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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國明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王陽明先生逝世470周年。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會稽山旅游度假區和紹興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紀念王陽明逝世4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最近在陽明故鄉紹興市召開。海內外專家、學者70余人參加了會議，其中來自日本、美國、韓國等國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的代表有30余人。會議上學者們全方位地研討了陽明學的各個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穎、深刻的見解。
　　　　　　一、陽明學的歷史地位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張岱年先生在賀信中指出：王陽明是明代“心學”的宗師，他提出“知行言一”，具有肯定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意義；他提倡“致良知”，雖有先驗論的傾向，但主要是肯定人的主體性，強調獨立思考，這在思想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先生在祝詞中指出：陽明學是中國哲學史發展的極致，而且最具有東洋的思想特色。因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思想構造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對此，我是深信不疑的。西洋的文明、文化傳播到亞洲，作為回應，我認為，應當多強調陽明學的意義和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先生指出：程朱道學對于糾正唐末、五代十國社會大動亂后所產生的理性權威、理性本體及人的本質存在的失落之弊，有其不可抹煞的功績和作用。明中葉后，程朱道學逐漸僵化、教條化，成為士子們獲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理論生命，加上自身內在矛盾的暴露，表明了理學內部的緊張，意味著道學哲學的轉換。化解緊張、實現哲學轉換的代表人物就是王陽明。他既對明代現實社會的沖突作出回應，又對程朱道學所出現的思想僵化、學術空疏、道德虛偽進行調整，給理學注入有活力的、實在的、真實的內涵。這就規定了王陽明必須回到人自身，特別是指向心本體。心體的思維所向，是化理性本體為心體，“心即理也”。王陽明哲學的轉換是化外在天理為內在良知，即化心外理為心內理，“心外無理”，“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這個哲學轉換，具有理論革命的意義。因此，在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和平民中產生了廣泛的、深遠的影響。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潘富恩先生指出：陽明文學的誕生，是當時思想界的一大革命，他以“狂者胸次”的英邁氣概，“大破常格”，對已失去原有活力而變成僵死教條的程朱理學進行了沖擊。
　　　　　　二、陽明哲學思想中的合理內核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博士指出：王陽明為了補救朱熹“知先行后”論的偏弊而提出的“知行合一”論，盡管并非盡善盡美，但正確方面是主要的，表現在：其一，肯定認識必須依賴實際行動。在抨擊朱熹“不行而言學”時，王陽明指出：“向、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其二，接觸到了真知發源于直接經驗的問題。在批評朱熹“知先行后”論時，王陽明說：“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后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先知路歧之險夷者耶？”他甚至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三，看到了知與行的某些辯證關系。如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既肯定“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又肯定“知”只有通過“行”才能完成。這些思想的正確性是無疑的，至今仍值得借鑒。
　　山東社會科學院劉宗賢研究員指出：王陽明倡言“圣凡平等”，主張“圣人之性，吾性自足”。追求心中的圣賢標準，其所謂圣人其實是人人心中自有的良知。良知作為道德實踐主體的現實性、主觀性和個體性特征，使得圣人觀念也進一步內面化。這樣，良知的相同便指向人人在本性上的平等，致良知的共由方法又使得人人本質平等的實現有了可能。他贊同的“滿街都是圣人”，突出地表現了這種平等觀；而“自己良知原與圣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氣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可看作對這種平等觀的論證。從陸九淵的“若能涵養此心，便是圣賢”到王陽明的“良知即是道”、良知“無間于圣愚”，將圣人內化推向了極端；而“滿街都是圣人”，又將內化的圣人觀引向了對現實人性本質的探求。藉此，才有了陽明后學將儒學推向平民化的趨勢。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徐儒宗副研究員認為，王陽明在政治哲學方面也有不少可取之處。例如，他提出了“古今異宜”的觀點，主張采取“因時致治”和“因勢之所便而成之”的施政方法。在用人問題上，他又提出了“因材器使”和“量力受任”的原則。在政治實踐中，王陽明主張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執中行權”法則，提出了“因時制宜”的施政方略。
