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引言
　　西方社會語言學是近30年來，在西方較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創立的一門邊緣學科。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是跟一批西方學者的名字相聯系的。由于擁有自己比較明確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擁有比較寬廣的發展空間，社會語言學已經在西方許多發達國家扎下了根，并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幅射作用。
　　幾十年來，許多發達國家受美國和英國學者的影響，較成功地進行了言語社區、社會方言變異和移民語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許多發展中國家較感興趣的論題是多語現象、國語政策以及教育語言的選擇和使用等等，其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或多或少地印有西方學者的痕跡。
　　從教學和科研的角度來看，30多年來，社會語言學已經成為西方語言研究領域中的一個主要增長點，在西方國家的大學中，幾乎所有的語言學系都開設社會語言學這門課程。除此而外，社會語言學在人類學領域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幾乎所有的人類學系都開設語言人類學或人類語言學或社會語言學課程。（注：這三門課的名稱不同，但內容多有重疊或交叉。）
　　　　　　一　起源與發展
　　20世紀60年代中期，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新興學科，首先在美國誕生，但是，西方學者從事的社會語言研究，卻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薩丕爾的《語言論》（1921）、馬林諾斯基的《原始語言中的意義問題》（1923）、葉斯泊森的《從語言看人類、民族和個人》（1925）、弗斯（Firth,J.R.）的《人類語言》（1937）、魏因賴希（Weinreich,U.）的《接觸中的語言：發現與問題》（1935）和豪根（Haugen,E.）的《雙語現象在美洲：論著目錄與研究指南》（1956），這些研究曾為社會語言學的興起作過必要的鋪墊。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社會語言學異軍突起，創辦了諸如《社會中的語言》和《國際語言社會學學報》等該學科學者公認的世界一流刊物，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語言與社會的論著，譬如，赫茨勒（Hertzler,J.U.）的《語言社會學》（1965）、布賴特（Bright,W.）主編的《社會語言學》（1966）、費什曼（Fishman,J. A. ）的《語言社會學》（1972 ）、吉廖利（Giglioli,P.P.）的《語言與社會環境》（1972）、普賴德（Pride,J.B）和霍姆斯（Holmes,J.）的《社會語言學》（1972）、拉博夫（Labov,W.）的《社會語言模式》（1972）、海姆斯（Hymes,D.H.）的《社會語言學基礎》（1974）和特魯吉爾（Trudgill,P.）的《社會語言學導論》（1974）。該時期，西方學者對語言與社會或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興趣激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些原因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
　　第一，語言與弱勢群體（即處于社會不利地位的群體）之間的關系問題，諸如英國的語言與社會階級問題，美國的語言與種族問題，西德和歐洲其他許多國家的語言與移民政策問題，開始成為西方工業化國家教育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關注的一個重點。
　　第二，20世紀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期，社會學這門學科發展迅速，有關社會階級和女權主義等方面的問題，曾經是當時大眾傳媒中的熱點問題。語言學家聯系語言來思考并研究社會階級、性別、種族和移民，從而推動了社會語言學的發展。
　　第三，20世紀60年代，喬姆斯基在語言學領域紅極一時，許多語言學家頗感不滿，紛紛起來抨擊喬氏的“語言能力”和“語言運用”這種中心二分法，批判其封閉的句法系統理論，認為喬氏的理論忽略了語言的社會功能。在跟喬氏展開的論戰中，海姆斯的論點頗有代表性，他對喬氏的語言能力概念提出質疑，提出并論證了自己的“交際能力”模式。
