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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歐交流不僅是直接的現實利益的交換，而且也是深層的文化觀念的相互溝通和理解。只有將文化因素凸現于意識和行為中，我們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沖突，從而有助于中國和歐盟之間政治、外交和經貿活動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有助于日常交往的順利進行。因此，中國和歐盟學界的對話既應包含實踐的操作層面，如就業問題、歐元等具體領域，也有必要對雙方自身以及兩者間關系的本質有整體性把握和認識，并揭示行為、現象中所承載的文化因素。
　　2000年6月28日至30 日在南京舉行的《中歐交流和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正是這樣一次有益的嘗試。這次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和南京大學歐盟研究所聯合舉辦，屬于1999—2000年度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之一。與會代表近百人，來自英國、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中國三十余所大學和科研機構。歐盟研究是一個以地域為核心的跨學科領域，因此到會的學者來自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國際關系學等多個學科，這是本次研討會的一大特色。
　　提交研討會的論文五十余篇，圍繞著中歐交流中的文化因素，內容涉及中歐文化傳統的特點、中歐政治外交經貿關系等方面。研討會期間，代表們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氣氛友好，是歐盟研究領域的一次重要盛會。
　　 一
　　中國和歐洲分別代表了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典型。歐盟和新中國的出現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事情，但文化傳統有其自身的歷史延續性，并且至今還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因此，放眼于五百年的歷史，對我們理解歐盟的出現和近代中國的進程不無裨益。這次研討會提交的相當一部分論文，探尋了中國和歐盟文化傳統的特點，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比較。
　　中西文化的差異是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和關注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陳樂民研究員在發言中指出，文化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物質層面，屬于表層文化；第二個是深入到人的心靈底層的心理、意識、精神靈魂等的文化；第三個層面是屬于前兩者之間的“功能性文化”，如制度、法律法規、具有準則性的文化。物質文化、功能性文化可以發展為世界大文化，而深層的精神文化則難以出現一種東西方相通“融合”的人類同一體。中國和西方是兩種歷史、兩種不同的傳統，這在清朝末葉便提出了。中國傳統的思想模式通常是“應當怎樣”或“理當怎樣”；歐洲人運用思想的方式更看重“是什么”。
　　湖南師范大學劉景華教授的《真與善：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出發點》一文，對中西文化的基本心態和思維方式作了探討。他認為，追求真善美是中西文化的共性，但在西方文化中，真是善和美的基礎，善和美都必須服從真；中國傳統文化則以善為本，真與美必須符合善。河南大學《史學月刊》雜志社周祥森副編審在《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基本特征之區別》中指出，中國文化發展從未中斷過，而歐洲文化存在著斷裂。中國文化始終存在一個王朝中心，存在著某種“正統”，存在著漢族文化中心；歐洲文化則缺乏這樣的中心，且在發展過程中趨向分裂——形成東西不同的各民族國家文化。前者由分裂走向統一，后者則由統一走向分裂。中國文化始終是一種世俗文化，而歐洲文化則與宗教糾纏在一起。
　　南京大學陳曉律教授《關于英國保守主義的若干思考》一文，對當代世界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義作了梳理。文章指出，由愛德蒙·柏克開創的保守主義有以下特點：尊重歷史和傳統、權威和秩序，反對任何極端的行為，認為社會應該有合適的等級；保守主義是守舊的，但這種守舊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自由主義的目標，相反保守主義認為自己是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價值，其對待當前社會變革態度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并不僅僅關注它在原則上是否正確，而是極為關注其具體的細節。20世紀的新保守主義在目標和形式上都有一些變化，但最根本的變化還是本質上流露出的一種極端冷酷的心態。
