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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研究所是中國科學院最早建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之一。１９５０年６月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１９７７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后，語言所歸入社科院，至今已經整整過去了四十五年了。語言研究所的所址最初是在北京東城翠花胡同，１９５６年初遷到北京西郊中關村，１９５８年又遷到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１９６９年底全體人員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１９７２年夏回京后暫駐北京朝內南小街原文字改革委員會大樓的一部分，１９７６年進入原北京地質學院主樓，１９８４年遷到北京建國門內大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至今。語言所歷任所長是：羅常培（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呂叔湘（１９５９—１９８２）、李榮（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劉堅（１９８５至今）。先后担任過副所長的有：葉籟士、石明遠、趙洵、劉涌泉、陳章太、侯精一、晁繼周、賀巍、江藍生、孟慶海、董琨。
　　　　　　一
　　語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兩方面的來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員，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抽調來的部分學者。建所初期，語言所規模不大，卻匯集了丁聲樹、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傅懋ｊī＠①等著名學者，他們領導了語言所早期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漢語音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漢語語音研究等學科的工作。
　　　　　　１，現代漢語規范工作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對語文規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報》１９５１年６月６日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的熱潮。語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促進漢語規范化的目標而展開。如《語法講話》的編寫，方言調查工作的開展，《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以及《中國語文》雜志對現代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討等。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由語言所負責籌辦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開幕詞里說：“我們所提出的漢語規范化問題，那就是要確定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盡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標準，那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采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匯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統一性。”呂叔湘在會上宣讀了他和羅常培合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漢語規范化的意義、原則和需要做的具體工作項目作了詳盡論述。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并就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計劃、擬訂漢語方言初步普查計劃等工作形成了決議。這次會議的文件后來匯編成《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這以后，語言研究所的各個研究組分別就語法、語音、詞匯、方言、詞典編纂等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２，漢語語法研究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語法小組在丁聲樹的主持下編寫了《語法講話》，參加者有丁聲樹、呂叔湘、李榮、孫德宣、管燮初、傅婧、黃盛璋、陳治文。開始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名義，分十七次在《中國語文》雜志上連載，后經修訂出版了單行本，書名改為《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１）。這部書選例精當，分析透辟，以重視語法結構為特色，在國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代表了國內語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陸志韋主持編寫了《漢語的構詞法》（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修訂本１９６４），參加者有陸志韋、管燮初、蔣希文、任建純等。該書以北京口語為研究資料，提出了構詞研究的“擴展法”，對現代漢語的構詞方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語法小組為撰寫《現代漢語語法》作準備，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在陸志韋指導下，劉堅、陳建民、饒長溶、王福庭分別就助動詞、兼語式、副動詞和連謂式寫出了專題研究報告；在呂叔湘指導下，范繼淹、李臨定、范方蓮等研究了形名組合問題、趨向結構問題、帶“得”的補語問題、動詞重疊問題等。呂叔湘這個時期發表的《關于“語言單位的同一性”等等》《現代漢語單雙音節問題初探》等文章成為語法學界的指導性論著。
　　五十年代末組建了漢語史組，陸志韋任組長，鄭奠任副組長，對古代漢語的語法作了專題研究，鄭奠、麥梅翹編輯了《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匯編》（１９６４，中華書局），鄭奠、譚全基編輯了《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匯編》（１９８０，商務印書館），管燮初系統地對上古漢語的代表文獻進行語法分析，陸續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１９５３，中國科學院）《西周金文語法研究》（１９８１，商務印書館）以及《左傳句法研究》（１９９４，安徽教育出版社）。
