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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3；F0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799（2003）06-0109-08
    唐宋之際的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自1910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長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譯文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冊，中華，1992）以來，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中外學界已在唐宋變革期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大大豐富了人們對唐宋社會轉型問題之內涵的認識。而唐宋之際經濟格局的變遷實為唐宋社會變革的重要表現，學界成果亦相當可觀，內容涉及氣候變化、森林植被伸縮、湖泊水系變遷、農牧業經濟板塊的異動、經濟重心的南移、交通網絡的延伸，以及區域經濟的升降等諸多方面。然據筆者所見，目前從總體上研究其時經濟格局諸方面變化的論著尚付闕如，至于經濟格局內部各方面在演變過程中的相互作用、邏輯聯系和內在機制等重要問題更是少人問津，顯然這種情況局限了人們對唐宋變革期的深入認識，因而極有必要對事涉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的相關論著進行一番認真的回顧和梳理。
    根據筆者目前的認識，公元10世紀因第二寒冷期的到來而導致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是其時經濟格局變遷的初始動因；而草場南移作為氣候變遷的結果又持續擠壓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板塊，顯然這是晚唐以降黨項、契丹、女真等周邊部族與天水一朝爭奪生存空間的經濟動因；在農業經濟板塊向東南方向收縮的同時，由于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惡化和戰亂的壓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兩宋之際扶老攜幼、持續南移，導致勞動力分布和國家賦稅重心移往長江下游地區；而江南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農業剩余人口轉向工商業領域謀生，江南經濟區于是不僅在量上（人口、耕地、賦役征取），而且在質上（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經濟區，我國傳統社會的區域經濟格局于是顯現出嶄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網絡的變化則從一個側面反映經濟格局變遷的脈絡及其具象，亦須攬入視野。本文即挾此認識，將學界關于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的成果歸納為五個方面，即自然環境的變遷、農牧經濟板塊的錯動、經濟重心的南移、交通網絡的變化以及區域經濟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紹。
    　　　　一、自然環境變遷研究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其變遷必然會對人類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與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關系至為密切的三方面當是氣候變遷、森林植被變遷和水系變遷。
    關于氣候變遷。氣候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影響重大而深遠，特別是氣溫升降和干濕狀況的變化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選擇之影響尤為突出。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志》22：3，1925.2）為研究歷史時期氣溫變遷的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學報》第1期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認為唐宋之際正處于物候時期由第三個溫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個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轉變的階段，年平均氣溫持續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現較大變化。張家誠等《我國氣候變遷的初步探討》（《科學通報》19：4，1974）、任振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的異常期及其天文成因》（《農業考古》1986.1）等文，又做進一步申論。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隋唐溫暖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代北移1個多緯度；而宋代寒冷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在則南移1個緯度以上。
    也有部分學者從區域研究角度對竺氏觀點作局部的修正和補充。張天麟《長江三角洲歷史時期氣候的初步研究》（《華東師大學報》1982.4）認為，長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處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處于冷期。王開發等《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6輯，1988）認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間氣溫處于上升階段。李一蘇《江西唐代以來的冷暖振動》（《農業考古》1990.1）認為，北宋初期的江西繼唐代之后更加溫暖。盛福堯《初探河南省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7輯，1990）推斷河南省在隋唐時期以暖為主，自9世紀起轉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優勢，溫度有所回升；11世紀寒情顯著。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分見《歷史地理》第8輯，1990；第11輯，1993）指出，唐代氣候以8世紀中葉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氣候冷暖的總體特征與現代相近，后期氣候明顯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1個緯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際至元中葉，包括黃淮海平原在內的我國東部地區大部分時間都有偏暖的跡象。陳家其《江蘇近二千年來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記載。何業恒《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認為，唐至北宋，華南氣溫較高，北宋末年氣溫逐漸降低。程遂營《唐宋開封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1）認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東京仍處于隋唐以來的第三個溫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頻繁的雪災預示著寒冷氣候的到來。
    總體說來，竺可楨關于唐宋之際氣候變遷的論斷，迄今仍為學界的主流觀點，并為眾多歷史地理教科書所采納，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學，1987；1988），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張全明、張翼之《中國歷史地理論綱》（華中師范大學，1995）等。
    關于干濕狀況。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前揭）根據對比中國歷代旱災和雨災的統計資料，認為唐代旱災相對較少。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的初步整理》（《地理學報》1955.2）認為長江流域一般較黃河流域濕潤，黃河中游旱多于澇。1977年，鄭斯中等《我國東南地區近兩千年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氣候變遷和超長期預報文集》，科學）指出，自公元初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存在著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相對增加的趨勢，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期持續時間長，其后則恰恰相反。王鄉、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國中原氣候在降水量方面的變化》（《中國科學》B輯，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這200多年是中原地區近3000年來歷時最長的多雨期。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下）》（前揭）認為，東部地區的干濕狀況大致與氣溫對應，唐中期至北宋中葉為最長濕期，持續約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區旱多于澇，淮河以南地區則相反。劉俊文《唐代水災史論》（《北大學報》1983.2）根據唐代降水旱情的統計分析，認為氣候特征以溫濕為主。
