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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69. 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6)06-0089-06
　　大量引用生物學隱喻是演化經濟學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如何看待生物學隱喻跨越之后的變化以及這種“侵入”對演化經濟學的實質性促進作用，則不為人們所重視。本文擬對演化經濟學借用生物學隱喻的基礎、主要隱喻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以及隱喻借用這一方式在演化經濟學中的前景進行說明。
　　一、隱喻使用的合理性
　　作為一種常見的科學研究方法，隱喻因其常可引發開創性的思維方向而備受研究者重視。當不同學科將類似但不同的范疇以一個共有的名詞連接起來時，就會通過交互作用產生新奇的語義學情境，并可能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方法論，使相關研究產生突破性進展。通過隱喻這種方式，科學理論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各共同體之間以及和科學共同體和其他社會成員間能得到充分理解和交流。但是，隱喻的使用并不是無界限的，當一個學科的專有術語跨越到另一學科時，它能否担負起恰當描述研究對象任務并起到引發框架突破的作用，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對象必須是同質的而不是異質的；第二，隱喻詞所折射出的世界觀應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只有這兩個前提同時具備時，隱喻才能超越詞語本身的含義，實現對實在信念的擴展。在科學發展史上，成功的隱喻均具有此類特征。比如，控制論與協調心理學的隱喻，宇宙與人體“小宇宙”的隱喻等。
　　生物學隱喻之所以能長期在演化經濟學中得到使用，正是因為它符合了上述兩個條件。作為整個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經濟系統表現出了和生物系統驚人的相似性。馬克思早就指出，“經濟生活呈現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①。經濟系統嵌入在人類的政治、文化和社會中，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開放性系統。和生物系統一樣，經濟系統的各要素之間以及經濟系統和其他系統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結構和因果關系，各系統的變化都呈現連續性和極大的多樣性，歷史聯系和相互作用普遍存在于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在生物與經濟兩個系統中，社會經濟現象的變化與有機體的生物過程都存在起伏衰減和新事物的出現，都包含了無序和有序的交互作用，都處于混沌與秩序之間，而且從根本上說，人類社會也是生物系統的一個分支，經濟系統所涉及的只是這一特殊生物系統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當然，對象的同質性只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如果研究所依賴的基礎理念存在差別，即使針對同樣的對象，在同一學科中都可能產生不同的詮釋。例如，經典牛頓力學和量子物理學對物理世界的解釋，神創論、智慧進化論與演化論對生物物種的解釋等。只有在基本的哲學觀念上存在通約性，對同質對象的解釋才使隱喻在同質系統中的學科跨越成為可能。生物學隱喻之所以能在演化經濟學中廣泛應用，在于它們在觀察世界時都堅持了不同于本質論和簡單還原主義的進化哲學觀念。事實上，進化觀所引起的革命性浪潮不僅僅波及經濟學和生物學，也廣泛地影響到物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正如E. 邁爾指出的那樣，相比對人類思想和哲學史的貢獻而言，達爾文對物種起源和人類進化的解釋遠不是主要的，進化論真正的貢獻在于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和趨向，其次才是在某一學科中的具體化②。演化經濟學之所以可能從生物學隱喻中得到啟發，除了人類經濟社會和生物系統的同質性之外，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兩者所堅持的理念基礎是相同的。