　　　　　　３，漢語方言研究
　　１９５４年成立了方言組，由丁聲樹任組長，李榮任副組長。建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團校和中央民族學院進行了方言調查，１９５６年起，語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聯合開辦了三期“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先后培養了一大批方言調查研究的專業人才。此后，在丁聲樹、李榮的帶領下，進行了張家口、昌黎兩地方言的重點調查；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語言所組織并指導了全國性的方言普查，以縣為單位，共在全國調查約２０００個點，寫出方言調查報告１１９５種。這期間由丁聲樹和李榮等為方言調查工作編寫成的《方言調查詞匯手冊》（１９５５，科學出版社）《方言調查字表》（１９５５，科學出版社）《漢語方言調查手冊》（１９５７，科學出版社）《漢語音韻講義》（１９８４，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對照手冊》（１９５８，科學出版社）《昌黎方言志》（１９６０，科學出版社）等著作，成為指導方言調查的重要工具書和編寫方言調查報告的范本。
　　　　　　４，漢語語音研究和機器翻譯研究
　　當時的第三研究組以語音研究為主。建所初期，設有語音實驗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語音樂律實驗室為基礎形成的。儀器主要有各式浪紋計，乙一和乙二聲調推斷尺、各式海爾姆荷茲共鳴器、各式音叉、漸變音高管及鋼絲錄音機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麥Ｂ．Ｋ．公司出產的聲學分析儀器，用于研究普通話元音和輔音的聲學特性。研制了顎位照相裝置，與Ｘ光照相配合，對輔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顯示器，用于研究聲調，還研制了切音機。在此期間，寫成了《普通話語音實驗錄》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話發音圖譜》（周殿福、吳宗濟，１９６３，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５年，該室購買了美國Ｋａｙ公司出產的６６２Ｂ型語圖儀，正要進一步開展普通話語音實驗研究之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斷。
　　這個研究小組的部分人員自五十年代中期開始進行機器翻譯的探索，跟其他單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別研制出了俄—漢、英—漢機器翻譯系統。
　　　　　　５，少數民族語文研究
　　建所不久，羅常培在語言所組建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小組，由傅懋ｊī＠①、羅季光、王輔世等負責，到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以這個組為基礎正式成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
　　自１９５０年起，羅常培就著手選派一些青年語言學者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初步調查了解全國民族語言分布的概況；此后，又在語言所里舉辦了語文干部訓練班；１９５２年起，語言所先后派遣專家率領部分青年干部組成少數民族語文工作隊，前往各民族地區調查民族語言。四川涼山彝族地區、桂西壯族地區、海南黎族地區、貴州布依族地區，以及蒙古語、苗瑤語區、新疆各民族語區等，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語言所參與了北京大學開辦語言專修科的工作，幫助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編寫了一部分少數民族語言教材。短短的幾年內，不僅為日后全面展開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打下了基礎，也從田野工作中培養了一批既有語言科學知識，又能通曉少數民族語言的專家。
　　　　　　６，《中國語文》和《語言研究》雜志
　　《中國語文》雜志創刊于１９５２年，初為月刊，現為雙月刊，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停刊。羅常培、林漢達、丁聲樹、呂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總編輯或主編，周定一、陳章太也曾主持常務工作。《中國語文》開始是一個綜合性大于專門性、兼顧普及和提高的雜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為主。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開展的關于漢語詞類的討論，以及１９５７年關于單句復句的討論，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關于語言和言語問題的討論等都在語言學界產生很大影響。
　　《語言研究》創刊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共出四期。這是由語言研究所編輯、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語言研究專門刊物，內容主要是：一，語言科學理論研究；二，現代漢語（包括方言）和漢語史的專題研究；三，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的專題研究；四，外國語的專題研究；五，有價值的語言研究資料；六，國內外語言學重要論著的評論。
　　五十年代《中國語文》以綜合性為主，《語言研究》以專門性為主，六十年代以后，《語言研究》停辦，其內容分別轉入《中國語文》和《語言學資料》。
　　　　　　７，《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
　　編寫《現代漢語詞典》是１９５５年“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確定的任務，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明確規定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應該“編好以確定詞匯規范為目的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同一年，由語言所部分人員和新華辭書社、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共４０人組成了詞典編輯室，當時任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呂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現代漢語詞典》主編，自１９５８年開始編寫，１９６０年就排印出了“試印本”。１９６１年丁聲樹接任室主任和主編，１９６５年排印出了“試用本”。