　　　　　　三、與近代進步教育學說每多一致的教育主張
　　潘富恩教授指出：“致良知”是陽明學說的核心和基石，是他一生講學的宗旨，它具體地體現在陽明的教育目的、內容、方法及其過程之中。“良知自知”、良知人人具有，這就成為“有教無類”的理論依據。“致良知”的重點是在“致”這個動態過程的工夫上；“致知”者應有正確的學習態度，“不以聰慧警捷為高，當以勤確謙抑為上”；要注意“致知”與“力行”的有機統一，做到“知行合一”；在“致知”過程中還要有“當利害經常故、遭屈辱”的生活磨煉。教師要根據學生不同的“開悟”程度，實行因材施教、“隨才成就”；對兒童要注意其心理特點，實行愉快教育，反對體罚；師友之間要相互切磋學問、講究文德，不可“矜己之長，攻人之短”；在教學中要反對經學獨斷論。
　　上海大學教授、香港孔教學院顧問兼院長助理陳增輝先生指出：王陽明的與近代進步教育學說每多一致的主張，主要表現在十個方面：第一，全面發展、德育優先。王陽明規定的課程，綜合起來正好是德智體美四者；其中，德育居首位。第二，反己責善。他貫徹德育首位的重要措施是“反己”、“責善”。他說：“學須反己”；“責善，朋友之道。”責善時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第三，教學相長。他不同意“師無可諫”之說，認為諫師之道可“直”、可“婉”，直非“犯”，婉非“隱”，“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第四，獨立思考。他說：“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只有打破壟斷，才能使道、學成為“天下之公道”、“天下之公學”。第五，著實躬行。認為學就是“學做這件事”，做這件事就是“行”，所以說“不行之不可以為學”。第六，因材施教。他把學生分為年齡之異、才能之異、稟性之異等，然后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法，教以不同內容。第七，隨時就事。他說：“圣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他善于聯系身邊的具體事例，生動活潑地說明深刻虛玄的哲理。第八，循序漸進。他說：“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反對走捷徑。第九，量力而行。他說：“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他在教學中注意從學生的接受能力出發，量力而行。第十，少而精熟。他說：“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上述主張，集中反映了王陽明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和長期教學實踐的經驗，值得吸取。
　　　　　　四、陽明學的深遠影響
　　日本原京都大學教授小野和子說：陽明學在喚起具有良知的人的自覺的同時，深化了有關知識與實踐的關系的思考。萬歷時期，在東林書院講學的人士繼承了這種精神，在政治實踐上表現出強烈的意欲。小東林復社也繼承了這種精神，關心現實政治問題，對時事政治加以尖銳批判，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清議”。在陽明學里面，存在著一種可稱為“狂氣”的東西，它在抗清斗爭中明顯表現出來。
　　韓國學者洪允植指出：作為日據韓國時期陽明學代表人物的鄭寅普，根據陽明哲學思想對當時哲學及其他思想所作的批判中，證實“精神”觀念在其民族主義歷史觀中具有一個根本性的位置。而“精神”這一觀念是從良知——陽明哲學中一個最為根本的概念——中發展而來的。由于他運用陽明學研究韓國獨立運動中的現實問題，他被譽為“一個將其研究基于陽明哲學的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為尋求現代方法論的第一個陽明哲學家”，“實行陽明哲學的最后一個儒家”。陽明學對韓國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貴州師范大學哲學所副所長余懷彥指出：王陽明是中國封建社會轉折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由于王學體系中含有許多可以吸取的養料和可資利用的因素，使它成為中國近代啟蒙思潮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和一面旗幟，具備了一個新世界觀的胚胎。但是，由于它在內容上受傳統的嚴重束縛，主觀上為維護和挽救封建專制制度，就使它和啟蒙思潮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湯恩佳博士指出：王陽明的凡圣平等、學道公有等思想，起到了打破偶像崇拜、發展個性、解放思想的作用，這在泰州學派那里非常明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從李贄、黃宗羲、唐甄直到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譚嗣同等時代先驅的思想，幾乎無一不與陽明學存在某種血緣關系。關于陽明學在國外的影響，當首推日本。從“近江圣人”中江藤樹開創日本陽明學派，到“泰山北斗”佐藤一齋，突破了朱子學獨尊的局面，開了幕末王學之先河。隨后，陽明學又成了下層武士和市民、農民倒幕維新的指導思想，其作用可見一斑。在新加破，1984年教育部主持編寫的《儒家倫理》課本，把王陽明列為與孔子、孟子、荀子、朱熹并稱的五位“儒學大師”之一。
　　
　　
　　
孔子研究曲阜119～121B5中國哲學曾軍19991999 作者：孔子研究曲阜119～121B5中國哲學曾軍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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