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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傳統的看法，中國儒學自漢代至清初的發展，大略可分為漢學和宋學兩個階段。從漢學到宋學的轉變，唐末宋初是個關鍵時期。而被后世稱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夏、石介則是這關鍵時期的關鍵人物。據說，他們三人年輕時曾經在泰山同學10年，一道學習經術。（注：胡瑗、孫復、石介三人同學于泰山之說，首見于胡瑗的曾孫胡滌的記載，他說：“侍講（胡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于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兩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安定言行錄·規范第二》）后來，《宋元學案》等采用了這一資料。但今人有的不信此說。如徐洪興《思想的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說至少孫復與石介不是同學，因為石介《徂徠集》卷三《寄明復熙道》詩云：“今春來南都，明復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所懷恨未展。明復無羈縛，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訪我殊不倦。”這里關鍵的是“未識心相通”一句，這個“未識”是“不知道”的意思，并不是二人不相識。《說文·言部》說：“識，知也。”宋蕭立之《偶成》中有“城中豈識農耕好，卻恨慳晴放紙鳶”語等都是如此。該句是說石介不知道孫復尋找自己這件事。其實，該詩恰恰說明孫、石二人此時已經相識，故雖不在一起，卻已“心相通”。如果二人從未謀面，“所懷恨未展”也很費解。再者，孫復如果是在士建中介紹后才初識石介，那么石介以后便全力鼎助孫復，而且是到泰山創立書院，并師尊孫復也于理不順。總之，胡滌稱胡、孫、石三人同學說當不是憑空臆造、毫無根據。）后來，他們都參加科舉考試，但只有石介榜上有名。在多次應試失敗后，胡瑗到吳中以教學謀生，相繼在蘇州、湖州担任教職；孫復則得到石介的幫助，在泰山構建書院，從事教學活動。以后，范仲淹興學，他們又都先后被延請到太學任教，成為國子監直講。他們教授經術影響很大。
　　“三先生”作為宋明理學的先驅，人們評價其功績“上承洙泗，下啟濂洛”。就是說，他們為漢學向宋學的轉變打下了基礎，開辟了道路。然而，對于“三先生”，當代的專家學者多限于個案的研究或者對具體問題進行考證介紹，而未能把他們綜合在一起進行深入系統的整體把握。“三先生”雖然在很多方面各具特點，但其共同之處也很多。所以，本文對“三先生”的歷史地位合而論之，以期能夠對“三先生”在儒學發展中的作用進行客觀總結。
　　 一、“三先生”與“道統論”
　　“道統”作為我國古代儒家關于思想傳承系統的學說，自韓愈首倡以后，宋代以來影響極大。“三先生”之前，雖然已有柳開極力引介韓愈，但從對后世的影響而言，似乎“三先生”中孫復、石介對儒家“道統”的申說更為重要。
　　“三先生”中的胡瑗雖然沒有像孫復、石介那樣著力宣揚儒家“道統”，但他年輕時“即以圣賢自期許”，他后來從事教育，其宗旨也在于重新確立自魏晉以降迄隋唐數百年內業已衰弱的儒家“師道”。在這一點上，“三先生”是相同的，所以后人論“三先生”，也稱頌他們改變“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的相同的歷史功績。實際上，“三先生”的“明正學”與韓愈的“辟異端”具有相同的“衛道”意義。明朝弘治年間的程敏政認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注：《月河精舍叢鈔·安定言行錄上》。）請以胡瑗和周敦頤等一樣從祀孔廟。嘉靖九年(1531)正式以胡瑗從祀，稱先儒胡子。這實際上是對他“衛道”功績的充分肯定，因為“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注：王懋ｈóｎｇ＠①：《宋朱子年譜》卷四下。）。而“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注：熊＠②《熊勿軒先生文集》卷四。），這里的“祠”指的即是孔廟。孔子是道統之源，為后儒所宗，祭祀孔子是為了尊崇道統；孔廟之有從祀者，其意亦在“佐其師（孔子），衍斯世之道統”（注：王世貞：《ｙǎｎ＠③州山人四部稿》。）。于此可見胡瑗在正統理學中的地位。
