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斯大林電令毛澤東不許內戰令毛大發雷霆

簡體傳統

   在毛澤東對莫斯科的諸多抱怨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能看出其憤懣情緒的，其實還是關于1945年斯大林“不許革命”的這一段。毛澤東一生中提到中共同莫斯科關系問題最多的時候，是在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之后的幾年時間里，而他這時談論得最多的一個話題，也還是“不許革命”這件事情。
  何謂“不許革命”？按照毛澤東的解釋，就是：“一九四五年當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斯大林用他們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們，指示我們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
對于“革命”二字，大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能背誦毛澤東的一段“經典”解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只不過，人們在“文革”中背誦這段“語錄”的目的，通常主要是為自己要“武斗”不要“文斗”找借口，而毛澤東這段話的核心，卻在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說白了，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
革命就是奪權的意思，毛澤東在別的地方其實也有過直白的說明。比如，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做會議結論時就說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這篇講話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題為《戰爭和戰略問題》。十分有趣的是，為了這段話，十幾年后，中國共產黨人與英國共產黨人之間還弄出一段公案來，爭論的核心真的是“文斗”還是“武斗”的問題。當時英共特意將《毛選》譯成英文，唯獨對這段話，英共中央因担心會引起不贊成暴力革命的多數英國民眾對共產黨的反感，主張刪去，告之中共中央，毛澤東堅持不能刪。事后，英共還是刪去了這段話。毛對此十分不滿，幾度表示這是個原則問題，批評英共被和平過渡的幻想沖昏了頭腦。
不難看出，毛澤東對“革命”這個字眼所包含的內容有他特定的理解。在他看來，暴力與奪權二者相輔相成，無奪權不成革命，非暴力不能奪權。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毛澤東所說的“中國革命”，其實就是說要通過暴力的或曰武裝的方式來奪取政權。奪誰的權？當然是奪國民黨、奪蔣介石的權。因此，毛澤東所說的那個“不許革命”，自然也就是指斯大林不許毛澤東用武裝的方式去奪蔣介石國民黨的權。盡管后來斯大林道了歉，毛澤東對這件事還是始終耿耿于懷，不吐不快。一有機會，他就會拿來說明當年斯大林是如何“整我們”的。

曾經四次“整我們”的斯大林也曾經對中國共產黨慷慨解囊

斯大林為什么不許毛澤東奪蔣介石國民黨的權：是斯大林反對武裝奪取政權這種方式，還是他喜歡國民黨甚于喜歡共產黨呢？從毛澤東總結這段歷史的情況看，這似乎都不成其為原因。至少，毛澤東不是這么講的。
毛澤東講得比較多的一個原因，是斯大林“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但是，毛澤東還講過斯大林四次“整我們”的情況：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嚴左傾；一次是支持王明搞右傾；一次是“不許革命”；最后是中國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懷疑毛是“半個鐵托”。從他講的這些情況看，似乎泛泛地說斯大林“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也難成立。因為，照毛澤東所說，斯大林第一次“整我們”，就不是因為不相信、倒是由于夸大了中國革命的力量，過分迷信武裝進攻的和打倒一切的革命路線，而鑄成了大錯。
那么，能不能說，因為這一次失敗了，所以斯大林就轉而相信國民黨甚于相信共產黨了呢？甚至有這樣一種說法，說是在整個抗戰期間，斯大林就是因為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才把武器都給了國民黨，而只給了共產黨一些馬列書籍和少量藥品，即所謂“武器給子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關于蘇聯援助的問題，過去我們研究和說明得太少，而它對于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又確實太重要太重要。以至于，當研究這個問題不再是禁區時，有人僅憑一些零碎資料和傳說，就可以謅出一個驚世駭俗的說法來。近來比較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香港《開放》雜志3月號所刊《毛澤東奪取政權的秘密》一文。作者僅據幾條不大可靠的消息，就大談毛澤東所得斯大林的金錢和武器，如何多過近代以來中國所有全國的和地方的統治者，并得出結論說：“關于毛澤東的致勝之道，過去的表述是‘依靠農村包圍城市’，今后更準確的表述應是‘依靠農村等待蘇援’。”因為，“要不是斯大林在金錢和武器上給予毛澤東大量援助，毛澤東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中國革命的成功與否同中共從蘇聯得錢多少簡單地聯系在一起，即使在邏輯上也無法使人信服。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共發展最成功的一個時期就是抗日戰爭時期，而這恰恰是莫斯科對中共援助最少的時期。
顯然，過分夸大莫斯科物質援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同我們過去過分諱言這種援助的情況密切關連的。凡事捂得越嚴，猜測和謬說越多。其實，諱言蘇聯的援助，把中國革命的勝利簡單地歸結為毛澤東如何不聽莫斯科的話，如何獨立自主，未必真能使人信服。畢竟，蘇聯的援助并不僅僅表現在物質上和經濟上，而更多地還表現在政治上、組織上乃至許多具體政策和策略上。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各種干部人材的培訓以及中共轉入地下以后秘密工作的建立，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初提出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初步設想……，幾乎在中國革命的許多重要關頭，都可以看到俄國人積極活動的影子。同直接的物質上的援助相比，莫斯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不論成敗得失，有時更有決定意義。
當然，這并不是說物質上的援助不重要。我們只要稍舉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我們知道，早期中國的共產主義小組織從開始成立之日起，就從俄國共產黨代表維經斯基那里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資助。在那個時候，要想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黨，宣傳、組織等等費用光是靠陳獨秀等少數幾個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錢是遠遠不夠的。1920年下半年維經斯基在中國時，成立共產黨的各種預備工作搞得紅紅火火，像《共產黨》月刊這樣的宣傳刊物就辦了好幾個。但是，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國后，中共上海發起組立即“經費無著”，許多宣傳書刊的出版被迫中斷，計劃中的對工人進行啟蒙教育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就連機關報《共產黨》月刊也停辦了。據后來參加過“一大”的包惠僧回憶，那時一度連派人南下向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匯報工作的區區十余元路費，也拿不出來了。
