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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企業倫理學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國際流行的學科，這是自60年代以來一系列革命性變革的產物。60年代中期在西方世界興起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哲學基礎就是人本主義，它所表現的革命形式是人性的解放，雖然這是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老問題，但是在60年代它卻包含進了新的內容并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那就是注重人的價值。這一革命大大改變了個人的信念，個人的作用和人的價值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隨著行為科學研究的深入，這種個人的信念得到強有力的支持。然而，這一革命并沒有敲開企業界的大門， 更多的是在社會層面上產生影響。 進入70年代，美國的公司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受到了日本的強有力的挑戰，在這一挑戰面前，美國這個工業帝國崩潰了，從而督促美國公司開始試行分權式的新管理模式，這要求公司企業必須擁有一支更有效率和競爭性的勞動隊伍，因此使得公司管理回到“信任、自由和尊重個人價值”的價值觀基點上來，確立把個人價值與經濟效益結合在一起的企業管理模式。
　　再一個原因就是自70年代以來正在深化的消費革命。這場消費革命日益將生產者主權轉變為消費者主權，這一主權所包含的不僅僅是消費者選擇機會的增加，選擇范圍的擴大，選擇品種的增多，而且包含著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個人價值如何最大限度地體現出來，消費越來越趨向個性化。在消費者主權時代，對提高生活質量的迫切要求，使企業管理認識到個人價值的最大實現、個人偏好的最大滿足，是與企業的經營活動聯系在一起，體現在企業管理活動中，體現在企業的社會活動中，是通過企業與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體現出來的。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對人類生存環境日益惡化所做出的反應。70年代初羅馬俱樂部發表的題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無疑是給世人一個嚴重的警告，隨后發生的石油危機，在人們對自然資源能否長期供應的担憂中更增添了幾分危機感和緊迫感，隨之人們對各種工業發展中的污染的揭露和可感受到的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人們的環境意識大為增強，人們對工業企業這一環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企業不僅是一個生產的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環境保護的單位，企業要為承担環境保護約束自己的生產經營行為，要為維持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承担更多的社會責任，要盡量減少企業生產產生的“負外部性”效應。而且隨著都市化的發展，社會環境更加擁擠密集，企業活動所形成的相關性越來越大，企業以失業、分散機構、強迫遷移和生產轉移等諸如此類的形式，制造了相當嚴重的“社會污染”和“環境污染”，并立即作用到相關的各個方面，受到影響的范圍更為擴大，社會群體更為廣泛，因此今天公眾對企業生產經營行為尤為關注，要求企業對自己制造的社會及經濟“產品”承担比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在社會的壓力下，企業也認識到生產再也不是企業自己的事情，而是關系到社會各個方面的事情。
　　隨著企業股份的擴散，人們今天比過去對企業經營生產行為更關注，對企業提供的信息真實可靠性更敏感，因而“導致了為控制企業數據而產生的沖突”，公眾要求企業向社會透露更多的信息，要求公開帳目，要求“廣告的真實性”或“出租的真實性”，要求企業不僅為少數控股的投資者的利益負責，而且要求照顧到所有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企業職工參股，對企業生產經營行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業不僅要為作為投資者的員工利益負責，還要為作為生產者的員工利益負責。
　　在企業遍布全世界，企業成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制度支柱，并決定一個文明社會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并且隨著全球化的市場競爭和跨國公司的發展，企業特別是大公司對社會生活方式、道德倫理價值觀念的變化和發展越來越具有直接的影響。正如阿·托夫勒所指出的，對某些人來說，猶如其對生態環境和社會制度的影響一樣有意義，大公司越來越被看作是道德后果的“制造者”，因此人們對企業公司的行為給予更大的關注，并寄予更為迫切的要求，要求企業公司的行為更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當然，這里還有像阿·托夫勒所指稱的隨著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消逝及其價值觀的毀滅，使得過去被一度認為正常的行為現在突然面臨著新的正在形成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準則的重新檢驗和重新審視，受到新的道德價值觀和倫理準則的判決，有些被重新解釋為腐化和不道德的。
