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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哲學在當代中國發展中的主要功能是“理念論”
　　哲學在當代中國發展過程中仍具有本體論、認識論、實踐理念論和價值論功能，它要從根本上認識、理解和說明這個時代和現實的精神，又要從這種“精神”中提升出“精華”，還要把這種時代精神的精華實現出來變成現實，同時又要對這種實現了的現實加以評判。
　　在當代中國發展過程中，哲學的實踐理念論功能更加突出。就一般意義來講，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這意味著哲學的首要功能，是在對時代精神的理解和認識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出一種時代的核心理念（精華），以作為時代的文化支撐，然后再通過實踐把這種合理的“核心理念”實現出來變成現實。黑格爾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現實的”核心命題就含有這種意思。因此，時代精神及其核心理念之秘密就在“哲學活動”之中，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理念之秘密就在于“當代哲學活動”中。
　　就我國哲學發展來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推動和影響下，我國哲學研究注重“歸真意識”，即在哲學上實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哲學重新顛倒過來，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觀化和教條化，力圖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來面目，恢復和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1987年前后，哲學研究突出“體系意識”，即對傳統教科書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進行改造，重建符合時代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辯證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人道主義”四種流派就是當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征加以解釋時出現的主要流派。90年代，哲學研究明顯出現了所謂“少談體系多談問題”的“問題意識”，即著重研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歸納起來，其中的發展問題、文化問題、價值問題和人的問題，便是近年哲學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關的重點問題：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自己；發展是通過人來實現且又是為了人的，人是發展的主體，因而人的發展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人是由文化塑造的，發展又是在一定文化背景和基礎上進行的，在當代發展也越來越烙上文化取向的印痕；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它在一定意義上規定著發展的目標、模式和方式，規定著人的行為方式，也規定著文化的形態。近年我國逐步實現著社會轉型和經濟體制轉型，其深層實質則是文化轉型和價值觀轉型。歷史證明：每到社會歷史轉折期，價值觀的變革問題就必然被突出出來。因為在這一時期，傳統舊的價值觀要被打破，新的價值觀一時難以真正確立起來，這就可能出現“價值真空”，在現實生活中也可能出現“精神無依”的狀態，缺乏精神支柱，從而無所適從，產生人生追求和人生方向的迷失、迷茫及困惑。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提出重估一切價值、重建新的價值體系的任務，而且對價值問題的探討，也必將使人們意識到確定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理念”的迫切重要性。由此，繼“問題意識”之后，哲學研究必將突出“理念意識”即哲學要為當代或21世紀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的現實生活提供一種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念，以作為人的實踐活動價值準則和范型，作為民族的精神支柱。實際上，當今我國發展和我們民族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正是這種“核心理念”。關于這一點，人們并沒有充分自覺意識到。
　　就“理念”的地位和作用來講，哲學理念貫穿于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功能之中，并構成它們的核心：理念就是從本體論、認識論中提升出來的精華（本質）；實踐非但是實現理念的過程，而且受理念的直接支撐；價值評價就是對既定的實踐理念的評價，其評價的內在尺度和依據，就是本來作為實踐活動內核的理念。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論雖有偏頗，但其關于絕對理念支配歷史發展且是時代和現實的核心觀念的思想，則有一定借鑒意義。其實，哲學區別于一切實證科學和具體科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和首要功能，就是它要作為前導，為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提供合理性的核心理念，以作為社會發展的支撐。否則，哲學將不成其為真正的哲學。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就有這種意思。這樣的哲學，就好比是黎明前的雄雞。
　　　　　　二、輕“前導理念”是中國的哲學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
