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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創意創造生意,想象力創造利潤率”,在一個內心荒蕪的時代,曾經的詩人江南春轉而向商業世界尋求詩意.可是,我們的頭腦早就被格式化了,還能有什么想象力與創造力?

    “《易經》里沒有強大的秘訣,《莊子》里沒有自由的路徑,《資治通鑒》中找不到民主人權的旗幟,《論語》里也沒有憲政的痕跡,要去《尚書》中發現共和同樣 只會是無益的徒勞,而秦皇漢武們留下的只有奴役和專制.”在學者黎明看來,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國人就已失去想象力了.

    楊振寧教授曾提出一個觀點:創新可分為愛因斯坦、杜甫、比爾·蓋茨和任天堂四種體系,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蓋茨和任天堂,暫時拿一兩個諾貝爾獎并沒有什么用 處.其實,科學、人文、商業之間本就相通并互為促進,對于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來說,比爾·蓋茨、任天堂與愛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美國學者波特的一個觀點早 已被廣泛認同:基于文化的優勢,是最根本、最難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競爭優勢.很難想象,一個在文化上未有豐富創造的國家,能實現真正的“崛起” 和“復興”.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認為:中國不會成為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國際傳染性的學說.今 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正如知名青年評論家許知遠所言:我們期待一個真正的社會精英群體的出現……按照20 世紀50年代那個充滿激情的個人主義者愛因·蘭德的說法,“他們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是文藝復興之父,是工業革命之父,是科學之父,是個人主義之父,是 資本主義之父……”

   在一些家長眼里,所謂“玉不琢,不成器”,孩子成了沒有生命的石頭,在自己并不高明甚至拙劣的手藝下,天才的棱角被“打磨”殆盡.魯迅先生曾在《我們怎樣 做父親》一文中呼吁解放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 “傷仲永”式的“捧殺”與“耳光教育”式的“棒殺”仍時有所聞.

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期內,一種饑餓感驅使下的幸存者哲學代替了對于商業意義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國,既沒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沒有共同的時尚.就像托馬斯·卡萊爾所說 的,金錢是這個社會唯一的連接點.在創造了一個日益豐沛的物質世界之后,我們卻未能創造相應的精神世界.類似的貧困同樣體現在素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 人身上.管理專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時就聽到一位日本朋友說:“日本人不做夢,哪有時間做夢!”如果說在“美國夢”的語境中,人生被定義成“為了夢想和興趣 而展開的表演”,那么,從未有一個“日本夢”像“

美國夢”那樣具有靈魂性的感召力.

 臺灣作家龍應臺早年留學美國,看到美國的年輕人昂首闊步、輕輕松松地面對每天升起的太陽,不勝感慨:“這樣沒有歷史負担的人類,我不曾見過,我,還有我這 一代人,心靈里的沉重與激越,是否有一個來處.”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經孵化,“中國的青春痘”們正在出場.在他們的臉上,你看不到歷史的滄桑、 悲情與重負.作為這個古老國度的異質性“增量”,假以時日,在引領21世紀中國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風尚的同時,他們可能在根本上重塑這個國家 的性格,創造一個名副其實的“新新中國”!

  與王石們的社會大學、張朝陽們的“常春藤”相比,在他們眼里沒有比互聯網更好的大學—足不出戶,即“讀天下書、行萬里路”.與前輩們動輒十萬百萬的“第一 桶金”相比,他們幾乎是零成本創業:一臺電腦、一根網線、一個腦袋,就是全部.他們不知“紅帽子企業”為何物,亦無需再像前輩那樣“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無 法忍耐的東西,隱藏過按常例不應隱藏的黑暗,為他人背過的黑鍋也歷歷可數”,同時也面臨更純粹、更嚴酷的市場考驗.與所謂“不落空”階層相比,他們沒趕上 下海熱、房地產熱、股票熱、MBO熱、新經濟熱,一位自認是“最吃虧的一代”的80后創業者抱怨道:“他們指責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還 有什么其他機會?”

中國的比爾·蓋茨將在現有企業家群體中產生還是尚在搖籃中?誰也給不出答案.不過我們也許能從全球風險投資界“國王”邁克爾· 莫瑞茨的一番話中得到些許啟發:“雖然我們在中國已經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業,但如果過50年、100年以后再回過頭來看,我們會覺得現在的企業只是微型 的,很有可能,很多偉大企業的創始人現在還沒有出生呢.”

    是的,“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創造出來”,Let's begin now!
 

網載 2011-02-22 1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