　　這一切的變化所形成的壓力，使得企業長期奉行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方式站不住腳了，在新的條件下，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機構，不僅僅是一個生產產品的機構，不再僅僅是一個發揮最大限度攫取利潤的機構了，“生產”的真正定義正在急劇地擴大到企業活動所產生的一切后果，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長遠的和眼前的后果，此時此地和全球持續發展的，今天的企業不得不承担更大的責任，為自己同時也要為社會各個方面負責，除了經濟產品以外，現在必須考慮環境、社會、信息、政治、生活方式等問題，企業必須從倫理準則來認識和規范企業自己的行為，從而以重視社會責任的形象獲得社會的承認。例如美國石油公司就宣稱該公司在繼續將經濟考慮置于重要位置，同時也注意到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對環境因素、公共設施、地方就業條件以及少數民族的影響，公司將通過詳細研究社會后果，來補充日常的經濟價值。
　　　　　　二
　　企業倫理作為企業活動合法性法律依據之外的補充，它所討論的問題是人類倫理準則長期關注的問題，但是企業倫理研究作為學院中的專門學科，并把倫理準則作為企業管理改革內容之一卻是近期的發展。美國學者A.C.威克斯指出，在西方歷史中，道德問題在許多偉大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倫理學和經濟活動之間似乎有一種特殊的聯姻關系，因為這些經濟學家中的許多人同時又是道德哲學家。然而，一場較晚近的運動則是某種相當新穎的東西，這場運動趨向于一種被稱之為企業倫理學的獨特的學院式科目，而企業倫理學又是與邁向“更道德”的企業的比較廣泛的社會潮流相關。
　　企業倫理學所研究的問題，是在企業這個層面上如何在合法性基礎上確立和維護企業行為的合理性。因此，企業倫理學提出的第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企業的客觀功能是什么？我們知道，自工業革命以來，企業成為當代文明社會的經濟的制度支柱，并決定一個文明社會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對企業的客觀功能的價值判斷就存在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分歧，傳統的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堅持認為，企業是專門為社會經濟需要而設計的工具，但它并不因此具備為社會需要服務的功能，企業只是一個經濟機構，作為一個經濟機構的適當功能并不担負解決社會問題的不確定的一般責任，解決社會問題與企業的業務無關，在企業的層面上，唯一相關目標就是獲得最大的利潤，而對社會責任只應放在政治的層面去考慮，即制定市場游戲規則的層面上去考慮。在市場本身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的認識基點上，追求最大利潤原則成為企業經營管理的基本信條。然而，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往往隱藏著企業之間貪得無厭的對社會財富的攫取和以鄰為壑的無情競爭，甚至不惜犧牲社會的利益和損害大多數人的福利為代價，以破壞生態環境和竭澤而漁式地掠奪自然資源為代價。企業倫理學對企業客觀功能的重新認識，實質上是在倫理層面上，對企業“在追求最大利潤的原則下”所產生的嚴重的“負外部性”問題進行理性思考。企業倫理學所強調的是，要把企業看作準公共機構，它不僅要追求利潤，而且必須對保持社會公平做出實質性的貢獻，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應該有超越最大利益原則的公司戰略的倫理取向。強調企業客觀功能的社會作用，并不否認企業的經濟功能，也并不能改變企業作為一個經濟機構的客觀功能，而是使兩者在追求最大利潤的原則下相協調。企業倫理并不是外部強加的限制，而是一種自我強加的限制，它的限制手段、可行的解決方式是有利于經營者獲取最大利潤的。
　　企業倫理學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在企業中，誰的利益應決定企業的各種目標？這實際上是由第一個問題進一步的引伸。在所有者與經營者為一個人時，當然是所有者的利益決定企業的各種目標；但是隨著股份的分散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發展，考慮到股東團體的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關于誰的利益應決定公司的各種目標的問題就變得復雜了。作為負責企業經營責任的經營者，除了追求個人私利以外，應該對股東的財產權負有相應的責任。企業倫理學強調，在這種情況下，把為股東的財產權負責作為一種道德根據，那么經營管理的任務就是一種道德的藝術，因此就可以把企業家和企業獲取最大利潤的責任描述為某種道德職責的組成部分。可以看出，企業倫理學是在倫理層面上考慮經營者、所有者、股東的利益關系。
