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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語言學是建立在索緒爾關于語言本質的兩個基本命題上的。索緒爾按照結構主義觀點，把語言的本質特征概括為兩個基本原則：1.符號內部能指和所指關系的任意性原則；2.符號外部符號與符號之間的線條性原則。也就是說，這兩個原則把對語言靜態單位的結構關系描寫放在了首位，語言被處理為一個音義任意結合的、靜態的符號規則系統。
　　本文試圖以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語言是一種活動”而不是形式結構的命題，提出與結構主義語言學相對的、符號語言學理論的幾個基本概念。文中的觀點主要受惠于索緒爾的語言理論、當代的語言論哲學、結構主義詩學、符號學、后結構主義文論、周易哲學，以及國內學者葛本儀先生的動態造詞理論和王希杰先生的“語言的四個世界、零度與偏離、潛與顯”等某些具有先鋒意識的語言觀。
　　符號學語言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范疇：
　　　　　　1.符號化
　　符號學語言理論把語言看作是表情達意的符號化過程，而不是一套靜態的結構關系或規則。
　　就語言內部的結構關系而言，符號化指創造、生成語言符號或話語的過程；就語言外部功能而言，指用語言給現實世界編碼的過程。符號化還可進一步分為動態和靜態兩種存在方式：符號化過程和符號化結果。前者指動態地考察某個詞語符號或話語的當下（共時）生成過程——如一個詞實際的命名過程或一段話現實的表達過程；后者指對靜態的語言符號進行動態歷史演變的考察——如一個詞的得名之由或重建一段話的發生過程。可見，符號化要領主要著眼的是語言符號的動態性、過程性。
　　前蘇聯哲學家巴赫金就把語言看作是一種言談活動。他分析了言談的五個組成部分，即言談的主題、意義、講者、聽者和音調。他甚至認為語言是一種意識形態：“問題的關鍵在于了解現實的存在（經濟基礎）如何決定了符號，符號又是如何反映和折射著存在的生成過程”（注：劉康《對話的喧聲》，第11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巴赫金將語言符號作為考察意識形態的關鍵，實際上著眼的是語言的動態符號化過程。
　　國內學者葛本儀先生把“解決一個詞從無到有的問題”，看作是詞匯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系統地提出了詞語的符號化研究理論（注：葛本儀《漢語詞匯研究》，第46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王希杰先生把修辭學看作是研究語言的社會功能的語言學，并認為這種語言學主要包括四個世界：語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這四個世界之間的關系是互動、互補、不可或缺的關系（注：參見王希杰《修辭學新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實際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也就是符號化過程。因此，“四個世界”的語言理論把語言內部和外部世界以互補的方式結合起來，打破了傳統的語言和言語劃分的觀念，消解了二者的對立，展示了語言的動態的符號化過程。
　　上述理論都著眼于語言的符號化過程的研究，體現了動態的符號學語言觀。
　　　　　　2.符號化單位
　　傳統語言學從靜態結構關系的分析角度，將語言單位劃分成語素、詞、短語、句子、句組五級。而符號語言學從獨立的表情達意過程出發，將語言單位分為“命名與話語”、“名稱與文本”。
　　　　2.1　命名與話語
　　符號化包括話語和命名兩個方面的活動。
　　“我們稱這樣的文章是‘假大空’”——“假大空”即命名；“今天天氣不錯”即為話語。
　　從語言的內部關系分析，話語包括判斷、推理、陳述、描述、說明等等，表現在語言結構上，即以句子以上的單位為形式，通過語言的線性組合，達到表情達意的目的。命名則主要是形成概念、指稱或表現或區別對象，表現在語言上，以獨立的符號——詞為單位。
　　從語言的外部關系分析，話語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活動；命名則是人給世界賦予意義或名稱的過程。由此產生兩個學科：話語學——研究交際規律的語言學；命名學——研究詞語符號產生規律的語言學。其中命名學的研究在學術界還是一個相當薄弱的領域。
　　命名與話語是從符號當下發生的角度劃分出的語言單位。
　　　　2.2　名稱與文本