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奇怪。任何熟悉中共黨史的讀者都了解，當年參加建黨的人員大多是青年，只有極少幾個人如李大釗等，有稍好些的收入。但他們還要養家和支持《新青年》雜志之類，手頭也并不寬裕。多數年輕人，或無固定收入，或靠稿費吃飯，或者還是依附于家庭的學生。再加上中共成立后，絕大多數參加者都很快變成了職業革命家，不僅收入全無，還要靠組織上開支養家。而黨組織開會、辦雜志、出宣傳品、搞工運、辦外國語學校或工人補習學校等，沒有哪一樣不要錢。從中共“一大”召開以后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這也就是說，中共成立之后，有賬可查的從共產國際那里來的錢，平均每月大約就有1850元，自己籌來的錢每月還不足100元。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開時，黨員大部分職業化，連這100元也籌不到了。陳獨秀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僅1923年頭8個月，中共中央就“從共產國際領到經費約一萬五千”，平均每月約1875元。而這個時候，工人運動等的經費，莫斯科通常還是單獨支付的，每月大約在1500元左右。此外還有些臨時款項，如在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1923年5月的筆記里就記著這樣幾條：“今天北京轉來2000.78英鎊，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勞動大會”；“1000美金，救濟中國政府迫害的同志”；“額外給1000金幣幫助中國共產黨”。
此后莫斯科提供的經費數量大致上也有賬可查。1924年實際得“經常費”(即黨的日常活動經費)約36000元，平均每月約3000元。1925年預算每月領經常費2250元，從4月起增至3650元，平均每月約3300元。1926年以后，不僅工運費，而且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也與黨的經常費用分開提供，因而得款數量大增，每月當不少于萬元，比預算超出甚多。1927年的經常費原定每月1.5萬元，實際上平均每月收到3萬元以上。1928至1932年每月預算更是在5萬元左右。還需要強調的是，1927年以后，每年僅用于特別事件的“特別費”一項，中共得到的就在幾十萬元上下。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每月開支1.5萬元；7~8月為湖南農運得援款近5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款1萬元；12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后得款近10萬元。1928年的數字目前公開得還不很具體，但看起來不會少于1927年，因為這年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預算，僅特別費一項即達100萬元(不過莫斯科批準的數字尚未見到，可能不會這么多)。
近年俄國出版并已陸續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關系檔案資料，披露了莫斯科高層決策的一些會議記錄。這些記錄顯示，在對待中國革命的問題上，莫斯科的領導人并不經常是態度一致的。他們中不少人，比如斯大林，更多地傾向于把俄國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便如此，1924年以后的大多數援助無疑也是斯大林所贊同的。足以證明斯大林并不反對援助中國共產黨，并且寄很大希望于中國革命的一個明顯事實是，在1927年斯大林扳倒了聯共(布)中央內部的反對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牢牢掌握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權以后，莫斯科絲毫沒有減少對處于地下狀態的中共的援助。不僅如此，斯大林甚至曾經贊助共產國際花費相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冒著很大風險，把中共幾乎所有重要干部統統秘密召集到莫斯科去開代表大會，擬定各種政策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蘇區為止，僅黨的經常費用，莫斯科每年就援助中共中央大約60萬元，這還不算其他費用，比如已知1930年中共得濟難費11.4萬元，團費約7萬元，等等。可見，斯大林主持共產國際以后，莫斯科的援助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所增加。
當然，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斯大林第一次“整我們”的時期，是過高估計中國革命力量的時期，援助多些，可以想象。問題是，在此之后，斯大林也并沒有停止對中國革命的援助。

斯大林曾計劃向中國紅軍提供上千噸軍事物資援助

從目前已經披露的資料中，我們還看不到中共中央撤人江西蘇區以后，直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這段時間，莫斯科是否繼續為中共提供過什么物質方面的幫助。但是，至少在1935—1937年間，有許多檔案資料顯示，莫斯科是積極準備并且是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幫助的。
講到季米特洛夫同毛澤東的關系時，我們曾經提到過，在這段時間里，鑒于中國紅軍遭受重創，退人西北，共產國際曾經有過一個大舉援助中國紅軍的計劃。這個計劃就是斯大林批準的。還在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際，得知中共代表團要派林育英回國聯絡紅軍，傳達貫徹七大精神，斯大林就特別叮囑，一定要讓中共中央知道：“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
鑒于當年國民黨依靠蘇聯援助，創建軍隊，大舉北伐，一舉奪得中央政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如果能夠在與蘇聯接壤的邊界地區建立根據地，背靠蘇聯，取得援助，必定要比在國民黨大軍層層包圍的南方幾省交界處建立根據地，有更直接的效果。但考慮到蘇聯的外交利益，莫斯科一向不贊成中國紅軍與蘇聯接通。最早如1927年蘇聯顧問鮑羅廷提出向中國西北發展的所謂“西北路線”，就曾被指責為“逃跑路線”。以后如1933年中共策動的察綏抗日同盟軍秘密與外蒙接通的嘗試，也同樣受到莫斯科的反對。最莫名其妙的是，這后一回，明明是馮玉祥不滿南京對日妥協態度，決心暗通蘇蒙，揭旗抗日，中共地下人員為此前往外蒙秘密聯絡，而莫斯科方面不僅將他們拒之門外，還發表消息，暗示馮玉祥別有所圖，把他說成是“日本的代理人”。
正是由于受到莫斯科這一態度的影響，1934年紅軍被迫撤出江西中央蘇區后，很長時間不能提出向西北發展的戰略。1935年紅軍一、四方面軍圍繞著南下北上問題發生的爭論乃至分裂，也與此不無關連。當時人多槍多的四方面軍領導人還感覺不到向蘇聯求援的迫切性，因而不同意北上，強調“我們共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應把取得蘇聯援助當成目的，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他們受蘇聯態度影響很深。四方面軍那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后來之所以一度跟張國燾走，而沒有跟中央走，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當然，事實證明中共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上述斯大林關于“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的指示，不僅肯定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決定，認可了中共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而且顯示蘇聯和共產國際有意通過中國的西北邊界向紅軍提供直接的幫助。