　　　　　　８，對國外語言研究動態的關注
　　建所之初，語言所就設置了一個情報資料組，了解和介紹國外語言研究的動態；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語言所設立專門小組，編輯出版了《語言學論文選輯》，先后出了八輯。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語研究室，由趙洵任室主任。這個室的一組人員投入《俄華大詞典》的編寫工作，另一組以研究普通語言學理論為主，他們曾參加了《中國語文》附屬刊物《語言學資料》（雙月刊，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共出３２期）的編輯工作，其中的“描寫語言學專號”等輯在語言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
　　“十年動亂”使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滯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從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漸恢復了工作。盡管工作環境和研究條件不很理想，一代學界前輩還是以惜時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動著各方面研究的展開。語法小組為撰寫一部大型《現代漢語語法》積極準備；方言研究、語音實驗研究、機器翻譯研究、《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都開始走入正軌；《語言學資料》也更名為《語言學動態》恢復出版，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共出１２期（現改名為《國外語言學》）。
　　１９７７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語言研究所改屬社科院后，對原有學科作了進一步的調整，設八個研究室，分別是：現代漢語研究室（室主任為呂叔湘），古代漢語研究室（室主任為王顯），近代漢語研究室（室主任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為李榮），語音研究室（室主任為吳宗濟），應用語言學研究室（室主任為劉涌泉），情報資料室（１９８０年改為國外語言學研究室，室主任為伍鐵平），詞典編輯室（室主任為丁聲樹）。
　　　　　　１，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成熟的標志——《現代漢語八百詞》的出版
　　語法小組恢復工作以后，呂叔湘主持著手準備一部詳盡的《現代漢語語法》的編寫工作，并親手撰寫了十萬字的編寫提綱（部分章節后來曾公開發表）。為了這項工程，呂叔湘積數十年研究心得寫出了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翻譯了趙元任的《漢語口語語法》。后來計劃改變，在呂叔湘主持下用幾年的時間編寫了一部《現代漢語八百詞》，參加者有李臨定、劉堅、范繼淹等十余人。這是我國第一部描寫漢語語詞用法的工具書，具有漢語語詞用法詞典的性質。書中雖然也簡單交代了漢語語法要點，但不以闡述理論和建立體系為目的，而是著重于用法的觀察，分析細致，舉例貼切，有許多獨到的見解。這部書的意義在于，跳出了名目和體系之爭，著力于漢語事實的挖掘，標志著漢語語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僅成為漢語教學的必備參考書，也在推動語法研究的描寫方法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２，漢語方言研究空前繁榮——《方言》雜志的創刊和《中國語言
　　　　地圖集》的繪制
　　１９５５年“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上丁聲樹、李榮做的《漢語方言調查》報告里說到“我們今后的方言調查一定要加強計劃性，使各地方言的調查工作緊密聯系起來。在方法上，不僅要調查語音情況，還要重視方言詞匯和方言語法的研究。”“全國范圍的方言調查應該把繪制全國漢語方言地圖作為長期奮斗的目標。”這兩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實現。１９７９年丁聲樹患病住院后，李榮主持方言研究。創辦了我國方言學科唯一的專業雜志《方言》；發起成立了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組織力量投入了“六五”國家重點項目《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部分）的繪制工作。《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部分主編李榮、熊正輝、張振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作編制，中文本及英文本，１９８７，１９８９，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圖的形式總結了幾十年來方言調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漢語各種方言分布分區的情況。地圖集以及附帶的文字說明，第一次向人們系統地介紹了各種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點，以及漢語方言統一和分歧的實際面貌。這是我國國情調查的一個重要項目，也是我國科學文化領域的一項基本建設。
　　　　　　３，《現代漢語詞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語言研究所推向社會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現代漢語詞典》。“文革”期間，《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工作受到“四人幫”的嚴重干擾，１９７３年印行的“試用本”遭到無理指責，直到１９７８年，這部詞典才得以正式出版發行。《現代漢語詞典》的出版，填補了我國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的空白，并以精當的釋義和舉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學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范化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部詞典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刊行以來屢次重印，至今印數已超過２３００萬冊，并在海外有多種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學者不再担任主要領導職務，一批中年學者成了各學科的帶頭人，他們繼承了老一代的良好傳統，使語言研究的各個領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１，現代漢語研究
