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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治溝通理論研究至今仍然在探索著它的研究范圍和方法論。20多年以前，卡費(Chaffee)編了一本名為《政治溝通：問題與研究策略》的書，收錄了布魯穆勒(Blumler)和古里威奇(Gurevich)的文章。（注：Blumler,J.G.and Gurevich,M.(1975).Toward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S.H.Chaffee (ed.),political communication: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pp165-193),Bererly Hills,CA:Sage.）該文宣稱，在政治溝通的比較研究中缺乏嚴格意義上的研究模式和框架。文章不僅指出了政治溝通研究的缺陷，同時也說明了媒體與政治機構體系之間的關系。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嘗試著提出了一個可用于政治溝通比較研究的概念性的分析框架。該文是最早的分析文化因素在政治溝通過程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之一。
　　1978年，格蘭(Glenn)著文專門探討政治溝通中的文化要素。他試圖證明，政治行為是由三種文化要素構成的交互作用(interplay)所決定的：主觀性(subjectism)、共同主觀趨向（co-subjective orientation和強烈的客觀趨向(strong objective orientation)。這三種文化要素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具體內涵。（注：Glenn,E.S.(1978).Politics:An intercultural view.In F.Casmir(ed.),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429-450),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of America.）一年以后，一本名為《不同文化間的溝通手冊》的書在美國出版，書中載有斯塔若斯塔(Starosta)的文章。該文運用“符號分析技巧”，有選擇的分析了一些聯合國大會發言者的政治溝通動機。斯塔若斯塔認為，研究者可以通過對文化要素的分析來揭示某種文化的基本精神(the tenets of a given culture)，人們的主觀文化決定著或者充斥于他們的語言表達。（注：Starosta,W.J.(1984),On intercultural rhetoric,In W.B.Gudykunst and Y.Kim (ed.),method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l research (pp.229-238),Beverly Hills,CA:Sage.）其實，在斯塔若斯塔之前，奧里夫(Oliver)就提出過類似的觀點。1971年，在一篇題為《古代印度和中國的政治溝通與文化》論文中，奧里夫指出，語言的修辭以文化為基礎，它脫離不了它的使用者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注：Oliver,R.T.(1971),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奧里夫的這一極具啟發性的研究在后來的近20年間并沒有被其他學者跟隨和繼續下去。
　　最近，斯萬森(Swanson)和尼墨(Nimmo)編輯出版了《政治溝通研究新動向》一書，對于文化要素在政治溝通過程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在政治溝通中的表達方式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注：Swanson,D.L.,and Nimmon,D.(1990),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resource book,Newbury Park,CA:Sage.）他們宣稱，這一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拓展，傳統的主流派語言修辭學者和理論家現在已經開始關注于對流行文化形式的寬泛的政治意義的理解。在這本書中，約翰斯頓(Johnston)回顧了過去的、特別是80年代的政治語言修辭研究。（注：Johnston 的文章收錄于 Swanson 編輯的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A resource book 一書，見上條注解。）他得出結論，一種新的研究取向正在或已經形成，這種取向包含著一種對文化在政治現實里的政治對話和談判中的作用的研究興趣。斯萬森和尼墨顯然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有別于傳統的主流理論研究的政治溝通分析上，他們很欣賞阿龍·瓦爾德烏斯基(Aaron·Wildavsky)的表述：文化，作為一種社會過濾機制，有助于人們形成政治好惡。這種觀點對于理解文化要素如何在同一和不同的政治體系中影響政治溝通非常重要。（注：引自上兩條注解所提及一書的第39頁。）
　　本文試圖以斯萬森和尼墨的觀點為基礎，分析和解釋近斯出現的有關文化要素在政治溝通中的作用的文論，并在此基礎上對這種新的政治溝通研究取向作出評價。
　　二