關于莫斯科的援助計劃和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艱辛嘗試，需要一篇專門的文章才能詳細交待清楚。但在這里簡單地舉出幾件最直接的文獻資料，使讀者有一個印象還是可能的。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文獻，莫斯科早在1935年，就開始考慮通過中國的西北邊境向中國紅軍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并為此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工作和前期準備。它接通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則較晚，已經到了1936年6月中旬。此后到7-8月間，才逐漸詳知中共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意圖。9月11日，莫斯科即發出同意經過中國西北邊界直接援助紅軍的電報。
電報的中心意思有二：第一是批準紅軍發動奪取寧夏的戰役，以便進一步向北轉進綏遠接通外蒙和向西控制河西走廊，必要時可接通新疆；第二是強調紅軍不宜馬上經河西走廊去新疆，因為這可能便于國民黨利用黃河天險將紅軍同中國主要區域隔離開來，不便中共今后的發展。
關于莫斯科援助的方式和數量，在9月27日的電報和10月18日的電報中有較具體的說明。9月27日的電報明確告訴中共中央說，蘇聯只能從外蒙古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綏遠的定遠營，然后前伸至外蒙邊境去接取物資。10月2日，當中共中央提出具體的援助要求和物資清單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電報中進一步說明：這一援助將用150輛汽車，來回兩次將550-600噸軍用物資送到紅軍指定的邊境交接地點，“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收貨物和担負沿途保護的責任”。
令人遺憾的是，紅軍10月間發動的寧夏戰役未能取得成功，接取蘇聯武器援助的計劃功敗垂成。11月3日，蘇聯方面進一步發來電報，表示“正在研究經過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且可將提供的物資增加到1000噸左右，由他們派車運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紅軍前往接運。只可惜，已經渡過黃河西去的紅軍西路軍由于種種原因，最終也沒有能夠到達新疆。盡管莫斯科后來一再來電催問西路軍的行止，并表示可以將援助物資的數量再增加一倍，紅軍還是無緣得到這批援助。
如所周知，斯大林批準并關注這一援助計劃時，早已了解到紅軍當時的際遇。我們有些書的作者甚至認為，斯大林這時不僅不想援助紅軍，而且簡直就想要取消紅軍。
這個時候的確是中國革命遭受挫折最嚴重的時刻，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時根據地幾乎全都丟光了，紅軍也損失了90%以上。但第一手的歷史文獻顯示，恰恰在這個時候，斯大林不僅沒有“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而且還在極力援助著紅軍。盡管軍事上的援助未能成功，我們在毛澤東以后的言談中和大多數中共黨史著作中再未見到過對這一經歷的說明，但莫斯科曾經設法援助紅軍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而且，軍事裝備上的大規模援助雖然沒有實現，莫斯科在財政方面還是進行了積極的援助的。這種援助也是不可不提的。
寧夏戰役失利后，五萬紅軍被圍困在甘北一隅之地，形勢十分嚴峻。不僅作戰回旋余地太小，武器彈藥奇缺，最直接、最嚴重的困難還有糧食和冬裝的極端匱乏。當時已進入11月，二、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幾乎還都是單衣單褲，再加上甘北人煙稀少，數萬大軍糧食無處可覓，故當時負責中央工作的張聞天不能不在給莫斯科的電報中大聲疾呼盡快寄送援款，“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實際上，還在準備軍事援助的同時，斯大林就已經明確贊同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提供巨額援款。共產國際11月12日電告中共中央說，他們已準備好援助的款項。很快，莫斯科通過美國銀行寄出援款15萬美元，12月又續寄5萬美元。1937年1月，斯大林又進一步批準一次性向中共中央提供80萬美元的援款，并表示還可以再提供一筆相當數量的援款。加起來，這個時候莫斯科至少同意提供180萬元美元的援款。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作出這一決定的時候，距離國共合作的形成尚有很長一段時間，距離周恩來與南京代表達成秘密妥協，南京方面同意先期提供部分糧餉，也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因此，這一決定對于生存條件極端惡劣的中共和紅軍來說，稱得上是雪中送炭之舉。如果斯大林這時真的像我們一些書中所說，已經是只看重蔣介石國民黨而不著重中共，甚至想要取消紅軍，那么，這些援助計劃大概是不會有的。

“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的說法太簡單化

斯大林援助力量弱小的中國紅軍，當然不純粹是從階級觀點出發的。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在世界上始終是一個很孤立的國家。斯大林決心大力援助中國紅軍的時候，蘇聯正面對來自東西兩個方面‘的戰爭威脅。西線歐洲是氣焰囂張的法西斯德國，東線亞洲則是虎視耽耽的日本。為了牽制德日，他這時還只能借助各國共產黨的力量。在歐洲，蘇聯這時下大力支持西班牙共產黨進行反法西斯的內戰；在遠東，斯大林無疑對中國紅軍有所指望。
然而，1937年夏天，中國的抗日戰爭打響了，蔣介石國民黨領導的南京政府及其軍隊轟轟烈烈地投入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來了。從蘇聯的切身利益考慮，斯大林自然而然地開始看重國民黨。事情很明顯，如果他全力支持蔣介石，國民黨就可能抵抗下去，拖住日本；如果他半心半意，或放棄援助，國民黨很可能會迅速垮臺，日本人緊接著就會撲向蘇聯。在這方面，要指望裝備落后的幾萬紅軍是不可能的。
1940年，斯大林對即將來華赴任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就這一點講得再明白不過了。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斗爭的領導者，還顯得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此外，帝國主義大國也未必容忍中國共產黨取代蔣介石。”“蔣介石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既然如此，對于蘇聯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列寧有云：“要極精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本國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害沖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如果忘掉了列寧這條早就是斯大林“座右銘”的重要遺訓，我們大概永遠也無法理解斯大林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兩面性，甚至可能在斯大林的上述談話中，只注意到他關于中共“太孱弱”的評價，而忽略了他說中共“更親近些”和“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的那兩個“照理”。