　　繼韓愈之后，孫復、石介繼續推衍“道統”，從而也對佛、老進行了十分有力的批判。孫復認為，如果沒有孟子辟楊、墨，揚雄距申、韓，韓愈排佛、老，則“天下之胥而為夷狄”（注：《孫明復小集·儒辱》。），孫復以“異端之學蜂起”，“仁義不作”為“儒辱”，基于此，他便力辟佛、老，維護儒家正統。鑒于韓愈排斥佛、老的功績，孫復在推衍儒家“道統”時，也涵蓋了韓氏自身。石介與孫復一樣言“道統”、辟佛老、斥文弊，他說：“吾學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尚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反為盜所擊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于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眾，又安能懼我也！”（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石介公開聲言，為捍衛儒家的道統可以不顧一切，甚至于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用石介的話說，“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孫復自謂勤學斯道30年。作為孫復的弟子，石介又把孫復推尊為韓愈之后的“道統”傳人。孫、石以后，宋代大儒如周敦頤、張載、王安石、二程、朱熹、陸九淵等等及其傳人，無不接受了“道統”之說，他們都希望自己創立的思想學說成為宋代新儒學的正統，于是，他們疊相摹擬仿效，排列儒家“道統”，以抬高自身地位，宣傳自己的主張。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說：“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先生在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先生出，倡圣學以示人，辨異端，辟邪說，開歷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為功大矣。”（注：轉引自《中國學術名著提要》（哲學卷）。）直接將程顥接續于孟子之后，確立了他自己心目中的理學“道統”說。朱熹著《伊洛淵源錄》的目的也是如此。
　　 二、“三先生”與孟子地位提升
　　“三先生”在強調“道統論”的同時，在孟子地位的提升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值得特別指出的。尤其是孫復、石介申論儒家道統，對宋代孟子地位的提升所起的作用很大。
　　人們認為，孔子之后的儒家可分為兩大支，一支始于子夏，數傳而至荀子，主要講文獻之學；另一支始于曾子，經子思而至孟子，究義理之學。于是，荀子成為漢代經學家的先師，而孟子則是宋代以后道學家的崇敬對象。宋代以前，孟子、荀子地位相當，宋代以后，孟子其人與《孟子》其書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孟子地位的這種變化，周予同先生稱為“孟子的升格運動”（注：《周予同經學歷史論著選集·群經概論》。）。
　　孟子地位的提升，其根本在于孟子本人的思想。宋儒有人說：“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辟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注：《宋元學案》卷四十，《橫浦學案》。）這四點，頗合宋儒的口味。另一方面，孟子地位的提升，也離不開有人提倡與宣揚，在這方面，唐人已有努力。后人有謂：“宋儒之尊孟子，其端發于楊綰、韓愈，其說暢于皮日休。”（注：趙翼：《陔余叢考》卷四，《尊孟子》。）而實際上，他們的呼吁并沒有受到時人重視，尤其五代十國的長期亂離，孟子的地位并沒有什么變化。孟子升格運動的重新喚起在慶歷之際，而真正極力推尊孟子的正是孫復和石介。孫、石師徒反復強調“道統”，對孟子推崇備至。他們都是透過韓愈以承受孟子的。孫復稱贊韓愈闡述孟子之功，言深且遠。石介也稱頌孟子，稱頌韓愈，稱贊他們“其智足以為賢”，而柳開等當時儒生，雖祖述韓愈而師尊之，“其智實降”（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七。）。他斥責今儒，目的也是凸顯韓愈的地位。在他們的有力推動下，“尊孟”遂成為當時學者流行的學術取向。再后來，隨著儒家“身心性命”之說的興盛，人們在逐漸拋開了韓愈的同時，孟子的地位卻被繼續抬高了。當時，學統四起，學派不一，其政見亦多抵牾之處，但諸如當時頗有影響的二程“洛學”、張載“關學”、王安石“新學”等卻在“尊孟”這一點上都是異曲同工。
　　由于資料的限制，“三先生”中的胡瑗“尊孟”言論所見不多。但可以肯定，他也是推崇孟子的一位健將。據《宋元學案》講，胡瑗在太學，開始時人們對他不信服，他讓弟子孫覺說《孟子》，于是“中都士人稍稍從游”。由于他的學生講解《孟子》，人們才改變了對胡瑗的態度，足見胡瑗對《孟子》一書的造詣。他的另外一位學生徐積還著有《荀子辨》，以辨荀子之非。其“非荀”正在于“是孟”；徐積還著有《辨習》，（注：《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推崇性善之說，其尊孟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從這些情況分析，以胡瑗在宋代的巨大影響，其“尊孟”立場也會對宋儒產生較大影響。
　　 三、“三先生”與范仲淹
　　我們論證“三先生”在中國儒學史上的歷史地位，還有必要對“三先生”與宋初的思想家尤其是范仲淹進行適當的比較，通過比較，能進一步說明他們的地位與作用。