　　第四，傳統方言學受到城市方言學的強有力的挑戰。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國語言學家拉博夫創立了一門“城市方言學”，或稱“社會方言學”，其代表作為《紐約英語的社會分層》（1966）、《作為結構單位的語言變量》（1966）和《社會環境中的語言研究》（1972）。這些論著重新界定了社會方言學的研究范圍和方法，是對“傳統方言學”的揚棄和發展。
　　　　　　二　研究范圍和目標
　　西方學者圍繞社會語言學研究目標和研究范圍展開的爭辯由來已久。較有代表性的是海姆斯、拉博夫和特魯吉爾的論述。海姆斯提出，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目標有三項：（1）既有社會目標又有語言目標；（2）社會現實的語言學，意指拉博夫及其同事所從事的工作；（3）社會構成的語言學，旨在探究語言在使用中的范圍廣泛的理論。 （注：Hymes,D.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Philadelphia, 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海姆斯特別強調，社會語言學的目標應該具有廣泛性、“跨學科性”和“多學科性”。
　　拉博夫在《社會環境中的語言》（1972）這篇論文的前言中指出，他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均屬“普通語言學”范圍，他主要關心“語言規則的形式，語言規則形式跟語言系統的結合，多種系統的共存以及語言規劃和時間系統的演變。”拉博夫強調指出，“假如將本項研究工作跟脫離社會環境的研究工作進行對比是多余的話，那么，我倒情愿認為本項研究完全屬于語言學研究。”
　　特魯吉爾是從研究目標的視角，來論述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的。他將社會語言學研究分為三組：“（1 ）研究目標純屬社會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2）研究目標一部分屬于社會學， 另一部分屬于社會語言學的；（3）研究目標完全屬于語言學的。”（注：Trudgill,P. 1978"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In P.Trudgill(ed.)1978,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in British　English.London:Edward　Arnold.）
　　　　　　三　主要分支
　　　　1.偏重社會的研究
　　民族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亦稱本土方法論，通過分析不同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會話或者分析非語言交際，來揭示人際互動的特征、途徑和規律。由美國社會學家加芬克爾創立，代表作為《民族方法論研究》（1967）。加氏認為，“要了解一個人所說話語的意思，只在于并且全部在于了解他說話的方法，即看他是如何說的。”該方法曾被譽為當代現象學研究方法中最主要最完善的研究方法。
　　伯恩斯坦的語碼理論（Bernstein's code theories）， 英國社會學家伯恩斯坦認為，語言是人類相互作用的主要工具，兒童通常是通過語言來接受教育的，因此，語言的學習是個人社會化的條件，兒童社會化的過程是從家庭開始的，家庭的階級背景不同，往往造成兒童的語言習慣也不相同。語言習慣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中上層階級使用的精密型復雜語碼，注重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抽象概念，用詞較多，有利于兒童認識人際關系，進行邏輯思維；另一種是下層階級使用的封閉型受限語碼，不注重語言的表達能力，使用的句子較短，詞匯較少。由于學校都用第一種精密型復雜語碼，所以下層階級子女的社會化進程受到妨礙，下層階級與中上層階級子女的學習成績出現差距。代表作為論文集《階級、語碼與控制》（3卷，1971—1975）。
　　　　2.主流社會語言學：社會和語言并重的研究
　　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anguage），由美國社會語言學家費什曼創立，代表作為《語言社會學：研究社會中語言的一種跨學科的社會科學方法》（1971），主要研究社會多語現象、雙語教育、雙語體（diglossia）、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等。20世紀70年代初期， 費什曼極力主張，社會語言學這門學科使用“語言社會學”這個名稱。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該術語開始成為“社會語言學”一個分支領域的名稱。該領域影響較大的論著有：費什曼的《語言社會學進展》（第一卷， 1971；第二卷，1972）、《語言社會學》（1972）、《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語言》（1972）、《雙語教育：國際社會透視》（1976），費什曼、庫珀（Cooper,R.L.）和康拉德（Conrad,A.W. ）的《英語的傳播》（1977），斯波爾斯基（Spolsky,B.）和庫珀合編的《雙語教育個案研究》（1978），法佐爾德（Fasold,R.W. ）的《社會的社會語言學》（1984）、《本地語教育再思考》（1988）、《語言學中的社會語言學》（1991）以及斯波爾斯基的《雙語現象》（1988）等等。
