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I206.6;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22X(2002)02-0072-06
　　 一
　　全球化文化視野為21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理論提供了特定的歷史背景，與之相應的文化研究理念的確認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次機遇，同時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在20世紀最后的10余年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是十分顯著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較早調整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從相對單一的文學研究轉向了整合性的文化理論研究，以適應世界性文化變革和文學變革的選擇和需要。概括地看來，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化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的成果值得重視：
　　（一）從“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討論到具體的文學史重寫。
　　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概念界定和“重寫文學史”問題，曾經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雜志上展開了各種“筆談”或討論，問題已經從過去時間的整合走出，更多注意到學科性質的“現代性”、“意識形態性”、“知識譜系”等核心問題的挖掘，進入了深層次學史成因和過程的清理和闡釋。同時，文學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像以往那樣只是大量的增補式的重復出版，史家的選題與寫作較以往的文學史更加慎重和嚴肅，1999年出版的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和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及2001年出版的許志英、鄒恬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創意和寫作上都表現出明顯的新意和探索性。另外，嚴家炎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包括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各個門類的專著[1]，其史的突破與專題的深入都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新的文學史著作的出版開拓了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是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收獲。
　　（二）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語境、生產過程、文化關系的外部研究。
　　報刊媒體、出版市場、文學團體流派的形成等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此所作的研究從粗線條的梳理，到對具體的某一個刊物和群體的個案剖析都產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關于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出版媒體和社團流派的研究都有新的成果，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某些重要的學術期刊辟有“人文期刊研究”專欄，出現了像《宏大敘事的樣本——閱讀〈當代〉1979-2000》[2]這樣的研究某一種重要期刊的研究文章。其他方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與政治文化的關系研究、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源流與歷史傳統、社團流派、考證范疇研究、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通俗文學研究和港臺華文文學研究等諸多領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視和開發，并產生了一批具有創新意義的重要成果。
　　（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本現象研究、審美研究、詩學、敘事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
　　文學的作家作品研究屬于文化現象的個案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宏觀理論視野內，近年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一方面是對過去被忽視的作家，如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穆旦等作家的再發現和再認識，一方面是對一些曾經被誤讀或簡單化處理的作品進行重新解讀，在女性視角、地域文化、心理分析、生命意識等多維視角下重新讀出新意，這使得我們的文學史在呼吁了多少年“經典”化、文學審美化之后，今天開始具體落實到具體的作家作品，深入細致的認真研究作品文本個案，從而對作家作品的原意作出更合理的闡釋。作家作品的解讀直面文本，開掘文本最深層的結構脈絡，揭示作家最隱秘的心理情感，作品潛在的主題和意蘊。近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在這方面成果最為顯著。
　　 二
