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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968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2-0586(2007)01-0104-05
　　維明教授如晤：
　　此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與南京大學、寧夏社會科學院在銀川聯合召開“文明對話與文化自覺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生親臨銀川，親自主持文明對話學術會議，并作主題演講，與會學者十分高興。先生主講王岱輿、劉智的學術著書意義，不僅推動了明清之際中國伊斯蘭漢文譯著的研究，更開擴了中國歷史文化研究領域，還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清康熙年間有趙燦著《經學系傳譜》，內記王岱輿的老師馬君實先生傳譜，文稱：“君實馬先生，諱忠信，字君實，金陵人氏。本坊授學。”君實受經堂教育，在南京“本坊授學”，即辦經堂教育。傳譜記載他帳下弟子十七人，岱輿為其一。每個弟子名下記其籍貫、人品、學業。記王岱輿文為“岱輿王師，著有《正教真詮》等，長于訓勸，奇跡頗多”。可見王岱輿也受過經堂教育。王岱輿師從馬君實受業；而馬君實又師從張少山受學。張少山，陜西臨潼人氏，廣學博雅，咸異其才，俗稱狀元巴巴，他設帳金陵凈覺寺及長安等處，當時著名經學家馬君實、常蘊華、李延齡、張君時都出其門下；張少山則師從馮伯庵，其帳下除少山先生之外，有馬明龍也出其門下。伯庵先生受教于族叔馮二先生；而馮二先生則為太師胡登洲的入室弟子。現在可以臚列出王岱輿在伊斯蘭經堂教育中的傳承次第：胡登洲——馮二先生——馮伯庵——張少山——馬君實——王岱輿。經過六代人、百年的涵養孕育，至王岱輿而大成。胡登洲先生創辦經堂教育，主要目的在培養中國伊斯蘭教經學人才。但他同時重視對經學人才的漢文化學習，據說，他“及慕本教經書，欲譯國語，以為斯土萬世法。后客都門，年及半百，崇延名師，諳習經書，由是過目成誦焉”。也許在他這個認識的影響下，后來的經學家有的人重視漢文化的學習，馬明龍先生的《傳譜》中記載了一則《率性而修》的故事①。其文云：
　　“先生之居鄰達清真寺，而接垠撫臺轅下焉。朔望之辰，諳司道必吉服趨謁，俟其啟門而于宦廨集坐之。一日謁其貴偶偕步于寺，而先生之宅有扉可達焉，遂出迓禮于庭，諸司曰：‘汝何人也？’曰：‘清真掌教。’曰：‘何為教？’曰：‘即修道之謂教也。’曰：‘所修何道？’曰：‘率性而修，即修齊治平之道。’曰：‘切勿論修齊治平，所云率性何以解之。’曰：‘率性乃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成寧定之性是也，凡人率此，則道可達矣。’諸司點首稱善，又曰：‘汝等掌教，亦似物外閑人，其如釋道之流，則有笑傲于王公之前者，汝何若是之足恭也。’曰：‘吾教與儒教同倫理，凡循禮法者，必以忠君孝親為事業，而賤之事貴，自有成規，豈可以無父無君之狂妄釋道為比哉。’諸司見其出言不俗，亦禮而不褻，曰：‘聞汝教有經，可許觀乎？’曰：‘請至掌教寒廬，何妨一玩。’于是導入小扉，進其院落，則庭除瀟灑，徑辟幽閑，池磷沁目，砌卉可人，由花架曲廊而達其堂，則幾爐起篆，圖畫生風，繼則茗碗花瓶，琴床書案，聽者上臺，敘爵而坐，命從人為先生設座，毋許叩，命揖之，諸上臺舉手曰：‘請起。’于是先生獻茶畢，取《咯遂》，開篋呈覽，而命講之，先生從容緩言以講，而其理性淵源，闡揚機妙，盡屬儒書中之所未發。各上臺側耳靜聽，無敢聲嗽之音，及報撫臺升座，而猶怏怏未忍去。后朔望輒來聽講，旬日之間，旌獎匾額，森列其廬，給掌教牒并冠帶焉。”
