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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知津 南開大學信息資源管理系 佟桂芳 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學部）
　　摘要 本文闡述了知識理解中的最新跨學科趨勢。在情報科學的相關學科（如教育學、心理學、語言學和科學哲學）中，90年代出現了重要的知識新觀點。這種觀點強調知識的、社會的、生態的和面向內容的本質，而該觀點又是同8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比較形式化的、計算機化的方法相反。探討了這種跨學科趨勢對情報科學的啟示。
　　關鍵詞 知識 情報科學 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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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作為情報科學的一種新方法，域分析(domain analysis)越來越受到情報界的重視。域分析方法認為，為了對情報科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情報有個透徹理解，最好的辦法就是研究作為思維群體或話語群體的知識域，而知識組織、情報語言、情報分流、情報系統及其相關性制定等都是這些群體工作客體的反映。因而，對于情報心理、情報知識、情報需求、情報行為等來說，都應當以域分析觀點加以考察。
　　眾所周知，情報科學的發展受到其它相關領域的影響，如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哲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然而這種影響往往是間接的。比如，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中的重大突破改變了情報科學同哲學的關系。也就是說，當象解釋學(hermeneutics)那樣的比較軟的哲學被計算機科學這樣比較硬的科學所接受時，在情報科學中，對解釋學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本文試圖闡述90年代以來認知科學（如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中所表現出的某些重要趨勢，通過對這些趨勢的分析，可以證明，情報科學的域分析方法符合其相關學科中所產生的對知識理解的新的和重要的趨勢。
　　 二、教育學對知識的新理解
　　近年來，在教育學研究領域，有關域知識的研究已經導致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科學探索，其中包括對于專家與新手差別的研究，對于域知識與策略知識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對于初學者誤解的研究等。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進而試圖給出域知識的定義，他們認為，域知識包括三個方面的知識：說明知識（知道什么）、過程知識（怎樣知道）和條件知識（何時何處知道）。域知識可以在隱喻和明顯兩個層次上運作。另外，他們還認為，學科和域不是同義語。一個學科由三個要素組成：(1)域；(2)規則；(3)歷史。
　　域觀點分為一般域觀點和特定域觀點，而域觀點的對立面是策略觀點，策略觀點又分為一般域策略和特定域策略。P.A.Alexander認為，在策略研究看，對于域知識的作用注意不夠，實際上，在教育研究中，應為強調內容知識的劃分。這就是說，教育研究者們發現，在講授內容知識的過程中，重用分離的方法比集中的方法更為有用。進而，可以證實這樣一種趨勢：在教育過程中，側重比較容易教的關于知識的“什么”，而不是比較難教的“怎樣”、“何時”、“誰”。許多策略研究者在閱讀域中從事工作，并致力于文本理解，由此可能導致對域知識的貶低。可以認為，閱讀域比較缺乏結構化，而文本理解工作比較缺乏定義。為此，這些研究存在其研究中可能比較好地劃定了一般策略知識的界限。[1]
　　 三、心理學對知識的新理解
　　在心理學領域，50年代后期開創了眾所周知的認知革命，開創者們把人腦看成計算機，把語言學看作心理學的一部分，并研究了大腦的天生程序，認為大腦的機器和程序與社會文化背景相隔離。今天，這種認知主義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把個體心理狀態看成社會構成物，并把大腦的機器和程序同社會文化背景結合起來。例如，在60年代認知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心理學家Ultrie Neissor著作《認知心理學》，曾被計算機心理學的追隨者們當成標準，而今天，他卻轉向反對自己的理論，開始鼓吹更加社會化的和生態化的理論。從心理學的一種情報處理認知范式轉向個體之間的“自我”心理學，他的這一轉變使人們大吃一驚。