　　在進化論提出之前，科學領域中具有主導地位的是本質論(也稱類型論)的思維方式。本質論堅持的信條是：所有表象上變化的自然現象均可歸入到若干特質恒定的類別中，每一個類別和其他本質截然不同；事物是穩定且先驗存在的，一切變異是偶然的、相互無關的，因而基本類型和其所代表的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完全可以忽視的。時間無涉、種群穩定、可預見性和最優均衡是本質論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關鍵詞，如物理學中的質點模型、生物學中的神創論和完美進化說等。在經濟學中，本質論思維則體現為一般均衡和完全理性。
　　達爾文首次提出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從而與本質論的類型傳統徹底決裂。進化論認為物種是演化而來并將繼續演化，演化動力來自個體差異，這種差異是基礎性實在的本身，而不是對不變的基礎性實在的偏離。因為演化的絕對性，所以時間是重要的；因為個體變異是動力，所以類型不會是穩定的。這種反本質論的思想在當時無論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顛覆性的，它迫使人們對傳統的思考方式進行重新審視，并在經濟、政治、歷史和藝術等多個領域引起了巨大震蕩。立足于牛頓力學體系的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里不斷受到來自納爾遜和溫特等經濟學家的質疑，其實質內涵也就是進化觀與本質論的較量。在進化論的理念指導下，無論觀察生物系統還是經濟系統，人們都不會再拘泥于靜態無摩擦和超理性力量，而是超越“存在”，進入“過程”。
　　在演化這一共有的哲學基礎上，生物演化論和演化經濟學在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上就必然存在很多共同之處。具體體現為：第一，強調不可逆。在演化論中，生物和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是歷史性的，不可能有任何瞬時因素在演化中孤立地發揮作用。同樣，演化經濟學也認為過程變化是重要且不可逆的，歷史對演化經濟學尤其重要，用博爾丁的話說，每種結構都是其過去過程的結果③。第二，反終因論。進化論認為個體層面的變化就整個演化過程而言是完全隨機的，一切變化都需要聯系外在因素才能加以效率評價。演化經濟學同樣也認為，由于不確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經濟事件不可能以目的論的方式展開。在不確定的隨機因素擾動下，經濟演進過程無法實現最優解，而且正是這些隨機因素擾動決定了系統中不同個體會在期望、偏好、能力、知識存量和認知模式等方面出現差別，從而為經濟演化奠定了“變異”的基礎。第三，否認超選擇力量的存在。進化論堅決反對完美先驗性創造假說(如神創論)，因為承認這一點無異于否認進化的必要和價值。演化經濟學同樣貫徹了這一點，在微觀的意義上，否認超選擇力量的存在體現為對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置疑；在宏觀的意義上，則是對制度建構傾向的駁斥。第四，強調動態穩定的重要性。在孟德爾和道金斯之后④，演化論者意識到，生物演化這一長期動態的過程也需要相對靜止，即演化的動態穩定。貝爾納和坎農稱之為“穩態”，“穩態”的意義在于既確保了間隔性過程中變異的保存，又能為動態穩定的初期提供合適的環境。演化經濟學的動態穩定觀集中體現在演進博弈論中，它直接將人類在經濟活動之間的互動行為的動態調整過程模擬為生物學中的進化演進過程，廣泛地用于制度演化的研究。
　　就本質而言，生物進化論和演化經濟學所共有的這些特征均源于對本質論、機械主義和還原主義的背離，從而和神創論、還原主義生物學以及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這些本質論與還原主義的產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基于演化基礎對世界進行研究往往只能作出諸如復雜性、概率性和多解性、甚至測不準的結論。斷言復雜系統凸顯性質的不可預測之類的結論，必然會強調對特定現象的描述和對歷史過程作倒敘述這種較為初級的辦法，這和人們的普遍期望可能會產生極大差異。但這既是世界的真實面貌，同時也說明人的認知具有多么狹小的范圍和多么宏大的拓展空間。
　　二、演化經濟學中的生物學隱喻及其相似性