    關于森林植被。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聯，1981）認為，唐宋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地區繼續縮小，山地森林受到嚴重破壞，丘陵地區的森林也有變化。宋代的破壞更遠較隋唐時期劇烈，所破壞的地區也更為廣泛。林鴻榮《歷史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續）》（《農業考古》1985.2）指出，唐宋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進入漸變時期，表現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遠山區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殘，部分地區手工業的發展也使林區受到破壞。張靖濤《甘肅森林的歷史變遷》（《農業考古》1986.2）指出，唐宋時期森林采伐的規模很大，時為農耕區的黃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嚴重破壞，隴南山地森林覆蓋率仍然較高。李繼華《山東森林的歷史演變》（《農業考古》1987.1）認為唐宋時期山東森林日益減少。朱士光《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4）認為唐宋時期該地區森林未受明顯破壞。植被方面，朱士光《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2）認為，黃土高原上植被的嚴重破壞是唐宋以來的事，其后果是助長或促進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個沙漠的形成與發展。史念海《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3）和《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2）兩文，認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及東北地區的森林植被的減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際。趙永復《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1991）指出，唐宋以后，隨本地區植被的銳減，湖澤陂塘逐漸淤成一片平陸，水旱災害加重。鄒逸麟（前揭書）認為，唐宋之際華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叢漸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黃河中游地區植被破壞嚴重，太行山區森林至北宋已為童山，秦嶺大巴山區森林仍然茂密。林鴻榮《隋唐五代森林述略》（《農業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積進一步縮小，不少林區殘敗，生態后果遠遠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條件優越，生態環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業簡論》（《農業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帶主要分布于山區，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東和兩廣、福建北部，北方則主要集中于秦嶺山脈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區以及太行山區。
    關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際東部平原水系變遷較大，而尤以黃河中下游水系和長江中下游水系變遷對經濟格局影響至為明顯。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商務，1939）較早涉足水系變遷問題。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人民，1957）為探討黃河變遷的最早專著。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2）認為，安史亂后，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黃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歷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黃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為嚴重，河道頻繁改易。張含英《歷代治河方略探討》（水利，1982）介紹了黃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葉前后的五次改道情況。周魁一《隋唐五代時期黃河的一些情況》（見《黃河史論叢》，復旦大學，1986）認為，唐末下游河道漸趨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時期53年內決溢19次，11世紀初又出現了懸河現象。鄒逸麟（前揭）認為至唐末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相對穩定，此后黃河下游進入變遷紊亂時期。湖泊方面，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從6世紀至10世紀，華北大平原上的湖沼雖有一部分消失或縮小，但整個湖沼的布局似無根本性的變化。北宋時期，由于主要河流頻繁改道，華北大平原湖沼逐漸發生了較大的變遷，部分湖泊開始淤廢。
    關于長江中下游水系的變遷，王育民、張步天、鄒逸麟（前揭）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別進行了概述。他們認為，唐宋時代云夢澤已淤成平陸；下荊江統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斷淤積，逐步深化為河曲，北宋河患始見頻仍；洞庭湖進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擴展；鄱陽湖因彭蠡澤迅速向東南方向擴展，迫近鄱陽縣城。太湖平原湖泊廣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復歸淤淺，泛濫時有發生，而吳淞江雖在入宋以后漸淤，但經北宋中葉整治，情形有所改觀。李文瀾《唐代長江中游水患與生態環境諸問題的歷史啟示》（《江漢論壇》1999.1）認為唐代是長江中游水患頻率最低的歷史時期。湖泊方面，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年）認為，唐宋時期洞庭湖仍處于沉降擴展之中。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旦學報》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體奠定了鄱陽湖未來的范圍和形態。
    　　　　二、農牧業經濟板塊錯動研究
    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氣候變遷是影響我國北部農牧業經濟板塊發生錯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誠《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生產影響的初探》（《地理學報》1982.2）認為，若其他條件不變，年均氣溫下降1℃，糧食單位產量即會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糧食產量也會下降10％。程洪《新史學——來自自然科學的挑戰》（《晉陽學刊》1982.6）認為，若其他因素不變，某地區平均氣溫降低1℃，相當于將該地區向高緯度推進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減少100毫米，我國北方農業區則將向南退縮100到500公里。龔高法等《氣候寒暖變化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科學普及，1982）認為，唐五代溫暖濕潤期農作物的生長期比現在長10天以上。翁經方等《中國歷史上民族遷徙的氣候背景》（《華東師大學報》1987.4）認為，如果年平均氣溫下降2℃，生物的分布區域就要向南移緯度2°至4℃，反之亦然。倪根全《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1）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冷變干造成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退縮，農業地區隨之不斷南退。
