政事的需要，亦即“天垂象，見兇吉”（《易·系辭傳上》）與“敬授農時”的傳統思想，唐代的天文歷法貢獻尤為突出。其中如麟德二年頒布李淳風的《麟德歷》對定朔法的規定和對回歸年及朔望月的精密計算、開元十五年由僧一行主編《大衍歷》的實施對北極高度與夏至日景長度的測定，在天文學史上影響最大。而唐人科技賦的內容，很多信息都來自圍繞這兩次修歷所取得的天文學成就。當然，科技賦家的創造本身也推動了唐代科技事業的發展，李約瑟正是讀《海潮賦》才發現唐人“已經使用了正規的潮汐表（濤志），并且完全承認了小潮和上、下弦月的關系”（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第二分冊第776頁，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中譯本。）。
　　三曰文化之兼容。唐代初年即施行崇儒、尊道、禮佛的多元文化政策，即如科舉制度，亦以“學綜古今”、“博學通藝”諸科為優。而精通一藝，亦必為用，薛謙光上疏謂“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云之策，練穿札之工”（《舊唐書·薛登傳》引），頗具代表意義。由于文化環境的寬松，才可能出現“詩莫盛于唐，賦亦莫盛于唐”（王芑孫語）的文學創作繁榮的局面。換言之，唐賦“蔚然翔躍，百體爭開”（同前），似不當局限于“體”制，而是兼括題材與風格，這也是離不開多元的文化土壤的。在這層意義上，唐代科技賦與其游藝賦、民間故事賦的崛興有著共時的價值，絕非孤立的現象。
　　四曰文學之寫實。唐人詩文有極為夸張、狂放、浪漫的一面，也有征實求真的一面，可以說是寫實的思想與浪漫的藝術之結合，構成唐代文學的大體風貌。僅觀文學反映天象一途，漢晉時期以“游仙”題材為主，如相如《子虛賦》、東方朔《七諫》、張衡《思玄賦》的描寫，多承《楚辭·遠游》“游仙”余緒。而唐代如《渾天》、《海潮》諸賦，皆針對具體的科學問題發論，其淡褪傳統游仙神氛，著力現實社會與人生，既是文化思潮演進使然，也是唐代科技賦在科技史與賦史上的一大貢獻。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90～10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許結19991999唐代辭賦踵武姬、漢，百體爭開，創作題材，亦多新創，其中科技賦的大量出現，尤為特異。在唐人科技賦中，楊炯的《渾天賦》與盧肇的《海潮賦》最為代表。就賦學藝術而言，以楊、盧創作為代表的唐人科技賦價值取向與漢代京殿大賦相類，首先在宣揚宏大的文化氣象，表現“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大唐天聲。楊、盧諸賦以文學筆法寫科技論文，充分顯示賦家的個人才學，此與賦表才學的文體特征相關，同時也得益于賦體文學博物知類的優勢。而唐人科技賦之崛興，又緣自文化傳統的演進，并具體表現在“賦學之復興”、“科技之發展”、“文化之兼容”與“文學之寫實”四個方面。渾天/海潮/唐代/科技賦許結，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作者：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90～10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許結19991999唐代辭賦踵武姬、漢，百體爭開，創作題材，亦多新創，其中科技賦的大量出現，尤為特異。在唐人科技賦中，楊炯的《渾天賦》與盧肇的《海潮賦》最為代表。就賦學藝術而言，以楊、盧創作為代表的唐人科技賦價值取向與漢代京殿大賦相類，首先在宣揚宏大的文化氣象，表現“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大唐天聲。楊、盧諸賦以文學筆法寫科技論文，充分顯示賦家的個人才學，此與賦表才學的文體特征相關，同時也得益于賦體文學博物知類的優勢。而唐人科技賦之崛興，又緣自文化傳統的演進，并具體表現在“賦學之復興”、“科技之發展”、“文化之兼容”與“文學之寫實”四個方面。渾天/海潮/唐代/科技賦

網載 2013-09-10 20: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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