　　在這一轉變和發展中，現代心理學和語言學等領域都開始注意社會文化背景中的語言及其它認知過程，而不是把語言學看成認知心理學的一部分，進而，從一門非常機械和實證的科學向更加社會和現實的科學發展。
　　1902年，美國心理學家John Dervey提出了社會經濟關系影響心理學的理論，強調“邊干邊學”原則。現代活動理論與Dewey理論有著密切聯系，但這兩種理論也有重要區別。它不只是有發展力的個別主體所為，而是以參預與某一功能文化的形式的協調行為。這表明，在心理學中，出現了從比較一般的域理論向比較特定的域理論發展的趨勢。今天，人的認知被更多地方作比較特定的域，而不是認知科學創立者所想像的。
　　長期以來，人們把人腦看作通用計算器，與此形成對照，當前出現一種重要趨勢：越來越重視特定域的認知功能，越來越熱心這方面的研究，這在許多文獻中都有所反映。對于這一轉變的機理，可作如下表述：
　　1.把人的推理化簡為一種演算，這種演算用某種理性方法整理的有力證據，一旦每個人都接受這些規則的話。在心理學中，對人的智能的研究具有啟蒙特征，可將推理化簡為一種普通演算。因此，推理無非就是命題的演算，而概率論實際上只不過是簡化成一道演算的好方法。
　　2.長期以來，人們按照某種獨立于內容的邏輯進行推理，但現在受到許多因素的破壞，其中包括對選擇任務的研究。在選擇任務中，要求主體查找違背或誤用某一條件規則的情報。這一研究的主要結果是，引導推理的是任務的內容。而不是任務的形式結構。就理解人們實際上如何作出推理而言，盡管人們認識到內容是決定性的，但作為主體應當掌握如何推理的標準，在70、80年代，獨立于內容的邏輯重新受到重視。針對主體的判斷同獨立于內容的邏輯，偏差進行審查。就其本身而言，內容不具有理論意義。
　　在生物學中，情報查找是作為發現資源的行為生態學來加以研究的。有關特定域認知過程的心理學理論用類似的方法把這些作為人腦中恰當的生態學機理，而這些機理適合于具體的（確定的內容）任務。
　　理論框架是以作為一種重要概念（而不是作為邏輯推理的一種修飾）的內容開始的。這些就是說，推理過程是特定域，與一般域相對。這一理論使道義情理、“必須”與“可能”推理、權利與義務模型化。由此產生兩個最新的和相關的爭論：一個是規范性，一個是描述人的推理力是推理過程，但推理過程是包含獨立于內容的形式規則（如命題邏輯），還是為解決重要的適應問題而經過嚴格定義？如果是后者，就應當把推理看成是合理的，并且存在著特定域的認知過程。
　　這種觀點同功能主義和哲學實用主義關系密切，它們把知識看作一種適應現象，其觀點可概括如下：[2]
　　①人首先是行為者，在生物物理的、社會文化的和主觀的世界中生活。
　　②由此構成了人的知識小天地。
　　③因而，知識的構建方式是：對這些知識的適用將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生活活動。
　　④當知識成為某一活動系統的一部分時，它就成為一種內部活動的決定因素。
　　⑤知識與活動彼此連續地相互作用，并在活動中和通過活動創造知識，從而使行為者通過活動所獲得的經驗影響隨后的活動。
　　⑥價值知識、事實知識和過程知識是同這三種內部活動決定因素有關的三種知識。有了價值知識就意味著知道了什么是滿足有益價值的標準；有了事實知識就意味著對所生活的這三個世界有了真實的信心；有了過程知識就意味著知道了如何執行某一特定行動或行動序列。
　　⑦知識可以是未明確表達或明確表達的，比如，未明確表達的知識是不言而喻的知識、熟悉的和相識的知識。知識可用文學語言、科學語言和藝術語言明確表達。
　　盡管在70、80年代就出現了依賴于內容的推理跡象，但形式的、規則的、獨立于內容的思想仍被保留在認知科學的最重要研究計劃中。這兩類研究的重點已從邏輯結構轉向任務內容，也就是說，不能按獨立于內容的形式規則來充分地描述人的推理，不過，這兩類研究仍可保留獨立于內容的形式規則，并不是把它們丟棄。
　　對結構與內容不能簡單地采用兩分法，對相關情報與無關情報也不能簡單地采用兩分法。如果簡單地采用兩分法，必將影響和拖延對推理過程的理解。早在60年代就對這兩種推理過程的理解開展了大量研究，但所取得的進展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這些解答都預先假定結構與內容的簡單兩分法，隨后又用這種兩分法區分推理的好與壞。然而，這種預先假定既未包括現代邏輯學，也未包括現代概率論。這兩種理論都把情報分為相關情報和無關情報。相關情報對應于問題的結構，無關情報對應于不重要的內容。但是，這兩種理論所作出的劃分是不同的。一般認為，在結構與內容之間，或者在推理過程中的相關情報與無關情報之間，沒有簡單的唯一的分界線。因此，就某一域的推理而言，被視為相關結構的東西似乎需要某一特定域理論。進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說人的推理是對特定環境（包括社會環境）的一種適應的話，那么，作為同重要現實環境結構相適應的推理機制的生態學分析；作為同重要現實環境結構相適應的推理機制的進化論分析；以及作為對重要過去環境結構相適應的推理機制進化論分析，就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G.B.Moneta[3]提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模型，它對反映個體科學家的認知發展與某一科學領域或域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和相符程度，其出發點是科學創造力，在某一社會范疇拓展了認知方法，而這個模型也可應用于情報需求及其它特定的情報科學問題。