    關于唐宋之際的農牧業分布，史念海《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指出，隴東、陜北和晉西北地區，從隋唐開始逐漸由牧區轉變為農區，農牧區之間的界限則處在變動之中。趙永復《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農牧業變遷》（《歷史地理》第4輯，1986）認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亂后至北宋，處于畜牧業生產占優勢的歷史時期。史念海《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唐史論叢》第2輯，陜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馬地原在隴右，鄂爾多斯高原也在唐初開始成為游牧區。河隴各地在吐蕃占領時，也均為牧場。唐后期馬政漸趨廢弛，原牧馬區仍為半農半牧區。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農牧地區的分布》（《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說，“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經都成為農耕地區，司馬遷所規定的碣石龍門間的農牧地區分界線，這時應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當時的妫州和營州，仍當是半農半牧地區”。韓茂莉《唐宋牧馬業地理分布論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2）和《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馬區由前期的集中于隴右、關內、河東三道，轉向河淮一帶分散，而且牧馬區域穩定程度漸差。入宋以來，河牧監內移，良田被占，河北路農耕地僅為該地區總土地面積的十分之四。河東路山區及澤、潞、遼等州軍，農牧混雜。陜西路地處農耕區西界，西、北兩面均為半農半牧區。程民生《宋代畜牧業略述》（《河北學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場，宋代畜牧業總量較唐代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業的發展卻超過唐代。杜瑜《甘肅、寧夏黃土高原歷史時期農牧業發展研究》（《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認為，自唐宋時期開始，該地區由以往的半農半牧狀態向農業地區轉化。雍際春《宋代以前隴中黃土高原農牧業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認為，中唐以后，隴中牧業衰退，農業也呈不平衡發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濫墾之風更使草原牧場加速退化。張澤咸認為，西域在吐蕃占領期間，畜牧業有顯著振興，農業亦未見衰落；歸義軍時代河西農業仍稱發達（分見《漢唐間西域地區的農牧生產述略》，《唐研究》四，1998；《漢唐間河西走廊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中國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科，1999）認為，唐代農牧業界線為農耕區與半農半牧區的界線，較漢代有所北移，東段北移到燕山山脈以上，西南端達至隴山之西，東北端伸向遼水下游。而半農半牧區的界線則由陰山山脈西達居延海，東達燕山山脈。葛金芳《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遼夏金時期的農牧分界線由從外長城（即秦漢所建長城）退縮到內長城（即明代長城）一線，即從位于東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龍門一線。此線以西以北，大片農田化為牧地，除燕云一帶的部分地區外，多以畜牧業為主。就是此線以東以南的農耕區中，草場牧監也為數不少。
    研究唐宋之際北部中國的農牧業分布情況，尚須關注遼和西夏轄區。契丹（遼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處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屬華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三聯，1963）認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業居多，分布著“插花田”；而毗鄰漢區的南部地帶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漸增加，燕山以南則是傳統農耕區，鄒逸鱗《遼代西遼河流域的農業開發》（《遼金史論集》第2輯，書目文獻，1987）認為，自10世紀始，西遼河流域分布著星點農家村莊。遼代以后，該地成為半農半牧區，或稱農牧交錯區，林榮貴《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中國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區和潢河（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為傳統畜牧業區；潢河與土河（老哈河）匯流處及其周圍地區，分布著零星的墾殖點；在上京道的東部、南部和中部還分布著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區開辟農業區，又在農業地區開辟牧場或放牧點，故遼代農牧業的總體發展方向是，農業生產向北拓展，畜牧業生產向南推進。顏亞玉《契丹統治下的燕云農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該地區農業經濟堪稱發達，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長為主。鄭川水等《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開發與地理環境關系》（《歷史地理》第10輯，1992）認為，在10世紀初遼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現點線分布的農田與居民點。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穿插一點農業；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區，畜牧業與農業相間，燕山以南至白溝以北，西達東北，東至遼東，則以農業為主，雜以部分畜牧業和果樹業。鄧輝《遼代燕北地區農牧業的空間分布特點》（《歷史地理》第14輯，1998）認為，遼代燕山以北到大興安嶺東南麓，是一個非常寬闊的農牧交錯地帶，農業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區，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區則以游牧為主，農業區的北界大約位于隆化縣北到赤峰市一帶，再向東穿過奈曼、庫倫二旗南部的黃土臺地北緣。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中國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國之前以畜牧業為主，還未形成固定的農業墾殖區，漢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大凌河、灤河流域。遼建立后，主要農業區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醫巫閭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圍，遼東、燕云地區亦以農業生產為主，畜牧業區以北疆和東北疆最為廣泛，半農半牧區的典型區域為河東、代北一帶。
    西夏轄區在今甘肅、寧夏一帶。汪一鳴《歷史時期寧夏地區農林牧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3）研究了寧夏地區或農或牧的變遷過程。漆俠、喬幼梅（前揭）認為，除夏州一帶的毛烏素沙漠地區外，西夏境內皆適宜畜牧業。農業區集中于靈州、橫山天都山一帶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韓茂莉《西夏農業區域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地理》第10輯，1992）指出，西夏農耕業最為成熟與穩固的地區是銀川平原及宋、夏交界處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農業亦有一定發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錄《西夏經濟史》（中國社科，2002）認為，西夏的農業區為興靈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荒漠與半荒漠牧區由鄂爾多斯與阿拉善兩大高原組成，農牧相間的半農半牧生態區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與宋夏沿邊山界。
    　　　　三、經濟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提出，始見于張家駒《中國社會中心的轉移》（《食貨》2：11，1935），其后張氏又相繼發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食貨》4：1，1936）和《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1942）重申自己的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就此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對經濟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時間、南移的判定標準，以及南移的具體內容等方面。