　　《現代漢語八百詞》的工作完成以后，李臨定著重進行句型研究，對漢語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細致的描寫，結合變換分析和語義解釋論述句型特征（《現代漢語句型》，１９８６，商務印書館）；范繼淹集中進行漢語人機對話研究，從自然語言理解角度對漢語語法的形式概括和語義制約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范繼淹語言學論文集》，１９８６，語文出版社）；孟琮、鄭懷德、孟慶海、蔡文蘭重點進行動詞和形容詞的用法研究（《動詞用法詞典》，１９８７，上海辭書出版社；《形容詞用法詞典》，鄭懷德、孟慶海，１９９１，湖南出版社），《動詞用法詞典》對名詞賓語的分類超越前人，在動詞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參考價值。
　　徐樞、饒長溶的語法研究也在語法學界引起重視，身為《中國語文》雜志的編輯，他們還為語法研究后備隊伍的建設作出了貢獻。由《中國語文》編輯部編輯的《語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論文集已出版八集，極大推動了國內語法研究。
　　　　　　２，漢語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繼續往深度和廣度上發展，熊正輝、賀巍、張振興帶領方言研究室先后進行了國家“七五”“八五”規劃項目《漢語方言重點調查》（九種專著已出版）《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１２部分地方言詞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現代化方面積累了基礎。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個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質量的方言志的編寫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遙方言簡志》（１９８２，《語文研究》增刊）《長治方言志》（１９８５，語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為８１個縣市編寫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陸續有不少問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現代漢語方言音庫》自１９９２年開始采錄和編寫，計劃中的４０種方言音檔多已開始工作，其中《上海話音檔》（１９９４，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評。
　　　　　　３，實驗語音學研究
　　１９７３年起，原來的語音實驗室就逐漸恢復了語音實驗工作，１９７８年語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吳宗濟的帶領下，大規模地開展了語音分析和語音合成工作，在理論建設和實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話單音節語圖冊》（吳宗濟主編，１９８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實驗語音學概要》（吳宗濟、林茂燦主編，１９８９，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話單音節規則合成系統”（楊順安主持，１９８７）《現代語音基礎知識》（曹劍芬，１９９０，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進行的國家社會科學“八·五”重點課題“人機對話中的語音學問題”、國家“八六三”計劃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話兩音節間音聯模型及其規則合成”等項目，都受到國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
　　為了加強漢語史研究中對白話材料的重視，１９７７年經呂叔湘提議，成立了近代漢語研究室。十幾年來，這個室的研究進展令人矚目。呂叔湘《近代漢語讀本·序》里不僅精辟地論述了近代漢語的分期問題，還特別講到“進一步開展近代漢語詞匯語法研究，我以為有幾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資料工作。…第二，總結研究成果。…第三，編輯讀本。”近年來，這三個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問世，《近代漢語讀本》（劉堅編著，１９８５，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漢語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淺出的教材；《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１９９２，語文出版社）是近代漢語虛詞研究成果的總結；《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劉堅、蔣紹愚主編，唐五代卷，１９９０，宋代卷，１９９２，元代明代卷，１９９５，商務印書館）匯集了近代漢語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細加校訂，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同時，《近代漢語指代詞》（呂叔湘著，江藍生補，１９８５，學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劉堅、江藍生、曹廣順等的一系列論文，標志著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正在向縱深發展。
　　楊耐思的《中原音韻音系》（１９８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是近代漢語音韻研究的成果。
　　　　　　５，古代漢語研究
　　古代漢語研究室何樂士、敖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ｆēｎ＠②八十年代初編著的《古代漢語虛詞通釋》（１９８５，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虛詞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時，專書研究、斷代研究和專題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樂士的《左傳虛詞研究》（１９８９，商務印書館），王海ｆēｎ＠②的《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１９９１，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語辭集注》（１９８８，中華書局）等。古代音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榮芬的《切韻研究》（１９８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１９８１，山東人民出版社）和王顯的一系列論文。
　　　　　　６，漢語辭書編纂