其實，在國與國的交往中，外交利益優先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說毛澤東時代之后，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熱衷于援助亞非拉人民革命時，他對周邊資產階級當政國家的共產黨，通常也要視外交關系如何來決定要不要采取直接援助，即“輸出革命”的辦法的。但這并不等于毛澤東認為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領導人更親近些，也不等于他不曾通過其他方法給予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人以幫助。當年斯大林所面對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情況。換句話說，蘇聯當年的“主要援助”沒有給中共，不等于“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這么簡單。斯大林畢竟是那個時代的共產黨領導人，不僅知道“中國共產黨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蔣介石不足靠時還要指望中國共產黨；而且相信，如果有莫斯科的幫助，中共將來未必不能發展到奪取政權的程度。因此，秘密地給中共以幫助，在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有關抗戰期間莫斯科在物質上援助中共的詳細資料目前公布得還不多，但從可以了解到的零星資料當中，我們也不難看出，莫斯科這個時候對中共的態度，并不像一些黨史書中所描寫的那樣吝嗇。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曾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國民黨每月只發餉50萬中國元，合美元約16萬，連前線部隊開銷都不夠。因為沒有錢，缺少武器，擴軍困難不說，部隊挨餓受凍也十分普遍。他們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經費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飛機送來”。王明、周恩來等這時也通過延安轉電莫斯科，要求盡快得到財政上的援助，以便為部隊購買緊缺的各種槍支彈藥。季米特洛夫對此十分重視，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進行了緊急磋商，隨即向延安提供了一筆數目不詳，但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共要求的援款(因為沒有發現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同樣要求)。
兩個月后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援助請求，已經是為了另外的情況。1938年4月，前往莫斯科匯報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稱，目前有三批人員急需救助：一是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的近4000名政治犯，他們受盡折磨，健康狀況極差，要回到黨的隊伍中來重新工作就需要治療和營養；二是數千因傷致殘的紅軍人員；三是大批被國民黨殺害的烈士的遺屬和當年留在蘇區失去了生存條件的紅軍親屬，以及現在在黨、政、軍中工作的6000人的家屬。任弼時寫道，目前黨只能保證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簡單溫飽，抗戰后原定每人發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補助金，也因經費匱乏經常發不出來，缺醫少藥更是家常便飯，毛澤東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國黨急需在物質上和醫療上得到蘇聯的幫助。
新近公開的這封任弼時的求援信沒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細節，只說明“隨后我們會向您提供具體的數字和資料”。莫斯科批準的援助數字也不得而知。但我們從7月份回國的中共代表王稼祥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他曾帶回一筆數目不小的援款，只是這筆援款并不是為了解決上述人員的困難，而是為了幫助中共進一步購買武器的。因為它是在任弼時進一步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向八路軍提供武器的要求之后，季米特洛夫所答允的。只是，季米特洛夫說：“給八路軍武器援助，這要蘇聯政府決定，不過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這可能不是幫助了你們，而是害了你們。”因為這會惡化國共關系并為國民黨孤立和封鎖延安提供口實。最后，“共產國際從它的外匯中撥出三十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
能夠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舉了大量用于印刷的機器和其他各種用品的名稱。中共中央強調，這些物資對于八路軍在居民當中和在部隊里開展文化宣傳工作是極端必要的。據當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憶，經過國民黨的同意后，蘇聯人確實把一批印刷機械送到了延安。
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獻是1940年2月23日的。這個時候周恩來正在莫斯科醫治臂傷并匯報工作，他再度詳盡地匯報了中共財政上所面臨的嚴重困難。季米特洛夫為此一面要求周恩來告訴中共中央，盡量動員所有國內的資源以解決困難，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來提交的預算表，說明他贊同周的說法，強調周提出的預算是可信的，每個月黨的經費的缺口為58280美元，軍隊經費的缺口為30萬美元，他“認為可以在1940年向中國黨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據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關部門下達撥款指示”。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莫斯科與毛澤東之間圍繞著如何對待蔣介石國民黨的問題發生了爭執。但是，應中共中央要求，斯大林還是批準向中共提供了數目不詳的援款。據7月16日季米特洛夫給莫洛托夫的電報可知，這筆援款數額不小，用途甚急，而由于國共關系惡化，蔣介石拒絕蘇聯飛機飛往延安，以致援款不能及時送到。季米特洛夫為此通知莫洛托夫說：“由于使中國同志盡快獲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們認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飛機經過蒙古發送經費。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這樣成功地做過。請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這種方式組織這次行動。”
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各種物資幫助，可以說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顯示，季米特洛夫仍在與蘇共領導人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討論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問題。