　　近現代歷史的進程告訴我們，歐洲從自己的傳統中發展出現代社會，而中國卻沒有，這里涉及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為什么西歐首先發展出現代文明？為什么中國沒有能獨立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陳樂民研究員認為，這是因為中西兩大文明的各自歷史軌跡不同。中國的朝代更迭，留下的是從上到下的“專制主義”、從下到上的“臣民主義”傳統；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文化必然是因襲性的，缺乏創造性和革命性。歐洲歷史變動不居，特別是近代西歐在政治、經濟和精神條件等方面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條件。在他看來，如果沒有歐洲文明的影響，中國歷史仍會繼續沿著老路走下去，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科學和民主，不可能發展出現代化來；而歐洲自市場經濟機制、理性主義到今天以高科技為動力的現代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都是水到渠成的歐美文明進程中的事。
　　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劉成博士的《中國和歐盟國家民族問題發展的不同軌跡》從民族主義角度，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解釋框架。文章認為，民族主義從本質上說是利己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需要一個依托，需要調動它可以調動的一切資源，而民族主義正是調動各種資源的方便途徑。在中世紀基督教大世界里，歐洲國家的發展水平基本相當，幾乎處于同一狀態。然而，民族國家的意識確立之后，各民族、各國家的差距拉開，造成了總體發展的不平衡，糾紛和隔閡成為西歐近代歷史上的一大主題。但時至今日，這種不平衡又被拉平了，民族的糾紛開始平息。在民族主義的驅使下，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都已基本完成現代化。正在這時，西歐一體化運動開始了，發展至今天的歐盟。歐盟各國的民族意識已漸漸地被統一的歐洲意識所取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了。相比之下，古代中國與自己文化發展水平相當的其他異質民族之間沒有接觸，因而很難像歐洲國家那樣，產生民族的自我意識，也不可能培養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形成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國家”概念。鴉片戰爭后，中國終于認識到中國不過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個政治實體，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也隨著曲折、艱難的發展道路而產生，中國的現代化也正是從這時開始的。在現階段，民族國家仍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要因素。在民族國家的形成上，中國是從天下主義到民族主義；歐盟國家正好相反，經過了民族主義的階段之后，開始向天下主義發展。
　　難道中國的文化傳統就與現代性絕緣嗎？北京大學的高毅教授在《現代文明中的東方因素》中表達了完全相反的觀點。文章認為，從本質上看，現代化是普世的文明，包含著基本的共有價值觀，是世界性擴散的過程，因此，現代化就是西化不合邏輯，而是現代文明首先現代化了西方。因此，文化霸權觀念也就難以成立了。在高毅看來，現代性的發明，一是掠奪的財富奠定了工業文明的物質基礎，一是以自由平等為精神的啟蒙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東方的養料。他以迪卡爾、斯賓諾莎、康德等思想者的實例，證明東方文明也卷入了現代性的創造過程。但問題是，十八世紀的啟蒙學者知道了幾個中國古代文人的名字，一知半解地宣稱中國文化的偉大，就能說明中國文化參與創造了現代文明嗎？他們從“想像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蒸餾”出了現代文明，為什么中國自己的思想家沒有類似的發現呢？
　　不可否認的是，今天歐盟作為世界上發達國家聯合的實體，已成為與美國相抗衡的世界一極，在文化上也產主了所謂的文化霸權問題。歐盟自身的建設雖還處于沒有完全明朗的發展進程中，但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資中筠教授指出的，對中國而言，歐洲一體化是一個客觀的進程，而不是樂觀或悲觀的問題。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強勢文化的沖擊是存在的，但中國的政策選擇更重要。無論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傳統，相互理解、尊重，吸收對方文化中的精華，求同存異，這才是務實的共同發展之路。
　　 二