　　《現代漢語詞典》出版以后，詞典編輯室又相繼編出了《現代漢語小詞典》（１９８０，商務印書館）《倒序現代漢語詞典》（１９８７，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補編》（１９８９，商務印書館）等。此外，還編出了古今漢語實用詞典、新詞新義詞典、方言常用詞詞典等多品種的辭書。適應新變化的《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本１９９５年出版，《現代漢語大詞典》自１９９０年開始編寫，現已基本完成。
　　近十幾年來，語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編出了一批水平較高的專業詞典。
　　　　　　７，應用語言學研究
　　應用語言學研究近年有了較大發展，１９７９年成立了應用語言學研究室，劉涌泉任室主任；１９８５年改組為計算機室和應用語言學研究室，分別由劉倬和劉涌泉任主任，１９９５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兩個室再度合并。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重點是機器翻譯和中文信息處理，這些年來，在劉倬的主持下，開發了各種實驗型機器翻譯系統８個（包括英語—漢語和世界語—漢語）；主持開發或指導開發了實用型英漢機器翻譯系統３個；建立了中文信息處理系統及語料庫兩套；以及各種文字形式和軟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國內同行里獲得高度評價。
　　由王廣義主持的《天語》英漢題錄翻譯系統、《ＧＲＡ篇名英漢機器翻譯系統》都已投入應用，《ＧＲＡ文摘英漢機器翻譯系統》正在進行中。
　　　　　　８，語言理論研究
　　語言理論研究是近十幾年來語言所發展較快的學科，已從早期的以介紹和翻譯國外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為主，逐漸轉向研究和評論國外語言理論和方法，并借鑒這些理論和方法，結合漢語開展實際語言的研究，在漢語語法研究、漢語語音研究、漢語篇章分析、漢語語用研究、英漢語法比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突破。在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陳平和沈家煊，他們積極引進最新的觀念和方法，對漢語中一些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廖秋忠文集》（１９９２，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現代語言學研究——理論、方法與事實》（陳平，１９９１，重慶出版社）《語用研究論集》（廖秋忠、沈家煊、楊成凱等，１９９４，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們的研究水平。趙世開、黃長著、衛志強、沈家煊、林書武等積極翻譯國外語言學名著，如《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１９８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語言與語言學詞典》（１９８１，上海辭書出版社）《語言共性和語言類型》（１９８９，華夏出版社）《語言導論》（１９９４，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１９９４，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等都為國內的語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９，《中國語文》、《方言》和《國外語言學》雜志
　　《中國語文》于１９７８年復刊，為雙月刊。這是我國語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學術刊物。主要刊登漢語現狀、歷史以及應用、實驗等的調查和研究，語言理論，語言政策的研究，漢語教學，漢外對比研究，語言學和其他學科交叉課題的研究，漢字現狀、歷史以及應用調查和研究，語言文字著作的評論文章。
　　《方言》雜志創刊于１９７９年，季刊，至今出版６８期。李榮、熊正輝、賀巍、張振興担任主編。這是全國唯一的方言學專業刊物。雜志集中反映了漢語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對連讀變調、方言分區等專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討論。１９８０年創刊的《國外語言學》是國內唯一的國外語言學理論研究學術刊物。伍鐵平、趙世開、廖秋忠、衛志強、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編。雜志大量評介國外語言研究成果，刊載相關資料，成為國內學者了解國外語言學的重要窗口。
　　　　　　１０，圖書資料工作
　　語言研究所圖書室組建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６年藏書有１６萬冊左右；９０年代初期，藏書已達到２７萬冊左右，其中中文書刊約２３．５萬冊，外文書刊約３．６萬冊。藏書內容包括：一般語言學、語言學理論、漢語語言學、傳統語文學等方面的著作文獻；可提供語言研究素材的文獻資料；各種辭書、地方志、叢書、期刊等。語言所圖書室歷任主任或負責人有：劉際堯、魏民、袁璋、馮家榮、閻征、許長江。１９９４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圖書室一起歸入組建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成為社科院圖書館的語言學庫。
　　四十五年來，語言所的工作人員在呂叔湘等專家的直接指導下，編輯了《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甲編》《清末—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出版）《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乙編》（１９５０—１９６３，１９６３年出版；增訂本１９６５年出版；１９５０—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出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１９８８，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的開創之作，呂叔湘為這項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寫了卷首專文《語言和語言研究》。語言所不少學者為該卷撰寫了條目。呂叔湘還為我國語言學界另一項開創性工作《中國語言學年鑒》（１９９３，語文出版社）親自起草了詳細的編寫體例。
　　　　　　四
　　作為國家級的語言研究專門機構，語言研究所不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學術成果，而且組織了很多全國性的學術活動，良好的學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語言學工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是呂叔湘個人捐助設立的，１９８３年，呂先生捐獻多年積蓄六萬元作為這項獎金的基金；１９８７年，呂先生又把他榮獲首屆吳玉章獎金語言文字學特等獎的五千元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語言所負責這項獎金的管理工作。自１９８４年首次評獎至今已評定７次，獲獎者２５人。