　　最初，演化經濟學家只是在邏輯中使用進化論，而沒有在經濟學描述中直接使用生物學隱喻，如康芒斯和米契爾等；到了后期，在博爾丁、納爾遜和溫特的理論中，使用隱喻則成為常見的事情⑤；爾后，熊彼得學派則更為廣泛地使用選擇、變異和頻率這類標準的生物學隱喻來探討技術的擴散、創新和淘汰。到20世紀末期，受分子生物學和古生物學進展的鼓勵，演化經濟學家已經廣泛地使用基于基因變化而導致的理性差異、種群動態生物學和遺傳人工計算法以及人工生命等生物學理論庫中的工具來描述經濟世界。雖然在是否應該采用生物學隱喻以及是否將援引生物學隱喻作為演化經濟學的判斷標準這些問題上，演化經濟學家還存在爭議，但“具有本質意義的隱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覺的或者隱蔽的”⑥，是否直接將生物學的詞匯直接用于經濟現象的描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學家在描述經濟現象時是否在邏輯上與演化論的基本框架暗合。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演化經濟學文獻不斷出現大量生物學隱喻，如基因、變異等，本文僅對基因、個體和群體、選擇、變異和表現型等出現頻率較高的生物學隱喻進行說明。
　　1. 基因。如果沒有基因這種既能在微觀層次上保持相對穩定又能實現代際傳遞并具有變異功能的單元存在，進化就失去了基礎。對演化經濟學而言，找到經濟體系中的“基因”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倘若理論中缺少既穩定又存在變異可能的長期承載因子，經濟的動態演化將完全成為一系列無歷史和無理由的驟變堆積。作為研究人類行為的理論，演化經濟學必然從那些支配行為的要素中去探詢“基因”，和生物學意義上的基因一樣，它必須符合這樣的條件：既可以傳遞，又必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既能作為載體承載基本的遺傳信息，又能存在于一個類似于有機體的載體內并被攜帶進行表現型的行為。
　　在演化經濟學家那里，這一問題具有眾多的答案⑦。斯密和馬爾薩斯分別將分工和個人看作基因的隱喻物，而凡勃倫則選擇了習俗和文化傳統，博爾丁提出選擇單位應是從汽車到知識的人類人工制品，納爾遜和溫特則將企業慣例視為基因，而霍奇遜則主張把社會制度甚至整個經濟系統都可以看作是基因的隱喻物。雖然存在不同觀點，但尋找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品質，從而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的事物卻是所有演化經濟學家的共識。
　　2. 個體與群體。進化論的革命性意義之一，就在于對生物物種的變化不是在不變的本質中探求，而是在互相間具有差異的、作為整體再生產出下一代個體的種群中來探求，種群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為集群之間的選擇淘汰提供可能性。演化經濟學同樣秉承這一“個體群”思考方法，對個體和群體之間的區分以及兩者的對應關系也極為重視，個體往往被定義為個人或者企業，種群則被視為產業或者整體經濟、組織形式。個體變異只有通過頻數效應在群體中成為多數時，一種主導性的經濟現象、一種新的企業制度、一種新的技術網絡、一個新的社會制度體系才會形成。
　　3. 傳遞機制。在生物體中，變異基因是通過生殖這種代際之間的方式傳遞的，沒有傳遞，一種變異就不能保留下去，新物種也就無法形成。演化經濟學中同樣重視這種“新奇”的傳遞機制，熊彼得、納爾遜等人用模仿來解釋創新之后大量企業的跟進引發的創新浪潮及其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L. 拉波曼、M. 蒙哥美瑞則將模仿視為企業對競爭行為的一種戰略回應。此外，也有學者將報酬遞增產生的網絡效應看作是新奇出現后的傳遞機制。在網絡效應中，跟進者的增多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在沉淀成本和準入障礙的意義上將一種技術或制度固化。
　　4. 選擇機制。一個包含變異的表現型能否被選擇出來并成為最有效的基因傳播者，是新物種形成的關鍵，因而選擇是所有演化論者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在阿爾奇安、弗里德曼和貝克爾看來，選擇機制的核心是市場競爭，主體理性因素是無關的；西蒙、納爾遜和溫特都意識到選擇機制不能忽視主體的能動性因素，并考慮了主體滿意、對利潤的選擇和慣例剛性等因素在選擇中的作用。弗羅門則指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沒有在外在市場的選擇和主體自己的選擇問題上作出區分，他主張將適應性學習和市場選擇并列作為選擇機制，而且選擇性學習既是變異機制，也是選擇機制。而在哈耶克那里，選擇是多層次的，包括個體生理性意義上的遺傳、智力和知識的演進與在直覺和推理之間起關鍵作用的文化演化。
