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和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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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以描寫愛情和科舉故事見長,但它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假如我們從倫理學角度去考察的話,同樣會發現其中有這方面的豐厚內涵。它所涉及到的倫理學范圍也很寬泛,但最多的是夫婦倫理和交友做人這兩方面,下面就從這兩個方面著重闡述之。
      一
  因為《聊齋》多講婚戀故事,故而不得不涉及到夫婦倫理。夫妻倫理的第一要義是恩義,即相親相愛。《張鴻漸》篇,張生鴻漸逃難在外,狐仙舜華收留了他,但他仍然不因舜華之美和生活之安而忘記妻子方氏,用張的話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義”,所以,狐仙舜華因此而幫助張鴻漸回到妻子方氏的身旁。再比如《瑞云》篇,賀生受知于名妓瑞云,但因為沒有錢財可以為瑞云贖身,甚至連一宵之聚的費用也籌措不起。可是當瑞云遭受災變,臉上出現怪痣,墨黑色,從顴骨一直到鼻梁,丑陋不堪,而賀生卻變賣家產,為之贖身,把一個“丑狀類鬼”的瑞云從火坑里救了出來,他說:“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這里,把“恩義”的范圍推廣到“同甘同苦”“禍福與共”這個意義上。一旦這種“恩義”喪失,夫妻雙方即使有名份也沒有意義了,這就是《張鴻漸》篇中狐女舜華不再癡念張鴻漸的原因。因為舜華偽裝其妻方氏,假裝與張見面,張對偽裝的方氏說:“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暴露了張鴻漸心中的底牌:他與舜華的感情仍然有虛假不誠的因素,這就與“恩義”標準有虧了,所以舜華便決心送張鴻漸歸家。再比如《葛巾》篇,當常大用與葛巾相親相愛之時,并不存在人與花妖的區別;但當常大用懷疑葛巾是花妖,并把詠曹國夫人的詩講給葛巾聽以試探葛巾時,葛巾就“舉兒遙擲”,渺然消失了。葛巾說:“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可見得互相信任也是“恩義”的一個部分。再如《連城》篇,只因為傾心相愛,哪怕是婚姻難諧,喬生也愿意割肉相救,這種“不愛膚肉”而“報知己”的精神,就是《聊齋》提倡的夫妻倫理。由于這種浹骨入髓的相知,喬生與連城終于克服了人世間種種看來是不可逾越的障礙,終于花好月圓。很顯然,這是人類一種十分美好的感情,并不因時代變遷而褪落顏色。
  夫婦之間,難免有矛盾。因為只要是兩個人,兩個出身、教養、性格、習慣、思維方式等方面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人,長期生活在一個屋頂下面,關系如此密切,就不可能完全沒有矛盾。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才是問題的關鍵。這一方面,《聊齋》也有答案。比如《黃英》篇,書生馬子才與商人黃英結婚之后,一個習慣了清貧生活,而黃英又習慣了富裕的生活,二人對生活方式持不同看法,怎么辦呢?作品提出了一個“和平共處”,保持各人習慣,互不干擾的方案:“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黃英讓馬子才住到一個特地為他筑就的茅草房中去。這樣,馬子才自然心安了。可是,馬子才“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這樣,經過一段時間,馬子才被黃英同化了,適應了黃英的生活方式。這樣處理夫妻矛盾的方式很有意義。這就是說,當夫妻雙方有分歧時,不必強求誰服從誰,而是各自保持自己的生活習慣,因為有分歧是正常的,“何害?”有“害”的則是一方強迫一方改變,這樣就會傷害感情,影響婚姻。經過長期的融合,一方理解了另一方,或者是對方同化,或者是雙方彼此接近,這樣,就不至于為矛盾而苦惱,或者急于克服矛盾而焦燥乃至發生沖突。《黃英》篇提出解決夫妻雙方矛盾的原則實際是蒲翁對中國傳統夫妻倫理的新發展。