　　宋初，柳開、孫ｓｈì＠④等人也較為活躍，特別是柳開，他“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后改名為柳開，也是“以為能開圣道之途”（注：《宋史·柳開傳》。）。柳開對“三先生”有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有限的，所以石介斥責時儒，柳開也在其列。另一方面，柳開的個性對他宣揚自己的主張也是一個限制，他本人說自己“塊然獨處，出無與交”，“行修而人不譽，辭成而眾不解”，以至于“市人目之為狂”，“農夫相詬而笑”（注：見《河東先生集》卷五《上大名府王ｙòｕ＠⑤學士書》、卷六《上洪興州書》。）。從總體上講，柳開對后來的影響遠比不上“三先生”。
　　范仲淹的情況則大不相同。范仲淹是北宋初年的大政治家、文學家。他也“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孝弟忠信”（注：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一生興學校，敦教育，積極提倡儒學。然而，他卻較少親臨教席，主要從事實際活動。人們評價他說：“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名數器。在朝廷則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一代宗臣而已。”（注：《范文正公集》第10冊，《贊頌論疏》。）這都是從其實際事功方面著眼的。若論范仲淹對北宋理學興起的貢獻，也主要是在實際工作方面，這便是他的慶歷興學活動和對當時學者的獎掖和提攜。朱熹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范文正公振作大夫之功為多”（注：《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注：《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丞相范忠宣公》。）。顯然，相對于“三先生”，范仲淹對理學興起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盡管這種作用極大而且極為重要。也許正因為如此，黃宗羲著《宗元學案》時，首列安定、泰山兩學案以述“三先生”之學，而未為范仲淹設學案，后來全祖望增補了敘述范氏之學的《高平學案》，但也是列在了《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之后。
　　 四、“三先生”與宋代以后的教育
　　宋初“三先生”重視教育，興辦學校，把他們自己的道德、思想、學術傳授給一般讀書人，對于推動思想、學術尤其是教育的進步有實質性影響。那時，他們長期從事教育活動，由地方而京師，教育方法行之有效，教育成果豐碩無比，他們的弟子后學又以所學經術等內容相傳授，由此，對于宋及以后的教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胡瑗在東南地區的影響。宋初興學，以“三先生”最為有名，“三先生”當中，又以胡瑗之徒最盛。宋仁宗景ｙòｕ＠⑤元年(1034)，范仲淹創建蘇州府學，延聘胡瑗担任教授。胡瑗在蘇州府學制定了詳密的學規，嚴格要求學生。后來，蘇學越辦越好，名冠東南，成為諸郡學的表率。后人這樣評價胡瑗蘇學的地位說：“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吳中。蓋范文正以宅建學，延胡安定為師，文教自此興焉。”（注：李銘皖等修：《蘇州府志》卷二十六，《學校》。）慶歷二年(1042)，胡瑗被聘為湖州州學教授。在湖州9年，胡瑗教學聲名日顯，“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注：《歐陽修全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胡瑗在蘇湖地區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制訂了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蘇湖教法，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沉潛、篤實、淳厚、和易的學術風格。他的學生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儒家道德規范。這樣，胡瑗和他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形成一個巨大的學術派別，因學者習稱胡瑗為安定先生，所以也就稱其學派為安定學派。其弟子眾多，教學之法又備，行之數年，故“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注：陸佃：《陶山集》卷十五，《傅府君墓志》。）。他們繼續傳授胡瑗之學，對于推動教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孫復、石介教育活動在山東的影響。孫復退居泰山之陽，設立講壇，授徒著書，以《春秋》為講授主要內容。孫復在講學時，以自己的理解進行講述，不守古訓，一反漢唐以來的治學方法。石介躬耕徂徠山下，以《周易》教授其徒，并且師事孫復。孫復、石介在泰山講學多年，同學生們一道研討學問，聯系時事，解答疑難，深受學生歡迎，開創了疑傳惑經、尊師重道、勤奮好學的學風。從而形成為北宋時期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學派，即泰山學派。