　　在歐洲政治舞臺上發生的許多政治現象已經被學者們詮釋過它們在政治溝通過程中的文化價值。美國學者海塞(Heisey)在研究瑞典首相帕爾梅時指出，帕爾梅的政治修辭顯示出了兩個傳統瑞典文化價值的特征：為正義而戰和為和平而努力。（注：Heisey,D.R.(1993),olof Palme:Sweden's champion of justice and peace. 此文是作者提交給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Miami Beach 年會的論文。）帕爾梅在瑞典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言行記錄清楚的表明了他已將祖國和民族的普遍價值當做自己的事業追求，為世界范圍的理智和良知的建立做出他自己的貢獻。他反對殖民主義言論和行徑，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國際舞臺上，帕爾梅因為支持社會平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裁軍和政治不結盟運動而聞名，他的這些政治立場都是典型的瑞典國家立場，有著深厚的瑞典民族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他公開地反對聯合國對東南亞不穩定地區的介入帶有明顯的“個人標識”。也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帕爾梅有意識地向世界表明，他和他的同志們正在走一條與超級大國不同的道路。也正因為如此，在1986年他的葬禮上，人們把他譽為“和平與正義的戰士”和“世界的良心”。帕爾梅同情并認同于普通老百姓，經常和他們一起走入他們生活的街道和鄉村，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況，為他們致力推進社會平等和穩定。帕爾梅的言論極富于瑞典文化價值。
　　不僅美國學者注意到了文化變量在政治溝通過程中的重要性，歐洲學者同樣也開始大量進入這一研究領域。喬森(Jonsson)的研究強調了在國際關系領域里（特別是在國際討價還價過程中）不同的文化價值對政治溝通的作用。喬森認為文化的作用不僅表現在危機處理上，也表現于正式的外交談判中。他在埃及與西方1956年處理蘇伊士運河危機的個案研究中總結出了他所謂的“分歧文化法則(divergent cultureal codes)”，并賦予這些法則在政治溝通過程中以重要意義。（注：Josson,C.(1990),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rgining,London:Pinter.）威斯特龍德(Westlund)關于超級大國國際角色的研究建立在這樣一個概念之上：國家（民族）文化和價值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主要變量，盡管它不是唯一的變量。他爭辯道，國家的國際角色（作用）定位取決于背景變量，也即“一個國家的各種各樣的態度和價值觀念”。他考察了1946年至1980年聯合國大會上美國、蘇聯和中國的外交政策發言，以明確每一個國家對自己和其他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的定位。他的結論是，這些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分別將自己定位為、同時也實際扮演著“調解者”、“推進者”和“地區保護者”的角色。他指出，角色定位與國家（民族）特征和政治、社會和經濟實力相關連，換言之，大國在冷戰期間在聯合國中的政治溝通顯示了它們對自己國家實力和文化特征的定位，國家背景變量影響著國家角色定位，國家角色定位又進一步影響著國家外交政策。（注：Westlund,U.(1987),Superpower rol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Lund,Sweden:University of Lund Press.）
　　另一項由卡保(Carbaugh)完成的政治溝通研究支持了威斯特龍德的發現。卡保指出，在美國和蘇聯共同上演的政治戲劇（主要是美蘇電視對話秀）中，各自的文化背景、意見（意志）表達的文化形式和對話規則（文化特征的互動模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注：Carbough,D.(1993),"Soul"and "Self":Soviet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conven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79,(pp182-200).）
　　1993年，道(Dow)和湯(Tonn)把政治溝通中的文化要素研究推向深入。他們指出，政治溝通者的個性特征被有意識地用來服務于政治溝通的目的，個性特征已經成為政治溝通的能力要素。（注：Dow,B.and Tonn,M.(1993),"Feminine style"and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rhetoric of Ann Richard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79,(pp286-302).）根據他們倆的研究，個性和人格可以有效地縮短政治信息傳遞者和受眾的距離，使受眾更加信賴政治信息傳遞者。1994年馬克非爾(McPhail)關于美國種族主義的研究也是這一新研究潮流的代表作品。馬克非爾相信，美國文化中最大的問題是它的由沖突加妥協的政治所構建的社會結構，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結構，其基礎是“對抗的共識(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社會運動政治(politics of social movement)”和“同謀政治(politics of complicity)”。