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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中國現代文學；五四時期；女性小說；性別認同；局限性
　　五四時期，中國的新文學文壇上出現了以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她們的出現，給長期處于封建倫理文化壓制下的中國女性文學帶來了一縷希望的曙光。同時，也宣告了中國女性文學數千年被扼殺、被扭曲狀態的結束。這批作家自覺地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禮，以啟蒙的意識思考那個時代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創作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共鳴，而女性小說就是這批作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女性小說，是指由女作家所創作的反映女性生活，表現女性自身世界，和具有鮮明女性意識的小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們，或出現于北京的高等學府（燕京大學的冰心、凌淑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廬隱、馮沅君、石評梅、蘇雪林），或為留英留美的學生（陳衡哲），無一不是站在運動的潮頭，得時代風氣之先。她們一方面和眾多男性作家一樣，通過自己的作品表現了參予社會，關心政治的熱情；另一方面，作為女性的特殊生活境遇，交織著她們所受到的、長期以來有關女性的一系列傳統道德規范的熏陶，形成了她們觀察世界的特殊視角和獨特感受；加之當時文壇上女性作家所處的少數派地位，更加強了她們作為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識。因此，以表現女性世界和傳達婦女心聲為己任也就成了這批作家在進行小說創作時的一種自我暗示。這種思維定向在客觀上形成了五四時期女性小說對其性別的認同趨向。如何看待這種認同？這正是本文要予以探討的問題。
　　　　一
　　我們首先應當肯定的是，五四時期女性小說的這種性別認同現象，對豐富新文學的創作是有所裨益的。
　　正如這個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構成的一樣，文學創作所涉及的客體也必然由這兩方面構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不僅使許多熱血男兒為之振奮，也使得一大批女作家走出了閨閣，投身于社會的變革之中。這批作家中的佼佼者冰心就不止一次地說過：“‘五四’運動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①］。身為女性，有感于同類于數千年間所遭受的屈辱和蒙昧，一種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雖然諸如魯迅等男性作家也同樣十分關注女性解放的創作主題，但廣大女作家以其心靈的相通則感受更深。她們感之于心而見之于文，對于新文化運動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的主題有著更貼近的理解和更為迫切的要求。如果說男性作家普遍關注婦女問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的話，那么，女性作家為之奔走呼告則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如果說男性作家描寫婦女題材小說尚需要一個情感的換位過程的話，那么，女性作家寫來就稱得上是明明白白的言為心聲了。她們將自己的思考濃縮于作品之中，不僅是以切身的生活體驗和見聞，控訴了封建禮教對婦女的殘害和壓迫，而且還真實地表現了廣大婦女渴求解放的躁動，表達了她們謀求自身解放的執著追求。從對生活和理想執著追求的時代女性亞茜，到勇于鏟除“禮教之束縛，樹立神圣愛情旗幟”的露莎，直至為“開拓一條為爭取自由而死的血路”而殉情的ｚｕǎｎ＠①華，無一不以嶄新的女性形象一改對舊式婦女的哀怨柔弱的形象定格，體現出她們關注社會現實的強烈批判色彩和真率激昂的反叛情緒。
　　縱觀這一時期的女性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絕大多數都是以表現女性的自身世界為指歸的。在這些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作品中，陳衡哲的小說集《小雨點》，十篇小說就有六篇是寫婦女的。冰心反映下層婦女生活系列的小說《最后的安息》、《六一姊》、《冬兒姑娘》、《張嫂》等，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廬隱的小說具有自傳和“他傳”（指為石評梅而作的長篇《象牙戒指》）性質，以女性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占她作品總數的８０％以上。凌淑華的小說集《花之寺》和《女人》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由殷實之家待字閨閣的小姐到福壽雙全的老太太等眾多女性形象構成的畫廊。石評梅一半以上的作品與女性有關。馮沅君的小說中也僅有《林先生的信》等少數幾篇沒有將婦女問題作為主要的創作題材。她們大多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來實現對女性自身世界的觀照、體現出反抗封建禮教，爭取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強烈愿望。