　　說話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 ）和人類語言學（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說話民族志又稱言語民族志或交際民族志，由美國人類語言學家海姆斯創立，奠基之作為《交際民族志導論》（1964）和《文化與社會中的語言》（1964）。該領域較為重要的論著還有：鮑曼（Bauman,R.L.）和舍爾澤爾（Sherzer,J. ）的《說話民族志探索》（1974），薩維爾—特羅伊克（Saville—Troike,M.）的《交際民族志引論》以及迪朗蒂（Duranti,A.）的《說話民族志：面向運用的語言學》（1988）。這些論著表明，一批職業人類學家為了獲得語言研究的新視野，已將研究興趣轉向社會語言學和語用學，他們的研究成果對社會語言學、話語分析和應用語言學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
　　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研究篇章、會話、談話以及超句子層面的語用變體，涉及諸多學科。美國語言學家哈里斯（Harris,Zelling S.）于1952年首先提出這個術語，60年代該項研究進入高潮，并逐漸滲透到描寫語言學、文體學、人類學、民族學、語用學、心理語言學、人工智能、計算機科學、社會語言學和語言教學等諸多領域。社會語言學取向的話語分析跟社會語言學的其他諸多分支相重疊，譬如，海姆斯從事的言語事件研究（1964），既屬于話語分析，也屬于說話民族志；斯塔布斯（Stubbs,M. ）的《話語分析：自然語言的社會語言學分析》（1983），兼屬話語分析和民族方法論；岡波茨（Gumperz,J.）的《話語戰略》（1982）和《語言與社會認同》（1982），兼屬話語分析和互動社會語言學（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米爾羅伊（Milroy L.）的《語言中性別區分分析的新視野》（1988）兼屬話語分析和世俗語言學。
　　語言的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of language）， 該分支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論著，大多跟“口音反應”（reaction to accent）研究和語言態度研究有關，例如，賈爾斯（Giles,H.）和鮑威斯蘭德（Powesland,P.F.）的《言語語體與社會評價》（1975）等等。自此之后，語言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圍不斷擴大，賈爾斯、 布里（Bourhis,R.Y.）和泰勒（Taylor,P.M. ）的《面向民族關系的語言理論》（1977 ），賈爾斯主編的《語言、民族與群際關系》（1977），賈爾斯和伯恩（Byrne,J.L.）的《第二語言習得的群際方法》（1982），成為“群際關系”（intergroup）理論和“適應”（accommodation ）論的代表作。賈爾斯、庫普朗（Coupland,N.）和維曼（Weimann,J. ）的《“談話易行”……但“擲地有聲”：關于談話的信念》（1988）以及賈爾斯的《社會語言學當前與未來的走向：社會心理學的貢獻》（1991）均為該領域有影響的論著。有學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語言的社會心理學已經處于社會語言學的中心位置，因為該分支在理論、方法論和科學發現方面均作出了重大建樹。
　　　　3.世俗語言學：偏重語言的研究
　　城市方言學（urban dialectology），如前所述，繼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拉博夫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關紐約黑人英語的研究論著發表以后，該派研究方法廣為傳播，廣泛用于諸多言語社區的研究，譬如舒于（Shuy,R.）、沃爾弗拉姆（Wolfram,W.）和賴利（Riley,W.K. ）的《底特律的社會方言研究》（1966），沃爾弗拉姆的《底特律黑人話語的社會語言描寫》（　1969），桑科夫（　Sankoff,G. ）和塞德格倫（Cedergren,H.）的《蒙特利爾法語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些成果》（1971），特魯吉爾的《諾里奇英語的社會分化》（　1974），霍瓦特 （Horvath,B.）的《澳大利亞的英語變異：悉尼的外部社會》（1985）等等。