  再如夫妻雙方,一方犯了錯誤,或者可能要犯錯誤,如何對待?在這個方面《翩翩》一文提供了參考意見:一是監督,二是允許悔改,不要糾纏不放,要允許改正錯誤。書生羅子浮受仙女翩翩救助,脫離苦難,結為伉儷。但羅子浮果然有點輕浮,當翩翩的女友花城娘子來訪時,他假以拾物偷偷摸她的腳,這一摸,翩翩當年給他用芭蕉葉裁成的衣服,剎那間變回芭蕉葉,嚇得羅子浮正襟危坐,正心誠意,這一正,芭蕉葉又變成衣服。居然二人并未發現。羅子浮見此,又生妄想,“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這時,那衣服又變成蕉葉。兩次警告后,羅子浮“慚顏息慮”“不敢妄想”矣!這種托之以神奇、寓之以實際的警戒,是蒲翁認為夫妻之間應相互監督、提醒,在尚未失足之前就予以警戒的倫理觀的反映。事后,羅担心翩翩“誚責”,可是翩翩始終不責一辭,“晤對如平時”,對羅采取寬容態度,讓丈夫自悔自責,讓丈夫從容改正。在人倫關系中,夫婦一倫,十分重要,俗話說,“滿床兒女抵不上半床夫婦”,因此,在對方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予以必要的提醒、警戒,無疑是防止發生問題的最好手段。而且,夫妻雙方,整天生活在一起,也最容易發現犯錯誤的苗頭。“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里壯”,這些俗語總是說妻子對丈夫的警戒。其實,在今天,男女都參加社會工作,這些俗語的意義已經發展到男女雙方都有意義的程度。另一方面,已經發現有錯誤,對方又已改正,或者有了改正的決心,則要有寬容態度,胸襟寬闊,不必斤斤計較,嘮嘮叨叨,讓對方有重新振作的氣氛和機會,保持夫妻間的和諧。這一點看起來簡單,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不容易的。蒲翁創造的這個翩翩形象,對夫妻雙方都有借鏡意義。
  還有一種現象,即存在夫婦極端不和,互相間虐待的問題。《聊齋志異》中《江城》、《馬介甫》等篇就深入探討過這種現象。這兩篇都是女方無理虐待丈夫,其實在那個時代,更多的是丈夫虐待妻子。《江城》故事中,江城無理虐待丈夫,后來被和尚感化,幡然悔悟,從悍婦一變而為賢婦。《馬介甫》篇中之尹氏,悍同江城,且全無理由,始終不誤,最后另嫁于一屠夫,反受屠夫無理虐待。這種現象,蒲翁不解,惟以佛家果報說解釋之。他在《江城》篇末尾說:“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也?”《江城》篇中解釋江城之悍,是其丈夫前生偶游于寺廟,誤斃和尚所養長生鼠,鼠死后投胎,為報前衍,生而為江城,報高蕃于今世。這種解釋顯然是不科學的。他在篇末“悍婦十之九”的結論怕也是從男子本位觀點出發而夸大了的。但是,蒲翁這樣花大力氣寫江城,寫尹氏,并且注意到夫婦之間多不很和諧,這是很有意義的。夫妻之間,必有矛盾,絕對和諧是不存在的。相互@①齬者,原因也很多。有的人個性乖張,難與人相容;有的是男女雙方性格不合;有的人,沒有責任感,責任心,不能承担家庭責任;還有人生性不宜組織家庭,原因是復雜的。隨著社會的進步,物質條件的豐富,單親家庭、單身貴族多了起來,這說明傳統社會每人必婚并不是千古不易之理。現代法律保留離婚一途,且不必雙方同意,只要一方堅決離婚即可離婚,實際上是看到了上述事實而開辟一條折散倫理學所不容的夫婦而欠許已婚者解脫的通道。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雖然現在比蒲翁時代進步許多。蒲翁遠在十七世紀提出這個問題,用小說形象強化這個問題,盡管其解釋顯然不妥,但觀察的深刻,思考的深入,對家庭倫理的探討,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社會研究對這方面,還是有許多工作要做的。
  還有《恒娘》一篇,提倡已婚婦女的容貌修飾,很值得注意。聶紺弩先生從“爭寵”的角度去否定這一篇,立論似未公允。(見聶紺弩《<聊齋志異>關于婦女的解放思想及其矛盾》,《蒲松齡研究集刊》第一輯第27頁)該篇之可貴在于不把婚姻看成終結,而是看成一個過程。已婚婦女仍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保持自己的吸引力。書中的人物形象恒娘,她口中講的那些道理,在那個時代,是有點超前了。其實,在今天,談到已婚婦女,中年婦女的保持形象,則是社會上很普通的知識。由此開拓出去,把愛情婚姻看成一個過程,婚姻雙方要不斷更新自己,不只是僅僅局限在相貌一點上,要包括修養、知識、志趣、胸懷、眼界等多方面,這怕又是更為科學、更為普遍、更為永久的真理了。蒲翁在三百多年前,就注意和挖掘這個問題,并且指出了方向,應該說是對中國倫理學作出了貢獻。
  當然,囿于時代,蒲翁思想上亦有多種局限,譬如多妻制,夫權制等等,這些東西前人多有論述,這里就不多講了。總之,他對夫妻倫理,注意力是集中而持久的,許多觀點是有創見的,許多觀察是有深度的,顯示了一個偉人的眼力和識力。