　　我國語言科學工作者的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國語言學會的常設機構設在語言研究所，十幾年來，語言所為學會的各種活動做了許多工作。早在１９５７年初，羅常培等就曾籌備成立全國性的語言學會。１９８０年正式成立以后，積極推動語言科學研究，開展全國性學術活動，組織國內學術交流。中國語言學會歷任會長是：呂叔湘、季羨林、朱德熙、劉堅；現有會員近９００人。語言所直接負責了歷屆學術年會的組織工作和《中國語言學報》（１９８２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國語言學會通訊》的編輯工作。為了加強國內語言學家與國際語言學界的交往，１９８８年由語言所負責協調中國語言學會加入了國際語言學家常設委員會，使中國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會員國。
　　漢語方言學會的秘書處設在語言研究所，李榮任會長，自１９８１年成立起已召開了八屆學術年會；由語言所和其他單位合辦的現代漢語語法學術討論會、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古代漢語學術討論會、國外語言學研討會等也一直定期舉行，大大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展。
　　對外交往與合作在語言所四十五年的歷程中也形成了傳統。五十年代起，語言所的專家和蘇聯、東歐的語言學者就有來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來，歐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臺灣地區等許多知名語言學家頻繁來到語言所訪問，作學術報告，參加學術會議等。１９８２年８月，由語言所參與主辦的“第十五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在北京舉行，與會的國外學者有百余人。近年來，語言所也有不少學者應邀出訪，進行學術交流。不少專家在各種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出國講學，與國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的合作項目《中國語言地圖集》的繪制是語言所參與國際合作的成功范例。
　　國家“六五”計劃實施以來，語言所承担的各種重點項目有：“六五”國家重點項目“中國語言地圖集”，“七五”國家重點項目“漢語方言重點調查”“語音分析與合成的基礎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國家重點項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人機對話中的語音學問題”，國家“八六三”項目“普通話兩音節間音聯模型及其規則合成”；中華社科基金項目“漢語運用的語用原則”“現代漢語話語關聯”“近代漢語助詞研究”“現代漢語方言音庫”“漢語方言計算機處理系統”“北京口語句式研究”；社科院重點項目“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漢語成語語義檢索”“現代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句型研究”“唐宋語言研究”“白話小說語詞研究”。
　　四十五年來，語言所的研究隊伍人才輩出，良好的學風代代相傳，務實求新的傳統不僅體現在幾代學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現在他們的積極倡導和對年輕同志的言傳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聲樹、呂叔湘等就在所里為年輕同志開辦了音韻講習班和英語講習班，使研究人員的業務能力有了明顯提高；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個時期所里都經常舉辦研究人員的學術報告會，九十年代以來，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學術演講會和高研學術演講會活動，學術氣氛異常活躍。語言所里不少同志還經常自發地組織學術沙龍活動，進行專題研討，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論語言學沙龍”自１９８５年起至今已連續舉辦了１２７次，國內外許多同行都曾參加過這里的討論，為活躍所里的學術空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四十五年間，語言所的幾代學者腳踏實地，銳意進取，努力挖掘漢語事實，繼承良好的學術傳統，積極探索新的方法，不斷更新學術觀念和研究手段，為我國語言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古語說四十而不惑，正當盛年的語言研究所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征程上，一定會以更加豐碩的成果奉獻給社會。
　　參考文獻
　　傅懋ｊī＠①、羅季光　１９７８　我國少數民族語文研究工作的回顧與展望，中國語文，１期。
　　傅懋ｊī＠①、周定一、張壽康、羅慎儀主編　１９８４　羅常培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李榮　１９８９　丁聲樹，方言，２期。
　　王均　１９８９　語言學界的一代宗師——紀念羅常培先生九十誕辰，中國語文，６期。
　　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秘書處　１９５６　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
　　張伯江　１９９２　《中國語文》四十年，中國語文，６期。
　　《中國現代語言學家》編寫組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中國現代語言學家（第一至五分冊），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國語文編輯部　１９８２　《中國語文》三十年，中國語文，４期。
　　中國語文編輯部　１９８９　漢語研究四十年，中國語文，５期。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請教了語言所多位師長，尤其得到了陳治文、周定一、劉堅、蔡文蘭等先生的幫助。各研究室沿革部分，參考了１９９４年各室的學科發展報告。謹此一并致謝。
　　（張伯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１００７３２）＊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責加力
　　　　＠②原字芬加木
　　
　　
　　
中國語文京464-472H1語言文字學張伯江19961996 作者：中國語文京464-472H1語言文字學張伯江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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