　　不唯如此，孫復、石介在泰山構建書院，在書院教育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它是中國私學發展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機構。
　　北宋建立之初，朝廷在致力于政治統一的初期階段，尚無暇顧及教育，于是，一些有識之士便開始構建書院。私人創辦書院作為一種特有的學校制度逐漸確立。對于宋初書院之興的原因，朱熹、呂祖謙等都曾有過論述。朱熹說：“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注：《朱子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書院記》。）呂祖謙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注：《東萊集》卷六，《白鹿洞書院記》。）宋代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石鼓、白鹿洞、岳麓、嵩陽等書院如此，孫復、石介的泰山書院也是這樣。
　　泰山書院作為山東較早甚至是最早的書院，它的建立并興盛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山東是儒學的故鄉，文化素稱發達，孫復、石介建立泰山書院后，“受此影響，在一些學者的倡率下，汶上圣澤（復古）書院、益都的白龍洞書院、莒州文學書院和鄆城岳麓書院相繼成立”（注：白新良：《明清山東書院述論》，《齊魯學刊》1992年第4期。）。金元時期，山東雖然長期處于少數民族王朝的統治之下，書院較之南方各省明顯落伍，但書院發展仍然不絕如縷。到明清時期，山東書院則遍布各地，發展更為迅猛。（注：上揭白新良文的《附錄》說：“經查閱各種山東方志，歷朝所建書院計宋5、金2、元20、明70、清142，另外尚有不詳建于何朝者62，共301所。”）
　　泰山書院雖然只存在了7年時間，但其對后來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書院作為一種中高級的私學，在慶歷年間開始衰落后，到南宋時又呈大盛趨勢。從實質上講，書院是在理學文化氛圍中真正誕生的，而后它又成為理學大師們講經傳道的重要場所。南宋書院和理學興盛時期，山東泰山一帶為少數民族政權所統治，但是，由于胡瑗、孫復、石介曾在泰山苦讀10年，后來孫復、石介又在這里建立書院，所以泰山書院在后來便有重要的影響，人們不僅在這里建立“三賢祠”，祭祀“三先生”，而且這一帶以后建立的書院學校也每每標榜孫、石遺風。正像“三先生”與后來理學的關系那樣，泰山書院與后來的書院興盛也不無關聯。
　　第三，“三先生”在太學任教的影響。“三先生”先后都進入太學，在他們教學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這對后世教育的發展顯然會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
　　慶歷新政之時，孫復、石介在太學任教，提出太學實行舉人發解要有聽課日限，放寬太學送考人數等規定，使太學大興，生徒由原來的二三十人驟增至數千名。程頤曾描述孫復講《春秋》時的盛況說：“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后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七。）歐陽修謂石介“乃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注：《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四，《墓志銘》。）。“太學由此益盛”（注：《宋史·儒林傳》。），造成一時“新進后學不敢為楊（億）劉（筠）（按：即四六美文），亦不敢談佛、老”（注：《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引《呂氏家塾記》。）。
　　胡瑗在太學時，由于前來求學聽講的人太多，使得“太學至不能容”，不得不“取旁官舍處之”（注：《宋史·儒林傳》。）。當胡瑗致仕東歸，出現了“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為榮”（注：《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的場面。程頤曾在太學受教于胡瑗，《宋史·道學傳》、《宋元學案·安定學案》都有敘述。《安定學案》還說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他還曾說研究《易經》須讀胡瑗的《口義》。程頤是著名的理學大家，也是著名的大教育家。程頤學于胡瑗，也曾學于周敦頤，但相比之下，他更加敬重胡瑗，這也反證出胡瑗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
　　 五、“三先生”開創了理學風氣
　　宋代理學的興起，當然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而從思想淵源上，不能不談到宋初“三先生”，他們與理學的產生有著直接的關系。