　　當然，全球化經濟、文化轉型的歷史語境給文學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由此帶來的文化研究所面對的問題和困境也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就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重寫而言，真正的立足點應該在什么地方？文學的文化研究旨歸究竟在何處？是測重于文學外部還是文學內部？文本解讀的基本出發點是作家的作品還是研究者的主觀闡釋？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化研究所不能回避的。當我們注意到文學視野擴大和文化邊界的開放性的時候，將現代文學的變遷與出版、編輯、副刊、稿酬等媒體和文學生產過程中的諸種因素相聯系便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方面的研究顯然大都還僅僅限于對上述種種關系的梳理和描述的層次上，這較之過去文學單一的理解是進步了，但是從作家、群體、社團與文化語境的互動關系的意義上看來，特定歷史情境中的文學本體思考尚缺乏細致的辨析，這方面的研究使我們了解了文學史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某些不確定性的東西，但又常常使得我們陷入不可知論的謎團之中。就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而言，純文學自足的封閉性雖然打破了，但是許多文章對作品的解讀也出現了過分主觀化的臆斷。如對魯迅的《日記》中的“夜濯足”的考據，研究者由“夜濯足”尋覓作家性愛、婚戀的線索，并以此解釋其作品。此類研究成為某一細節或現象的無限擴大而隨意引申，而使得文本完全與意義本源相脫節，其研究的內涵是游弋的和不確定的。此類研究往往將作家作品作為其他某個事物的實例和征象，而不是對作品文本內涵本身感興趣。還有，某個時期內個別作家的同類研究相對集中，像不同版本的《張愛玲傳》《徐志摩傳》都在一兩年內出版10余種之多，再如像《魯迅風波》《評說郭沫若》《再讀胡適》《才女世界》等不太嚴肅的“戲說”類的著作或叢書充斥各種大小書店的書架，此類著述也美其名曰文學的“文化現象”研究，事實上有損于現代作家研究的歷史客觀性、嚴肅性、經典性和學理性。這類研究表明，在后現代文化的通俗化、大眾化，追求消費的商業化的文學研究中，研究者不再耐得住寂寞和清貧，自覺不自覺地失身于現代都市的喧囂和現代傳播媒體圖像世界的誘惑中。
　　應該看到，在文化研究的宏觀理論視野內，某些文本解讀所表現的文學意義的不確定性割裂了文學語言的能指與所指的聯系從而導致了對作品文本的曲解，而在意識形態的歷史解構中出現了某種非歷史主義的傾向，再如上出版界商業化市場運作所帶來的消費性和實用性對文學研究的學理性的消解，等等。這些問題都關系到新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的選擇與走向，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戰，將這一學科引向深入呢？筆者對此有幾種不成熟的看法：
　　（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化研究，應該注重從大敘事到小敘事、從主觀認識的多樣性到史料和史識的重新互證，做到既重視歷史主潮的發生發展，又不排斥歷史的細節和偶然性因素的影響作用。這里，文學史的敘述和記錄方式的改變，實際上從一個基礎性的側面體現了文學觀念的調整，即新世紀中國文學現當代文學史的新思路，首要的還是文學與歷史理解的變動。在當前后現代文化從某種意義上消解了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界限之時，不能忽視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獨立性意義。歷史發展中存在絕對性與相對性、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因素，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但是，文學史的重寫不是要使文學史建立在誹聞野史、檔案記錄、民間傳說等歷史碎片的基礎之上，不是以無序狀態的小歷史代替有規律可循的必然性的大歷史，也不是簡單的由意識形態的中心向意識形態的邊緣的轉移。我們看到，20世紀內中國現代文學到當代文學的歷史概念的演變，恰恰正是五四文學、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等諸種具有約定俗成的規范化“歷史情境”的個性化界定。歷史的新闡釋和重寫，應該是在此“歷史情境”下的個人化的“復雜性敘述”，重在揭示作為一種文學史形態的豐富性和獨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與謝冕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書系》都共同傾向新歷史主義的文學史重寫，比較而言，前者較后者更追求文學歷史的學術個性，更注意在歷史情境中理解、體驗歷史。作者敢于以自我的身份去担當宏大歷史的責任，既寫出我心中的當代文學史，又并不疏離與回避宏大歷史敘事的中心和主旋律。
　　美國學者柯文在關于義和團的研究中提出了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三重互動的認識歷史維度[3]，這種“事件”、“經歷”、“神話”三重互動歷史維度對我們文學史的寫作有方法論意義的啟示性。“事件”是歷史的一種特殊的解讀，它不僅要描述歷史本身，而且要解釋歷史發展的前因后果的關系。“經歷”是歷史正在進行時的看法，這種看法對整個“事件”沒有全方位的了解。“神話”是以過去為載體對現在所作的某種特殊的解讀，這種解讀不是要解釋歷史而是要從歷史中吸取能量或獲得某種目的。認識歷史的不同途徑相互之間往往不是涇渭分明的，說明其相互之間的調節、互動關系恰恰就是歷史學家的任務。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存在著“事件”、“經歷”、“神話”三重互動的歷史維度的闡釋可能性。因此，“事件”、“經歷”、“神話”三重互動的歷史維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們必須走出新舊歷史主義的二元對立的陷阱，自覺進行歷史途徑的多重整合與文學歷史形態的多樣性相結合的探索。對此，我們感到任重道遠，又別無選擇。
　　（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上下限研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這種研究的意義一是有利于學科本身的拓展和資源的重估；一是調整了研究角度，更注意文學轉型和過渡期新的生長點。在這種研究中，關于現代、近代、古代的上溯求源，以及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中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不同文學形態之間的銜接與轉換，再到新時期文學稱謂的討論等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這里，重要的不是簡單地為一個時期的文學形態尋找一個確定的時間證明，而應該是對某個時期的文學史形態的特殊性、復雜性、豐富性的認證和確認，在不同形態的歷史轉換過程中，尋找文學怎樣變遷和為什么這樣變遷的解釋。