　　5. 變異。基因變異是新物種產生的微觀基礎，雖然變異并不一定在表現型中得到呈現，但新的表現型出現卻一定是因為基因型出現變異。演化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變異是指新奇事象的出現，并將其視為經濟演化的源動力，分歧則主要集中在“什么變異”和“為什么變異”上。凡勃倫認為，新奇或變異就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出現，它源于隨便的好奇心；熊彼得則認為，“創新”即是人類經濟領域中的變異，它源于企業家的創造性歡樂；納爾遜和溫特則認為，變異是對慣例的破壞，他們尤其強調現實中經受的挫敗推動了對新奇或變異的搜尋。
　　6. 表現型和基因型。表現型和基因型兩者之間的映象關系是解釋變化過程和傳遞機制的橋梁。在演化經濟學中，這兩個范疇同樣存在，它們或者直接采用生物學名詞，或者被稱為復制者(基因型)和互動者(表現型)。例如，納爾遜和溫特就將企業視為由慣例支配的和外界發生信息交流的互動者，而慣例則被視為復制者；H. 霍爾則將個體社會化和職業化的身份或者社會角色視為互動者⑧。
　　除此之外，演化經濟學中的生物學隱喻還包括分布不重疊、魏斯曼屏障和突變等。在所有這些隱喻詞中，最核心的隱喻是基因、變異與選擇。這三者分別映射了事物發展變化過程中“某種被遺傳和被修改的東西；某種修改過程、借此保證新奇和變異的某種來源以及它們被遺傳的某種連續性機制；差異在剛出現的子系統的積累與最終導致的多樣化，從而完整地體現了進化論的“三位一體”思想。借助于這些隱喻詞，演化經濟學鮮明地標示出“過程”特征而區別于研究“存在”的新古典經濟學。
　　三、隱喻的差異性
　　達爾文本人及其追隨者都一再強調，進化論不能被簡單地應用于人類事務中。盡管生物學和經濟學在看待事物的理念上具有一致性，生物系統和經濟系統也具有一般系統的普遍特征，但生物學和經濟學針對的畢竟不是同一個研究對象，研究目的也存在一定區別，生物進化論研究的是生物種群本身的演化，而演化經濟學研究的則是一個特殊生物種群的特定行為方式以及這種方式的后果。因而，當生物學隱喻進入經濟學地帶之后，就需要結合研究對象的特質賦予其新的學科意義。不能正確區分這一點，就會使演化經濟學脫離其學科本色，陷入演化論的教條主義陷阱。本文僅就基因和選擇這兩個演化論中最基礎的概念加以說明。
　　(一)基因差異
　　雖然演化經濟學家在基因的經濟學隱喻物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就其本質而言，都可以還原為“類生成的知識”。凡勃倫的思考的習慣、納爾遜和溫特的慣例乃至博爾丁的商品⑨，其實質都是制度經濟學中的共同知識。這種類生成的知識和生物學基因的共性是非常明顯的。例如，它們的變異、創造、修正都是在個體水平上進行的，而且都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傳遞能力，但作為人類認知產物的類生成知識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基因畢竟不同。這些差異表現在：
　　第一，最終構成不同。類生成知識的基本內核是文字、語言這些人創符號，而基因最終可以化解為GATU的不同結構和排列。對生物而言，所有的基因均可以解碼為同類，因此組合是重要的；但在人類社會里，類生成知識的傳遞和變化還和語言差異有關，這意味著對類生成知識的研究不僅要涉及結構，還要涉及語言本身和語境，這也是演化經濟學為何對語言問題尤其關注的原因。
　　第二，信息傳遞方式不同。在生物體中，基因的信息傳遞是通過遺傳密碼進行的，它和繁殖過程密不可分，其速度受制于生殖周期，因而生殖即同樣基因型的個體出現是重要的，而且生殖傳遞過程中后天獲得的性狀是不能傳遞的，是“達爾文式”的；但在人類的經濟事務中，類生成的知識是通過包括教育、模仿和文化乳化等方式進行的，因而認知方式是重要的，創新的發生與擴散更要重視知識傳遞而不是單純的組織擴張；很顯然，這種傳遞可以將后天獲得性(知識)遺傳給下一代，是“拉馬克式”的。
　　第三，傳遞速度不同。由于傳遞方式的差異，類生成知識傳播遠比基因快，可以更直接、更靈活地影響到更多的個體，因此經濟演化的速度比生物進化快得多。這種子系統演化的高速度對整個系統演化的穩定性和協同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人類經濟活動而言，由于經濟社會演化的力量是各種類生成知識及其主體相互關系共同作用的結果，個別類生成知識在局部的快速傳播并不意味著整個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加快，而是使系統協同性和穩定性走向更為復雜的層次，因而類生成知識的耦合與制度變革的次序對人類經濟發展尤其重要⑩。同時，區分整個經濟系統中的快變量和慢變量也十分關鍵，在很多情況下，慢變量是決定性的因素，如城市系統的演化就是由人口素質、市場化程度和民主化水平這些慢變量決定的(11)。