從已經披露的資料中，多半可以推斷，莫斯科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根據中共的預算定期提供經費了；大多數援助都是臨時申請臨時撥款的，數額似乎也不是特別大。如果同蘇聯向國民黨提供的上億美元的貸款數和中共日益龐大的組織相比較，我們多半能夠理解毛澤東后來為什么會那么強烈地批評莫斯科“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本來嘛，如果斯大林也能夠像毛澤東那樣早些看出中國革命成功在即，多冒幾次險，從蒙古直接送些武器來，那么，共產黨奪取中國的日子可能還會早些。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人都是斯大林的學生

人們對許多事情的感受往往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毛澤東50年代對斯大林的那些批評，能不能代表抗戰肘期毛澤東的心態，有時候還要做點分析。
毛澤東一生曾經三次寫文章稱頌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慶祝斯大林六十歲生日，一次是1949年慶祝斯大林七十歲生日，最后一次則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時，即1953年。毛澤東自己說，這三次公開歌頌斯大林，只有第一次，即抗戰中寫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真實感情的流露；后來兩篇都不過是敷衍應景之作。如果毛澤東的這個說法是可信的，那么很顯然，抗戰中的毛澤東未必完全不理解斯大林當時的處境和作法，至少在1940年以前，他對斯大林并無多少怨氣。盡管那個時候也存在著蘇聯援助多少的問題，甚至存在著莫斯科支持王明摘右傾的問題，毛澤東似乎并沒有把賬都算到斯大林的頭上，仍舊發自內心地表示：世界上只有斯大林和蘇聯“是拿真正的同情給我們”并“把我們當弟兄看待的”，因此，我們“對于斯大林的敬愛，對于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于誠意的”。
后來是斯大林減少了援助，還是斯大林有什么新的情況深深刺激了毛澤東，以致嚴重損害了他對斯大林的這種敬愛之情呢？
從1940到1949年，圍繞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發生過很多事情，有些我們已經大致作過介紹，像皖南事變前后雙方在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的爭論；像蘇德戰爭爆發后雙方為出動八路軍牽制日軍保衛蘇聯的問題而產生的分歧；像基于肅清王明教條宗派目的而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像雙方對共產國際解散的不同反響……。但是，在所有這些事件當中，真正使毛澤東對斯大林大為光火、耿耿于懷以至于念念不忘的，主要只有一件事，那就是1945年的“不許革命”。
應當承認，發生在皖南事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嚴格說來都對毛澤東同莫斯科的關系有破壞性的影響，都程度不同地加劇了毛澤東對斯大林這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疑惑與不滿。但是，一直到延安整風運動中黨的高級干部紛紛起來揭露教條主義危害，乃至批評共產國際錯誤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曾試圖把矛頭指向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整風學習文件，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毛澤東在談到整風目的以及對黨的干部的要求時，每每也是用斯大林的話來作為標準。多半也正因為如此，當1944年季米特洛夫根據王明背后的小報告提醒毛澤東注意黨內對蘇聯的不健康情緒時，毛澤東表現得是那樣惴惴不安。他不僅鄭重致電季米特洛夫，“担保：中國共產黨熱愛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蘇聯”，并且一連幾天專門到蘇聯聯絡員的住處去做解釋工作，深恐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就黨的七大，毛澤東至少作過九次書面或口頭的報告和講話，每次幾乎都要提到蘇聯和斯大林。不僅提到，而且大講特講，充滿敬重與期望之情。尤其是在內部講話中，他直截了當地說：“蘇聯，毫無問題是朋友，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聯合外國，主要就是聯合蘇聯；世界和平靠美、英、法、中、蘇五大國，而“五大國中蘇聯為首”。他說，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明白：“(共產)國際對中國總之是功大過小，猶之玉皇大帝經常下雨，三年不下雨，就要批評，搞得好，萬歲；搞不好，減少歲把子，總之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黨是不能有今日的。”如今，共產國際解散了，“聯共黨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總司令”；斯大林的話，“全世界無產階級，全世界共產黨都聽著，都非常注意，都看著他”。毛澤東還面對臺下數百名代表自問自答說：你們有沒有一個說“我對蘇聯塔斯社的廣播馬馬虎虎”的？“沒有一個。”“斯大林是不是領導著世界革命？當然領導。”我們現在不公開講這一點，只是“為著避免反動派的攻擊”，“但實際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國際七次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領袖是誰？是斯大林。有沒有第二個人？沒有了。”“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人，都是斯大林的學生。馬、恩、列、斯，三個死了，一個活著，就是斯大林，他是我們的先生。”
遍查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所有文章和講話，毛澤東比較集中地講斯大林和蘇聯的偉業的，主要就是兩次：一次是在1939—1940年間，散見于《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和《新民主主義論》等幾篇文章和講話中，并且沒有直接提到黨的關系；另一次就是1945年的七大。講得最集中、最多、最透徹，評價也是最高的，非這一次莫屬。如果說《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那篇文章表露的是真情實感，我們很難相信七大上毛澤東這些熱情洋溢的話語是他違心講出來應景的。事實上，整風已過，權威已立，又是在內部講話，也沒有那個必要。
毛澤東為什么這個時候熱情謳歌斯大林？據毛自己說，是因為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而列寧的話太“靈”了。列寧說，資本主義一定要打世界大戰，打的時候，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勝利。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個十月革命，整個世界歷史發生了新變化，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列寧說，如果蘇聯能夠在十年二十年內鞏固住自己的勝利，它就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取得勝利；盡管二十年后蘇聯遭受到嚴重的侵犯，但戰爭的結果，“半個歐洲解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起來了，蘇聯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領袖。因此，列寧偉大，領導蘇聯勝利的斯大林當然也偉大。”
但是，如果細細地品味，我們不難發覺，毛澤東稱頌斯大林和蘇聯還有更深一層的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國革命。