在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同時，五四時期文藝界、知識界出現的一些新的風尚，在客觀上對女性小說的興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五四運動一開始就已直指了男女平等，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主題，因此，當時的各類刊物都十分關注女作家的創作情況，所刊載的文章和小說都以男女雜座為榮，形成了一種推崇婦女作家作品的風尚，在女性作家的名下常常冠以“女士”的名稱，以示與男作者的區別。如冰心，在她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之時，她的女性身份就已在讀者中定格了。這種推崇女性作品的風尚，一方面促使更多的女作家投入到小說的創作中，并為她們的作品發表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也暗示她們在創作時必須注意到性別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女性自我意識，使她們在潛意識中形成了一種與整個社會的性別判斷相認同的創作傾向。
　　　　二
　　追溯女性文學的歷史，五四時期女性小說所出現的這種性別認同現象就并非無源之水，它與長期以來女性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創作心理定勢有著較為直接的關系。五四則為女性文學的興盛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使得眾多的女作家及她們的創作在歷經長期的沉寂下出現了一個高峰。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舊時代男性與女性在生活范疇上的區別，最簡煉的莫過于六個字：男主外女主內。一道家庭的屏障隔開了女性與社會的接觸。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擋了女性作家的視線，使她們轉而注重于內視與內省。于是，寫自我，寫自我經歷乃至自我的情緒感懷就成了女性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征，而長期幽閑的家居生活又給了她們強化這種獨特細膩而又敏銳的感受能力的可能。五四時期的女作家雖然都已走出了家門接受了教育，但當時她們大都還年輕，基本的生活軌跡仍舊是由家門到校門。對于開放的外界而言，她們的感知十分有限，因此，這些女作家們也就無一例外地繼承了我國女性文學的這一觀照自我的傳統。冰心的“愛的哲學”源于她所生長的那個充滿愛的家庭；馮沅君筆下大膽反叛的形象中隱現著她的表姊的影子；廬隱的《海濱故人》中的女兒國折射出當時北師“四公子”的冰雪友誼；蘇雪林的結婚紀念集《綠天》，事實上記載著她自己求學時代的種種經歷。……由此可見，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們，往往是集作者、敘述者和主人公于一身，她們大膽地寫自我，寫女人，將敏銳的目光投向女性自身生活的領域。或表現她們勇敢反抗傳統婚姻，爭取自主的愛情；或描繪她們在內心理想與親情倫常交鋒之下的苦悶與抉擇；或傾吐知識女性面對事業與愛情矛盾的困惑；或生發女性對未來生活命運的担憂和思索，展示了為一般男性作家不易窺透的女性生活層面和不易察覺的情感變化。她們的這種對女性生活層面的展示和對婦女處境、地位以及婦女解放問題的思考，極大地豐富了五四的文壇，使更多的人通過小說這種形式（閱讀小說）了解了新文化運動給女性世界帶來的震撼。
　　這一時期的女性小說興盛在得益于女作家們的真情實感的同時，還直接受惠于女性文學所特有的率真的心靈抒寫傳統。長期以來，女性囿于家庭的圈子和處于從屬的社會地位，她們提筆為文，大多只是為了抒發個人的情緒，排遣心中的郁結，無直接的功利目的，而這種情感性靈的真誠抒寫，正契合了文學的本意。五四時代，是一個新舊交迭，破舊迎新的時代，而那些女作家們，生長于舊禮教和舊傳統所主宰的社會，卻要沖破這些枷鎖，進而走向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的新時代，“自然有許多痛苦的經驗和嶄新的情感與意見，需要發表，需要盡情一泄以為快”［②］。正如第一位女性小說作家陳衡哲所說：“我的小說不過是一種內心沖動的產品”，“他們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誠，是人類情感的共同與至誠”［③］。因此，強烈的抒情性就構成了五四女性小說的另一個重要特征。
　　冰心的小說，在當時就已被冠以“冰心體”的稱謂，從而引起了文壇的廣泛重視。其風格清新雋麗，狀物寫人無處不傳達出女性作家的細膩柔婉的情感世界。在冰心的創作中，女人是她聚焦的所在，她寫女人，更熱愛女性，因為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④］。廬隱僅僅三十五年的生命歷程中，其人生追求的痛苦與幸福、抗爭的悲哀與困惑相伴而生。她的小說里，結構盡管跳躍，人物也許模糊，但主觀情緒的流脈卻清晰可辨。她廣泛地采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不只在五四時期女性作家中獨樹一幟，就是在整個五四作家群中也是首屈一指的。石評梅的作品較之廬隱是更為直露的精神自敘體，無論她寫什么，那個主人公永遠是她自己。在她的十二篇小說中，有十一篇都采用了第一人稱，直抒胸臆的激越情緒讓她避開了一切曲折的表達方式，讓作品中帶引號的“我”來直接指代生活中的真我，強烈的抒情意愿于此可見一斑。
　　　　三