　　馬明龍先生對諸司道官員關于伊斯蘭教的提問，他沒有用阿拉伯文原典話語給以解說，這樣作恐怕漢族官員聽不懂，很可能失去一次使教外人士了解伊斯蘭教的機會，他則改用儒學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謂教”、“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語句，給以解釋，官員感到滿意。給馬明龍贈送了匾額以及官府批準任教的文牒(亦稱札副)和冠帶。這個事例轉達了一個信息，明清之際的伊斯蘭教經學家，有的對儒學的學習和理解、認同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早在這一代人中他們已將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進行比較、對話。“然時人以(常)蘊華、(李)定寰、(馬)君實、(馬)明龍四先生為東土學者之四鎮云”②。馬君實是處在當時穆斯林學術的領袖地位。王岱輿出其門下，其學問得名師傳授，有學術淵源。還有王岱輿著書中的學術思想，當然是他自己的思想結晶。也應該看到他也繼承和發揚了馬君實等一代穆斯林學術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
　　劉智出生于南京伊斯蘭教學者之家，他的父親劉三杰是清初伊斯蘭著名經師。康熙年間，云南伊斯蘭教經學家馬注將其所著《清真指南》稿本送劉三杰審閱時，劉三杰贈詩說：
　　二十余年海上游，上方煙霧掌中收。
　　閑探日月囊中物，笑指乾坤水上鷗。
　　天國已聞傳妙偈，人間何羨有千秋。
　　南針不向迷人指，愧殺無緣空白頭。
　　從詩中對馬注的稱許和慨嘆自己不能闡發伊斯蘭哲理，可以看出劉三杰具有深厚的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學養。他教導劉智說：我們伊斯蘭教的經書，未曾漢譯，你應把伊斯蘭教經書翻譯成漢文。劉智繼承父親的遺志，譯著了大量的伊斯蘭經書，成為穆斯林中的著名學者，又是享有國際盛譽的學者。他15歲起在父親督導下讀了8年儒書，又學了6年阿拉伯文，還閱讀了佛教道教和西洋書籍。他著書數百卷，刊刻者約五十余卷。他的代表作為《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圣實錄》，前兩書他在世時已有刻本，后一部書雍正二年(1724年)定稿，沒有條件刊印，一直過了52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才由他的老師袁汝琦的孫子袁國祚將全書刊印。但劉智早已謝世，他生前并沒有看到自己這部書的刻本。這對一個潛心著述的學者來說，是非常凄涼的事情。更不幸的是《天方至圣實錄》問世的第七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圍繞劉智的著書發生了“逆書案”。桂林地方官吏從海南島穆斯林海富潤的行囊中盤查出一些阿文、漢文伊斯蘭教經書，他被逮捕入獄。廣西巡撫朱椿申奏朝廷，并飛咨江南各省并陜西、廣東、云貴、湖北各地查辦。朱文說：查出漢字《天方至圣實錄年譜》一部十三本，《天方字母解義》一本，《清真釋疑》一本，《天方三字經》一本。俱系江寧回人劉智所著，袁國祚等分別于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三年刊行，版系袁氏家藏。各書內大義，通系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語。其書名《至圣實錄》已屬僭妄，且以本朝人譯刻，而于廟諱不知敬避。劉序引、凡例、記事、辯論等類，狂悖荒唐之處，不一而足……。應逐一究明，從重案擬治罪。而江南巡撫閔鶚元札飭江寧、鎮江、松江三府，認真剿辦，其文說：“將逆書案內之贈書之江寧袁二，著書之石城人袁國祚、金天柱、金陵劉智……嚴密查拿。”劉智約生于1660年或1662年，享壽60多歲。此年他的冥誕約為122歲或120歲。如果他還活著又得經受一場牢獄之災。所幸的是乾隆帝看了上述奏章，連發詔書，責令“將拿獲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書籍板片，悉行給還”。“嗣后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人天相隔，劉智有知，痛何如哉！劉智是溝通伊斯蘭文化與儒學的道理，在語言表述上他不用傳統的經堂俗語，而是力求文詞典雅。劉智還計劃撰寫《三極會編》，就從這個書名看出他會在這本書內將伊斯蘭文化與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融合在一起表述，肯定會有一些新鮮見解，可惜天不假年，他赍志以歿，使后人深感遺憾。