這方面的研究中，南京大學舉辦了“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復旦大學學報》開展了由章培恒、陳思和兩位先生主持的“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討論”的專欄，這些討論和研究均從已經被我們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中再次提出了“傳統”和“分期”的話題，旨在學科深層結構的探詢和現時研究取向的調整。“傳統”不在僅僅是中西文化的大傳統，也不只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其相銜接的古代文學的小傳統。“傳統”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又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范疇。由此，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研究，在于文學史相聯系的外部環境的關系的梳理，也在于文學史作家作品不同文體的內在形式的意義的尋找。同時，文學傳統還是回到文學自身，強調文學承傳與創新，及重估當下文學現代性的一面鏡子。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統，我理解是在一個更大的視閾里，探詢本學科的性質、特性、基本要素，清理其演變中的各種關系和發展的過程。尤其現當代文學傳統形成中的諸多內在與外在的具體文學語境、文學思想的源流、文學表現形式、文學類型、文學群體等問題。而關于“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正是選取具體的“分期”切入，它較“傳統”的探討更貼近學科的實際。章培恒、陳思和兩位先生是新時期以來文學史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積極實踐者，這使得他們發起的這次“分期”再討論，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具體的引導和啟發性，不同于以往的“分期”討論，他們將文學史起迄期界定的合理性論證、學術判斷，及統一性的規范，更多轉向由分期的原則和標準的重新思考，拓寬了學科的領域和文學史中本質性問題的認識。如對通俗文學、臺灣文學、近代文學與我們學科的血緣關系的確認，對“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的分析，對“魯迅精神與抗戰文學”的認識，此類問題都對不同階段的文學史有重要影響。雖然討論中主持者明確表示“并不期望由此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我理解正是相對集中和統一的文學史轉型和交替的分期，使問題變得更加具體和確定，而起迄期的邊緣性又打破了學科斷代的人為設陷。所以，當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關于“傳統”與“分期”的話題已不是過去社會學和純文學研究中的概念了，而是一個整合性的文化理念。我們的學科研究從這樣的開放性和整合性的文化研究理念出發，將會獲得更深廣的思想空間。
　　（三）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還要重視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學術史建設的基礎性研究。從總體上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更多傾向于宏觀論述和新方法的嘗試，這使得文學史寫作理論層面的探討大于對具體創作問題的研究。當下一些年輕學者普遍地認為，我們的學科已經沒有多少基礎史料可挖掘了，對史料問題的輕視導致了文化研究的泛化，文化研究的泛化又直接與間接地影響了文學自身研究的深入。鑒于這樣的現象的存在，我們尚須強調從史料入手做扎實的過細的研究工作。中國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交錯的學科，其研究的新的增長點往往在歷史與現實的交錯中。很明顯，現代文學的歷史在不斷下延，成為當代文學的內容，而當代文學則常常從現代文學的歷史積淀獲得資源。這方面，《當代作家評論》雜志歷時兩年多開辟“無名氏論壇”專欄，通過對無名氏創作的研究對現當代作家的“潛寫作”資料進行重評，不僅將重寫文學史的研究落到實處，而且再次確立了注重史料的發現與開掘的研究思路。一個時期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無名氏的《無名書》的重讀，對唐緹、曾卓的50～70年代“潛寫作”的挖掘等都成為新的研究亮點，前者對40年代后期浪漫派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后者將“七月詩派”與“九葉詩人”兩大詩群的研究空間作了廓大和延伸，其研究價值和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另外，40年代戰爭文化特殊的歷史情景中無疑存在著豐富的文學史料和個案現象，對此我們的文學研究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挖掘究盡。比如，近年來錢理群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4]，嚴家炎、范智紅關于40年代短篇小說的讀書札記[5]，以及新近段養喬對1946～1948年平津文壇“新寫作”[6]的研究成果，都在史料的整理和作品的細讀的兩極里做了富有成效的探求工作。可以看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入，并不都是以新觀點、新方法、新理論來體現的。嚴家炎先生在編輯《穆時英全集》中發現了作家一部還未有研究者注意的長篇小說，凌叔華的資料搜集者陳學勇發現了作家一部40年代發表的中篇小說《中國兒女》。此類史料研究中，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有著較高的學術影響，近年出版的《蕭紅傳》、《王統照傳》、《徐志摩傳》都產生了極大反響，這種研究基本都是在注重新史料發現的前提下，尋求對作家作品研究的突破和創新。近年來，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與報刊、大學教育的關系研究中，在當代文學的“文革文學”研究中，也都發現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材料。不難看出，注重史料的發現和開掘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途徑，當年由著名作家分別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叢書的史學價值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我想這方面的研究還會繼續保持下去，并且逐漸轉向與學科學術史的建設相同步。對學術史料的關注是中國現當代史資源的清理和鑒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無疑為學科研究走向成熟提供了可能。