　　社交網（social network）理論，是世俗語言學中第二種重要的方法論，是對拉博夫語言變異理論的修正、擴大和深化。拉博夫認為，語言變異跟社會階級、年齡、性別和聲望等社會變量是純相關的關系，社交網理論則認為，言語社區中引起語言變異的重要因素是群體、社交網和成員資格。該分支的重要論著是：米爾羅伊夫婦的《貝爾法斯特：城市話中的變化和變異》（1987），米爾羅伊（L.）的《語言與社交網》（1980）、《觀察分析自然語言》（1978），米爾羅伊（J.）的《社會語言學中的社交網與聲望論據》（1988）和《語言中性別區分分析的新視野》（1988）。
　　認同論（identity theory），世俗語言學中第三種重要的方法論，代表人物為勒帕熱（Le Page,R.B.）和塔布雷一凱勒（Tabouret —Keller,A.）。在解釋語言變異方面，如果說拉博夫的理論是以“系統為基礎”，米爾羅伊夫婦的理論是以“網絡為基礎”，那么，勒帕熱則提出語言行為是“認同活動”的理論，認為所有的語言活動的地點都是個別的地點。該派的代表作為勒帕熱的《多語社區的描寫問題》（1968），勒帕熱和塔布雷—凱勒的《認同活動：以混合語為基礎的語言與認同的研究方法》（1985）。該理論對當前社會語言學各分支的研究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四　重要論文集
　　　　1.重要的論文集
　　30年多來，出版了許多極有影響的論文集，對于形成社會語言學的文獻規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布賴特主編的《社會語言學》（1966），海姆斯主編的《文化與社會中的語言》（1964），海姆斯和岡波茨主編的《交際民族志》（1966），費什曼主編的《語言社會學讀本》（1972），吉廖利主編的《語言與社會環境》（1972），岡波茨和海姆斯主編的《社會語言學方向：交際民族志》（1972），特魯吉爾主編的《英國英語中的社會語言模式》（1987），弗格森（Ferguson,C.A.）和希思（Heath,S.B.）主編的《美國的語言》（1981），普賴德和霍姆斯主編的《社會語言學》（1972），羅曼（Romaine,S.）主編的《社會歷史語言學》（1982）和《言語社區中的社會語言變異》（1982），特魯吉爾主編的《英倫諸島中的語言》（1984）和弗格森的《社會語言學透視：社會中的語言論集1959—1994》（1996）等等。
　　　　2.三部大型的論集或手冊；
　　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了兩部大型的社會語言學論集，這就是紐邁耶（Newmeyer,F.）主編的《語言：社會文化環境》（1988 ）和安蒙（Ammon,U.）、迪特馬、馬泰爾（Mattheier,K.J.）合編的《社會語言學：語言與社會科學國際手冊》，全面系統地描述了社會語言學各個研究領域和分支學科的基本情況。
　　紐氏一書，從狹義的視角，將社會語言學研究界定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研究領域，這至少是對“正統語言學”的一種補充。全書作者14人，其中9人來自北美，內容涉及方言學、世俗語言學、語言社會學、 混合語研究、話語分析、說話民族志以及語言與性別等諸多社會語言問題。
　　跟紐氏一書相比，《手冊》的部頭更大，近2000頁，內容更全面，更顯得雄心勃勃。該《手冊》的編寫目標，除了描述社會語言學理論和研究層面的論著外，還把社會語言學跟應用領域和鄰近學科相結合，指明其他學科特別是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對社會語言學的影響。
　　跟上述論集不同的是，該《手冊》從廣義的視角明確提出，社會語言學并不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而是一門擁有自己權利的“學科”。盡管在基礎理論和應用方面社會語言學具有多學科的特點，但是，確定無疑的是，該學科擁有自己的主體理論，擁有自己的研究實踐、研究重點、研究問題和適用范圍。該《手冊》從單學科和跨學科的視角，概述了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領域。
　　該《手冊》的突出特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承認并論證社會語言學是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這是由其自身的主體理論、研究實踐、方法論、自身的興趣范圍和應用研究所決定的。第二，在討論跨學科或多學科的影響中，該《手冊》試圖說明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政治科學諸鄰近學科的理論影響，此前的論著幾乎還沒有系統詳細地論述討論過這種影響。