    在對經濟重心的理解上，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人民，1977）提出安史亂后唐代財賦重心在江南的說法。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科，1981）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認為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經濟區的地位。袁英光、李曉路《唐代財政重心的南移與兩稅法的產生》（《北京師院學報》1985.3）提出財政重心的說法，但認為唐代后期財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經濟重心的南移。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光明日報》1988.6.15；《農業考古》1991.3）贊同“財賦重心”的提法。趙德馨《我們想寫一部怎樣的〈中國經濟通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3），則區分了“經濟重心地區”與“經濟中心地區”的不同，認為“經濟重心地區”是指經濟較其他地區發達、財富較其他地區多的地區，是經濟發展、財富分布不平衡的結果。
    在南移時間的看法上，學界存有較大分歧。依各家意見提出的先后次序而言，第一種是“南宋說”，張家駒（前揭文）認為，中唐以后，南方社會的發達已漸漸超過北方。及至宋代，東南已完全成為國家根本。而南宋時代更為中國社會經濟中心轉變的最大關鍵，其所撰《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強調，宋王朝的南渡標志著南方經濟的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時代。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1996）認為，經濟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則全面實現。第二種是“隋代說”。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商務，1944）認為，中古之經濟重心在隋代業已南移。第三種是“晚唐五代說”，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限度》（《廈門大學學報》1956.1）認為，五代時南中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均較北方發達。曹爾琴《唐代經濟重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2輯，1982）認為，唐代后期經濟重心從我國北方轉向南方。童超《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歷史研究》1987.4）認為，經濟重心南移始于東晉南朝，終于唐五代。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1992）認為，安史亂后，經濟重心加速向南方傾斜，終南移于長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區域經濟研究》（首都師大，2001）認為唐代后期經濟的總體水平大大超過唐前期，尤其是長江流域。寧可主編《隋唐五代經濟卷》（經濟日報，2000）指出，大體上從安史亂后，南方經濟發展的水平超過北方，全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第四種是“宋代說”，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三聯，1957）說，“宋以后之經濟重心遂移于東南”。漆俠《宋代經濟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認為宋代經濟水平整體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1991年）根據《元豐九域志》的統計數據，認為北宋熙豐年間（1068年～1085年）耕地和勞動力資源重心的南移過程已經完成。近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3）認為，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糧食生產的地域差異》（《歷史研究》1991.2）中甚至認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過之而無不及”。稍后又在專著《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1992）中說，“宋代南北經濟各有特色。經濟重心從發展趨勢上看正在南移，但從歷史現狀上看還未完成。”五是“六朝說”，羅宗真《六朝時期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海學刊》1984.3）為其代表。
    在經濟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斷標準上，學界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多數學者是從人口分布入手，易曼暉《唐代的人口》（《食貨》3：6，1936）指出，天寶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黃盛璋《唐代的戶口與分布》（《歷史研究》1980.6）認為，安史亂后人口比重發生變化，黃河中下游讓位于長江中下游，汴河兩岸讓位于漢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戶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遷及其影響》（《江漢論壇》1983.9）認為，經過安史之亂的人口南遷，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國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從黃河流域轉向了江南。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華東師大，1984）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分布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南方遠遠超過北方。胡道修《開皇天寶之間人口的分布與變遷》（《中國史研究》1984.4）亦認為安史之亂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轉折點。費省《論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2）認為，元和時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區為大面積的人口密集區，人口占全國三分之一。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南遷與經濟重心南移同時發生，黃河中下游地區失去了傳統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1999）指出，安史亂后，長江流域民戶日趨增多。宋史領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與變遷》（《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中華，1991）認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點為北方人口的減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區主要分布在東南、江淮一帶，這是南方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復旦大學，2000）指出，遼宋初期無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個轉折點，此前北方人口占優，此后南方人口逐漸確立了絕對優勢，并一直維持到明清時期。
    后來漸涉農田水利、蠶絲紡織、自然生產力和城市分布等諸多方面。論者們普遍認為，南方水利事業在中唐以后的大規模興修，是促使南方經濟趕超北方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鄒逸麟《從唐代水利建設看與當時社會經濟有關的兩個問題》（《歷史教學問題》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興修的163項水利建設中，北方五道有101項，占全數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項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項，以江南道為最多，竟占49項。因此安史亂后，是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鞏固與發展，則在10世紀以后的宋代。闡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極多，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李燦文《唐代水利事業與南北經濟重心的轉移》（《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4，1978），黃耀能《隋唐時代農業水利事業經營的歷史意義》（《中山學術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國古代的農田水利（續）》（《農業考古》1986.2），楊蔭樓《秦漢隋唐間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趨勢與經濟區域重心的轉移》（《中國農史》1989.2），鈕海燕《唐代水利發展的因素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10輯，1992），屈弓《關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統計》（《西南師大學報》1994.1）等。