　　企業倫理學關注的第三個問題是企業個體處理與社會整體的利益關系是行為的選擇問題。企業倫理學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推崇備至的市場并不完美，因此市場本身并不能被視為企業行為“合法性”的最初源泉，并非一切追求個人或個體私利最大化的行為都能促使社會整體利益的改善或提高。對于市場的合法性和利潤動機的合理性，必須從更高的倫理—政治層面來看待。從這一層面上看，市場必須被歸為一種進行“妥協”的手段，而非達到“一致”的手段，即用金錢和購買力作為手段來滿足個人自己的私利。從這個角度看來，市場對于經濟活動的和平協調這個目的是一個必要的手段，同時對一般社會和平也是必要的手段。在這里，利益原則不能被理解為無條件地要求人們在商務活動中追求最大私利，反之，這一原則要求必須考慮保證和平這個附帶條件以及由此而來的具體規則。因此，個人自由本身不能被認為是社會的最高價值，“自由與整體”在和平的概念中結合起來，作為“自愿的一致性”以及作為公共利益的表達具有最高價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個體私利的最大化，必須被認為是與整體的責任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沒有無責任的自由”是普遍有效的，這對私人公司也是適用的原則。為了合理解決沖突和利益矛盾，企業包括私人企業有必要在利益目標之外再附加一些倫理的要求，這是個體活動所產生的“普遍的外部性”的必然結論。
　　企業倫理學所提出的三個基本問題，既涉及到企業的定位問題，也涉及到企業的行為方式選擇問題，還涉及到企業管理方式的問題，實際上，企業倫理學不是在法律層面上探索企業行為的合法性，而是在倫理層面上探討企業行為的合理性，是企業自我強加的行為規則。企業倫理學家認為，這些限制手段、可行的解決方式是有利于經營者獲取最大利潤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倫理應該高于利潤動機。
　　雖然從歐美企業倫理學研究的情況看發展并不平衡，但企業倫理學的研究正在促使企業管理的改革。一是在企業層面上，現在企業對目標責任提出新的理解。從美國開始，企業應具有多種目的的運動正在興起，企業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盈利情況，而且也表現在社會的、環境的、信息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諸方面的綜合指標方面。例如美國高級電子計算機制造工廠數據控制公司在研究一項合并計劃時，明確表示，不僅要考慮財政和經濟方面的因素，還必須考慮到“所有有關的”因素——包括合并后的社會效果以及對職工和數據控制公司所在地社團的影響，這家大公司把廠址選擇在市區中心，以便為少數民族提供就業機會，公司宣稱，它的使命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爭取平等，發揮潛力”——平等，正成為公司的非傳統的目標。美國有幾家有影響的大公司為此提出了“正確行動”目標，所謂“正確行動”目標所強調的是公司發展中的社會目標，例如婦女和非白人在公司中享有的機會平等和報酬平等問題。美國一家大食品公司的三個生產部門在提出下一年度銷售計劃時，同時必須提出雇傭、培訓和提拔婦女和少數民族成員的計劃，并以此對經營管理人員進行獎懲。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每年對所有的經理人員進行的考核中把完成“正確行動”目標作為獎勵的一個方面。紐約化學銀行部門經理工作成績的10～15％是根據他的社會工作成績做出評定——如參加社團組織的委員會，向非盈利組織貸款，雇傭和提升少數民族成員等。一家報社的總經理就明確規定編輯和發行人員的獎金的主要部分要根據這些活動的成就予以評定。歐洲一些公司不再發表年度報告，而是發表“年度和社會報告”，在報告中將經濟和跨經濟的數據悉結合在一起。殼牌石油公司采用的“目標估價與報告”，為公司規定了具體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福利目標，制定為達到這些目標所需要采取的行動，并且報告分配給這些活動的經費。
　　企業倫理學研究的開展和發展，也在促使社會改革的深入推進。美國會計學會正在提出新的會計評估指標體系，其中把“非經濟效果的測評”和“社會項目效果測算”列入會計評估指標體系。英國伯明翰大學一位資深會計學教授在一本《社會會計學》專著中提出要把經濟學家和會計師的工作，與發展社會指標和社會會計方法的社會學家的工作結合起來。荷蘭德爾福經濟管理研究院院長設計了一套鑒定公司表現的多重標準，他指出由于社會已由“以經濟生產為方向”轉變為“以全面福利為方向”的社會，對企業公司進行全面評價是必要的。美國商業部部長曾建議政府應制定“社會工作成績標準”以便對企業的社會工作成績和社會工作效果做出全面的評價。企業倫理學的研究促使了法律條文的改革，在美國一個州的關于企業破產的法律修改中就明確提出要考慮各個方面的利益，特別要考慮到股東和雇員的利益。
　　企業倫理學的發展，無疑為新的企業模式提出了新的框架，即企業必須把個人價值與經濟效益結合在一起，把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結合在一起。
　　更正啟示：本刊1998年第1期目錄中， 誤將執筆者孔曉莎寫為陳琳、潘黎明，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京50～53F31工業企業管理孫寬平19981998作者單位：中央編譯局當代所 作者：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京50～53F31工業企業管理孫寬平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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