　　眾所周知，當今中國的哲學遭到某種冷落，出現某種困境。對此，哲學工作者做了許多自我反思性的探究與診斷，開出不少良方。這些探究是富有成效的，但也有不足。在我看來，權本位的體制和文化使哲學工作者在哲學功能上重后證輕前導、重注解輕理念，是當今中國的哲學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
　　一般來說，哲學具有本體論、認識論、實踐論和價值論四種基本功能。然而，由于權本位的體制和文化要求于哲學的是論證注解領導和政策的意圖，要求于哲學工作者的是“要我做”的研究方式和心態，是順從和依附于某種要求，這必然使哲學及其哲學工作者在哲學功能上重后證輕前導、重注解輕理念，其結果便是阻礙哲學的發展。具體來說，這種哲學研究往往是：
　　——注重注解、論證和宣傳領導的政策的意圖，不大關心平民大眾的現實生活世界、生存處境和精神需求，突出的是哲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忽視其獨立性、科學性和批判性，以不變應萬變，把哲學簡單化、庸俗化，甚至有人利用哲學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其結果敗壞了哲學的聲譽和形象，使人們對哲學產生逆反和敵視心理，存在不信任感，從而疏遠了哲學。這就是說唯上哲學、“跳舞哲學”有余，而大眾哲學、批判哲學不足。哲學當然要服務于政治。但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服務：一種只為政治意圖作論證和注解，喪失哲學自身的獨立性、科學性和批判性；另一種是為政治發展提供前導性的理念以引導政治發展。前一種服務只把哲學當作政治附庸，這既阻礙了哲學自身的發展，也阻礙了政治的發展，“兩個凡是”的哲學就是如此；而后種服務對哲學對政治的發展都是有利的，如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如此。
　　——多滿足于在書齋里研究書海里的哲學問題和構造理論體系，不大關心時代精神和社會實踐發展，回避重大現實問題，哲學的內容和形式以及傳播的現實化不夠，沒有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一種核心的文化理念，也沒有為國民大眾提供一種普遍認同和接受的人生精神支柱。結果既使哲學遠離現實，對現實缺乏積極干預和前導，也使哲學晦澀難懂，遠離國民大眾，使平民大眾對哲學難以了解、掌握和發展。這就是說唯書哲學、“書生哲學”有余，而生活哲學、理念哲學不足。實際上，哲學只有關注現實和國民大眾的生活世界，現實和國民大眾才會接納哲學，哲學疏遠它們，它們也必然疏遠哲學。
　　——囿于傳授和注解教科書中既定不變的教條和結論，對學術討論和研究的新成果多少存在敵意和戒備心理，難以及時吸收，缺乏哲學本性所要求的批判性反思和創新精神，不能給人以新的信息和啟迪。這就是說講壇哲學、教科書哲學有余，而論壇哲學、創新哲學不足。實際上，哲學的本性在于求新和創新，只有反映這種本性的哲學才能給人以智慧，否則，這種哲學將落后于時代而被時代唾棄。
　　如果我們的哲學能充分有效發揮其前導理念功能，它就必然避免哲學的簡單化和庸俗化傾向，關心國民大眾的現實生活世界、生存處境和精神需要，突出其獨立性、科學性和批判性；它就必然避免脫離現實和國民大眾的傾向，關心時代精神和社會實踐的發展，為當代中國的發展提供核心理念，為國民大眾提供人生精神支柱；它就必然克服教條式地對待哲學的態度，關心最新研究成果，實現哲學創新。而這樣的哲學，必然具有好的聲譽和形象，人們也必然了解、掌握、信任、接受和喜愛哲學，并從中受到啟發。質言之，這樣的哲學將是有生命力的、受人愛戴的哲學。
　　　　　　三、哲學的生命在于為當代中國發展提供核心理念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直處在改革與發展過程中。進入90年代，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這種改革與發展的要求更顯強烈，并呈現出新的特點。這種哲學改革與發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哲學自我覺醒的過程。實際上，每到歷史轉折關頭，哲學自身的改革與發展問題總是必然地被提出來。文藝復興時期，19世紀20世紀之交等，便是如此。文藝復興時期是要變革封建中世紀的宗教哲學，19世紀20世紀之交是要變革傳統理性主義哲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的改革與發展問題之所以被提出來加以強調，有其深刻的背景。
　　對哲學“困境”問題的探討必然引發對哲學改革與發展問題的思考。種種跡象表明，哲學現在受到某種冷落，面臨“困境”：哲學專業的本科招生比以前困難：哲學專業碩士和本科生畢業后就業比較難；哲學研究的經費相對比較緊張；哲學學術著作出版也比較難，舉行哲學學術研討活動同樣存在經費緊張問題；哲學研究隊伍流失比較嚴重；社會對哲學的理解也比較少，等等。那么哲學產生“困境”的原因何在？如何看待“困境”？如何走出困境、發展哲學？這是近年來哲學界尤為關注和探索的課題。
　　市場經濟對我國哲學研究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促使哲學重新尋找自己的合理位置，這必然引出對哲學改革與發展問題的思考。如果把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哲學狀況同今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哲學狀況相比，不難發現：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哲學曾被看作是萬能的，而在今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人得出哲學無用的結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相對比較注重哲學的意識形態性質，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許多學者強調應相對注重哲學的“科學”性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許多哲學工作者比較注重書齋式的體系建構，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更需要哲學關注實踐提出的問題和活生生的現實生活，走向人的生活世