　　從符號化結果的靜態分析角度考察命名和話語，它們就分別稱為“名稱和文本”。
　　名稱是命名的產物。符號語言學研究名稱，主要是考察它的歷史發生即產生、演變規律及“得名之由”，符號的能指和所指間靜態的意義關系。文本是話語的結果或凝固，一般表現為書面形式。名稱和文本的特點是非當下性和離境化。即它們是脫離了具體交際環境和表達主體的靜態符號形式，因此對它們的研究主要是解釋的、文化的——重建這些符號產生的語境及人文精神。由此產生了兩個學科：名稱學和敘事學。
　　　　　　3.符號化方式
　　符號化方式是利用符號為世界編碼時所依據的結構原則或精神方式。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些范疇如任意性、線條性、動機性、聚合性等等都可看作為某種符號化方式。所不同的是，結構主義者把這些范疇看作是語言客觀的、理性的、唯一的法則；符號學理論則認為這些所謂的法則是人主動選擇的結果，因此它們只是一種主觀選擇方式，而不客觀規則。
　　符號化方式可分為表層和深層兩種方式。
　　　　3.1　表層方式
　　表層方式是符號的顯性結構所表現出來的、符號能指和所指的關系方式。包括對應方式和意義方式兩類。
　　3.1.1　對應方式　 指符號化過程中能指和所指的同構性或兩者之間的對應程度問題。主要有四種對應方式：
　　（1）能指的有限／所指的多樣：如多義詞、同音詞或一語雙關、言簡意豐的話語。
　　（2 ）能指的多樣／所指的有限：如同義詞或話語中圍繞同一內容展開的多種表達手法（同義手段）。
　　（3 ）能指的多樣／所指的多樣：如多義同音詞或話語中從表層語法結構到深層語義結構的多義情況。
　　（4）能指的有限／所指的有限：如單義詞或話語中邏輯性、 準確性強的科學語言。以上四種對應方式可分為兩類：第（4 ）種方式能指和所指保持最高的一致性或同構性，我們稱之為顯性的方式：第（1 ）—（3）種方式能指和所指間具有某種不對應性或不同構性， 我們稱之為潛性的方式。
　　潛與顯，代表符號化對應方式的兩極。這兩極也體現在符號化的各個側面：
　　（1）在命名中表現為形化和意化。 形化（顯）即用能指和所指一一對應的方式為對象命名，例如科學術語的命名：意化（潛）即用不對應的方式為事物命名，如用“長城”指代電視機，同時又是一個鋼窗產品的牌子：或者用“長城”既指古代的偉大建筑，又轉指解放軍。
　　（2）在名稱中表現為單義性（顯）和多義性（潛）。
　　（3）在話語中表現為變異（潛）和規范（顯）。
　　（4 ）在本文中表現為線條性（顯）——按語法規則組織起來的語言單位，空間性（潛）——按修辭或同義聯想原則組織起來的語言單位。
　　3.1.2　意義方式　 對應方式是從語言符號內部結構關系的角度分析的，而意義方式則是從符號的外部關系——人與符號關系的角度劃分的；換言之，意義方式主要研究符號化過程中的主體選擇問題。在符號化過程中，主體選擇性越強，語言越偏離客觀的邏輯世界和語法規則；反之，則是客體意識增強，語言便越符合客觀的邏輯世界和語法規則。概言之，符號化的意義方式，包括兩大類：主體選擇性強的意義方式我們稱為偏離，客體意識強的意義方式我們稱為零度。也就是說，偏離強化語言符號的主體意識，零度則盡量淡化主體意識而力求降至為零，是為“零度”（事實上絕對的“零度”是不存在的，任何語言的表達都是對現實世界的一定“偏離”）。
　　零度與偏離在不同的符號單位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1）在命名中表現為動動機性（偏離）和任意性（零度）。 動機性是一種按命名者的主觀動機和價值趨向去選擇、創造符號的命名方式，任意性則是一種淡化動機選擇性或突出對象客體特征的命名方式。
　　（2）在名稱中表現為理據性（偏離）和非理據性（零度）。 理據性是指在靜態的結構分析中，符號的能指（語音形式或字面義）與所指之間有某種意義或象征性的聯系，非理據性則沒有這種聯系。
　　（3）在話語中表現為隱喻（偏離）和轉喻（零度）， 這是俄國語言學家雅各布遜提出的一對術語。隱喻大致相當于藝術的、美學的、修辭的表達方式，轉喻大致相當于科學的、邏輯的、語法的表達方式。
　　（4）在文本中表現為互文（偏離）和結構（零度）。 “文本”作為符號學概念具有意指性和生成性，它是表意過程的靜態結構分析單位，包括結構性文本和互文性文本兩種。
　　結構性文本指一個文本內部的各要素是按等級對立的原則組織起來的，一個單位是更大結構的構成成分。如一段話可分出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六種成分，各單位之間不是一種意義互補關系而是等級對立關系，即一個單位的價值和功能來自與另一個單位的對立區別。一般而言，轉喻性話語的靜態形式就是結構性文本。