　　第四，載體層次性不同。生物基因變化始終存在于個體層面，類生成知識最基礎的載體當然也是個人，但類生成的知識有時候也會存在組織或者根植于某種特定的情境中，在知識屬性上屬于波蘭尼所指的緘默知識，它本身是一種不能單獨存在某一個體頭腦中的非明碼知識，其表現須借助于集體組織的活動以及特定的具體場景。這種類生成的知識絕非一種靜態知識，它還包含著這些主體的環境以及主體自己的認知過程，此外，還必然具有在現實的行動中指導著主體的規則的性質。這種知識的存在不僅體現出“干中學”的重要性，也意味著組織學習和組織記憶在經濟演化過程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同時還可以說明模仿為什么可以導致變異和創新等問題。
　　(二)選擇機制的差異性
　　無論在生物界還是人類經濟系統，選擇機制都是非常復雜的，但這種復雜性的表現并不一樣，由于經濟系統中人的能動性遠超過生物個體，在選擇來源、選擇標準和選擇過程的表現上也存在極大差異。
　　第一，主體能動性差異。現代生物學認為，生物在對環境的適應過程中不僅僅有被動性適應，也有主動性適應，但根本性的一點是適應，因為生物在影響環境的能力方面是極其微弱的。但在經濟系統中，由于主體具有極強的能動性，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組織和個人往往可以對環境施加巨大影響，使變異不是像生物變異那樣被動地受環境篩選，而是通過主動地改變環境使變異被選擇出來。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被動性適應和主動性適應的“創造性適應”。例如，某些技術標準的采用。除了影響選擇環境外，創造性適應還表現為主體不斷地通過轉移、合并等形式更換選擇環境，更加主動地控制“新奇”的擴散機會從而提高變異被選擇的可能性。創造性適應的存在意味著演化經濟學的研究可以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個體組織是如何影響環境、從而在此后的演化途徑中更多地掌握主動權、這種行為的社會福利效應如何之類的問題上。
　　第二，環境復雜性的差異。生物變異的選擇來源主要是環境，這一點同樣適用于經濟系統。經濟系統中環境的復雜性首先體現在對“變異”的選擇不是單純的市場消費者選擇，同時還受到政治領域中相關勢力的影響。當這種變異是某種制度的創新時，這一點體現得更為明顯。經濟系統中環境復雜性的另一個表現，就是經濟系統受文化意識形態的影響非常之大，技術或制度的優劣并不能決定其擴散，當文化意識形態這一層次的變遷不能與之耦合時，變異的個體就不可能被選擇出來。環境的復雜性意味著在演化經濟學除了對消費者市場的重視外，還要更多地關注原始的組織分布結構、市場與非市場因素的格局，以及這些因素對變異選擇的作用，因為演化中的選擇不是單純的市場選擇，還有選擇者力量的對比，還有政治的選擇和文化的沖突的綜合作用。
　　第三，選擇結果的多樣性。在生物學中，選擇的本質是一個群體中的不同基因型攜帶者對后代基因庫作出的不同貢獻(12)。無法被環境選中的基因傳播者最終要以死亡來終結它在基因傳播中的競爭，因而和勝利者是不相容的。但在經濟系統中，選擇結果呈現出多樣性，完全不相容只是其中一種，在更多的情況下，經濟的選擇結果并不像生物界那樣表現為只有唯一的大頻數傳播者存活，分包、分工細化和兼并合作等渠道為保持失敗者內含的有利基因提供了生存之道。這種相容性的選擇結果不僅對勝利者無害，而且還能提供更多的發展能力。這對經濟研究的啟示在于：競爭的形式是多元化的，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競爭，還要研究競合。
　　四、生物學隱喻在演化經濟學中的前景
　　對生物學隱喻在演化經濟學中的使用，當前演化經濟學家們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彭羅斯和魏特等人都反對在演化經濟學中使用生物學隱喻。彭羅斯指出，“在對人類事物中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尋求基本解釋的時候，經濟學家們，更一般的社會科學家們將被勸告用他們自己的隱喻直接處理他所面臨的問題；而不是通過把總括的生物學模型強加于其上而間接地與他的問題打交道”(13)。魏特也担憂生物學隱喻將給經濟學穿上“緊身衣”，應該放棄。我認為，這些反對來自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經典物理學曾對經濟學的“成型”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當現代物理學的發展超越經典物理學之后，帶有經典物理學烙印的新古典卻仍難以擺脫其影響，作為反新古典的經濟學家，對這種因其他學科“侵入”可能造成的這種負面效應十分担憂；第二，當前進化論本身存在著諸多爭論，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尚未形成共識，這同樣也折射在演化經濟學中，導致了演化經濟學的紛繁復雜和難以形成統一框架。