毛澤東用手比劃著說：國際援助一定會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抗戰期間，毛澤東只有兩度比較集中地談到中國革命的勝利問題。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間，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頭一次談到勝利問題，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與德意開戰，照蘇聯的說法是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了。既然是帝國主義戰爭，毛澤東自然希望出現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另一次“大變化大革命的時代”，特別是希望中國出現“一個混亂局面”。他說，“那時，共產黨將成為全國人民的救星，全國人民望共如望歲。”
頭一次所以談到勝利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已有雄兵50萬，比較抗戰開始時的三四萬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經不可一世的國民黨的統治范圍越來越小，人心漸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據地越來越大，蒸蒸日上，這種強烈的反差，促使毛澤東放棄了與國民黨“長期合作，共同建國”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主張，開始考慮以無產階級領導來取代資產階級領導的可能性。當然，那個時候距離共產黨的勝利事實上還比較遙遠，不僅國民黨還相當強大，而且還有一個更加強大的敵人日本需要應付。因此，毛澤東雖然極端不滿國民黨人貪污腐化，刮地皮，抽鴉片，娶小老婆，一個縣長每月拿百十來塊錢還不干好事，斷言“再在這些混賬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國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還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氣”，說“在他打日本的時候，我們也是忍一口氣，不提打倒蔣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勝利問題，情況就與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澤東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經有91萬軍隊，120多萬黨員，1億人口的地盤，更強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個豫湘桂戰役，國民黨幾十萬大軍丟盔棄甲，喪城失地，潰不成軍，日本人從河南一氣打到廣西、貴州，差一點就抄到“陪都”重慶去了，不僅毛澤東，而且社會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國人，都看出國民黨沒有希望了。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所以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標志著中共作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經開始顯露于中國乃至世界的舞臺上。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開始在議論一個話題：戰后中國竟是誰人之天下？
還在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就曾經在一份報告上，隨手寫下這樣一行鏗鏘有力的批語：“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這自然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它恰恰是毛澤東自抗戰以來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確信已步步貼近了的奮斗目標。
正因為如此，在寫七大政治報告時，毛澤東雖然也考慮到力量對比的種種不利之處，強調暫時不公開說“天下是我們的”這樣的話，但他明確講：現在連美國記者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這些人都說天下是我們的”；“報告中我們沒有說這樣的話”，卻要“有這股神氣”。未來三種可能：“一種是壞的我們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第二種可能性，也是以蔣介石為首，形式是民主，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政府。”“第三種可能性，是以我們為中心，在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的力量更加縮小、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現在就要做第三種可能性的積極準備，“要準備迎接勝利”。
既然要勝利，當然要“力爭外援”，“特別是偉大的蘇聯援助我們”。毛澤東七大講話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希望全黨了解，“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也能夠得到這樣的幫助。恰在七大期間，美國大使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大肆詆毀中共的言論，同情中共的美國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國政府實行扶蔣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聯蘇抗美自然成為毛澤東戰略考慮的一個重點。
有人說，這時已經成為世界“三巨頭”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會把毛澤東放在眼里。并舉出例子，說明斯大林、莫洛托夫這時都對美國人講過不信任中國共產黨人的話。這也許不假。但如果我們由此得出結論，斷言毛澤東不會寄希望于蘇聯，那就未免失之偏頗了。研究歷史，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重視具體的時間、地點、談話對象等特定的環境背景，不要被歷史人物施放的煙幕所迷惑。同時，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諸葛亮”來代替當時的諸葛亮。毛澤東當年的決策，嚴格說來也不取決于斯大林當時曾經怎樣看，怎樣講，而只取決于他自己當時能接受到怎樣的信息，以及事實上他當時怎樣認識問題。
從已知的檔案中，我們可以肯定，毛澤東當時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對美國官員的那些談話。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團的會議上他明確講過：戰后趨勢，美國一定反蘇，蔣介石必定反共。我們需要蘇聯，蘇聯也需要我們。而他這時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蘇聯如何更親近國民黨，恰好是獲勝的蘇聯不僅解放了東歐，而且正在幫助那里的共產黨獲得政權；是蘇聯的報紙加強了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批評和對中共的稱贊。他與朱德聯名祝賀蘇聯紅軍勝利的電報，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開前夕收到了斯大林親自署名的回電。這些都足以讓毛澤東相信，隨著中共力量的壯大，斯大林開始重視中國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幫助東歐國家共產黨取得勝利，他會眼睜睜地看著美國把戰后的中國置于自己的勢力范圍之下嗎？何況，中國比東歐要大得多，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大多數黨也要強大得多。