　　劉智是在刻苦艱毅中，完成他的譯著工作的。他專心讀書，不懂得經營生產，家里人討厭他。他從事的事業，別人都不理解，正如白壽彝先生文章所說：不只習科舉的人不懂得，治古文詞的人不懂得，講宋明理學的人不懂得，就是素來篤于宗教的人也不懂得。在現實生活中他成了一個多余的人，沒有生存空間，終于退居清涼山掃葉樓中，閉戶十余年，著成各書。他的老師袁汝琦說他：“避世居山殫二十年，苦功著書十數種。”回族老人說：“介廉巴巴(介廉是劉智的字，巴巴是回民對劉智的敬稱)十年不下掃葉樓。”我到了南京，給介廉巴巴上了墳，然后尋訪清涼山和掃葉樓。清涼山已辟為清涼公園，入園見一高臺，拾級而上，“掃葉樓”三字赫然在目，臺上有一座孤獨矮小的房子。當然此亦非300年前舊物。原來劉智在這樣的環境中著述，這是伊斯蘭蘇非苦行者的境界。置身房前，我只能見遺址而慨然了。南京回族歷經唐宋元明四朝1000年的孕育培養，到了清朝康乾年間人口繁盛，經濟文化發達，富商大賈不乏其人，其中出現了劉智這樣一個杰出的學者，竟不被認識，得不到支持，這實在是回回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國伊斯蘭的不幸。
　　站在掃葉樓房前，想起劉智所著《著書述》這篇古今奇文中所述自己經受的艱難困苦，感人更深。他說：“著書豈易易哉！尤有難者，生無同志，業無同事，即族屬親友且以予不治生產為不祥，而予孳孳之意不息，篤志天方之學以曉中人。自立稿，自謄清，自修自潤。”“造物之成就人處固多，而顛播人處亦多。人心之反復，世道之崎嶇，塵紛之搶攘，毀譽之凌瀆，日無寧晷，心無寧刻。入室則咿唔嚅嘰，假寓則是非糅雜，謀一椽可隱而力不贍。兄弟戚友，初未嘗不愛吾居吾也，視吾迂腐疏狂，去之遠之不暇，嘗至一歲遷徙數處，無恒其友。”“心志之苦，筋骨之勞，可謂至矣，然而志不可奪。”他感到難于其學，復難于翻譯；難于編著，復難于成；難于會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復難于以一人經理百務而無相為友。
　　劉智的阿拉伯文老師袁汝琦在給劉智《天方性理》序文中對劉智以獻身精神從事的譯著事業，有更沉痛的評價，他說：“夫介廉何如人也？偉人也！不偉于世務，而偉于道德；不偉于人之所能，而偉于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斖斖也。偉人哉！爭衡量，校銖兩，介廉不知；攻詞華，邀青紫，介廉不習；惟于性命操持一息不間，一學不遺。幼從余學，即有大志，見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圖造道至于如是。學即成，避世居山殫二十年，苦功著書十數種。《性理》則其首編也。其余禮書、樂書、典禮諸集，俱各臻其妙要。皆闡天方以曉中國，不以私臆眩諸聽聞。偉哉！三家無是學，千古鮮是人。居喜僻，交寡儔。故都邑不聞其人，鄉里不知其學，戚友皆不識其所作做。至于家庭骨肉，厭其不治生產，且以為不祥。而介廉弗慍亦弗顧，澹如也，斖斖也。書成視余，余不文，不能加點。問序，既不文，何以序？識其斖斖之至意，以告世之學者，共相勉于格致窮盡之效，以見其全體大用，不負斯人也，則是書之作不偶然矣。”①
　　袁汝琦對劉智的學問、人品非常贊賞，對劉智處境的艱難深表同情。這如同孔子之對待顏回。哀公問孔子，你的弟子中誰最好學？孔子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② 還有一次，孔子以非常贊賞的口氣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說：“顏回死，子哭之慟。”③ 古往今來，凡學問宗師，對待堪承學術大道的得意門弟子，其關心培養，寄托希望之心情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袁汝琦與孔子是相通的。魯迅先生說，舍身求法的人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劉智也應該是屬于這種人物的。