    紡織業方面，孫運郅從絲織業角度考察，認為絲織業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絲綢之路和我國絲織業中心的遷移》，《華東師大學報》1981.1）。黃世瑞《我國歷史上蠶業中心南移問題的探討》（《農業考古》1985.2；1986.1）認為我國蠶業中心的南移開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緒《論宋代私營絲織業的生產形態及地理分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2）認為宋代南方私營絲織業的發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鐵《我國古代絲織業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2）認為，在兩宋三百年間絲織業的生產重心尚未轉移。鄒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國絲織業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漸形成（《有關我國歷史上蠶桑業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從自然生產力角度探討，認為唐代北方自然災害遠較南方頻繁，對經濟的破壞程度遠遠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1985.6）。鄭學檬、陳衍德《略論唐宋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1991.4）認為南方經濟超過北方是自然環境的優劣互為逆轉的結果。
    林立平從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闡述，認為唐宋之際的中國都城已由長安而洛陽而開封地向東遷徙，中國城市分布重心也從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區域，也表明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試論唐宋之際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學報》1989.2）。近有鄭學檬（前揭）將經濟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斷標準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它地區，表現為人口眾多，勞力充足；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與質量名列前茅；商品經濟發達。第二，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具有持久性和穩定性，不只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居優勢地位，而是有持續占優勢的趨勢，就是其優勢為后世所繼承。第三，新的經濟中心取代了舊的經濟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新的經濟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網絡變遷研究
    唐宋交通網絡由國內陸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線三方面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嚴耕望《唐代的交通與都市》（《大陸雜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唐代交通圖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圖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兩人對復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線貢獻尤巨。日野開三郎對《五代時期南北中國的陸上交通道路》（《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12，三一書房，1989）作過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1997）中也有六篇關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證文章。
    先看陸路。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商務，1937）列舉出唐代以長安為中心向四周展開的六條陸路交通干線，在所開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嶺山路為最重要。宋代陸路干線改以開封為中心，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分見《學術研究》1987.1；1989.3）認為，唐代以廣州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條交通路線中，北路較南路發達，西路較東路發達。宋代嶺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襲唐代，但其功能開始由唐代的政治型、軍事型向經濟型轉變，嶺南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動脈。李孝聰《公元十一十二世紀華北平原北部亞區交通與城市地理的研究》（《歷史地理》第9輯，1990）認為，宋遼驛道的開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遼邊界形成了一條新的城市帶。蔡良軍《唐宋嶺南聯系內地交通線路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敘述了唐宋時期嶺南以廣州為中心聯系內地的三條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嶺路，認為自唐代完成對大庾新路的開鑿后，該路成為入嶺南的最佳線路，嶺南交通重心亦因此東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嶺路。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11輯，1993）指出，宋代由內地進入兩廣的道路自西向東主要有三條，湘桂道（水路）、騎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較為通暢。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中國社科，1995）指出，安史亂后西線中的荊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變得格外重要。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訊》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線主要有兩條，一為長安東南行至嶺南道；一為洛陽東南行至汴州，經運河至福建、嶺南道。宋代入閩路進一步開辟，幾條南北干線之間聯系進一步加強，杭州與淮西地區聯系進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壽彝（前揭）指出唐代的運河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葉后大運河南段地位更見重要。北宋汴河（通濟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際，所開浚的河渠中作用較大的還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廣濟河、金水河、荊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無法與運河相比。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前揭）認為，運河聯結著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導致唐宋帝國的經濟地理發生劇烈變動。李劍農指出，安史亂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見重外，由湘、贛二水入江，溝通江以南與嶺表，又順流入揚州，經汴淮以達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入漢、漢沔經陸路至長安，此亦有唐一代內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線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廣北航經泉州，北以江都為終點；揚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線，幾無定泊之港。然在宋時，已由交廣閩浙江淮擴至密州（《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宋元明經濟史稿》，前揭）。