　　漢代以來，儒家典籍被尊為“經”，漢儒治經雖然也講求經義，但大多囿于章句，著力于經書的訓詁和考證，致使章句愈趨愈繁，而對經典義理有欠發掘，更少創新，由此導致了漢代經學的衰落。魏晉以后興起的玄學經學和義疏經學雖然注重義理的發揮，卻又多流入佛、老之說，而且遠離社會現實。唐代科舉取士，也以章句之學為主。直到宋初，經師治經仍然沿用孔穎達《五經正義》，朝野謹守先儒們的注疏，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慶歷以后，風氣轉變，宋儒打破了章句師法，沉潛涵泳，證悟經典義理，從此，“世之儒者，以異于注疏為學”（注：《李覯集》卷二十六，《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啟》。），他們不再專注于經學，而是擴展到整個宇宙人生的各個方面。于是，注重義理的探研遂成為理學的顯著特征和普遍表現。宋明時期的各個儒家派別，皆可用“理學”一詞加以統攝，其原因也在于此。
　　學界一致認為，注重義理，注重性理的探討，為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提供了精致的理論基礎，使儒家人生哲學進一步系統化，更加哲理化，正是宋明理學的重要特征。宋明理學的這些特征其實是在宋初“三先生”那里開始發端的。胡瑗的《周易口義》代替了王弼注和孔穎達疏，《洪范口義》批評了《偽孔傳》。胡瑗大量征引史事以證經義，進而闡釋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的本質，最先探討身心性命義理。胡瑗的弟子徐積說：“安定說《中庸》，始于性情。”（注：《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他的弟子們也都非功利而強調“六經”的所謂義理。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則拋棄三傳，全憑自己的理解解釋《春秋》，用自己的主觀體驗來把握圣人的“真正精神”，力圖對儒家經典中所蘊涵的“義理”重新加以闡發。痛斥漢唐各家注疏，要求重新疏解六經。石介的《易解》、《易口義》也對漢唐注疏深致不滿，對鄭玄之學給以完全否定。（注：皮錫瑞：《經學歷史》第八章。）石介還用“道”和“氣”的概念來解釋世界，認為“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氣也”，由于氣的變化浮動，導致了自然現象的各種表現。他認為“圣人之道”則至高無上，完美無缺，用石介的話說便是“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注：《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石介也談性、理，他認為“物生而性不齊”，應以“天吏”來“裁正物性”；人都有喜、怒、哀、樂之“情”，應以“道”控制“情”，以合乎封建的倫常。他的情理學說在后世理學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總之，宋初“三先生”為了振興儒學，全力維護儒家道統，以孟子、韓愈的繼承人自居。他們興學校，敦教育，把自己的道德、學術、思想都貫穿于教育實踐當中。盡管“三先生”所營構的理學體系還不夠完整，但是，他們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啟發了后儒，從而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開啟作用。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立加雄左
　　 ＠②原字钅加禾
　　 ＠③原字合下加廾
　　 ＠④原字大兩邊各加一個百
　　 ＠⑤原字礻加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00～106B5中國哲學楊朝亮20022002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為振興儒學，全力維護儒家道統，以孟子、韓愈的繼承人自居。他們興學校，敦教育，將自己的道德、學術和思想都貫穿于教育實踐當中。盡管“三先生”所營構的理學體系還不完整，但他們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啟發了后儒，從而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開啟作用。楊朝亮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2000級博士研究生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00～106B5中國哲學楊朝亮20022002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為振興儒學，全力維護儒家道統，以孟子、韓愈的繼承人自居。他們興學校，敦教育，將自己的道德、學術和思想都貫穿于教育實踐當中。盡管“三先生”所營構的理學體系還不完整，但他們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啟發了后儒，從而對理學的形成具有開啟作用。

網載 2013-09-10 2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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