　　 四、語言學對知識的新理解
　　類似心理學的上述轉變，在語言學中也發生了：從結構主義方法（如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向強調使用話語群體語言的更加功能主義和社會語言學轉變。
　　對于語言學來說，結構主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可以把語言系統與其它社會認識現象分開，而使語言學變得更清晰、更獨立、更強大。人工智能是一種形式的、獨立于內容的理論，結構主義對人工智能有貢獻，因而，結構主義更具吸引力。
　　盡管結構主義在語言學中仍占有重要位置，但近年來，更多的特定域語言學方法的發展已經對語言學研究產生了顯著影響。當結構主義方法正致力于與其社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源泉隔絕的單個文體時，知識社會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卻對該領域發起沖擊，它強調知識的形成依賴于某一群體與其成員之間的辯證關系，而辯證法是通過語言傳遞的，并受到特定學科歷史的制約。某一學科群體中的作者是某一話語習慣的一部分，他們可對該學科的過去、共用事物和共用知識加以說明。用人工智能和文本分析的形式主義方法的觀點來看，某一文本對于作者描寫事物的程度是確定的，這就是說，文本越詳細，它可能就越清晰。依照這一觀點，文本的清晰性和自律性實際上與文本的詳盡度直接對應或相等。
　　與上述觀點相反，M.Nysfrand和J.Wienelt[4]對文本清晰性提出了另一種新的、非常重要的理解。在修改計算機讀物的增加可讀性的一項研究中，Nysfrand發現，計算機新手所要求的修改與計算機老手所要求的修改有著本質的區別：新手更需要語言定義，如什么是磁盤驅動器？老手則需要進一步說明，如指定哪個磁盤驅動器？他們的結構是：清晰的文本不是力圖要說明每一件事，而只是說必要的事。因此，要說的必要又相關的事不僅取決于作者的意圖，也取決于讀者已知什么、不知什么以及他假設什么和沒假設什么。換句話說，清晰性的判定不應按作者意圖與文本表述是否相符，而應按作者和讀者通過文本傳遞的相互性。如果作者和讀者的認識高度一致，那么，含義就是清晰的。
　　文體清晰性觀點與文本含義觀點關系密切。在后者看來，文本的含義不是穩定的、客觀的，這與學科分析理論是一致的，B.Hjφrland[5]對該理論在情報科學中作了發展。這一理論認為，某一文獻的學科領域應定義為該篇文獻的認識論潛力，當然，這同樣適用于非文本文獻，如圖片等。
　　不應當把話語群體誤解為是針對特定的目的。有些人不同意區分特定目的語言和一般目的語言，也不同意完全依賴結構主義的語言分析，因為這種分析將研究局限于文本的形式元素，而這些元素又是術語上的、句法上的和寫作上的。與此相反，他們贊成把語言看成某一社會文化背景中交流的方法，看成發生在時空中人們之間的一種動態活動的方法，看成不僅包括所說或所寫的文本本身，而且還包括諸如發送者的心理、性格、意圖、習慣以及接受者的原有知識等的方法。總之，只要使用語言，都是為了特定的目的。
　　由此可見，持上述觀點的人不承認存在特定的語言（或稱特定域語言），在他們看來，一切語言都用于特定目的。可把這種觀點解釋為現實主義：不應當把語言系統理解為自有的、孤立的，而應理解為人們在物質、社會和心理等方面進行交互的一種工具。當然，這種觀點也承認特定學科知識對于科學交流的重要性。
　　語義一方面取決于社會上的語言勞動部門，另一方面也取決一般勞動部門。比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黃金對于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對于這些人來說，必須知道“黃金”這個詞，但不必獲得辨別黃金的方法，他可能從某一特定說話者中間獲得這個詞，這些說話者就構成一個話語群體。這表明，從結構主義和認識主義來看大腦機器，無法說明個體知識結構，也就是說，不能從生理學和大腦結構來加以說服，但可從個體的社會作用來作出解釋。個體的概念世界、他們概念的獲得及其語言勞動者先必須通過社會的一般勞動部門給予解釋，這一點非常適用于科學交流和情報傳遞。
　　 五、科學哲學對知識的新理解
　　在哲學和科學當中，出現了一種偏離基本理論的傾向，認為科學建立在絕對真理的元素之上，而這些元素或者來源于感覺（如經驗主義），或者來源于思考（如理性主義），這一觀點把語言單純地理解成知識的元素符號。在這一觀點看來，語言在對現實的感知中并不起作用，而只是在交流個體已有知識的過程中發揮其功能。這種知識觀點強調個體感知，而游離于文化傳統之外，這是一種強調分離事物的哲學。這種認識論和科學理論的傳統觀點如今已被一種更為整體的趨勢所取代。這一趨勢強調語言在感知現實中的重要性，進而強調知識理論和科學理論中的歷史、文化與社會方面。通過毫無準備的、孤立的主體是理解不了現實的，而應當了解從歷史和文化形成的主體，了解主體所感知的特定知識域中的具體發展，這一趨勢包括解釋學、社會構成主義和科學現實主義。
　　D.Shapere[5]概括了現實主義科學哲學的重要原則，專門論述了“域概念的標志”，提出把對科學發展的理解同其知識域相互聯系起來的一個新觀點。