      二
  《聊齋》文字中反映倫理學方面的情形,最多的要數交友一倫。“朋友有信”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重點。“信”者,誠信,誠實不欺。這里就有遵守諾言、困難時互相幫助、不應互相欺騙,不應以利交友等涵義。而這些標準,看起來很普通,其實是很難做到的。例如《宮夢弼》一篇,柳芳華“財雄一鄉”,廣泛交友,“賓客如云”,有求必應。然而一旦柳氏病卒,柳門衰落,朋友作鳥獸散。兒子柳和衣食無著,求告二十余日,父親這些舊日朋友居然一文也不肯相助,只有一個唱戲的李四,“義贈一金”,可見得“朋友有信”在當時社會,也是不大行得通的。《王六郎》篇寫的是另一種情況,許姓漁夫與溺水鬼王六郎相交,漁夫不以王六郎為鬼而見棄,王六郎后來當了招遠縣某方土地,也不忘舊,所謂“置身青云,無忘貧賤”,這種品德是值得推崇的。《宮夢弼》篇就是以神奇的筆法寫宮氏對朋友的恩惠不肯忘記,想辦法報答的故事。
  《聊齋》寫朋友信實,不僅寫同性別之交,也寫到異性朋友之交。《嬌娜》一篇,寫書生孔雪笠與嬌娜的友情。孔生患惡瘡,嬌娜盡力為之治療;當嬌娜有了災難,孔生不懼生死,挺身相救,這樣的友誼,作者也是歌頌的。
  更引人注目的篇目是《田七郎》。田七郎是個獵戶,武承休是個富紳,二者社會地位相差很多。但武氏向往誠信,愿意結交“可共患難”的朋友,這就提出交友之道的又一標準。田七郎經濟拮據,武氏想方設法接濟他。田七郎吃官司,武氏想法平息。當武家有難,田七郎挺身而出,以死相報,而且這又與懲罚橫行鄉里的土豪和貪官相結合,這就更可貴了。書中田七郎母親所說的“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沒有從根本上去鑒別“人”的內涵,不分惡人好人,但這比起那些趨炎附勢,利盡而散,全無信誠的行為比較起來,則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
  除此以外,《聊齋》還對另一種倫理予以充分的關注,那就是社會公共倫理。我們都是普通的社會人,除了具體的社會角色之外,我們作為社會普通一員,與素不相識者、與鄰居、與關系不密切者,都要相處,這里也有其倫理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王六郎》篇中的水鬼王六郎,他的投生要以一替死鬼為條件。當他發現其替死鬼是一個婦女,而且還帶著一個小孩,“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在自己利益與他人利益相沖突時,發現他人之損有甚于己之所得,則不愿損人之重利以濟本人之輕利,這種倫理原則又是值得我們肯定的。至于《水莽草》一篇,提出的原則就更崇高。故事講南方有一種毒草叫“水莽草”,食之即死,死者若要投胎轉世,則必須又要用水莽草毒死一人才可瓜代。結果倪老婆子逼年輕女鬼寇三娘為其作圈套,騙祝生上當,這是一種想盡辦法損人利己者;而寇三娘之父聽說祝生中毒,不肯以寇三娘舊褲之襠相贈,因為這樣祝生將被救活,其女寇三娘就失去一次投生的機會,這是為了利己,則不惜損人的行為;而祝生則不同,因己之毒死之慘聯想到他人被毒致死的痛苦,故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不肯投胎,而索性以鬼物的身份,去救助中毒者。這種舍身濟物普渡眾生的品德,顯然是十分高尚的,是得到蒲翁推崇的。所以,篇末,蒲翁讓祝生當上“四瀆牧龍君”,為天下人去掌管利害關系甚大的水利事業去了。這樣的人物辦事情,蒲翁是放心的,人民也是放心的。
  《孫必振》一篇,也很有意思。一船旅客遇上風浪,一只巨手從烏云中傳下一紙條,上書“孫必振”三字。滿船人皆認為神靈要懲罚孫必振,逼孫上小船,不管他這樣危險不危險,不要因他連累大眾。可是一當孫上小船,大船就立刻傾復,無一生還,孫必振幸免。這包涵一種什么倫理原則呢?即使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強迫個別人犧牲,這也是不道德的,這樣的行為也將受到懲罚。這樣的原則的提出,顯然有價值。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利,決不能以少數服從多數的理由去剝奪少數人。這恐怕已經具有重視個人利益,個人生存發展權利不可侵犯這樣一種新的道德倫理原則在其中了。試想一下,如果以某種借口,肆意侵犯個人,那么,全社會每個個人還有什么保障而言呢?最后,保障人民權利就成了一句空話了。