《長江水利史略》（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江水利史略》編寫組，水利電力，1979）指出，北宋時期，與長江干流密切相關的運河有三個系統：其一為江北運河，聯系黃河、長江的汴運潁運等；其二為江南運河，聯系江浙；其三為荊襄運河，聯系長江、漢水。馮漢鏞《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26.1986），對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長江口外、錢塘江口外、閩江口、珠江口外、黃淮以北的海道，進行了詳細考察。王興淮《我國歷史上的江漢運河》（《中國水運史研究》專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漢運河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歷史時期之一。王力平《唐肅、代、德時期的南路運輸》（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認為，中晚唐水陸交通中，穿過秦嶺，經漢、沔水系，溝通關中地區與江漢流域以及整個東南地區水陸聯系的南路，肅、代、德時期運輸非常活躍，承平之際即告蕭條。王力平《唐后期淮潁（蔡）水運的利用與影響》（《河北學刊》1991.2）說，“北宋的惠民河與唐時的淮穎（蔡）水運相比，已不再是臨時性、替代性的運道，而成為了固定運輸線。”張澤咸（前揭）認為，有唐一代，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發展。
    域外交通又分陸、海兩路。白壽彝（前揭）較早據《新唐書·地理志》列舉唐代通四夷的七條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入高麗渤道、廣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條為陸路，自唐天寶亂后，西域交通漸形衰落，雖北宋盛時也不能完全恢復。烏廷玉《隋唐時期的國際貿易》（《歷史教學》1957.2.）、陳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條道路的探索》（《西北師院學報》1988.1）分別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藍勇《唐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轉輸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4）認為，南方陸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緬印道。
    港口與海上交通。開創者當屬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陳裕青譯，中華，1929）和《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商務，1935），兩書據伊本·胡爾達茲比《道程及郡國志》記載，指出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為唐宋四大貿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溫州、明州、松江亦為沿海貿易港，白壽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時代的域外交通，較前為特別進展并歷時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烏廷玉（前揭文）認為，唐代從廣州出發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諸國；對日本的商路則有兩條，一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為南路，從明州出發，兩宋海外貿易路線經馮承鈞（《諸蕃志校注》，中華，1956）、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中華，1981）和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務，1986）等諸多先生的持續努力，現已清楚有四條航線。東海起航線是從明、杭等州出發東渡高麗、日本；南海起航線是從廣、泉等州出發，有三條，一是經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轉航dū＠①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賓群島）等地。二是經蘭無里（今印尼亞齊）再橫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島上的大食諸國，三是從蘭無里出發橫渡細蘭海到故臨（今印度奎隆），在此換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駛入波斯港、亞丁灣。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發掘出來。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東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華亭、溫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廣州、雷州、徐聞、瓊州等港；介于東海和南海航路間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時期，長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諸州，以及長江口以南的越、臺、福、漳、潮、雷、瓊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灣的登州、萊州、滄州、平州、都里鎮諸地，亦有海舶往來。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廣東人民，1987）認為，廣州是唐代最為繁榮的貿易港，宋代與之通商的海外國家較唐代為多，海外貿易也超過了唐代。蔣致潔《唐宋之際絲路貿易與海路貿易的消長變化》（《社會科學戰線》1993.5）認為，自唐宋以降，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中，陸路（絲路貿易）地位日趨下降，海路貿易逐漸占據優勢，基本上處于主導、支配地位。陸韌《宋代廣西海外貿易興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認為，宋代廣西海港得到了極好的發展機遇，一躍成為西南地區貿易重地和出海門戶。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2003）認為，宋代貿易港較唐代有明顯增長，北自京東路，南至海南島，港口以十數，形成多層次結構，大致可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相對而言自成體系的區域。
    　　　　五、區域經濟研究
    此項研究源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雜志。進入80年代后，關注者益多。漆俠對兩宋區域經濟的研究堪稱詳盡具體，他認為從整體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宋代經濟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從動態角度將其發展趨勢概括為“東強西弱，南升北降”，并將各區域經濟的特色歸納為：中原經濟頑強發展、一波三折，東南經濟蓬勃興起、后來居上，西川經濟不平衡發展，中南經濟困頓停滯，廣南經濟地曠人稀、起點過低。
    中原經濟區。該區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唐代大體包括關內、河東、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區，宋代則為京畿、河北、京東、河東、陜西、京西北路六路。學界普遍認為，關中地區自唐中葉后經濟發展遭受重創，入宋以后漸次恢復。楊德泉《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從農業和手工業看，較之唐代，宋代陜西經濟地位明顯低落。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1）認為，中原地區以河南的經濟發展水平為高；陜西則次之，雖本地農業區僅限于關中，但仍能達到較高水平；河東略有余糧；唯河北一路糧食最為短缺。程民生《論宋代河北路經濟》（《河北大學學報》1990.3）認為，宋代河北路經濟仍然發達，實力雄厚。邢鐵《宋代河北的絲織業》（《河北學刊》1990.5）認為河北的絲織業仍較發達，絲織業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論宋代陜西路經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1）認為宋代陜西的經濟發展屈從于國防利益，但手工業門類齊全，商業也異常活躍。