“誰槍多誰就勢大”，“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有槍就有權，戰爭決定一切”，這早已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抗戰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蔣介石國民黨，確實是因為中共實力太弱，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那時我們只剩下兩萬人了”，當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現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強大，不久就會有問鼎全國的可能，在毛澤東看來，無論從哪方面考慮，斯大林這回都不會不援助了。事實上，從1944年豫湘桂戰役暴露出國民黨不堪一擊的慘狀之后，他就接連不斷地親自致電莫斯科，詳細說明國民黨如何腐敗無能，如何喪盡人心，共產黨的力量和聲望如何日漸強大，國共矛盾如何難以調和；明確要求蘇聯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政策，聲稱“這將便利蔣介石實現他對特區的反動計劃”。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讓斯大林了解中國目前力量對比變化的情況，推動斯大林重視和準備援助中國共產黨。
因此，到中共七大時，毛澤東雖然也說，要做最壞的準備，要準備“各國無產階級未起來，蘇聯情況不允許”，“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援助我們，我們困難來了，遠水不救近火”；但從邏輯上，從感情上，他都相信：蘇聯一定會援助我們。他滿懷信心地說：“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劃著自己的脖子，對臺下幾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許諾說：“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因斯大林來電而大發雷霆后，慨嘆“無可奈何”

1945年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感情為什么突然逆轉，現在應該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仔細研究中共七大召開前后，特別是從年初到年中這段時間里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可以看到一種微妙的變化。前期，他談論力量對比的變化和要準備勝利較多；后期，他談論中國成為美國殖民地的危險和“準備內戰”較多。引起毛澤東高度警覺的事件，一個是希臘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登陸英軍司令斯科比的壓迫下繳械；一個就是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軍事上居于優勢地位，完全有力量奪取政權的希臘共產黨游擊隊，僅僅因為英國的干涉，就迅速歸于瓦解，這不能不讓中共領導人立即聯想到美國對華干涉的嚴重危險。這個時候，恰恰也是美軍在延安的人員一再表示他們要在中國沿海登陸的時候。顯然，一旦美軍登陸，力量對比將明顯不利于共產黨人，那時最重要的問題首先將不是能不能勝利的問題，而是能不能避免失敗的問題了。
為此，毛澤東在七大期間的幾次會議上講：同希臘共產黨一樣，我本錢不大，不能阻止美國登陸。但美國現在是聯蔣抗日拒蘇反共，全面獨霸東方，決不退讓。這是美國現在定下的方針。它以長城為界拒蘇的可能性很大。讓其方針得逞，美國就可能成為新的斯科比，變中國為希臘。對付的辦法，第一，“將來如果形勢不好，蔣介石、斯科比兩面夾攻，到處打槍”，我們不僅不能交槍，而且還要堅決自衛，蔣反我亦反，“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第二，為了防止美蔣沿長城進行封鎖，遮斷蘇聯，我們應該現在就開始集中二三十個旅，準備將來開到滿洲去，背靠蘇聯，“得到技術條件”。毛澤東甚至明確認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七大后，中共中央對于戰后形勢的估計多半是嚴峻的，那就是：“蔣的內戰方針是確定了的，除非我們有力量勝過他，才能制止之。”要勝過蔣介石，必須設法背靠蘇聯，取得援助，因為蔣的背后是美國。可是，人們不能不担心，如果美國硬要在中國充當斯科比，蘇聯會不會也像對希臘那樣，袖手旁觀呢？
大會閉幕前夕，毛澤東已經得到國民黨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互助協定的消息。這無疑是他不愿看到的局面。但蘇聯與美國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國前與中央政府簽約也在情理之中。毛澤東唯一希望的是，蘇聯的簽約還能夠包含有防止日本再起和美國獨占中國，便于日后在中國插手的目的。那樣的話，——毛澤東說——蘇聯同意簽約，對我也并無害處，“因為并不限制蘇聯對我們的援助”。當然，毛澤東對此也未必十分放心。他在談到不派代表出席參政會以及準備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的問題時，特別提到，這樣做也是要向蘇聯發出“暗示”，即中共不會容忍國民黨繼續其一黨統治。
8月9日，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盼望已久的消息傳來了：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東北了。當天下午，毛澤東一面與朱德聯名致電祝賀，‘面召集全體中央委員在楊家嶺開會。他高興地宣布：蘇聯參戰了，這就使抗日戰爭進入到最后階段了。與蘇聯紅軍配合作戰，這太痛快了。原來以為要與美國配合，那才是麻煩呢。我們的任務是：配合作戰，制止內戰，集中統一，國共談判。在美蘇合作、中蘇協定的基礎上，國共談判不可避免。他指出：美國“靠蔣是一定的，故我與美蔣是一個長期的麻煩，內戰危險隨日本垮臺的程度而增加”。但蔣介石恐怕不會很快就宣布全面內戰，因此我們目前第一位的還是打日偽。
毛澤東原來估計，打敗日本至少還要一年左右的時間。即使蘇聯出兵，他也沒有想到日本人會在幾天后就宣告投降。原來計劃中的敵后大反攻幾乎還沒有全面展開，戰爭就結束了。尤為引入注目的是，朱德于蘇軍出兵第二天開始對各解放區發布反攻命令，蔣介石竟于次日下令中共軍隊只能“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14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也發布受降日本的第一號總命令，公開支持蔣介石反對中共參加任何接收和受降工作的立場。
怎么辦？打了八年仗，死了那么多人，國際國內的輿論都呼吁和平，如果堅持進攻和受降，就不可避免地要與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武力相抗，內戰就將爆發，并且很可能得不到渴望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如何處置，這確實是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考驗。
8月14日，蔣介石在美國人的提醒下，不失時機地搖起了橄欖枝。他致電毛澤東，邀請毛前往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即以朱德名義去電要求蔣取消前令，蔣卻冠冕堂皇地打出盟軍做擋箭牌，電毛稱：“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
