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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26(2002)03-0011-04
　　無論是哪一種現代化模式的國家，在現代化進程的初期，面臨的主要問題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這是由于：一方面，在這個時期，現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來自于經濟方面，而 是來自于政治方面，即傳統的政治權力中心對現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實現國家權力 由傳統勢力向現代勢力的轉移就成為這些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最重要的條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這種轉移也并不意味著現代化就可以迅速、順利地實現。實踐表明，在一些 傳統勢力較為強大的國家，上述任務的完成往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國 家政治還要經歷持續不斷的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從而嚴重地影響到現代化的發展。所 以，作為現代化的倡導者，他們在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嘗試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 是如何選擇、制定正確的政治發展目標和模式，以保證國家政治現代化的順利實現。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在充分借鑒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精神的基礎 上，結合中國長期遭受封建專制統治的特點，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目標及模式進行了有益 的探索，從而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實現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一
　　現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體系中，以及他對 中國未來政治的發展模式的設計上，其核心目標和全部出發點就是在推翻封建專制制度 的基礎上，實現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的資產階級國家。
　　首先，孫中山對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對清王朝封建專制制度反動性和腐朽 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專制制度對中國 進行的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同時，也是造成中國近代民族危機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國深重的民族危機和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的道路，就必須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正如他所說的：“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 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須進行政治革命，而“講 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1](P325)。
　　其次，孫中山認為，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 是實現國家進步的基本要求。孫中山指出，現在世界發展的主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無法抗拒。應該說，孫中山的上述認識，反映了他對中 國近代以來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
　　對中國來說，鴉片戰爭以后，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下，逐步趨于 解體，中國的發展開始顯露出新的契機，即以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產關系，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孫中山以民權主義思想 為理論基礎，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國政治發展目標及模式，這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實現 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還從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尋找到 了理論支持。在孫中山看來，中國不僅必須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還認為 中國已經具備了實行民主共和的客觀條件：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屬性如中國 的行省制度及國民在斷訟、教育、公共事業管理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自治能力。這就是 孫中山所說的“中國已經具備了共和政體的雛形”的客觀依據。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 上，孫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僅為政體之極則，而適合于支那國民之故”[1](P173) 的結論。
　　 二
　　一個以追求政治現代化為目標的政權與傳統政權最大區別就在于民眾的廣泛參與性。 這種參與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現代化最大的阻力來自于傳統勢力，而克服 這種阻力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建立一個與傳統政治完全不同的現代民主制度來擴大 民眾的政治參與范圍；另一方面，由于民眾總是現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現代化堅 定的支持者，通過這種參與，可以使民眾在國家政治決策過程中充分體現其影響，從而 達到削弱傳統勢力影響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目標與模式中，著重強調了全民 政治的觀念。
　　首先，孫中山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獨裁專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沒有任何民主 權利，也沒有民主參政意識，因此，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個 “主權在民”，而非“主權在君”的新型國家政權。為了真正做到還政于民，孫中山詳 細考察了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他發現，即使西方先進的國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權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議制政體下，人民雖然擁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其他方面的權利算 不上充分、發達。同時，由于西方近代憲法對公民政治權利的享有設定了財產、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權制度往往成為資產階級所專有，成為壓迫平民的工具。基于這種 認識，他提出了“直接民權”的思想，以作為“全民政治”的基礎。
　　其次，為了追求“直接民權”理想，孫中山主張全體社會成員平等的、最大范圍的參 與政治過程。按照他的設想，大多數人參與政治的途徑應當是直接行使選舉、罷免、創 制和復決四大民權。他說：“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顯現民權；能夠實行這四 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后 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 。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孫中山在中國未來政治 發展模式上堅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這個方向體現了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發展的總 的趨勢，因此，辛亥革命后民眾對新政府的目標和手段能夠在較大的程度上給予合理而 穩定的認同，其結果，就使新政權在革命勝利后的相當長時間內和相當大的程度上獲得 了權威性和穩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這段寶貴的時間，迅速而有序的貫徹、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張，并通過這些主張將中國引上現代化之路。當然，此后不久中國社會便由 于傳統勢力對現代化的抗拒而導致國家政治長期的動蕩不安，但從總的趨勢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眾參與政治范圍的擴大，進一步削弱了傳統政治勢力重新占據國家權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此后也一直在沿著打破地方主義傾向的方面前進， 在中國以后的政治發展中，無論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問鼎國家權力中心， 總是要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從這時起，建立一個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統一的國家政權 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惟一選擇。