　　在科學發展的比較原始的階段，或者說即將形成一門科學的階段，一種明顯感覺是，相似性或一般假設往往決定了某種經驗將來是否會被看成正在形成中的一個域。然而，當科學進步時，或者說，當它變地越來越清晰時，情況就與原來不一樣了：作為發展著的科學精密性的一部分，經驗之談往往受到批評并在冷靜思考的基礎上加以修改。作為經驗基礎的相似性，原先被看成是基本的，而現在被認為是膚淺的。在這一過程中，為了更加科學，通常逐漸采用生疏的方法重新描述經驗本身。
　　由此可見，當科學繼續向前發展，知識觀點、域分析觀點以及描述觀點之間的聯系將日益牢固。這一發現對于情報科學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這意味著，不能把知識域的分類看成是獨立于知識觀點的。
　　 六、情報科學對知識的新理解
　　長期以來，人們把方法個體主義看成行為科學、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包括情報科學）中的要素，它有時也叫方法唯我論。這個概念有不同的含義，如一篇有關本體論的論文，一篇有關社會概念含義的論文，一篇有關解釋學的論文。可將方法個體主義定義為一種觀點：把知識看成個體的心理狀態，而不是一種社會的、文化的過程或者一種文化產物。這就是說，從這一觀點來看，情報科學對知識的研究由對認知過程的研究所組成，而對認知過程的研究是與社會背景及發展歷史相隔離的，但認知過程又是產生于社會背景及發展歷史的。
　　與方法個體主義相對應的是方法集體主義，它有時也叫方法整體論。方法集體主義受到一些哲學家的批評，但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這種觀點的危險性，尤其是這種觀點由自主學科組成，而這些自主學科把域理解成具有自身的意志和意識。域分析方法認為，話語域由行為者組成，而行為者具有領域觀點、個體知識結構、主觀相關性判斷、特定認知風格和偏見等。換句話說，域結構與個體知識之間是相互作用著的，而個體與社會這兩個層次之間也是相互影響著的。
　　對于情報科學來說，其出發點應當是知識域、學科或行當，而不是個體，尤其不是個體的更加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特征與構造；應當把個體看成工作群體、思維群體或話語群體以及學科等中的成員。換句話說，應當把情報科學看成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認知科學。在此，對認知科學的理解，是從精神和內心的習慣，而不是從社會認知含義上的。
　　如上所述，對知識的理解在教育學、心理學、語言學和科學哲學中產生了跨學科趨勢，而這一發展就是對情報科學新認識的證據。簡言之，在這種跨學科的發展中，把人的個體觀點、人的知識觀點等看成是非形式化的、非機械式的、非計算機化的，并且是更加有機的、連貫的、社會的、文化的和特定域的，即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個體，而是話語群體及其成員個體，這已成為情報科學最新研究的焦點。
　　參考文獻
　　1.Alexander,P.A.Domain Knowledge:Evolving themes andemerging concerns.Educafional Psychologist,1992,27(1),33—51
　　2.Hjφrland,B. and Albrechtsen,H.Toward a new borizon ininformation science:domain—analysis.Journal of The American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5,46(6),400—425
　　3.Moneta,G.B.A model of scientists' creative potential—The matching of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domain—strucfure.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93,6(1),23—39
　　4.Nyslrand,M,& Wiemelt,J.When is a text explicit:Formalist and dialogical conceptions.Text,1991,11,25—41
　　5.Hjφrland,B.The concept of "subject" in informationscience.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92,48(2),172—200
　　
　　
　　
圖書與情報7蘭州77-80,53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王知津/佟桂芳19971997 作者：圖書與情報7蘭州77-80,53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王知津/佟桂芳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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