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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藝學人文價值的總體指向，是人格（包括文藝學家的學術人格）的審美化。這是文藝學的學科定位、文藝學原理的“真”和文藝學發展的機制所客觀呈現出的學科屬性。明乎此，我們從文藝學的研究對象上，便可以做到“正反互補，擇優立論”；從研究方法上，便可以做到“方法多元，萬變有宗”；從理論構想上，便可以做到“百家爭鳴，明義是歸”。文藝學的理論體系就會呈現出以人為本，以文為用，文理與人道相通的學科特色。
　　關鍵詞　文藝學　人文價值　人格審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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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學屬人文學科，它的人文價值似乎不言自明。其實不然。長期以來，我們更多地是把文藝學當作文藝戰線上進行思想斗爭的一種武器。這種認識無疑是有道理的，因為它的終極指向并沒有背棄人是目的的原則，只是中介環節多，常常為眼前的理論是非所囿，再加上對人的關注僅取政治理想一種角度，使得文藝學的人文價值的實現難免沒有一定的片面性。20世紀西方文藝學的大量譯介，對推動我國文藝學的更新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也不可否認，這期間人們集中思考的仍然是學科原理的改造和理論體系的重建問題，至于對同這種原理和體系相對應的人應有的生存狀況，則思之不深。更其讓人憂慮的，是時下開始在學界傳播的“為學術而學術”的觀點。按說，集中精力，心無旁鶩地把學科建設搞好，把學理研究得更精湛，這確實難能可貴，應該理解和支持。只是文藝學的學理與人自身的建設關系極大，潛心研究文藝學的學人，不可能不關心社會和人的精神狀態。倡導“為學術而學術”有可能讓學人再次走入“象牙之塔”，淡忘文藝學的人文價值。我們認為文藝學人文價值的總體指向，是人格（包括文藝學家的學術人格）的審美化。這是文藝學的學科定位、文藝學原理的“真”和文藝學發展的機制所客觀呈現出的學科屬性，并非我們主觀隨心所欲的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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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文學已成為一種人可終生為之的事業。從事文學的人相應地構成了文學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既有物質層面的組織制度設施，又有精神層面的諸種活動：個體的文學文本的創作、接受與研究活動，群體的文學文本的研討、交流活動，社會傳媒的文學輿論活動和文學理論的研究活動。由于文學不是少數人的事業，文學社會必然要與整體社會保持緊密聯系，成為全社會“化成天下”的精神建設總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文藝學是把人的文學活動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文學社會里，它處于理論研究與指導層面；在整體社會里，它與相關的人文學科一樣，把人自身的社會特質客觀化于精神產品中，旨在實現人的價值。因而它對現實中人的文學行為有相應的規范作用。文藝學的這種學科定位，客觀地規定了文藝學的基本價值取向，同時，對文藝學家提出了嚴格要求。
　　首先，文藝學要為人的文學活動確定基本范式，并在此基礎上概括和闡釋文學活動的基本原理。確定文學活動的基本范式，應該依據人與文學的互建關系所規定的文學的內在結構與外在功能的特征。既然文學是人為了提升自身而以審美方式呈現出的一種創造話語新系統的活動，那么，以審美方式“提升人自身”，就很自然地成為文學活動基本范式的核心內容。基于這樣的思路，我們認為文學活動的基本范式是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把人類從事全部實踐活動的基本目的，即建構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完滿、更加和諧和能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需要的對象世界，當作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價值，并用來規范人的行為，使其更加人化。〔1〕將這樣的人道主義作為文學活動的基本范式， 文藝學對文學活動基本原理的概括和闡釋就有了明確的價值取向：推動人類全部實踐活動的基本目的的實現；文藝學家關注文學活動也有了一個基本的視野：始終注目于文學對人在全部實踐活動中的命運的展現，看其能否為完善和提升人在其全部實踐活動中的整體精神境界而進行能動的創造。