　　 三
　　孫中山在選擇未來中國政治發展模式的過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權的質量問題即新政權 必須具有政治職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證新政權在對國家實行管理的過程中充分 顯現工作效率。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孫中山在國家的制度建設上，以美國的三權分立原則為基礎，提 出了政權與治權分離的設想。政權即人民擁有的權力，包括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 復決權。治權即政府擁有的權力，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督權。人 民掌握了政權，就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政治；而政府擁有了充分的職能，就使政府能夠以 較高的效率管理全國事務。政權就是人民大眾行使權力參與政治的過程，政府權運行時 ，人民又可以運用罷免權和復決權進行制約，也是一個參與過程。總之，在政權與治權 的各自運行過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眾參與政治的內容。
　　具體來說，孫中山上述思想的貫徹，主要是通過五權分立的方法來加以實現的。五權 ，即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考試權和糾察權。孫中山在對未來國家創制問題上進行 長期、深入的思考后，認識到政府的質量是資產階級政權能否得到鞏固、政府職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關鍵。為了保證新政權的穩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孫中山充分借鑒了 體現資產階級民主精神的三權分立的原則；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長 期推行的考試制和糾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權分立政治構想。孫中山認為，雖然三權分立 的原則對鞏固資產階級政權、對限制和監督行政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機關 常常對立法機關采取忽視的態度，因而，在國家行政實踐上，很難真正做到行政與立法 、司法的分離和相互監督，從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外 再加上考試權和糾察權，其目的就是通過考試，使大小官吏“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過糾察，以避免西方立憲國家立法機關兼有監督權限而常常導 致議院專制的弊病。與上述構想相適應，國家機構由“五院”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權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成。孫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過劃清政府和人民的權力，各自在權力許可的范圍內充分活動以維持兩者之間的適當平 衡。這樣，既最大限度地發揮民權的制衡作用，同時也可以使政府職能得到最充分的發 揮。
　　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其在自身的歷史演變和發展過程中，總會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機制，用于處理社會中不斷發生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創制、協調、整合的問 題，以保證該國家或社會體制在較為正常、順利的條件下運行。這些方法和機制實際上 反映了社會的調節功能。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些方法和機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國家和社會的發展也就越順利。現代化作為較高層次的社會發展過程，其所面臨的問題 與過去相比都最多、最復雜，也最難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處于現代化進程中 的國家或社會應當具有較過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會調節功能，以保證現 代化的順利實現。孫中山在設計中國現代化藍圖時，在政治發展模式和目標的確立上， 十分注重社會調節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過在政府與政府之間和政府與民眾之間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以實現上述目的。應該說，孫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極具創見性，這不僅為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現代化提供了較為合理的發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鑒意 義。
　　 四
　　政黨政治是孫中山中國未來政治發展模式的另一個追求目標。我們都知道，政黨既是 近代社會階級斗爭的產物，同時也是近代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它的出現及其在社 會政治中所發揮的作用構成了政治現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孫中山十分重視政黨在中 國革命斗爭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孫中山的政黨政治理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政黨在現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現代政治中如何加強和完善黨的自身建設；二是在國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發揮政黨的作用以推動政治的發展。
　　首先，孫中山始終強調，政黨的建立對于國家的政治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正如 他所說的，政黨是“集一般優秀人物組織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見，活動國內，其影響及 于國家政治，至遠至大”[3](P1)。因此，從他參加革命活動時起，就將建立一個堅強 的政黨以及將政黨作為其領導中國革命與中國政治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同時，孫中山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依賴 于政黨政治。他說：“無論世界之民主立憲國、君主立憲國，固無不賴政黨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憲國之政治，……未有不以政黨為其中心勢力”[4](P397—398) ，即一方面，黨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標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黨作為國家政治 發展的推動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發展。孫中山還十分重視政黨的自身建設， 即黨綱、黨德的建設及黨員自身覺悟的提高。他首先強調黨的政治路線的確定，應當以 國家的發展前途為進退，這既是政黨存在的基礎，也是政黨能夠取得事業成功的前提。 孫中山說：“政黨欲保持其尊嚴之地位，達福國利民之目的，則所持之黨綱，當應時勢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時他還指出提高黨員自身覺悟對政黨的重要 性：“政黨之發展，不在乎一時勢力之強弱，以為進退，全視乎黨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結果之勝負。使政黨之聲勢雖大，而黨員之智能道德低下，內容腐敗，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養蓄政黨應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勢力薄弱，亦有發達之一日。”[3](P2)