　　盡管如上所說，五四時期女性小說創作中的這種性別認同現象在反映女性世界和抒發女性特有的思想情感等方面都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但由此產生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局限首先表現在創作題材的相對狹窄上。婦女題材和兒童題材是五四時期女作家們關注的焦點，這其中又有一個較為突出的傾向，就是反映知識女性的情感糾葛及高門閨秀、富家內眷生活的作品明顯多于反映下層勞動婦女生活之作，這和五四時期這一批女作家們的生活經歷不無關系。這批女作家大都出身官宦人家、書香門弟，她們家世的相近，在五四前后眾多貧家女子無力獲得學校教育的背景下是帶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的。但狹小的生活圈和較為單純的個人生活經歷使她們失去了許多深入接觸廣大勞動婦女的機會，使她們寫自己、寫身邊的作品較多較好，而寫其他各階層的婦女的作品較少。即使在這少量的作品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富家女子的角度去展開敘述的。這種敘述角度和視野帶來的缺憾使我們失去了許多通過女性的眼光來了解五四那個特定的時代更廣泛意義上的女性世界及至整個社會生活的機會。
　　性別認同的第二個局限表現在女性小說的總體風格上較為單一，即大多體現為女性的陰柔婉約之美。這些知識女性都有較為深厚的古典文學的功底，在經歷了五四新文化帶給她們的思想震蕩之后，她們敏銳而精細的心靈感受更多地從唐詩中的纏綿之作和宋詞中的婉約之風那里找到了溝通。翻閱這一時期的女性小說，引用和化用古典詩詞的例子俯拾皆是，而小說的作者們也大多是小說、詩歌、散文兼長。例如，冰心小說《斯人獨憔悴》，借用的是杜甫的詩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又如馮沅君《卷ｓｈī＠②》的題記，便是溫庭筠《達摩支曲》的兩句詩。（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
　　風格溫柔細膩，對于一位作家而言，也許是其特點所在，而對于這一批女作家而言，這種大體相近的創作風格在形成的同時也顯出了五四女性小說在探索小說形式和發展等方面的不足，而增強女性作家小說的廣度和力度也就成為三十年代以后女性作家關注的問題。
　　女性小說局限性的第三個方面，體現在女作家們在對小說內涵的探索方面存在著一些誤區。她們注重現象的描繪，少于深層的挖掘，注重自身缺憾的找尋，少于對社會根源的分析。這除了女作家們在五四時期均入世未深，缺乏透過現象挖掘其深刻社會根源的能力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一點，還在于我國數千年傳統文化的一些負面積淀，尤其是封建倫理綱常對婦女的束縛。在這批五四女作家的思想深處，在其集體無意識中，以及家庭教育和社會規范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社會角色的認同，使得一些被她們認為是人之常情的行為或常理的行為規范，實質上包涵了舊傳統、舊倫理觀念而不為她們所察覺，或僅僅限于一些模糊的認識。這就直接妨礙了她們對小說社會內涵的挖掘。冰心的小說《兩個家庭》通過新舊兩種模式的家庭的比較告訴人們新式家庭幸福的根源在于有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主人，以她所受的全部新式教育去更好地履行一個傳統的賢妻良母的職責。馮沅君的小說《隔絕之后》中的女主人公在為母盡孝與為愛出走的徘徊中無從選擇，以一死而得以兩全的結局實際上反映了作者對于女性出走家庭，告別傳統角色的猶疑。廬隱更是在《何處是歸程》中對已沖出自己家門的女性是否應走進另一個重歸傳統女性角色的家門發出了疑問，小說中所描述的“結婚不好，不結婚也不好”的兩難境遇，在我們當代的女性小說中仍然可以找到印證。可以這樣說，五四時期的女性文學是女作家們在經歷了動蕩之后急于排遣，抒發個人情懷的產物，在中西兩股文化血脈的交匯中，她們從女性自身的特點出發，注重傳達細膩而獨特的心理感受，為其后女性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女性小說在創作中所表現出的局限性也為其后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①　謝冰心：《從“五四”到“四五”》，卓如編：《冰心著譯選集》，海峽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９頁。
　　②　陳敬之：《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轉引自趙朕著：《臺灣與大陸小說比較論》，海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４—７５頁。
　　③　陳衡哲：《小雨點·自序》，上海書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頁。
　　④　謝冰心：《關于女人·后記》，《冰心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一卷，第４０３頁。
　　　　　　　　　　　　　　　　　　　　責任編輯　李顯杰
　　［＊］　收稿日期：１９９５—０２—１８．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纟加攜去
　　＠②原字艸加施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042-0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韓莓19951995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042-0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韓莓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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