如果說“文學是人學”，“文學是心學”的話，那么，文藝學的價值取向和文藝學家審視文學的基本視野，就應該統一在對人的人格建構及其審美化上。因為，人格作為心理存在，實際上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內在尺度”。它具有自律力，能夠激發人全面的自覺性。一個人的人格是高尚的，是審美化了的，這就意味著他的“狀態”和“境界”是美的，他便能自由自覺地投入到創造美好、完滿的對象世界的實踐中去。即使這期間，人的本質、人的價值的實現，是一個非常復雜、甚至有著十分尖銳的矛盾過程，人格審美化了的主體一般也能較為正確地處理諸種關系，努力成為創造自己命運的主人，走出一條自我實現的路子。當然，人格的審美化只是文藝學人文價值的總體指向，它本身并不能取代文藝學對人的文學活動的基本原理的概括和闡釋。但是，明乎此，則從文藝學的研究對象上，便可以做到“正反互補，擇優立論”；從研究方法上，便可以做到“方法多元，萬變有宗”；從理論構想上，便可以做到“百家爭鳴，明義是歸”。文藝學的理論體系就會呈現出以人為本，以文為用，文理與人道相通的學科特色。
　　其次，文藝學家要評論家化。文學評論是文藝學人文價值得以實現的關鍵性中介環節。在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對立統一中，文藝學才能在不斷提升的層面上，深入考察文學活動各方面的特殊規定性，進一步研究文學主體在文學活動各個階段中的行為過程及行為狀態，進而不斷地從整體上對文學活動在人類全部實踐活動中的價值和作用做出新闡釋。同時，也才能充分發揮其原理對文學活動的導向作用：一方面促進作家的文學精神更好地與用“美”來鼓舞人們朝著理想的人格提升的總創作指向結合起來，真正實現其文學文本在人的精神建設中的價值；另一方面使讀者對文學文本的閱讀，不僅要在創造中把握文本所提供的關于人生的價值，還要通過這種把握來展示自己的情感價值和人格價值，并在其實際文化水平所提供的最大限度中，既滿足審美需要，也滿足自我精神建設的需要；再一方面，使文藝學家在與作家和讀者保持學科性的心理聯系的基礎上，在獲得驗證性的審美體驗的同時，理解人類、社會和自身，并按照美的規律對文學文本所表現出的真、善、美進行評價，既豐富、活化自己所掌握的學理，又實現自我人格上的新超越。文學評論活動本質上是一種人格建構活動，它為文學活動的不同主體，提供了一個以更多的自由性、超越性和建構性能動地交往的機遇，使他們在一系列的傾聽和對話中，優化各自的心理整合和行為調節能力，而這正是人格審美化所不可或缺的心理機制。
　　再次，文藝學家的知識結構要多學科化。知識結構是文藝學家學術人格的基礎性因素，它的實際狀態直接關系到文藝學家學術人格的品位問題。20世紀文藝學發展的態勢已經告訴人們，多學派的文藝學很可能趨向于更高層面上的綜合。這種綜合勢必是在多學科的基礎上構建新體系的范疇、概念和原理，以求理論體系涵蓋的普遍性。因此，文藝學家應自覺地高揚自我的創造和探索精神，大膽地由已知領域向未知領域拓展，努力調整、更新、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知識結構。我們強調多學科性并不是搞“大雜燴”，而是旨在通過學科間學理的相互補充，為文藝學構建一個有機的綜合的學科基石，并將它內化為文藝學家邏輯化了的思維方式。有了這樣的思維方式，必然有相應的方法論上的更新，文藝學家的學術視野、學術胸襟、學術氣度也將隨之有所變化，文藝學家的主體間性自然也會得到提升。當然知識結構應該永遠是開放態的，任何層面上的一成不變都會給自我的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帶來危害。在追求知識結構多學科化的過程中，文藝學家要處理好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的關系，這里重要的倒不是“體用”之爭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科學地把握和闡釋文學活動的基本規律，使人與文學的互建關系不斷得到健康的發展。還要處理好文藝學家學術個性與社會需求的關系，這里肯定會出現個體價值序列與社會價值序列的沖突。對此，文藝學家務必審慎辨析，在不背棄真理，鈍化文藝學人文價值鋒芒的前提下，反思自己的學術個性，以求學術人格的完美。再就是處理好學人們的主體間性。要求文藝學家的知識結構多學科化，學術個性鮮明化，自然會在學人間構成不同性質的學術關系。除非由于人文價值方面的根本對立而構成了一種無法對話的關系，多數情況下文藝學家應該確立學術互補的觀念，即使需要爭論，亦應增強相互理解，堅持古人所倡導的“原情準勢”的原則，實事求是，辨明是非，互見其長，互彌其短，方是上策。健康有益的學術爭論是學術發展的動力，但爭論在什么檔次上進行，既與學人的學術水平有關，亦與其學術人格的境界相系。我們之所以講文藝學家知識結構的多學科化要說明處理好上述三種關系，是因為只有在有益的學術交往實踐中，多學科的知識結構才可能形成。我們相信，隨著文藝學家知識結構和學術人格的完善，會有一個生氣勃勃的、平等對話的學人們的主體間性出現在學界。