　　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文化因素，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滲透到當代政治外交行為中，影響了主體的選擇和客體的進程。文化差異是造成中國和歐盟政治交往中矛盾和沖突的重要障礙之一，進行相關的研究有助于指導實踐活動，這是與會學者的共識。約有四分之一的論文探討了中歐當代政治外交行為中的文化因素。
　　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瑪格瑞塔·西亞契教授在《變動中的邊界與新的紐帶：中歐關系中的文化與社會領域》一文中，首先通過意大利托斯卡納的個案考察，指出至少對歐洲而言，舊的國際格局和新的國際格局的出現，是不同歷史傳統和社會、政治行為交織作用的結果，與相互依賴和社會包容的觀念相關聯。作者認為，在把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社會”時代里，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賴造成了一些文化和社會后果；文化將在建立新的國際理念中發揮作用，成為促進中歐交流的框架結構中的組成部分。
　　意大利卡塔尼亞大學弗維奧·阿提納教授提交的論文《歐洲和中國安全思想的文化維度》，對當前歐洲和中國的國際安全文化進行了具體的比較研究。文章指出，歐洲和中國是國際安全與政治變化的重要主體和客體。歐洲安全文化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一面是產生了新敵人、新威脅與新危險出現的意識，另一面是合作與安全的概念。中國則采取了一種此消彼長的結盟安全觀，它建立在平行相待和國際事務互不干涉的原則之上，不贊同為保持穩定和預防侵略而簽訂安全伙伴協定的做法。對安全問題的認識以及對外關系的處理，都依賴于政治領導人的觀點和該國的文化。中歐兩種安全文化的距離正在縮短，這一趨勢在今后仍將繼續發展，并對中歐雙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產生影響。
　　一種文化觀念的形成是一個過程，形成之后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會根據形勢的變化作出調整，“經驗決定了政治文化的獨特性，也決定了政治文化的可變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周弘研究員的發言，通過對瑞典和美國對外援助目標和結構在冷戰前后的變化這一個案，對政治文化變化的條件作了進一步考察。她認為，政治文化變化的條件至少有三個方面：第一、世界格局的總體變化急劇地改變了國際領域里的活動者們的政治信念，使他們不能不根據變化了的情況調整其觀念和做法；第二、各國根據變化了的世界格局重新認識本國的世界地位和國際角色；第三、形形色色的國際多邊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的時代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雖然這種分析的結論還比較寬泛，但確是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法律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格拉德·科爾教授提交的論文《發展與變化：中歐國家（奧地利）對中國法律的了解》考察了奧地利對中國法律的了解狀況。武漢大學邵沙平教授和陳道麗博士在《歐盟在華投資與中歐經濟合作的法律文化環境探討》一文中強調了法律文化環境對于歐洲在華投資發展的重要性，指出中國正不斷優化法律文化環境，以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歐盟在華投資以及發展中歐國際經濟合作的要求；經濟全球化和投資領域規則的國際化以及中歐法律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法律文化環境的現代化、國際化和法治化。
　　 三
　　經貿關系是中歐交流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歐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中國在歐盟的貿易地位也不斷上升，加強和鞏固雙方正常的經貿往來是雙方共同利益所在。但在中歐經貿關系中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如反傾銷、配額制、普惠制等，文化因素同樣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原因。南京大學楊豫教授和劉沁秋碩士在《歐盟對華反傾銷行動中的文化問題》中指出，雖然一體化或全球化已成為一種趨勢，但人們在交往，特別是國際的交往中，依然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依托于在某個區域共同體中形成的特殊文化及其特質。這決定了人們總是在同以自己的文化標準而構想出來的對方而不是真實的對方進行交流。在歐盟的對華反傾銷行動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理論上，歐盟反傾銷政策的依據是“保護歐盟成員國的廠商不受外來不公平競爭的損害”，但在歐盟內部失業狀況嚴重、產業結構老化和國際競爭力降低的情況下，它不是根據商品的生產成本等有關數據來認定傾銷，而是根據自己認可的市場經濟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作出武斷的判斷。歐盟對反傾銷政策的濫用與其缺少誠意的文化理解有緊密的關系。