　　第三，最具特色的是，《手冊》的撰稿人多樣化，范圍廣，在全部193篇論文中，出自歐洲人之手的145篇，其中西德人78篇，東歐和蘇聯人17篇，其他人員主要來自奧地利、比利時、英國、荷蘭、瑞典、瑞士和丹麥。該《手冊》堪稱是一部歐洲人撰寫的頗具分量的社會語言學論集，這跟社會語言學文獻中通常是英美人占優勢的格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另外， 該《手冊》還是一部真正的“雙語”論集， 書中德文論稿98篇，英文論稿95篇。
　　90年代后期，又出版了一部大型社會語言學手冊， 即庫爾馬斯（Coulmas,F.）主編的《社會語言學手冊》（1996），這是《布萊克韋爾語言學手冊》叢書中的一種。全書544頁，28章， 撰稿人多為杰出的社會語言學家，全面概述了社會語言學從產生直到新近的發展狀況，確定了社會語言學中最重要的問題，指明了進一步研究社會語言學的方向。
　　為了反映社會語言學學科內部的劃分，該《手冊》核心部分分為兩編，一編是“語言的社會方面”編，另一編是“社會的語言方面”編。另外開頭有一個緒論編，闡述了社會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結尾有一個應用編，介紹了多年來社會語言學成果在四大領域的應用情況，這四大領域是：教育、雙語教育、法律職業和語言規劃。
　　　　　　五　發展趨勢
　　如上所說，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如此廣泛，研究興趣是如此多元，以致于要精確預言未來一二十年內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趨向，幾乎成為十分困難或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社會語言學某些分支的發展趨勢，還是隱約可見的。
　　譬如，在“世俗語言學”中，拉博夫的研究范型代表的是正統方法論，很可能進一步發展，并滲透到言語交際的領域之中。拉氏的研究框架已經贏得西方社會語言學領域中諸多語言學家的青睞，他們大多偏愛“語言學的社會語言學”，或稱“狹義社會語言學”，注重語言和語言系統的研究。但是，人們已經看到，歐洲的安蒙、迪特馬和馬泰爾等社會語言學家，已經把研究目標擴大到社會語言學的學科建設上來，他們更傾向于把社會語言學納入當代社會科學，特別是納入當代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框架中，該框架在解釋語言行為時，更加重視社會的作用。
　　在“主流社會語言學”中，各分支流派的研究方法并存共進，其中重要的是語言社會學、人類語言學、話語分析和語言的社會心理學。在這些分支的方法中，語言的社會心理學近年來成就顯著，該分支最初研究語言態度，后來擴大到交際與環境，語言使用與壽命以及跨文化的社會語言學研究。話語的研究，多年來已經滲透到“世俗語言學”的研究領域。另外，話語分析還出現了一種令人振奮的動向，即開展“批判性的語言研究”，注重批判性地分析話語樣本，研究方法不僅跟韓禮德一類語言學家的功能主義視野相聯系，而且還跟哈伯馬斯（Habermas）、阿爾蒂塞（Althusser）和富科（Foucault ）一類學者關于權力和觀念的社會思想相聯系。
　　在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層面，許多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形式主義”方法跟“功能主義”方法之間潛在的緊張關系問題。
　　1.“形式主義”方法與“功能主義”方法
　　1988年4月香港大學主辦的“第一屆語言與社會香港會議”， 深入討論過一個理論問題：“近年來‘社會語言學事業’在轉向統一的語言的社會語言學理論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進展？”該問題涉及社會語言學乃至整個語言學內部“形式主義”方法跟“功能主義”方法的劃分問題。
　　（1）并存論　法佐爾德認為語言學中的這兩種方法并立共存， 誰也取代不了誰。形式主義者熱衷于支配關系和結合論的句法研究，很少關注“主流”社會語言學家、語用學家和話語分析專家的研究內容。這兩種方法各有不同的支配原則，目前尚沒有什么機會，將這兩種方法并入一種統一的關于語言使用的社會語言學理論之中。
　　（2）懷疑論　米爾羅伊（J. ）對綜合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前景表示懷疑。米氏論證道，實現多種不同方法的綜合，目前時機尚未成熟，因為不同的興趣適合進行不同種類的研究。拉博夫的研究以語言系統為基礎，所以他對語言變化和語言系統感興趣；互動社會語言學家偏愛以說話人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并用此方法而不是用拉氏方法，來解釋“社會群體中的人類語言行為”。米氏認為，統一的社會語言學理論，最終可能會“對一般的社會科學作出貢獻。而不是對語言學作出貢獻。”（注：Milroy,J.1991"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sociolinguistis. "In K.Bolton and H.Kwork(eds)1991,詳見參考文獻第〔2〕條。）
　　（3）功能論　吉本斯（Gibbons,J.）提出， 社會語言學家首先應該著力進行適當的功能解釋，關注那些無法從社會方面作出的說明和任意性解釋。