　　其次，在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上，孫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國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張中國應在共和制的基礎上，實行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制度。他說：“要知文 明各國不能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欲免此弊，政黨之必有兩 黨或數黨互相監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進步。”[4](P408)孫中山認為，雖然政 黨政治是現代政治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政黨在國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黨 也只是代表著一定的政見而活動于國內，如果某一政黨不以國家為重，而專行私見，必 與國家無益，因此，在中國未來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上，應實行兩黨或多黨制，既有執 政黨，又有在野黨。這樣，如“甲黨執政，則甲黨以所持之政策盡力施行之。而乙黨在 野，則立于監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則糾正之，其善者則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圖進步 焉。”[3](P63)
　　在現代政治制度條件下，隨著某些社會或經濟集團在政治上的喚醒，政黨及政黨體系 就成為政治參與的主要制度保證，在這種情況下，政黨的高質量及政黨體系的完善無疑 是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內容。孫中山在其長期革命實踐中充分認識到，政黨是中國政治走 向現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他提出了一整套關于政黨的地位與作 用、兩黨或多黨制以及政黨建設的設想。由于這些設想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時，這種政治上的設想 無疑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方向。
　　政治現代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建立一個支持現代化的具有較高權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國家政權，又是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關鍵，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現代化，社會 系統必須創造出一種新的政治模式，以此來推動社會和經濟變革。面對這一歷史任務， 進入近代以后，中國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過自己的解決方案，從而形成了各種不同 的現代國家建設理論。這些理論不僅豐富了中國人民的思想，也為中國人民探索國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思想理論成果。但比較而言，由孫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權主義 為核心的政治現代化理論是在充分總結前人的學說及辛亥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 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逐漸補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國人所提出的各種政治現代化方案中最系統、最深刻的。
　　總之，孫中山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導者，他所提出的民權思想在較為完整的 意義上確立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及其模式，這些目標和模式的提出不僅為中國 政治現代化的實現提供了較為充分的理論依據，而且也確定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說，孫中山民權思想對于中國政治從傳統走向現代具有偉大的奠基意義。
　　收稿日期：2001-12-12
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1～14D4中國政治高燕寧/陸世宏20022002民權主義作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借鑒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 上，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以及對中國國情的分析，較為完整地提出了中國 政治現代化的早期發展模式，從而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 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可以說，這一理論的提出對于中國政治從傳統走向現代具有奠基 的意義。孫中山/民權主義/政治現代化/發展模式/Dr.Sun Yat-sen/Principle of Democrac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mode of development本文為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2000年度課題“中國當代社會思潮分析”成果之一。Dr.Sun Yat-Sen’s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Mode of Chin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GAO Yan-ning/LU Shi-h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ics,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11003 4,China/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s,Guangxi Ethnic College,Nan’ning,530 008,China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r.Sun Yat-sen’s“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 ople”,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China's tradi tional politics and culture,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W 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brought out in a relatively complete way the early mode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 al modernization,and thu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We can say t hat the bringing out of such a theory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laying a corne rstone for China’s politics to advance from traditional mode to modernizati on.沈陽師范學院 政治經濟系，遼寧 沈陽 110034/廣西民族學院 政法系，廣西 南寧 530008　　高燕寧(1956-)，男，遼寧遼陽人，沈陽師范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作者：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1～14D4中國政治高燕寧/陸世宏20022002民權主義作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借鑒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 上，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以及對中國國情的分析，較為完整地提出了中國 政治現代化的早期發展模式，從而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 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可以說，這一理論的提出對于中國政治從傳統走向現代具有奠基 的意義。孫中山/民權主義/政治現代化/發展模式/Dr.Sun Yat-sen/Principle of Democrac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mode of development本文為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2000年度課題“中國當代社會思潮分析”成果之一。

網載 2013-09-10 2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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