　　中國對外國投資者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的市場，歐盟成員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近年來呈上升之勢。但是，很顯然，不是每一個投資者都會微笑著而來、微笑著而去的。在尋求投資的過程中，人們不僅會遇到技術性的困難，也會遇到因文化而產生的種種問題。1997年標致公司經理宣布撤出在廣州的合資企業，成為當年轟動全球商界的頭條新聞之一。是什么導致了標致公司在中國的失敗？馬賽大學管理研究所的皮埃爾—薩維埃·麥什教授和法國北方省商學院伊曼紐爾·麥塔教授提交的論文《歐洲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和法中合資企業》，揭示了標致公司從減產到完全撤資的過程，分析了法國股市隨后的反應。文章認為，一方面，中國的客觀環境，如在有關對外投資法律上的欠缺和不完善、經濟環境的隱性成本過高，以及外國和中國伙伴之間的惡劣關系，給中外合資企業造成了許多問題；另一方面，中歐企業家對資本的不同理解、處理人際關系的差異，以及歐洲投資者對商業利潤和中國實際消費市場過高的預期，這些文化上的陷阱導致了標致公司和其中國合資者實際上“同床異夢”，無力尋求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有投資意向的人必須學習去辨清和處理中國市場存在的問題。
　　總的來看，歐盟并不是對中國最大的投資者，而是位于美國和日本之后。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薛彥平在《歐洲對華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中分析道，歐洲對華投資處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是：（1 ）文化因素，中歐在文化、語言、價值上存在巨大差異；（2）地理因素， 中歐兩個地區遠隔萬里之遙；（3）對中國市場缺乏足夠了解， 對中國市場潛力的認識滯后于美日兩國。90年代以來，歐洲對華直接投資走入比較正規和穩定的時期。縱觀歐洲對華直接投資的發展，有以下三大特點：（1）投資主體比較集中，主要國家是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和瑞士，如果考慮到香港地區的英資，英國穩坐第一把交椅，德國緊隨其后，其它國家對華直接投資量很少；（2）在衡量FDI的三項主要指標（協議投資、實際投資和外資比例）上，歐洲對華直接投資具有資金到位高和平均投資規模大的特點；（3 ）歐洲對華直接投資正在從一般項目的投資向跨國公司投資方向轉化，獨資企業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合資企業的地位相對降低。在21世紀前期的一段時間內，隨著中國投資政策的調整和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歐洲對華直接投資將有可能更集中在高新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
　　中國和歐洲的貿易并不是單純的雙邊關系，而是在全球市場下貿易的一部分。蘇州大學高芳英副教授提交的論文《90年代美歐貿易的沖突與中歐貿易發展的機遇》指出，90年代以來，經貿關系已經成為美歐政治關系和安全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歐盟經濟實力的加強、歐盟國際地位的提高，歐美的貿易沖突、摩擦不斷。它帶來了對美歐經濟實力的挑戰，也考驗了世界貿易組織正常運作的功能；美歐貿易沖突的加劇，也刺激了美歐雙方進一步開拓貿易渠道的意愿，加大了中歐貿易發展的機遇。同時，美歐貿易沖突對我們處理中歐貿易不無借鑒意義。
　　2000年5月19日， 中國和歐盟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達成了協議，與會代表也對這一問題以及中歐經貿關系的前景作了積極的思考。華東理工大學楊逢珉副教授分析了中國入世的利弊，指出入世能增進中歐貿易的互補性，消除貿易中的歧視性待遇，增進雙方的經貿合作。北京師范大學梅雪芹副教授強調，對中國入世的利弊要從不同利益集團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英國里丁大學教授愛德華·約翰·柯林斯教授以食品工業為例剖析了中國入世對歐洲和中國的意義，指出目前歐美食品工業處于萎縮狀態，中國因具備良好的發展環境而成為西方投資與全球發展戰略的首選目標，中歐都應抓住市場契機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的內容外，提交的論文還對歐盟的公民資格和公民權、中小企業政策、環境政策、大眾傳媒政策、養老問題、但丁的歐洲統一思想等，從文化因素出發作了考察和分析。
　　
　　
　　
史學月刊開封150～152G0文化研究李霞20012001李霞（1973年—），女，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主要從事世界史研究。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150～152G0文化研究李霞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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