　　與之相反，霍奇遜、多普非以及勞森等人對生物學隱喻持堅持態度，但他們同時也正確地意識到這種堅持必須是開放式的和有意識的，而不能是盲目的和教條式的。勞森在評價彭羅斯的觀點時客觀地指出，彭羅斯的觀點實際上對生物學隱喻的使用沒有提出什么實質性的異議。因為彭羅斯只是強調：如果沒有考慮對社會領域的潛在相關性，那么，外部強加的模型和隱喻可能是沒有幫助的。勞森提出，在從其他學科引入隱喻時，經濟學家們如果根據他們從社會實在的性質中獲得的見解，不斷地提出和重新提出理論和模型，他們可以從中大獲裨益。按照勞森的看法，演化的經濟社會本體論思考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關鍵性的。
　　總之，演化經濟學借助于生物學隱喻在進化框架中已經成功地解釋了路徑依賴和企業創新等經濟現象，這說明進化的哲學觀念作為一種不同于類型論的思維方式，在科學研究中具有普適性。但對進化論的使用畢竟不是單純一般意義上的修辭比喻，如果缺乏科學依據和對研究對象特質的認識，就可能導致進化論概念在經濟學中的濫用和誤解。由于研究對象與目的的差別，演化經濟學中的生物學隱喻應當具有明確的經濟學邊界。簡言之，我們可以超越隱喻而發展，但這種超越大可不必發展為隔絕；也可以借助隱喻表達理念和尋求突破，但需要對隱喻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有清楚的認識。
　　注釋：
　　①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史蒂文·瓊斯：《達爾文的幽靈》，第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③邁克爾·曾伯格編：《經濟學大師的人生哲學》，第6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④孟德爾以顆粒性遺傳理論解釋了生物性狀的穩定積累，而道金斯則提出了穩定者生存，并將適者生存作為穩定者生存的一個特例。
　　⑤比如，遺傳類型的相對合適程度(慣例的贏利可能性)決定那些遺傳類型(慣例)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趨向主導。適合程度又顯然取決于物種(具有相似慣例的企業集體)所面臨的環境(市場價格)，而環境(價格向量)又依賴于某個時間存在的所有各個有機體(企業)的遺傳類型(慣例)。參見納爾遜、溫特：《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第17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⑥霍奇遜：《演化經濟學的諸多含義》，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2)。
　　⑦按照三位一體的原理，在分析演化路徑和給出政策建議時，確定不同的遺傳物質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演化理論。演化經濟學之所以至今異常紛亂，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⑧Hulldl, 1990, science as a proc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⑨博爾丁認為，商品相當于生產中的訣竅即緘默知識和設計圖之類的技術知識的現實化。但正如八木批判的那樣，這樣處理必然導致行動論的相互關聯缺失。因為訣竅是內在于主體的，而設計圖則是外在于主體的客觀知識。但無論如何，博爾丁的終極指向還是知識。
　　⑩張旭昆：《制度系統的性質及其對于演化的影響》，載《經濟研究》，2004(12)。
　　(11)袁曉勐：《樹立科學發展觀　發揮城市規劃的龍頭作用》，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06-12。
　　(12)郭慶華：《打開生命的黑匣子》，第142頁，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
　　(13)See Lawson, T. ,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2003, p. 139.