　　（4）統一論　勒帕熱論證道，“對我們每個人來說， 語言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我們跟其他人的關系方面，在我們跟宇宙中的客體之間發現我們自己，界定我們自己。因此，我無法承認，在語言的社會方面跟語言的心理方面存在著一條分界線。在我看來，這二者的每一方都包含有另一方。……對語言進行的這種研究，基本上絕對是一種對世界萬物進行的綜合研究，其中人人都有其獨立的存在，人人都試圖將自己跟他人聯系起來，人人都試圖發現自己的身分。”勒氏斷言，形式主義者的種種語法模式只能靠個人的語言使用才能檢驗，在此意義上，“全部社會語言學都是語言學，全部語言學都是社會語言學。 ”（注：Trans.1988 Transcript　of the "regional round table"and "theoretical round　table"held　at　the　First　Hong　Kong　Conference　onLanguage and Society,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Hong Kong:manuscript.）
　　2.語言理論：“離析論”（segregationalism）與“綜合論”（intergrationalism）
　　哈里斯（Harris,R. ）的論著強有力地抵制了滲透到“語言科學”中的許多正統思想，特別是跟喬姆斯基語言學有關聯的那些思想，同時抵制了多年來盛行的“形式主義”研究方法。在哈氏看來，
　　20世紀的普通語言學理論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種是離析法，過去曾是現在依然是主流的方法。這種分析法由索緒爾奠基，由美國的布龍菲爾德及其后繼者發揚光大。該方法的分析對象是存在于人們自身權利之中的語言，它獨立于其他的交際變體，恪守描寫的方法，描寫法跟其他任何學科使用的方法均不相同。另一種是綜合法，認為語言可以顯示社會交往中結為一體的復雜的人類能力和人類活動，這些能力和活動十分復雜，以致于將語言能力從非語言能力中離析出來將失去意義。……語言研究中的離析法從典型的語言社區和交際情景中抽取研究對象，然后構建沒有語言環境的語言單位和語言關系系統。另外，語言研究中的綜合法則堅持認為，只有在正常的功能語境中研究語言，這種研究才不致于被扭曲。（注：Harris, R.　1987"Language　as socialinteraction:　 integrationalism　　versus　　segregationalism."Language Sciences 9(2).）
　　1990年哈里斯在“交際能力的形式意義”這篇論文中強調，（注：Harris,R.1990"Making sense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In　N.Love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Linguistic　Theory: SelectedWritings of Roy Harris.London:Routledge.）“經驗是無法截然切分為語言經驗和非語言經驗這兩大塊的……詞語也不可能獨立于情景之外：詞語既是社會情景的一部分，也是心理情景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不進行基本的綜合，人們既不能學會一種語言，也不可能像語言使用者那樣有效地進行活動。”因此，為了描繪語言行為跟人類交際中其他行為之間的對應性，為了更精確地描繪出語言與交際的“多維空間”，社會語言學家似應充分關注人類的認同、民族、種族、社會階級、性別、年齡、社交網、社會群體、態度、政治和思想意識等行為和特征，這些行為和特征對人類的交際具有很大的沖擊作用。社會語言學家已經非常現實地考慮到，社會語言學研究無論如何是不能夠脫離社會群體、社會和人類的普遍行為的。
　　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方法論上，當今的西方社會語言學依然呈現出一幅多元化和多樣性的圖景。由于當今許多社會語言學家原本是人類學家、方言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語言教師，他們正在從各不相同的學科視角來研究社會語言學，因此研究對象和研究興趣自然也就迥然有異。從研究成果來看，形成一種“統一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的愿望尚未成為現實，至少在短期內無法實現。在該領域中，人們目前感興趣的依然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語言學家是可以圓滿處理并盡量善待其他的研究目標、研究方法和研究興趣的，因而也是有可能克服學術圈子內時常出現的門戶之見的。
　　　　　　六　結束語