他認為種族主義不是簡單的一個白人或黑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社會道德問題和社會價值問題，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必須被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加以反對。（注：McPhail,M.(1994),The politics of complicity: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social constraction of recial equality,Quaterly Journal of Speech,80,(pp343-381),and The rhetoric of recis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歐美學者們對海灣戰爭的分析和研究也是政治溝通理論研究的文化取向日趨深入的例證。哈林(Hallin)和季特林(Gitlin)研究了海灣戰爭中的各國新聞和政治報道，發現“整個戰爭被看成是一出政治劇，一場薩達姆和布什之間的人格較量”。對于美國來說，戰爭是一個“關于美國力量的故事：美國領導人的堅定、美國技術的先進、美國士兵的勇敢和機智”。這一戲劇性的“故事”使得公眾的政治聚焦“從爭論到一致”、“從抗議到團結在軍隊身后”。（注：Hallian,D.C.,and Gitlin,T.(1993),Agon and ritual:The Gulf War as popular culture and as television drama,political Communication,10,(pp53-70).）海塞認為，無論是布什還是薩達姆，都極其熟練地運用了文化因素為自己的和自己國家的行為辯護。在他們的辯護中，各自國家的文化背景、國家（民族）特征和文化價值觀念都是重要內容。（注：Heisey,D.R.,George Bush and Operation Desert Shield:Peace by force,American style.此文為作者提交給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1年 Atlanta 年會的論文。）
　　1993年，海塞選擇五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以研究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是如何為他們各自國家的軍事干涉行為辯護的。他選擇的是蘇聯、英國、以色列、法國和美國，其中，勃烈日涅夫為入侵阿富汗辯護，撒切爾為入侵福克蘭群島辯護，貝京為入侵黎巴嫩辯護，密特朗為入侵乍得辯護，里根為入侵格林納達辯護。
　　海塞有兩點發現。首先，他體會到了“敘述的力量”。在這些領導人的辯護中，有一個共同的“文本結構”，即敘述或敘事結構。所有的故事都有著相同或相似的情節：在世界大舞臺上存在著互相爭斗的英雄和惡棍，故事的敘述者總是想向聽眾表達他或她保衛世界和平與自由的愿望。盡管這種直截了當的敘述有著極其強大的感染力，它卻與國家（民族）文化的特征關系不大，因為似乎每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熟練地使用著它。其次，他發現了隱喻(metaphor)的使用，而每一次隱喻的使用都跟使用者的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相聯系。例如，勃烈日涅夫說他是在維護世界的緩和局勢（暗示卡特正在破壞緩和）；撒切爾大談阻止侵略行為的不斷延續（她似乎還在抵抗二戰中希特勒入侵）；貝京一再把他對黎巴嫩的入侵稱做“完成和平與裁軍”的使命（其矛頭自然是巴解在黎巴嫩的武裝營地）；密特朗的軍隊則是“去保持乍得乃至整個非洲的政治平衡”（法國在非洲的歷史使命）；里根則引用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格言：絕對忠誠（暗示美國信守對格林納達的承諾）。上述隱喻或暗示都與這些國際政治領導人的文化背景有關，表明或暴露了他或她的國家的歷史與民族特征。當他們以這種方式與本國人民溝通時，他們能夠為受眾提供一個易于接受、可以融合不同意見和讓人感覺舒服的文化空間(cultural space)。（注：Heisey,(1993),The strategy of narrative and metaphor in interventionist rhetoric: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In D.Zarefsky (ed.),Rhetorical movement:Essays in honor of Leland M.Griffi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海塞與他的合作者特賓(Trebing)還運用文化模式分析當代伊朗政治人物霍梅尼和尼列維，以考察文化因素在兩次伊朗革命中的作用。他們的研究表明，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帶有明顯的波斯文化特征，其目的是通過與西方建立聯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則帶有強烈的伊斯蘭神學文化因素，其目的是將國家轉變成為伊斯蘭文化國家。（注：Heisey and Tebing,J.D.,(1983),A comparision of the rhetorical visio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Shah's White Revolution and the Ayatollah's Islamic Revolution,Communication Monographs,53,(pp259-310).）