　　互文性文本指一個文本內部的每個單位彼此在意義上是平等互補的，它們互相聯系互相指涉。“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中的“美”和“水”就是互文關系。再如詩經［周南·苤莒］
　　采采苤莒，薄言采之。采采苤莒，薄言有之。
　　采采苤莒，薄言掇之。采采苤莒，薄言捋之。
　　采采苤莒，薄言ｊｉé＠①之。采采苤莒，薄言＠②之。
　　該詩可看作是一個文本。全詩共三章十二句。其中六句完全是重句，“采采苤莒”這一簡短的語言明快的節奏，構成了全詩的主旋律；另外又通過六個近義的動詞“采”“有”“掇”“捋”“ｊｉé＠①”“＠②”，從不同角度描繪了婦女們輕快利落的勞動姿態。這是詩經常見的手法：重章迭句，回還反復。章與章、句與句之間是典型的互文關系。章句的重復并沒有增加新的所指內容，復沓章法所強調的不是表達了什么，而是如何表達；不是所指對象，而是能指鏈的意義生成——互文性，后者恰恰是修辭或藝術的本質。
　　　　3.2　深層符號化方式
　　在對應和意義兩種表層的符號化方式背后，還存在著一個使它們成為可能的深層符號化方式，深層方式是造成表層方式差異的根本原因。因此，語言學不應僅僅研究表層方式，還必須研究符號化的深層方式，當然，這種深層方式也是精神的、文化的。符號語言學就是從精神的、文化的、修辭的屬性方面來研究語言的。
　　這就是二元對立和二元互補的深層符號化方式。
　　3.2.1　語言的二元性　結構主義者傾向于認為， 偶值性思維是人類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維方式，也是結構語言的基本方式。所謂的偶值思維就是在認識客觀世界時，從多元的復雜關系中找出最基本的二元劃分，依次做為文化價值的架構或意義的來源。如下面常見的一系列二元劃分：男女，晝夜，陰陽，曲直，高低等等；在人類的哲學和宗教中更存在著大量的二元劃分范疇：天人，主體客體，人神，精神物質，瞬間永恒等等。結構主義者認為這種無所不在的二元劃分是人類認知、交流的基礎，也是語言的基礎，所以在處理語言現象時，重要的是在多元關系中找出基礎的二元劃分。
　　偶值性結構的分析可能是結構主義最重要的哲學貢獻。他們把偶值性看作是語言系統無處不在的基本結構原則。現代音位學告訴我們，語言中的音位是能夠區別意義的最小語音單位。每個音位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些音位，就是因為其中某些區別特征不相同。如漢語輔音音位［p ］、［p'］就是由送氣和不送氣兩個區別性特征區分的。許多音位學家認為，音位的區別性特征具有二值性，人類創造語言時傾向于用一些二值特征（是或非）來構成音的對立。如送氣不送氣、清與濁、舌尖與非舌尖、前部與非前部等等，布拉格學派的雅格布遜甚至將人類一切語言的語音的區別歸納為十二對對立體。現代語言學的一些概念如能指、所指，語言、言語，組合、聚合，共時、歷時，主語、謂語等等，也體現了整個語言系統的二值性原則。
　　語言的二元劃分實際上反映了人類的一種把握世界的符號化能力。人類是通過符號來認知世界的，而認識世界的符號化過程又是從最簡單的“是或非”的二元劃分中開始的。一個好的符號系統，就是能以最少的要素表達最大的信息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二元劃分的符號方式去反映千變萬化的世界。如計算機語言符號系統，就是用0和1偶值對立來描寫整個世界的。周易符號也是使用陰陽區分的二元方式表達世界的。
　　因此，語言的偶值性或二元性其實是一種深層的符號化方式，即語言符號化活動的二元化方式，它包括二元對立和二元互補的兩種方式，這是兩種具有深刻文化性的表達方式。二元對立體現的是信息論原則，二元互補體現的是修辭學原則。
　　3.2.2　二元對立方式　 偶值性在結構主義者那里有特殊的含義：二元對立。所謂的二元對立，是以兩項之間的對立性差異為基礎的。其基本原則是，我的價值在于與你的區別或對立。 （計算機語言的）“0”和“1”在對立中獲得了各自的價值， “有”在和“無”的對立中獲得了自己的意義。所以，二元對立實際上反映了理性邏輯思維的抽象原則：從事物的相對靜止的狀態出發，發現偶值性事物之間其最簡單、最基本的區別性對立特征，二者之間非此即彼、決不混淆，從而進一步進行思維抽象。理性邏輯思維所遵守的基本思維規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矛盾律的公式是：不能既是A又不是A。排中律則是：或者是A或者不是A。由此可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反映了一條最基本的思維原則：非此即彼。這正是結構主義符號學二元對立思想的邏輯基礎，也是西方哲學傳統中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表現。