    東南經濟區。該區泛指長江下游地區，尤其以太湖流域為重心，在唐代大致為淮南、江南道東部地區，宋代大致為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區。該區在兩宋時期發展迅速，故成果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與商業》（《食貨》1：10，1935）指出，五代時，各地商業繁榮，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稱道。楊章宏《歷史時期寧紹地區的土地開發及利用》（《歷史地理》第3輯，1983）認為，唐后期，該地區已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至宋代，更成為全國的糧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兩浙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原因》（《浙江師范學院學報》1984.1）。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考古》1985.1）指出兩宋時代福建農業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表現為土地的墾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開發和興修；各種物產豐富；對外貿易的崛起。梁加龍《宋代江西蠶業發展初探》（《農業考古》1985.2），文士丹、吳旭霞《試論北宋時期江西農業經濟發展》（《農業考古》1988.1）和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6）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江西的經濟發展。謝元魯《論“揚一益二”》（《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年）認為，揚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過是東南地區內部中心城市轉移的一種表現。杜瑜《歷史地理變遷與揚州城市興盛的關系》（《平準學刊》第4輯上，光明日報，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揚州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揚州亦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很快發展為全國最大經濟都市。楊希義《唐代絲綢織染業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3）指出江南地區的絲織業到唐代后期已超過北方。林汀水《兩宋期間福建的礦冶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1）認為福建的礦冶業初興于唐代，至宋極盛，成為全國重要的礦區之一，出產金、銀、銅、鐵、水銀、錫和礬等礦。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的經濟實力》（《中國史研究》1993.1）認為，唐代中葉以后，從生產工具水平、手工業技術、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言，該地區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韓茂莉論述了《宋代東南丘陵地區的農業開發》（《農業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產地和產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2）認為，若從唐宋茶的產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則四川，荊湖第三，兩浙第四，淮南13山場至北宋盛極，福建茶產量雖遜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質優良著稱。兩廣產量甚微。周生春《論宋代太湖地區農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93.3）認為北宋崇寧以后太湖地區農業發展達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1994年）通過分析和比較，認為宋代的經濟與市場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在東南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四路。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區自晚唐五代以來，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為突出；手工業以制茶、制鹽、紡織、竹編、葦編、瓷器、釀酒、造紙、藥材等為主，水平較高。江西經濟開發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產品主要是稻米、豬、牛、禽、魚等副食品資源、木材、礦產、蔬果、烏血等經濟林等等；手工業品則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農業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平原，在許多方面與兩浙有共同之處，它也代表當時中國農業經濟的水平。而從總體來看，五代時期南北方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農業經濟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北方，但本地區內部亦不平衡。方健《兩宋蘇州經濟考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4）一文，認為宋代蘇州經濟居當時全國的領先地位，與中唐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相一致。周懷宇《論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2001.3）認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快速成長期，揚州、開封為兩大龍頭城市，而沿運河相繼涌現出的新城市中較為突出的有宋、楚、泗、壽、潁、濠、宿、廬等州。陳國燦《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華，2002）認為，北宋時期，兩浙路的城鎮發展最為顯著，已達到乃至超過了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東路次之，接近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西路雖較宋代以前有顯著的發展，但由于起點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與兩浙、江東地區有相當大的差距。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學報》2003.3）認為，入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貿易的興盛，促使東南沿海地區開放型市場崛起，進而在本地區出現海洋發展路向，其具體表征有五：其一，東南沿海眾多外貿港口，從南到北連成一片；其二，海外貿易范圍大為擴展，構成當日世界性貿易圈的兩大軸心之一；其三，進出口商品中，分別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其四，中外商人隊伍壯大，出海經商風氣盛行；其五，對域外世界的認識遠較漢唐豐富詳贍。此前，也有專文討論福建地區的海外貿易問題，如林汀水《略談泉州港興衰的主要原因》（《廈門大學學報》1984.1），韓振華《五代福建對外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3），胡滄澤《宋代福建海外貿易的興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對外交通和貿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經濟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劍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夔州這四路。關于唐宋時期四川經濟的發展，先后有兩部專著予以討論，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認為，自10世紀后期至北宋中葉，本地經濟發展迅猛，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經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地區之一。賈大泉《宋代四川的紡織業》、《宋代農村商品生產》、《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分見《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會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師范學院學報》1985.1；《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6.2）認為，宋代本地的紡織業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長足發展，農村地區的商品化生產的專業分工現象極為普遍，在蠶桑紡織業、茶葉種植業、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藥材種植業、釀酒業、井鹽業、水果生產方面均有體現，從而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城市經濟的發展貌似繁榮，但在封建勢力的干擾和戰爭的沖擊下，很難持續。謝元魯《宋代成都經濟特點試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3）、《論“揚一益二”》（前揭）認為，宋代成都的經濟十分繁榮，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4）認為，川峽四路的農業生產發展很不平衡，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國農業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川東地區卻仍然較為落后。林文勛《宋代四川與中原內地的貿易》（《宋代經濟史研究》，云南大學，1994）認為，時至宋代，四川地區已發展成為我國西部區域的經濟中心區。