  《雨錢》一篇,也有意味。濱州的任秀才在家讀書,一狐貍老翁慕其高雅,登門求見,交談投機,這本來是以文會友的雅事。可是任秀才纏著老狐,要老狐施展法力,為他謀財。狐翁無耐,作法為他下了尺把深的銅錢。可是一轉身,這么多錢又化為烏有了。秀才責備老狐欺騙他,狐翁說:“我本與君子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這里,講交友也有一定的原則。不要讓朋友為自己干不義之事,也不能因為是朋友則一概要求都應允。朋友之間有一“義”字為原則,這朋友的交往才會長遠。
  一個人的社會行為也應該遵守一定的規則:不能胡作非為。《戲縊》寫一輕薄子弟,為了調戲一過路婦女,從人家墻頭堆著的高粱秸稈中抽出一根來,套上褲腰帶作自縊狀,逗該婦女一笑,結果卻真的吊死了。這是“非禮勿動”“克己服禮”的小說闡釋。“無益身心事莫為”,這是每人須遵守的原則,也是應該采取的態度,無聊而輕薄,在人格上已經被判處為死刑了,這大概是蒲翁的勸誡。《罵鴨》一篇,亦有此味。一個無賴,把鄰居家的鴨子偷去吃了,結果渾身長滿了鴨毛,“觸之則痛”,“無術可醫”。夜里做夢,有人告訴他:“汝病乃天罚,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無賴不好意思承認偷鴨,對失主謊稱某甲偷鴨,慫恿失主罵詈,偏失主雅量,不肯征于聲色,結果疼痛不已的無賴不得不實告求得老翁一罵,其病乃消。這看起來很神奇,實際上應該從生活中得到解釋。社會倫理道德得到普及之后,即使損人利己者,其良心深處已承認其合理性,已經感到愧疚,故而疑心生暗鬼,處處做賊心虛,便會發生這種借事生疑的情況。倫理道德是法律之外,在人們心理上筑成的一道防止不規范行為的堤壩。它與法律一起,內外起作用使社會秩序良性運轉。《聊齋》故事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開玩笑,尋求快樂,這也是人的天性。《狐諧》一篇,那個善于詼諧笑謔的狐娘子,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開玩笑也有個倫理道德的原則,即不能傷害他人,否則好事就變成壞事。《霍生》一篇,講文登霍生,與朋友嚴生,一向喜歡開玩笑,這一次玩笑開大了,說他與嚴生的妻子有私,言之鑿鑿,導致嚴生夫妻不和,以致嚴妻自經而死。再比如篇末載王生開玩笑,也故意說自己與同學之妻有私,結果也造成人家夫妻不和。這樣的玩笑就超出笑謔的范圍,不免太不道德,太對不起朋友同學了。故而蒲翁借報應之說,都給他們以嚴重的教訓。口談笑謔之間,亦有道理在焉。謔而不虐者,則不妨偶爾為之;譏刺他人,造成口業者,則應少說為佳;圖口舌一時之逞而傷人乃至有嚴重后果者,則絕不可為。蒲翁《霍生》故事,恐怕就是對我們的告誡。
  應該說,《聊齋》對朋友倫理以及社會公共倫理道德的關注是廣泛而且深入的,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傳統道德的魅力。
  《聊齋》故事反映其它倫理原則的篇章仍然不少。比如《珊瑚》反映婆媳關系,主張姑慈婦孝,下敬上而長愛幼。再比如《細柳》篇,講母親不能一味慈愛,對兒女仍要嚴格要求,溺愛不利于子女成長。再如《仇大娘》講出門的女兒為娘家主持公道,懲罚惡人,挺身而出而不謀私利,都令人感佩。中國是個重倫理的國家,《聊齋》作者蒲氏是個重傳統的作家,因此,細讀《聊齋》,是可以了解和研究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在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即,重建精神文明,重鑄民族靈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而吸取傳統倫理道德則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讓我們從中吸取菁華,為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建設精神的新長城。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齒右加居
  
  
  
蒲松齡研究4淄博56~6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周五純19981998 作者:蒲松齡研究4淄博56~6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周五純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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