這其實也是文藝學研究的人文價值的應有之意：文藝學家學術人格的審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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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基本原理。原理是一種觀念形態，它的“真”應該是與客觀對象的本質屬性相符。但是，文學活動是一種以審美方式呈現的提升人自身的話語創造活動，人們往往由于對人的生存境界的價值取向不同而賦予文學活動以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這種主觀賦予反轉為人們觀察文學活動的基本角度，這就導致了文藝學原理的“真”的內涵與價值的不同。這樣一來，文藝學原理的“真”，很難具備自然科學原理的“真”的那種跨國界、跨文化的普遍性，在目前它多是因為研究主體鮮明的意向性所構成的相對性才顯示了自身的存在和價值。只是這種存在和價值總伴隨著相應的局限性：
　　第一，歷史觀的局限。這里所說的“局限”，主要不是從歷史觀所屬階級的革命與否著眼，而是就其本身的科學性考察。曾經在我國盛行的“工具論”，在西方時髦一時的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理論和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它們確實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賦予文學活動以不同的性質和功能，并對文學活動的本質、特征及其社會作用作了特有的闡釋。其中有的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論證了被人們忽視或尚未發現的文學現象，成為文藝學的新學說，而且對以后的文藝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由于它們賴以確立的歷史觀的某種局限，使得其原理的“真”總帶有“深刻的片面性”。
　　第二，方法論的局限。亞伯拉姆斯在《鏡與燈》一書中設計了文學活動的四個基本要素之后，發現所有西方的文學理論都可以分別從其中一個定向關系中得到展示，這就是他概括出的模仿理論、實用理論、表現理論和客觀理論。他從一個定向關系概括一種理論特點，其實就是從方法論著眼的。這些理論各有所長，各有其短，雖彼此不能取代，而且還能各自獨領風騷于一時，但卻很難說它們之中的任何一種是對文學活動作出了全面科學闡釋的理論。這無疑與其方法論上把文學活動的一個定向關系絕對化有關。
　　第三，文學活動發展的不穩定性使然。作為人的一種特殊精神活動的文學，可預測性和不可預測性同時存在，自身的結構及其演化的有序性、變易性和不平衡性同時存在，這就造成了文學活動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既不斷啟示研究主體，不能簡單地只從已發現的某種因果關系來“決定”一種文學的本質論而不變，又積極召喚其繼續進行自由選擇，即讓研究主體看到文學的非穩定性不是純然的混亂無序，它在某種情況下的多樣態，也并非完全的偶然。這就有可能使研究主體在與其相互作用中，極自然地產生一種新的研究意向，并據此對文學活動進行再認識，力圖梳理出新思路。新的在某些方面可以站得住腳卻從整體上不無局限的文藝學體系就會再產生。
　　文藝學原理的“真”的相對性與局限性所造成的理論體系上的“揭示”與“遮蔽”共存的現象，對文藝學的更新與發展有利。從長遠看，運用不同方法，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所建構的諸多的文藝學理論體系，正在創建著從新的更高層面實行學科性整體綜合所亟需的知識的和心理的基礎。盡管這種綜合的真正實現尚須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看到為它的到來所進行的學理的知識的整合已經開始。因此，從目前看，一方面，不同學派在對立互補中，有可能彼此補其缺欠，使各自的理論體系趨于嚴謹周密；另一方面，相互部分證偽，有可能造成各自體系內的更新；再一方面，彼此啟迪，在文藝學整體價值取向不同程度地相互溝通的基礎上，有可能構建出既顯示民族的特色，又具有較高普遍性的新的理論體系。所有這一切都是一種積極的準備，它將在未來的不同性質的文化碰撞、融合與發展中見出應有的成效。文藝學家們理應看到這一點，并從學術人格的建設上同樣做好準備。