掃葉樓在回族文化史和中國伊斯蘭史上，是一個發光閃亮的地方，我在這里追尋、捕捉、感悟。我感受到了前輩回族學人的虔敬的信仰、堅韌的精神和承担的苦難。我的心發疼。我帶著一種敬仰而又沉重的復雜心情，走下了掃葉樓。袁汝琦，字懋昭，金陵盧妃巷人氏。其父也是伊斯蘭教經學家，汝琦“髫齡從父習經，聰明博記，穎悟異常”，他得到家學傳授。汝琦的兒子宗愈，“常隨先生習經大成，亦英彥中之名重一時者也”。汝琦的孫子國祚為劉智著作的刊刻家。袁氏一門，為伊斯蘭經學世家，這一門人對劉智的求學和劉氏著作的刊刻，都有很大的幫助。汝琦是著名的伊斯蘭經學家，對漢文化也有較高的造詣，除了前引的他給劉智的《天方性理》序文，還有一首他閱讀了馬注所著《清真指南》稿本后題贈注的一首七律，詩云：
　　先生明月腹中藏，照盡妍媸未損光。
　　只為乾坤純黑暗，故隨天轂出東方。
　　光分日耀星辰燦，職任丹青草木芳。
　　此過金陵沾晚照，余輝不記有滄桑。
　　從一篇序文和一首七律，可以看出劉智的老師袁汝琦這位伊斯蘭經學家的漢文化素養。
　　中國伊斯蘭教不主動向外傳教，不求人知，人亦不知。劉智的書出現后，能讀懂并看到其價值的人并不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收錄了劉智的《天方典禮擇要解》，其提要釋文說：“《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兩江總督采進，本國朝劉智撰，智字介廉，江寧人，回回裔也。嘗搜取彼國經典七十種，譯為天方禮經。后以卷帙浩繁，復撮其要為此書。首為原教、真宰、識認、諦言四卷。次為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也。次為禮俗一卷。次為五典四卷，言五倫之事。次為民常四卷。次為娶禮、婚禮、喪禮，而附以歸正義。每事詳為解釋，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謬，而智頗習儒書，乃雜援經文以文其說。其文亦頗雅贍，然根柢先非，巧為文飾無益也。”[2] 四庫館臣不了解伊斯蘭教，更難懂劉智的書，釋文所言，無非是當時社會上的俗見。即如四庫總纂官紀昀，乃飽學之士，然他們對國門之外的廣大世界是缺乏知識的，再加上他們身上天朝大國文化官員特有的傲慢，對劉智的書只能橫加褒貶而已。但四庫此文一出，300年來對明清中國伊斯蘭漢文譯著就有“附儒而行”、“外回內儒”各種說法。說者處于誤解、誤讀之中。劉智書中援引中國儒學資源部分，中國讀者是熟悉的。但他引用波斯伊斯蘭哲學資源部分，這對中國學人來說是陌生的，存在認知的障礙。
　　先生平生致力于中華文化之復興，學術偉業，功莫大焉。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不能斷絕，應在發揚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再吸收異質文化之精華，異質文化必須適合本土的歷史文化傳統。近年先生又致力于文明對話的討論，特別是開展回儒對話，意義非凡，功德無量，且感且佩。讀先生文章，聽先生演講，與先生交談，深知先生對中國伊斯蘭教漢文譯著有全新的認識。明清漢文譯著活動是回回民族學者自覺發起的伊斯蘭文化與儒學文化的對話活動。這是一次回回民族學者長達百年的心智建設，這顯示著回族穆斯林的情，中國人的心。先生站在當代世界文化的高峰，以廣闊的視野，為王岱輿、劉智的學術地位，重新定位，這使我驚喜。先生此次在銀川會議上講：“劉智不但在伊斯蘭文化研究領域具有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造詣，也不亞于當時的任何一位頂尖人物。”2002年8月先生在南京回儒對話會議上講道：