　　[同行專家點評]通過隱喻開拓新的理論進路，這一方法無疑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理論框架的形成初期，隱喻的作用更為明顯。但要正確地使用隱喻，首先要區分不同領域中研究對象的差別，只有這樣，隱喻才能達到促進而非束縛的效果。新古典的發展歷程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而正在興起中的演化經濟學同樣也需對此給予高度重視。楊虎濤的意圖，旨在厘清生物進化理論和演化經濟學兩者通融性的基礎和差異性的原因。文章傳遞的核心理念是：人類的生物性和經濟生活的系統性決定了隱喻的相似性，而人類最大的特殊性——創造性適應能力又決定了隱喻的差異性。其中的許多分析頗有新意，如慢變量和快變量的區分、主動性適應的后果等。但是，他對于為什么演化經濟學家在一些基礎性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多種解釋這一問題，并未作出進一步的分析。以我的理解，這種分歧主要是理論家們定位的分析層次不同所引起的。理解這種差異，對理解隱喻也很重要。
　　(點評人盧現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學術月刊滬89～94F11理論經濟學楊虎濤20062006
演化經濟學/隱喻/進化論
　　evolutional economics/metaphor/theory of evolution
Biological Metaphor in Evolutional Economics: Reason,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Yang Hutao
The biological metaphor has a significance of revel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al economics. It is possible that because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evolu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looking at things are all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an anti-genre mind.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analogue things themselv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biological metaphor in economics could only be of development and consciousness, instead of blindness and dogma.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system of human biological nature and their economical life determine the similarity of metaphor, while the adaptive ability of human creativity determines the difference of metaphor.
生物學隱喻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啟示性意義。這種借用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演化經濟學和生物進化論看待事物的基本理念均建立在反類型論思維的基礎上。但由于研究對象和類比物本身的差異，生物學隱喻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只能是開發式的和有意識的，而不能是盲目的和教條式的。歸根到底，人類的生物性和經濟生活的系統決定了隱喻的相似性，而人類的創造性適應能力又決定了隱喻的差異性。
作者：學術月刊滬89～94F11理論經濟學楊虎濤20062006
演化經濟學/隱喻/進化論
　　evolutional economics/metaphor/theory of evolution

網載 2013-09-10 2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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