　　更其重要的，是文藝學原理的“真”的相對性與局限性并沒有排除這樣的共同性，即文藝學的根本宗旨在于提高人的審美品位，提高人建構其審美關系的品位。為此，不同的文藝學原理都有著基本一致的指向：努力培養人的高尚的審美意向。這種高尚的審美意向不論是對作家、讀者，還是評論家、專門研究者，都是以審美感受力、審美判斷力和審美建構力為基礎的。而這三種能力本質上又是一種人格力量的外化。因此，可以說文藝學原理的“真”，雖然集中表現在對人們所從事的文學活動的基本特征的概括與描述的科學性上，但這僅是學科理論知識層面上的要求。從學科的實踐功能層面上講，則要求這種“真”有利于培養和提升人的人格力量，使個體的人格和社會基本人格臻達審美化。特別是對個體來講，文藝學原理的“真”，應該啟迪他們對現時的自我生存狀態有較高的自覺度。任何個人的最貼近的生存境遇，是他在自身的歷史活動中所創建的意義世界，它的性質和功能直接反映一個人對自我生存狀態能動把握的水平，是他的主體性的重要標志。文藝學原理闡述的諸多審美原則，還原到人自身的建設上，就應該讓人們明白建構什么樣的意義世界才是真正屬人的意義世界。這其實就是幫助人們確立一種價值人格的問題。當人們真正認識到了自我現實人格的某種缺憾時，追求具有提升意義的價值人格的自覺性就會被激活。可見，人對現時自我生存狀態的自覺，就是對建構和更新自我意義世界的自覺。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文藝學原理的“真”，應該通過對人們實際審美活動的范導作用，培養其美丑觀念的實踐能力，即對干擾和破壞人們生存文明度的各種不良社會現象有敏銳的批判能力，對有利于人逐步走向全面發展的社會價值準則有自覺維護的行為。這實際上是深化對審美活動的認識問題。審美活動固然不能沒有情感上的愉悅，固然不能帶有具體實用功利目的，但陶冶和凈化審美主體心靈的功能也不能在片面的愉悅和無目的性情感活動的掩蓋下淡化、遺忘。特別是審美主體本身在這方面的自覺、自律至為重要。文藝學原理的“真”理應強化人的審美意識在自身建設中的實踐能力，只有這樣，其人文價值的實現才不至于落空。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人格的審美化雖然作為文藝學原理“真”的總體價值指向，但并不意味著人格審美化僅能在文學活動中完成。人格的內部存在是一種由需求、規范評價和行為設計構成的結構體，外部則是一種對象性存在。它的審美化有賴人的全部實踐水平不斷提升，而文學活動只是其一個重要方面。另外，人格審美化固然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建構，但它的實施領域不能僅限于精神，很多與人格審美化密不可分的精神現象，不能脫離相應水平的物質生產方式的支撐。因此，我們不能把人格審美化看成單一學科的任務，在歷史觀上陷入精神萬能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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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學科都必須發展。學科發展的共同基礎，是社會總體實踐水平，為了較為具體地探討文藝學的學科發展機制，我們不妨把學科發展的共同基礎暫且懸擱。
　　文學活動是文藝學的研究對象。作為人的總體精神活動的一部分，它自不免要受到其他藝術活動、科學活動，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活動的影響。當然，它也不能擺脫文藝學的相應規范。但是，文學活動是人的一種最富有創造性的感性活動，具有最活躍、最易更新變動的特性。因此，從根本上講，是文藝學要適應它的發展，而不是它被文藝學的原則、原理所囿；是文學文本的創造與接受活動的實際態勢，構成了文藝學賴以發展的重要根基。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文藝學的發展關系極為密切。它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持續不斷地揭示人的生存奧秘，深化對人自身的理解和體悟。它既可以直接為文藝學理論范式的更新提供學科性依據，促進其向新的維度發展，亦可通過影響文學文本的創造與接受活動而間接地推動文藝學對新的文學現象的思考與研究。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的更新與發展也構成了文藝學發展的重要條件。
　　從文藝學自身看，文藝學研究要取得新進展，文藝學家必須密切關注文學活動中的新問題；熟悉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所研討的前沿問題；理解時代的民族整體精神需求，特別是審美需求。為此，文藝學家應該在建設和完善自身學術人格上下功夫，處理好學術認知過程中的同化與順應的辯證關系，使自己的學術感受、選擇、判斷和整合的諸種能力保持應有的科學性。這樣，自我的學術視野的廣闊性、新穎性，理論思維的敏捷性、深刻性才可能充分發揮作用，創造出有學術價值的成果。所謂有學術價值的成果，不只是從現時態的學科理論體系的科學性、系統性、全面性上去考慮，而且要從它為人的文學活動所提供的實際發展的可能性來考察。一部優秀的文藝學著作理應給作為文學活動的主體的作家和讀者提供充分發揮其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多種可能性。維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論的積極意義，在于啟示人們不可把一種理論體系絕對化。“沒有固定的本質”、“沒有固定的外延”這似乎與學科的規范性相抵牾，但卻預防了一旦出現新情況，原有的理論體系就不適應了的困窘。