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哲學更多起到注解、論證現行政策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哲學的批判、反思和前導功能更被強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某些哲學研究和教學存在著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傾向，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某些人卻從狹隘經驗主義出發曲解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用局部經驗的描述取代理論研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哲學多考慮如何滿足社會政治的需要，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哲學同時還要多考慮國民大眾的需要；計劃經濟體制下，哲學思考的方式主要是“要我做”，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哲學思考的方式強調“我要做”，即強調“有我的哲學”；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哲學研究多強調一元性，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哲學研究卻出現了多樣化的傾向。由上可以看出，哲學由于一定程度上受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同影響，因而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作用。那么，哲學究竟如何定位？如何發揮作用？它有沒有自己的本性？如果有，是什么？在這兩種不同的體制下，哲學研究出現哪些失誤？正是在這些問題深入思考中，人們逐漸感覺到，必須在反思我國哲學研究現狀的基礎上，使哲學有一個合理的定位，發揮有效的作用。
　　世紀之交的中國哲學應適應21世紀時代發展的趨勢，發揮自己的前導功能。21世紀是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它具有與20世紀不同的新的特點。中國哲學應發揮自己前導功能，為21世紀中國的發展提供一種核心的文化理念或實踐理念。
　　由上可以看出，如何對哲學加以重新定位，正確合理發揮哲學的本性及功能和作用，重塑哲學的形象，是哲學走出“困境”從而具有強大生命力之所在。
　　我國哲學自身的改革與發展的討論，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85～1989年，哲學改革的重點是“哲學體系改革”；第二階段是從1990年至今，這一階段哲學改革的重點是“哲學觀及其實現方式的變革”，其中包括思考哲學的本質、本性及其實現方式、哲學的定位、哲學功能及其實現方式、哲學觀念和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等問題。
　　圍繞“哲學觀及其實現方式的變革”，主要有四種代表性觀點。一是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思路進行改革，認為哲學是關于整個物質世界一般規律的科學，因而哲學應堅持其“形而上學”的性質，不應為世俗功利所動，離現實“太近”，不應消解到實證的研究領域之中，哲學改革無非是隨著物質世界、時代和社會實踐的發展不斷補充和豐富新的內容，但不能有新的形態。第二種觀點是按照實踐唯物主義的思路進行改革，認為哲學是研究人的實踐所涉及的人的生活世界，是人和世界的關系，哲學改革在于立足當代人類實踐，關注現實世界由于人所發生的變化及對人的意義，因而哲學需要破除從原則出發進行純粹邏輯思辯的抽象化研究的態度，避免“純哲學的”、“形而上學”理性反思模式，離現實“太遠”，而要跟上時代的步伐，走向或介入真實的現實和生活的本質，關心現實生活提出的問題，從實際的觀點去看待和理解外部世界，使哲學作為批判精神而存在。第三種觀點是按照綜合創新的思路改革，認為當前哲學探討中“純哲學”，“純形而上學”的研究傾向和過分參與性、實證性的研究，都不可能使中國在新的世紀之交躋身世界哲學論壇，我們應為中國的哲學的發展探求第三條更高層次的研究思路：把對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學的理論反思和文化發展的價值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結合，從中尋找中國哲學的歷史定位，從而形成關于人和世界的總體性理論，這將是中國文明轉型期真正在文化中植根的哲學；第四種觀點是按照一元性和多元性統一的思路進行改革，認為應在繼續發展現行哲學體系的同時，著力發展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多樣化、多元化的彩色型哲學。
　　我認為應按照實踐人學的思路進行改革，因為當代哲學在本質（本性）上是對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歷史性反思，因而哲學本質上是人學。只不過是由于受人的思維發展規律和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限制，哲學首先注重通過認識人以外的客觀物質世界來認識人，最后才返回到作為主體的人本身；時代發展到今天，人的問題格外尖銳地突出出來，并被推到哲學的中心或前臺；當代許多社會問題從哲學根本上講實質就是人的問題；當代西方哲學大都轉向對人本身的研究；近年來幾次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都是對人的研究。這樣，哲學在走過了在人以外兜圈子的歷史過程之后，在當代必然轉向研究人本身，從而使人學本質真正顯示出來，因而哲學的當代形態主要是人學，哲學改革的目標就是確立作為哲學的當代形態的實踐人學，其功能是為當代中國發展以至21世紀中國的發展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只有這樣的哲學才能反映時代精神的精華，才能為當代中國或21世紀中國的發展提供理論準備和前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能為其提供核心文化理念的即發揮前導功能的哲學，而這樣的哲學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四、哲學提供的理念事關社會發展的命運