　　西方社會語言學是在西方工業化社會和西方價值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顯而易見，其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研究目標和研究興趣，具有濃郁的西方社會的特點，其理論和方法論也主要來自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
　　但是，西方社會語言學畢竟是普通社會語言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全世界或全人類的視角來看，西方社會語言學中的許多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基礎理論，不論是對東方社會語言學還是對中國社會語言學，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了解西方社會語言學的沿革脈絡、分支流派和發展趨勢，消化并吸收西方社會語言學中的合理成分，鉆研并解決中國本土社會文化環境中語言問題，中西融合，拓展創新，用我國的研究成果來豐富、發展或完善普通社會語言學理論。一言以蔽之，用“西方”之石攻“中國”之玉，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學者的概念和模式，這正是本文的寫作初衷。
語言文字應用京51～58H1語言文字學周慶生19991999本文概述了西方社會語言學的淵源發展、研究范圍、研究目標、分支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重要論集、重大理論爭論及發展趨勢。其中，分支流派主要包括民族方法論、伯恩斯坦的語碼理論、語言社會學、說話民族志、話語分析、語言的社會心理學、城市方言學、社交網理論和認同論。文章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內，西方社會語言學仍將是多元論和多樣性的理論格局，離析論和綜合論都將得到獨自發展，但是，綜合論將成為理論發展的總趨勢。Aspects of western sociolinguistics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esternsociolinguistics,including its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itsscope and　objectives, its　branches　or　schools, influentialworks　and　writers, collections　and　anthologies,　a　 majorargument of　theories, and　its　future　directions. Essentialbranches　or　theories　are　composed　 of　 ethnomethodology,Bernstein's code　theories,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ethnography　of　speaking,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ocialpsychology　of　language, urban　dialectology, social　networktheory and identity theory. Integrationalism, the articlesuggests,will come to be the general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sociolinguistics,although,in the days to come,the theoretical patterns of pluralism and diversity　will　bepresented　in　the　field, and　 both　 segregationalism　 andintegrationalism　will　develop　 their　 own　 theories　 andapproaches.周慶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郵編：100081 作者：語言文字應用京51～58H1語言文字學周慶生19991999本文概述了西方社會語言學的淵源發展、研究范圍、研究目標、分支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重要論集、重大理論爭論及發展趨勢。其中，分支流派主要包括民族方法論、伯恩斯坦的語碼理論、語言社會學、說話民族志、話語分析、語言的社會心理學、城市方言學、社交網理論和認同論。文章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內，西方社會語言學仍將是多元論和多樣性的理論格局，離析論和綜合論都將得到獨自發展，但是，綜合論將成為理論發展的總趨勢。

網載 2013-09-10 21:31:1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