我們當然不是企盼寫出一部一勞永逸的文藝學論著，而是旨在強調文藝學研究確有一個對人的基本文化屬性——為了趨優而不斷創造和更新——的尊重問題。由此看來，文藝學的發展固然不能沒有它的根基，也不能沒有它的重要條件，但關鍵在于人，在于文藝學家是否具有名副其實的學術人格，是否尊重人的基本文化屬性。而這兩者又不是對立的，它們的和諧一致，恰恰是學術人格審美化的必然結果。學術人格是學人作為一種創造主體為自我確定的價值目標。它既是一種自我提升的方式，又是完善自我所應達到的目的。就其結構看，它是學人的學術觀念、治學原則和學術行為組成的有機整體，展現著學人進入學術活動的總體精神風貌，凝聚著學人對歷史文化、現實人生、學術功能和學術研究中自我所獨具的特色的認知和情感，并以一種意志化了的“內在尺度”存在著。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從文藝學的發展機制看，文藝學家學術人格的審美化是保證文藝學學科建設取得成就的關鍵。
　　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為文藝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但也提出了人與語言的關系問題。從本體論層面看，“語言是此在之家”，“此在在世界中”的一切都存留在語言里，語言成為人的世界的界限，“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語言”。從認識論的層面看，語言仍然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世界是通過語言呈現在人的面前的，人當然要通過語言把握世界。語言如果完全喪失了自身的工具性，它也很難上升到本體層面。進而言之，語言之所以上升到本體層面，是因為人們發現它與人的總體實踐密切相關。人在實踐和交往中創造、豐富和發展了語言，同時，人又用語言為自己的世界命名、取義，用語言儲存、傳遞和建構文化，用語言使人更加人化。人的生存和提升須臾不得離開語言，這是自不待言的，甚至我們還可以說得更尖銳些：語言之外無他物，有也無意義。但是語言也不能離開人支配一切，變成另一個“上帝”。語言與人是一體化的，離開人的語言是死語言，死語言同樣無意義。因此，我們不能只見語言不見人。說“語言開始被視作同人（思想）、世界之間存在著某種平行關系的對象”，雖不無道理，但卻不可忘記人與語言相比，人是首要的能動要素，其次才是每一方對另一方都是必要的。文藝學研究接受語言學轉向，把廣義的語言研究作為本學科新的質點，重新認識“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個總命題，肯定是會推進文藝學的發展的。只是這并不意味著否定文學和文藝學的人文價值，將人逐出詩意的棲居地。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好地使文藝學發揮其推進文學活動的功能，使文學能給人的本真生存以詩意的澄明。最近，有學者指出語言學轉向給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帶來的影響有正負兩個方面，正面效應有：（1 ）一元獨斷語境的瓦解，多元語境的形成；（2）注重傾聽、對話，作者中心的消失， 闡釋空間的擴大；（3）注重了表征差異，拓展了批評的靈活與自由。 負面效應有：（1）表征危機， 即將表征差異和個體自由極端化，使交流不可能；（2）批評語言的狂歡，即概念堆集、語詞過剩；（3）語言成了碎片，再也不能整合人的形象，導致后烏托邦話語。〔1 〕我們以為這見解是符合事實的。仔細考察一下，之所以產生正面效應，首要的原因恐怕是多元語境賴以形成的主體間性的自主、平等、和諧與相互尊重的健康因素的不斷增長，而負面效應的出現，正好是這種健康的主體間性遭到破壞，起碼是缺乏相互尊重。至于“語言成了碎片”，則是語言與人分離，語言成為君臨天下的“上帝”的必然結果。正反兩個方面的啟示，仍然是呼喚文藝學家萬不可丟失本學科的人文價值。
　　〔作者簡介〕暢廣元，1937年生。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有《中國文學的人文精神》、《詩創作心理學》、《主體論文藝學》等專著。　　　　　　　　　　　　　　 〔責任編輯　張積玉〕＊
　　注釋：
　　收稿日期：1995—10—04
　　〔1〕參見拙文：《走出“直觀的唯物主義”》， 《陜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
　　〔2 〕《思·語·詩——“語言學轉向與文學批評”研討會綜述》，1995年3月4日《文藝報》。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76-81J1文藝理論暢廣元19961996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76-81J1文藝理論暢廣元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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