    中南經濟區。該區大致指唐代山南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帶，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荊湖南北路。鄭學檬《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動向》（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指出，唐五代長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區經濟發展加速，使地區聯系日趨緊密，由此江南經濟正在向超過北方的方向發展。韓茂莉《宋代荊湖地區農業生產述論》（《歷史地理》第12輯，1995）認為，宋代荊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開發，尚未處于粗放經營階段。楊果《宋代兩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認為，兩宋時期是兩湖平原市鎮在空間上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又是縣以下鎮、市的擴展。
    廣南經濟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嶺南道，北宋的廣南東西二路。徐俊鳴《古代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手工業》（《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認為，唐宋時期本地區手工業較為發達，諸如造船、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制紙、礦冶等均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陳偉明《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1）認為宋代嶺南地區初步形成了獨立的農業生產區。關履權《宋代廣東歷史發展趨向與農業商品化》（《廣東社會科學》1991.1）認為工商業和海外貿易對廣東歷史發展起了催化劑作用。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11輯，1993）分析了宋代嶺南地區的人口構成及其分布，認為蠻人集中分布的廣西和海南島生產方式還很落后，指出宋代內地移民是嶺南地區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力，內地移民集中的南嶺南坡地帶，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嶺南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也是嶺南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但與內地相比，嶺南大多地區的生產方式仍很落后。
    筆者自知，對于學界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段中所做的有關唐宋經濟格局研究的成果，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盡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較為重要的成果，間或亦有遺漏。在對經濟格局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上述梳理后，筆者認為要使此課題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還須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確立貫通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變革期學說為指導，改變過去以朝代為中心的敘述模式，將晚唐至宋的經濟格局變動視作整體予以考察，關注趨勢的演變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時經濟格局變動的總體面貌。
    第二，明確經濟格局變遷的內涵，切實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個方面。經濟格局當以自然環境、農牧業經濟、經濟重心、交通網絡和區域經濟為主體構成部分，這也理應成為學界探討此課題的側重點。
    第三，探明經濟格局變遷的內在聯動機制，揭示各要素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由上述各要素組成的經濟格局是一個有機結構，各側面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故有必要從動態的角度尋求其間蘊含的內在邏輯關系。
    第四，加強薄弱環節研究，重視區域經濟研究的平衡發展。在既往關涉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的成果中，仍存在明顯的薄弱環節（如生態等），區域經濟的研究亦畸輕畸重，為此，今后的研究應在薄弱之處進一步加強力量，而對于學界著力較多的經濟區域，重點則在于概括出其特色，指明其地位。
    以上淺見，僅供參考。
    字庫未存字注釋：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09～116F7經濟史葛金芳/曾育20042004近代臺灣與香港貿易史可分為三個階段。在甲午戰爭以前，臺港貿易被以英商為主的洋行所控制、日本割占臺灣后，臺港貿易萎縮，但華商仍尋隙開展臺港日三角貿易。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后，壟斷外貿，臺港貿易緩慢恢復。在中轉貿易方面，臺港兩地具有競合關系，但香港更具優勢。臺日商行/港英商行/臺港華商/貿易壟斷/臺港競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批準文號02AJL008）同良何其菁　國立華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郵編：36200Vitalizing Technology and Craft： One Side of “Re-employment” in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Chi ZihuaIn the late ten years of its rule，Qing government devoted itself to “vitalizing technology and craft” in order to create re-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jobless， so that the social crisis resulting from the vagrants could be solved. Although it “achieved little” as a whole， “vitalizing” and “popularizing” technology and craft itself had no problem. Furthermore the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workshop integrated“re-employment” with “job training”， which went beyond the simple pattern of “adoption”， deserving praise for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Today we can use its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when we put the “re- employment” project into practice.葛金芳，曾育榮，湖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葛金芳（1946-），男，上海人，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宋代歷史研究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09～116F7經濟史葛金芳/曾育20042004近代臺灣與香港貿易史可分為三個階段。在甲午戰爭以前，臺港貿易被以英商為主的洋行所控制、日本割占臺灣后，臺港貿易萎縮，但華商仍尋隙開展臺港日三角貿易。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后，壟斷外貿，臺港貿易緩慢恢復。在中轉貿易方面，臺港兩地具有競合關系，但香港更具優勢。臺日商行/港英商行/臺港華商/貿易壟斷/臺港競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批準文號02AJL008）同良

網載 2013-09-10 20: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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