　　作為一個儒家學者，我覺得王岱輿對儒家不僅沒有曲解，還有更多獨到的洞見。我感到非常驚訝，于是我和村田幸子合作5年，把《清真大學》譯成英文，然后加以注釋，我給他們的書寫了序言。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伊斯蘭教在17、18世紀的幾個重要人物，比如劉智、馬注、馬德新非常關注。這給一些專門研究伊斯蘭哲學而對中國沒有太多認識的學者帶來非常大的震驚。在19世紀之前伊斯蘭教義學只有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來表述，而17世紀的王岱輿和18世紀的劉智、馬德新則是用古代漢語，通過儒家哲學的理念把伊斯蘭教的經義展述出來。從儒家的角度看這是絕對成功的。劉智認為宋明儒學都是對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他把儒家的資源都加以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場是我并不要改變你原來的信仰儀程，但是我要用另一套論說使你相信我的理念。劉智認為儒家還有一見未達，還有一個層面沒有發展出來，那就是“真一”。有了“數一”和“體一”，但沒有“真一”這個層面。從我從事儒學研究的角度看，這是非常大的挑戰：是不是這條路為從儒學走向超越外在指示了一個方向，這很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
　　利馬竇是要徹底解構宋明儒學的基本信念，使儒家學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認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這個概念帶進儒家的論說。利馬竇的做法是先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④。這就使得王岱輿、劉智的理論顯得非常有價值[3]。
　　先生有《道·學·政》專著行世，提出三個領域要同時并進，要了解一個傳統的精神文明的核心價值，比如把《古蘭經》的內容變成不僅是穆斯林的，而且是所有中華民族生活的當今世界的重要資源來了解，認識其中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價值，使它成為活的學問。中華民族的復興，包含有深刻的文化信息。中華民族要為世界和平提供文化思想資源。伊斯蘭和儒學的對話，應該是為這方面提供重要的精神資源。
　　先生的這些精辟見解，使人們對中國伊斯蘭漢文譯著重新審視。這不僅對中國伊斯蘭史、中國回族史，同時也對中國和世界歷史文化研究都具有積極意義。可喜可賀。
　　先生寄給我的英人孟席斯寫鄭和下西洋的書，收到了，謝謝。我寄先生的白壽彝教授主編的《回族人物志》上下冊，想已收訖。
　　我主編的《回族研究》，已出刊60期，學術季刊，國內外發行，每期印4000冊。先生在銀川會議上的演講稿，我們想在《回族研究》刊出。講稿已由丁克家先生根據錄音整理出來，并通過傳真和電子郵件傳發給您了。如蒙同意，希望您撥冗審閱、修改，定稿后賜寄我們。尊稿將盡快刊于《回族研究》。
　　書未盡言，即此致禮。
　　楊懷中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晚于銀川自宅
　　注釋：
　　①(清代)劉智《天方性理》，清同治十年錦城寶真堂刻本。
　　②《論語·雍也3》。
　　③《論語·雍也11》。
　　④作者按：這是欲滅人之國，先去其史，先去其文的策略。
回族研究銀川104～108B9宗教楊懷中20072007
Rethinking the Academic status of Liu Zhi and Wang Daiyu
　　YANG Huai-zhong
　　(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楊懷中，寧夏社會科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楊懷中(1934— )，男(回族)，甘肅省靖遠縣人，寧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研究員，主要從事回族史和中國伊斯蘭教研究。
作者：回族研究銀川104～108B9宗教楊懷中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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