　　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有一種核心的文化理念在支撐和引導著，這種理念影響著社會發展的命運，而這種理念，是由哲學提供的。哲學的重要功能，就是為社會發展提供核心理念。
　　中國古代的哲學是研究人和社會人和人的關系的倫理哲學或人生哲學，這種哲學為人生和社會提供的理念主要是“仁”、“義”和“情”。中國古代的哲學占主流地位的是儒家倫理哲學，儒家倫理哲學的精髓或核心是“仁義禮智信”和“恕庸忠孝悌”，其中仁為大，為首。仁及其義禮智信等所蘊含的基本理念，就是告訴世人追求“仁”、“義”和“情”，諸如中庸平和、立德、安分守己、順從、克己復禮、聽天由命、謙容不爭、均貧富、統一、小富即安、安貧樂道、陰柔無為、尚和、柔靜、天人合一、和為貴、女子無才便是德、大同、不為最先和忠恕等，都是如此。不容否認，以這種理念為核心文化塑造的整個中華民族，曾以一種特殊的姿態頑強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維持著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但這種文化也是一種“吃人”的文化，是一種缺乏競爭、創新、開拓和法治的文化。正是這種缺乏創新基因的文化理念。導致了近代中國以來社會發展的緩慢和落后。因為這種理念導致中國人的封閉保守和僵化，封鎖了中國人的向外學習的能力，扼殺了人的自我創造精神，正如嚴復和李大釗所說的：中國之所以貧弱、西方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信天數，而西方人恃人力，中國人事事聽天命，西方人事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陳獨秀進一步認為，中國之所以面臨亡國滅種之禍，就在于“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
　　現代以前的西方哲學是著重研究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智慧哲學，這種哲學為人生和社會、發展所提供的核心文化理念是“利”、“力”和“理”。古希臘哲學的精神首要是理性精神，文藝復興時代復興了這種精神。理性至上是近代西方哲學的基本精神或核心精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的發現”，其中既發現了人的世俗欲望并賦予其合理性，簡稱為發現了“利”之價值，又發現了人的能力對滿足世俗欲望的重要性，即發現了“力”之價值，還發現了規范和引導人的利益和能力的理性，即發現了“理”之價值。在近代哲學中，利、力和理三者的關系是，利益是人的活動的原始動力，能力是滿足人的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理性是規范和引導人的能力發揮以滿足人的利益的規則和尺度。一系列主導系統都是追求這種基本精神的。諸如“知識就是力量”、個性、人權、自由、意志、征服、改造、自我和進化等就是如此。無可懷疑，以這種理念為核心的文化固然使西方社會付出不少代價，如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和環境污染，但從其主導方面看，這種進取型的文化極大推動了西方社會的快速發展，而且大大超過了我們。質言之，西方社會的進步和快速發展得益于哲學為其提供的三大理念：利、力和理。
　　當然，任何社會都需要仁、義、情和利、力、理，但在不同社會，總是由某一理念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在中國是仁、義、情，在近代西方則是利、力、理。我們不能抽象地談論哪些理念應占主導和支配地位，只能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出發。仁、義、情這些哲學理念是從中國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中提升出來的，也有它產生的經濟基礎。利、力、理這些哲學理念是從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提升出來的，也有它的經濟基礎。然而，以仁、義、情的為核心理念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說它早熟，是說在貧窮基礎上的仁、義、禮、情的作用和價值是被歷史局限的，一定意義上還可能出現偽善，因為人們在貧窮的情況下會更加追求利，且是羞羞答答追求利，披著仁義的外裝去追利；并且利、力、理之理念的實現過程中，在發達富裕的基礎上，在社會巨大發展進步過程中著力去解決代價問題時，仁、義、情將顯得更有效、更有力和更有價值，人們也更會自覺去實現仁、義和情這些理念，所以，離開利、力、理的仁、義、情是早熟的，其作用是有限的，而在實現利、力、理之理念的過程中強調仁、義、情，更顯示其價值。在當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我們追求利、力、理之理念是一種歷史進步。如果我們較早承認這些，就不會落后這么多，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發達，就在于比我們早地發現了利、力、理之秘密。在利、力、理三者當中，利之理念是最容易且已被人們接受追求著，“理”之理念業已被倡導和強調，如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展科學技術，加強法制，這都是理性精神的要求。唯有力即能力之理念，我們對其意義和價值還注意不夠。其實，能力之理念對當代中國發展來說，是最需要的，但也是最缺乏的，充斥于我們生活中的權本位、人情本位和“關系本位”，注重年資和“名份”，都是能力理念的大敵，是敵視能力的，也是我國改革與發展的最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下，突出能力理念顯得尤為重要。
新視野京44～47B1哲學原理韓慶祥19991999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作者：新視野京44～47B1哲學原理韓慶祥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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