顯而易見，對蔣介石沒有什么道理好講。還在蔣介石來電前一天，毛澤東就在延安公開發出號召說：“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而抗戰勝利的果實，也不能輕易聽任國民黨搶了去，要“力爭”。我們現在有一億人民、100萬軍隊、200多萬民兵，取得察哈爾、熱河、河北、山西大部及山東和江蘇北部地區完全可能，但我們要爭取控制整個華北和華中部分地區。蔣介石來電第二天，他又特別命令綏遠、太行、冀察各區的八路軍，迅速奪取靠近張家口地區的大同、太原及北平，迎接蘇軍，爭取背靠蘇軍控制河北、察哈爾、熱河、綏遠與山西。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當然不會同意去重慶與蔣談判。中共中央為此專門通告黨內：蔣介石一面罵我們是人民公敵，一面請毛主席往渝，“完全是欺騙”。
與蔣介石對抗，就是同美國對抗。毛澤東經常說“國共反映美蘇”，意思很清楚：自己同國民黨的斗爭，實際上也反映著蘇聯同美國的斗爭。而他相信，中國共產黨輸了，也等于蘇聯的失敗。因此，他這個時候仍舊十分看重同蘇軍的合作和蘇聯的援助。20日，他根據蘇軍進展情況，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調9個團，連同已在熱河邊境的幾個團，配備相當數量的地方工作干部，限期開赴東北，并明確宣布部隊的任務是：“乘紅軍占領東北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
毛澤東此時不惜得罪美國的決心，從他當天的另一項人們后來很少提及的重要決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當時，美國正在調派大批飛機、軍艦為國民黨運送軍隊搶占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是其首要目標。然而，毛澤東這一天卻批準了華中局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并提議組織各大城市武裝起義。毛澤東當天接連數電華中局，要求他們堅決徹底地執行起義方針，除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起義策應以外，還應迅速調派新四軍有力部隊人城援助。他并且電示華北各區局，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對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也“迅速布置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以便不失時機配合攻城我軍實行起義，奪取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讓毛澤東意想不到的是，幾乎就在他發布上述命令的當天，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封電報，電報落款很奇怪地使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當然，誰都清楚這是來自莫斯科最高決策者的電報。電報明確要求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去重慶談判和平問題。說如果發生內戰的話，中華民族將有毀滅的危險。尤其是后面這句話，整整讓毛澤東耿耿于懷了十多年。
關于斯大林發出這封電報時的真實想法，目前還找不到直接的歷史文獻能夠說明(電報原件也迄未找到)。但聯系到斯大林1948年初承認他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和1949年初再度勸中共與國民黨談判時極力強調斗爭策略等情況，說他就是想要中共交出軍隊和政權，到蔣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這可能也有點簡單化。不過，不論斯大林如何考慮問題，毛澤東相信他是要中共走法國式的議會道路的。在一再宣布蘇聯一定援助中國革命之后，又下來這種幾乎是要共產黨向蔣介石交槍的命令，毛澤東內心會激起怎樣一種感情波瀾，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有關這封電報引起的直接反應，毛澤東當年的翻譯師哲的回憶是：“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氣”。而另一位當事人的回憶則描述毛澤東是“大發雷霆”。當然，生氣歸生氣，毛澤東最后還是委屈求全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勸告。
從21日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原來的戰略方針。上海等大城市武裝起義的計劃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并明確指示各地，除個別地點外，一般應去占領小城市和廣大鄉村，而不是去奪取中心城市與交通要道。毛澤東亦致電重慶，表示將派周恩來先行前往重慶談判。已經開始趕往東北的部隊，也得到毛澤東的命令，讓他們暫時“開至熱河邊境探明情況后再行決定”，因“軍隊是否能去遼吉黑三省現在尚不知道”。
8月23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詳細說明了他考慮到的蘇聯堅持不允許同國民黨對抗的原因：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以及受到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適于幫助我們；二是蘇聯如助我，美必助蔣，結果大戰將爆發，和平即不能取得。他并且舉希臘的例子說，在歐洲，蘇聯助保加利亞不及希臘，就是因為希臘是英國所必爭。中國亦然，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勢力太大。國民黨與中共，也如同希臘流亡政府與抵抗陣線，前者有權，而后者無權，這叫無可奈何，“我們只能承認這個現實”。要準備在全國范圍內“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不過，他還是想要安撫領導人中間的失望情緒。他強調說：這并不等于蘇聯不幫助我們。事實上，蘇聯現在也是在干涉中國，雖然并不直接幫助我們，甚至不多講話，“但還是真心援助我們的”。當然，法共是解散了武裝去資產階級政府里做官的，而毛澤東是認定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因此，他特別強調指出：蔣介石注定是不會改變消滅共產黨的方針的，和平注定是暫時的，談判不可怕，“只要把軍隊拿在手里就有辦法”。
兩天后，基于莫斯科的建議，毛澤東最終還是決定同周恩來一道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這次談判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然而，毛澤東卻大不以為然，一直對這段經歷憤憤不平，總是把它同要不要革命的問題聯系起來，斷言斯大林要他去重慶，其實就是“不許革命”。
十年以后，毛澤東多次不滿地談到過這件事，認為這不過是因為斯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雅爾塔開了一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交給美國，交給蔣介石，所以，抗戰剛一結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電報，堅持要毛澤東到重慶去同蔣介石談判”，“要中共同蔣介石分子罷戰言和”。那是什么時候？毛澤東反復說：那是中國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是蔣介石要打我們，我們也要打蔣介石的時候；是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想不到，“我們要打蔣介石時，蘇共中央直接打了一個電報給中共中央，不準我們打。他說只能和蔣介石和，不能和蔣介石打。如果要打就會引起全民族的毀滅。”那個時候，我是不想去的。因為斯大林執意要求，我還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對他的“不許革命”，“我們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