　　還有一些學者也對伊朗政治溝通中的文化沖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西爾曼(Hillman)的研究的重點在于伊朗文化的兩極緊張的平衡特征，主要表現為蒙昧的、非憲政的集權主義與頑固的、教條的照搬西方現代化之間的奇特的平衡。阿羅諾夫(Aronoff)把巴列維國王看成一個試圖運用政治溝通將伊朗帶回到伊斯蘭文化之前的古波期文化的具有古代氣質的領袖，而霍梅尼則具有世俗宗教精神特征：他利用文化和宗教去調教伊朗人民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也正因為如此，霍梅尼成功地動員人民加入他的偉大的宗教革命，而巴列維的看似高尚的政治目的最終失敗：世俗文化戰勝神圣文化。波那穆(Behnam)認為伊朗歷史有兩個持久的文化遺產：以國王、家族和宗教為代表的權威主義的價值觀和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義和伊朗文化中個人主義為代表的反權威主義。伊朗政治活動無不受這兩個遺產的影響。（注：Hillman,M.(1990),Iranian Culture:A Persianist view,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Aronof,M.(1983),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New Brunswick,NJ:Transation Books.Behnam,R.(1987),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ranian politics,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世紀80年代動蕩不安的韓國政治局勢為研究政治溝通的學者提供了適合的研究材料。李(Lee)和坎貝爾(Campbell)在1988年盧泰愚總統的就職演說詞中發現了“間接或迂回爭論法(argument by indirection)”，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為亞洲政治家喜好的政治溝通方式，它代表著一種服從、尊敬權威的辯論氣質和傳統，也顯示著一種追求統一和一致的價值觀念。這種傳統、氣質、價值和觀念從整體上否定叛逆和爭論。李和坎貝爾宣稱，在韓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民族傳統早就已經吞沒了韓國近幾任總統偶爾表現出來的西方文化了的政治修辭。盧泰愚總統也毫不例外，在他的政治修辭中隱含著一種通過對比理想傳統政治與近期腐敗政治而顯露出來的政治暗示：他將在政治改革方面比他的前人有所作為。（注：Lee,L.and Campbell,K.(1994),Korean President Roh Tae-woo's inaugural address:Campaigning for investi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80,(pp37-52).）
　　南非的兩位著名人物，德科勒克和曼德拉的政治言行也為政治溝通研究者們所重視。海塞和布洛克特(Brokett)比較分析了這兩人在權力交接前的政治修辭，發現他們有著不同的文化價值基礎。德科勒克顯示出淡化和超越這一歷史時刻的愿望，對他和他的國民黨的歷史功勛予以高度評價。曼德拉則不斷提醒自己和自己的黨內同仁“不要做政治寓言家而要做人民的公仆”，“領導人去去離離，而人民群眾永遠是政治生活之源”。很顯然，兩人不僅是黑人白人的差別，同時也是傳統政治與大眾政治的差別。（注：Heisey and Brockett,M.(1990),Contextual dimension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Arab-iaraeli conflict following Camp David,World Communication,19,(pp113-123).）
　　三
　　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不斷擴大和增長，越來越多的西方政治和文化學者把研究焦點放在中國身上，其中，有不少學者關于中國政治溝通的研究具有明顯的文化取向。
　　莉麗·斯通(Lily Stone)和山姆·帕克(Sam Park)1997年在一篇討論古代中國官方文告的論文中提出以下結論：文告的方式和語言修辭向被溝通者宣示了一種無須證明的合理合法性；溝通者和被溝通者之間的不平等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決定要素；穩定和秩序是政治溝通者欲借文告達到的主要目的，而且，它們本身由于不斷地被強調也成為文化要素。（注：Stone,L.and Paek,S.(1991),Official statement in ancient China,Garden City,NJ:Naural History Press.）
　　象斯通和帕克一樣對古代中國政治溝通感興趣的西方學者還有不少，但是，大部分以中國政治溝通為研究領域的西方學者卻將注意力放在了現代或當代中國問題和現象上。為了探求文化對政治溝通的影響方式，海塞開始對有著古老傳統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征進行了研究。1993年，他在一篇論文里宣稱他“發現”了一系列中國政治溝通中的一般特征。據他稱，這些發現有的是個人觀察的結果，有的是參考其他學者的意見，有的則是直接的個案研究的結論。他所歸納的這些文化特征包括：等級化的社會秩序、社會群體的融合、自我壓抑與克制、名譽與社會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對注重用調停的方式解決爭端等等。他認為當代中國的改革的倡導者和支持者大都是一些社會地位（政治的或經濟的）不斷上升的唯物主義者，是各行各業的工作精英，但是卻都缺乏足夠的冒險精神。在政治溝通的層面上，上述文化特征自然地導向對權力和權威的尊重和確信，對儒家社會價值的偏好，因而，在中國社會中，公開的進行爭論甚至對抗是不被鼓勵的。他得出結論：當不同的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當政治權利與義務的定性與變化同時發生時，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的文化特征更加明顯。（注：以上和以下海塞的觀點分別引自他的論文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tics: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1990)，此文是作者提交給在中國海口召開的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的論文。）