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就是建立在二元對立方式的基礎上的。他所區分出的兩兩相對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語言和言語”“共時和歷時”“組合和聚合”“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等等，這些兩項對立的范疇并非是平等互滲而是非此即彼、等級制的：前一項優于或先于后一項。前項是首位的、中心的、本源的，后項是次要的、邊緣的、衍生的——二項之間有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因果關系。建立起這種形而上學的主次秩序后，索緒爾把語言、共時、能指、組合……這些范疇放在中心位置，語言被虛偽為一個靜態封閉的符號系統。在我國的結構主義理論眼中，語法和修辭就是這種二元等級對立的關系，這兩項分別代表語言與言語、共時與歷時、能指（語音）與所指（語義）、組合（句法）與聚合（同義手段）的對立，前一項是語言的本質和中心，因此修辭被置于邊緣的、從屬的地位。
　　二元對立作為一種意指方式，確實是語言的一個重要的結構原則。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在符號化的對應關系上， 表現為顯性即符號能指和所指的對應性和同構性。（2）在符號化的意義關系上， 表現為零度即語言的邏輯性語法性規則。
　　3.2.3　二元互補的符號化方式　 所謂的二元互補是指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同時這兩個方面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互相包含的。二元互補的觀點旨在消解對立雙方的界限，強調彼此間的趨同和動態轉化關系。互補的原則是：我的價值在于與你相似或趨同：對立的原則是，我的價值在于與你的不同或對立。可見，二元互補作為一種價值觀、一種結構原則、一種符號化方式，在于強調兩項單位之間的動態轉化的辯證關系和相似性，而相似性具有聯想性質，相似性聯系又是主觀聯想、價值選擇的結果，因此，二元互補體現了符號化的主體性選擇原則，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在符號化的對應關系上， 表現為潛性即符號能指和所指的非對應性、非同構性。
　　例如聚合關系就體現了二元互補的原則。各聚合單位是在語言行使功能的過程中，在完成具體的交際任務基礎上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圍繞同一個表達意念或功能而類聚，成為具有互換性、互補性的同義選擇單位。因此，如果我們從語言的功能、意義的角度分析，聚合結構的本質特征就不是一個線性（顯）的問題，而是一種意義、功能上的互補、互換關系的空間性（潛）問題。各聚合單位之間因具有等值性、相近性而成為語言表達的選擇性手段。換言之，不應從顯在的外部結構形式而應從隱性的語言意義、功能的角度確定聚合關系：凡是在意義、功能、語言風格上相近而具有互補、互換關系的，都是聚合關系。聚合單位具有面對同一內容而存在無數可能性表達手段的性質，這正是語言符號系統能指和所指非對應性、空間性的表現。
　　（2）在符號化的意義的關系上，表現為偏離， 即符號化過程中的主體選擇性。動機性、理據性以及隱喻和互文，都是由互補性符號化方式所決定的。
　　以命名中的意義關系為例，動機性就體現了符號互補性本質。索緒爾的任意性符號觀認為，符號的能指是及物的：它指向它以外的某個概念、或某個實體，如我們一聽到“ｎｉǎｏ”這個漢語音節，馬上就會意識到“飛禽”的概念，這樣我們便“得意忘形”，把作為媒體手段的能指忽略了。任意觀預設了能指與所指的分離性：事先存在某個概念，然后賦予它一個物質外殼。這實際上僅僅揭示了符號化二元對立的方式。
　　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指出：“詞，不是被感知的事物的等價物，而是在發明詞的具體時刻為言語行為所理解了的事物的等價物。”這是與二元對立的任意觀相反的符號觀，意思是一個詞語符號不是直接體現了它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詞語不過是一種人們理解事物或概念的主觀形式，因此，符號的能指和所指間的關系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動機性的，即詞語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結合過程中帶有人的動機、意愿，命名者總是用含有某種意味或意義的能指去指稱所指，使二者之間形成一種隱喻或象征關系。