　　（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詩學研究、文化研究的深入，要有一個互動認知的方法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本解讀，無論是審美的形式批評還是文化的整合研究，都存在著一個新的基本點的問題。文學研究是面向人和人類精神的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獨特的人類精神內涵究竟是什么？這是我們的文學史研究中最根本的問題。新世紀我們學科真正迎接的挑戰，應該是面臨著多元文化中文學自身的定位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自我調節問題。在走近文學巨匠、挑戰文學經典的文化語境里，我們的文學研究應該更加迫切關注文學自身的問題，要從最基本的文學觀念的調整入手，到文學研究的哲學思想的轉變，再形成具體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變更。新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將全面轉變自己的研究路向，從作家作品的文本入手，可能最先取得實效。我認為詩學研究的基點能夠使具體的文學批評落到實處，從而避免文化研究的泛化傾向。這方面，可操作的思路有兩種：一是比過去更加關注文本的形式意義，或者更注重有意味的形式之間的互文關系。比如，在近年來魯迅小說研究中，王富仁先生的《魯迅小說敘事藝術》[7]、嚴家炎先生的《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8]都是從敘事學研究與文化分析的雙重方向，以互文關系的文化批評充分地挖掘作品內在張力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重新解讀魯迅小說的藝術價值和獨特性。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還缺乏這樣的深度和視角。二是作家研究和文本分析將會改變封閉的審美性和文學性探求的老路，更多地關注文學在不同文化中表現的人類的共同問題，如戰爭、社會、家庭、婚姻、愛情等。作品的美學不僅是形式的意味，而且是人類精神的載體。中國現當代文學表現了20世紀以來，我們從傳統走向現代，逐漸面向世界的艱難過程。我們有自己的獨特的思想追求，獨特的精神現象，更有中西文化交匯的共生現象。像中國現代文學的戰爭主題的研究，當代文學的都市人的生存狀態的透視，女性文學中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等等。對此類問題的研究顯然都不可能只在封閉的文學視野里進行了，必須納入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文化背景中進行整合性的分析。陳思和先生的《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幾點思考》[9]一文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且明確指出其內涵包括觀念和方法的雙重意義。顯然，文化研究的理論前提是回歸人類精神文化互動認知和文學精神的世界性的溝通與整合，在對話和交流中追求差異性的和而不同。
齊魯學刊曲阜72～77J1文藝理論楊洪承20022002文化研究理念的確認給新世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對這種機遇與挑戰，新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尤其關注文化轉型與文學過渡期的理論整合，同時更加重視文學史自身在史料方面的積累和學術史建構的規范化，在方法上則重在建立文化研究互動認知的方法論，追求差異性的和而不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化研究/機遇/挑戰/對策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y/culturalstudy/opportunity/challenge/countermeasure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y　　A Thought of"Cultural Study"　　YANG Hong-cheng　　(Literature Colleg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ina)The affirmance of"Cultural Study",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y.In the new century,a transitional era,the theoretic conformity is espesially concerned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y.At the same time,much more importance are attached to the accumulation in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in learn-ing-historical establishment.In the method,the important point is to estiblish the methodology,which is mutual,and differ from others.楊洪承(1954-)，男，江蘇鎮江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齊魯學刊曲阜72～77J1文藝理論楊洪承20022002文化研究理念的確認給新世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對這種機遇與挑戰，新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尤其關注文化轉型與文學過渡期的理論整合，同時更加重視文學史自身在史料方面的積累和學術史建構的規范化，在方法上則重在建立文化研究互動認知的方法論，追求差異性的和而不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化研究/機遇/挑戰/對策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y/culturalstudy/opportunity/challenge/countermeasure

網載 2013-09-10 21:27:4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