　　海塞指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保持傳統和尋求發展、捕捉機會的復雜過程，這正好可作為政治溝通的文化特征的個案研究的絕好材料。陸(Lu)和弗蘭克(Frank)的合作研究有著同海塞相同的結論。他們也認為中國的發展盡管有著獨特性，但是中國文化特征是規定中國政治溝通與政治修辭的重要因素，離開了這一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中國政治溝通。（注：Lu,X.and Frank,D.(1993),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rhetoric:Bian,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7,(PP455-464).）
　　中國在海灣戰爭中的立場以及表現被一些西方學者當作了研究材料。眾所周知，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關于伊拉克與科威特沖突的會議上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提出的武力解決方案投了棄權票。那麼，決定中國政府的行為的深層文化因素是什么？海塞撰文指出，在海灣戰爭爆發之前，美國政府表現出了強烈的以武力（通過戰爭）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意圖。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場合表示了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立場，很顯然，他們的立場根源于以不同尋常的中國文化為基礎的、既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則。中國政府不愿意得罪伊拉克，因此，中國不能夠作為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會議上投票支持以武力解決伊科爭端的動議；同樣，中國政府也不愿意冒犯美國而反對這一動議；最后，中國還想在聯合國的各項事務中發揮作用，成為聯合國活動的支持者和建設者。結果是，中國政府以投棄權票的方式，一方面沒有堅持它一貫主張的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中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獨立地位。（注：Heisey,(1992),China and the Gulf conflict:Rhetoric as convenience or socialization?此文為作者提交給 The Central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在 Cleveland,OH.于1992年召開的年會論文．）
　　中國對美國有意識地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國國內人權狀況聯系在一起的做法的反應，在一些西方學者的眼里，也顯示了某些具有文化特色的特殊技巧和策略。張(Zhang)和海塞認為，中國在回應美國對中國政府違犯人權的指控時，反過來指控美國粗暴干涉中國國內事務和美國自己也向外出口罪犯生產的商品；在政治犯問題上，中國的回應是，中國在保護婦女、兒童和殘疾人的利益和權利方面成就卓然，贏得了全世界的贊許；中國政府還爭辯，如果美國終止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那么，中美兩國的貿易往來和外交關系將被破壞，雙方都將遭受損失。
　　通過以上分析，在張和海塞看來，中國的技巧和策略有三種，一是反控，二是回避主題，三是威脅。這三種技巧和策略都是以特定的中國文化要素為基礎的，這些文化要素包括：中央集權政府的權威高于普通公眾利益；社會整體利益或某些社會集團利益高于個人權利；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權優先于，甚至可以替代人權。（注：Zhang,M.and Heisey,(1994),China's apologia on the human rights issue:A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此文為作者提交給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4年在 New Orleans 召開的年會的論文。）