例如漢語中“貓”、“鴨”、“乒乓（球）”這一類擬聲詞，就是用含有象征意味的語音做能指，與所指為符號，二者間構成一種動機性的、互補性的意義聯系。命名者對事物的主觀理解形式更多地則是表現在詞語的字面義上。例如，同樣一種圓形、多孔的煤塊，在我國北方人的眼中象蜂窩，于是命名為“蜂窩煤”；而在湖南人眼中象藕，于是命名為“藕煤”。這說明命名者總是按照他所熟悉的、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為事物命名的，他的主觀命名動機必然是凝結在詞語的能指（字面義）上，洪堡特稱這種命名動機為“內部形式”。
　　然面，語言中確實有大量的詞語看上去是不含有任何命名動機的。如漢語中的“天”“地”“山”“水”“甜”“酸”“苦”“辣”等等，我們無法發現它們的能指（語音）與所指（語義）之間含有什么意義或動機。那么，這些詞是否反映了命名的任意性？
　　許多語言學家傾向認為，詞語的命名本質上是動機性的，一個詞語看上去是任意的，是因為我們無法重建出它命名時所具有的動機性聯系。一個任意性符號只不過是過去的動機性符號的化石，我們無法將其動機的原貌還原，于是就斷定為任意性。有人曾推測漢語的“酸甜苦辣”這四個詞從歷時結合關系上看是動機性的。眾所周知，舌頭的味覺是有分工的：舌尖對甜比較敏感，舌的兩側對酸比較敏感，舌根對苦比較敏感，辣感則分布在舌的各個部位。再看這四個詞的發音：“甜”是一個舌尖音。“苦”是一個舌根音，“酸”的發音模仿了舌頭酸出口水時的那種感覺，而“辣”所發出的元音“a”則表現了滿口的辣感。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是用共時構擬的方法去推測詞語能指和所指的命名關系。語言存在的歷史與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它本身是不斷變化的，而且語言是一個不可逆的事件——我們永遠無法貼近語言的原始狀態去考察詞語最初產生的動機性方式，只能靠共時構擬。而共時構擬缺少事實材料的支持，所以絕大多數的任意性符號，是無法還原出它們原始的命名動機。
　　無論是動機性的意義關系，還是聚合性的對應關系，都是建立在二元互補的原則之上的。二元互補作為一種結構原則，是與二元對立的方式相對立的。
　　我們把偶值性看作是語言的一種符號化方式，看作是一種組織文化、組織經驗、結構語言的深層符號化原則。這種符號化原則包括二元對立和二元互補兩種基本方式。二元對立的符號化方式是根據意識到的在場客體的外在特征區分事物的。例如“黑暗”的概念是由我們對其對立面“光明”的感覺來界定的，“熱”的概念是由我們對其對立面“冷”的感覺來界定的。在語言符號中，二元對立也是通過符號之間的顯性差別來體現的，例如漢語中的［p］音位， 通過送氣和不送氣的可感覺差異，區別了“波”和“坡”這兩個詞。因此，二元對立方式具有感覺、實證的認知特征。
　　二元互補的原則是我的價值在于與你相似或趨同，即在具有差異的兩項中尋求相似性聯系和相互轉化。而相似性具有聯想的性質，任何事物之間的相似性聯系都是主體聯想、價值選擇的結果。
　　這兩種方式是語言符號的基本結構原則，這兩種原則又以互補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成為決定語言面貌的根本性的原因。它們本質上是精神的、文化的、修辭的，符號語言學就是從這些因素來考慮語言的本質的。一般而言，漢語更側重用二元互補的方式來組織語言；西方語言更側重用二元對立的方式組織語言。這也可能是東西方語言文化的最深刻的差異之處。而符號學語言理論，就是建立在漢語言文化的二元互補結構原則基礎之上的。因此，符號學語言理論是一種二元互補的語言理論。它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倒轉了索緒爾的命題：
　　（1）在符號內部結構關系上， 將動機性而不是任意性看作是語言符號的最高原則。
　　（2）在符號與符號的外部系統關系上， 將空間性（聚合性）而不是線條性看作是語言結構系統的最高原則。
云夢學刊：社科版岳陽79～84H1語言文字學孟華19981998符號化/符號化單位/符號化方式/二元對立/二元互補/符號語言學作者系青島海洋大學副教授、博士 作者：云夢學刊：社科版岳陽79～84H1語言文字學孟華19981998符號化/符號化單位/符號化方式/二元對立/二元互補/符號語言學

網載 2013-09-10 21: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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