　　中國政治領導人在政治溝通時使用的論據“總是跟某些中國文化的核心觀念聯系在一起的，這些核心文化觀念認為，所謂文化實際上是社會共同發展的機制”。盡管有西方學者認為對中國文化做集體主義的解釋是十分重要的，仍然有西方學者注意到了中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因素，他們爭辯：對這兩種文化力量應做融合解釋，而不能做兩極分離解釋。例如，蕭(Xiao)1995年撰文分析戲曲劇目《天仙配》時指出，這一劇目非常流行，以至于被搬上了銀幕。他在這出深受大眾喜愛的戲中，看到了“一個美麗的，但最終由于膽敢反抗儒家道統并傾向道教自由主義立場而被毀滅的故事”，他認為，《天仙配》的重要性在于，它證明中國即使是在以儒教集體主義的文化背景下，也會有自由主義精神和觀念的空間。（注：Xiao 的觀點轉引自 Gomzales 和 Tanno 1997年編輯的Politics,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由于中國社會的政治溝通是在一種被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約束性的意識形態”環境中進行的，所以，任何對于權威的直接挑戰都是“成問題”的。那么，如何解釋《天仙配》大受歡迎的現象呢？蕭進一步指出，《天仙配》及其電影版本的流行正反映了人們潛伏的、逃避和反抗政治壓迫的愿望。邊緣的觀念和異端的聲音總是最先以象藝術這樣的非政治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藝術作為一種意志表達方式最貼近生活本身和生活本質。如果藝術也可以被稱作一種政治溝通的形式的話，那么，考慮以下另外一些學者的觀點是非常有意義的。楚(Chu)指出，藝術不僅是政治溝通的形式，而且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形式；因此，只有在藝術這種政治溝通形式中，人們才能發現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所確立的對權威的順從的觀念正在逐步消失；與此同時，一種可以被稱作自我意識的覺醒的潮流正在涌成。在象中國這樣一個處在變革中的國家里，政府和公眾受到同樣的壓力，它們都在不斷地調試自己的政治溝通方式和內容以適應壓力。已經有相當多的這方面的跡象出現在當代中國政治領導人和公眾的政治溝通和政治修辭中了。（注：Chu,G.C.(1993),The Great Wall in ruins: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Alb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四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當代西方政治溝通理論研究中，一個新的、明顯不同于傳統的以傳播媒體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研究取向已經形成并正在發展。這種取向就是對政治溝通過程中的文化要素的關注，是對政治溝通者通過政治修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價值的關注，也是對既定的文化特征規定和影響政治溝通的形式與過程的程度的關注。這種新研究取向的意義決不僅僅在于它為研究人員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學者們和政治實踐者們在尋找一種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更加有效的政治溝通方法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步。美國學者馬克菲爾(McPhail)在研究美國種族歧視和種族沖突問題時表示了他對現實政治溝通的疑惑和憂慮。他認為，政治溝通的一般形式是反對性的或對立性的，其特征是肯定自己、否定對方。對立性的政治溝通的一個非常可能的結果是溝通雙方的遠離和仇視。但是，還有另外一種結果可能出現：對立著的溝通各方的合作與融合。這種結果的出現有一個必要前提，即：在對立性的政治溝通過程中產生了能導致政治合作與融合的政治對話。（注：McPhail,M.(1994),The rhetoric of recis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溝通的結果用模型加以表示，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圖示：
　　對立性的溝通→政治分裂
　　對立性的溝通→政治對話→政治融合
　　問題在于，是什么因素使得對立性的政治溝通出現對話和融合的轉機？對話和融合的轉機究竟是學理上的猜測還是一種具有實際意義的可能性？馬克菲爾為我們描繪的并不是一幅美好的圖景，畢竟，政治溝通的結果在理論研究和政治實踐的層面都可悲可喜。
　　但是，如果我們將馬克菲爾的思考與政治溝通研究中的文化取向聯系起來考慮的話，實際上我們可以將他的喜憂參半的陳述變成兩個可以直接回答的問題。第一，政治溝通是否顯示了一種旨在建立對話性表達并最終導致政治融合的文化價值？或者第二，政治溝通的動機是否是純粹的、會導致政治分裂的自私自利？面對這樣的問題，人們的回答（至少對對人類世界抱有善意的人來說）應該是簡單而又明確的。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96～202D0政治學田為民20012001本文的寫作得到了英國WARWICK大學Dr.Rai的幫助，文中的許多觀點得益于與她的探討；另外，英國牛津大學的韓宗培博士、田亞民博士和北京圖書館劉易言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圖書資料，在此，我向他們一并致謝。田為民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管理學院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96～202D0政治學田為民20012001本文的寫作得到了英國WARWICK大學Dr.Rai的幫助，文中的許多觀點得益于與她的探討；另外，英國牛津大學的韓宗培博士、田亞民博士和北京圖書館劉易言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圖書資料，在此，我向他們一并致謝。

網載 2013-09-10 21: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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