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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賢君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 北京100875）
　　［摘要］本文首先介紹了英語慣用語的主要研究成果，然后結合漢語慣用語的特點，對漢語慣用語理解的心理機制進行分析，提出了兩個假設：（1）漢語慣用語是可以構造的，其理解是一個構造過程；（2）漢語慣用語的理解要受其預測性的影響，高預測性慣用語的比喻意義的激活比低預測性慣用語快。
　　關鍵詞 慣用語，比喻意義，字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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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慣用語是口語中表達整體意義的短小定型的習慣用語。通常以三字格為主，如：背黑鍋、碰釘子、出風頭等〔1〕。 慣用語在漢語中出現的頻率高，用處廣，并且不斷地產生和發展，是大眾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研究慣用語理解的心理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從理論上看，研究慣用語的理解機制是探討字詞認知的一個新角度。慣用語屬于詞組，但又不同于普通的自由詞組，探討慣用語的理解機制有助于建立普遍的字詞認知模型。從實踐上看，慣用語理解的研究，可以為學習慣用語提供理論指導。慣用語在日常交際和閱讀中無處不在，漢語的初學者（小學生、留學生）必須重視慣用語的學習。那么，從心理學的角度為小學生和留學生（特別是留學生）提供行之有效的、符合心理規律的慣用語學習方法，正是研究慣用語理解機制的應用價值所在。
　　近年來，慣用語的研究越來越受重視，已涉及到法語、日語、意大利語等多種語言，其中，研究最多的是英語慣用語。漢語慣用語的研究尚未受到國內心理學界的廣泛重視，探討漢語慣用語理解的心理機制需要借鑒其它語言（尤其是英語）的研究成果。
　　鑒于此，本文首先將英語慣用語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綜述，然后結合漢語慣用語的自身特點，分析漢語慣用語理解的心理機制。
　　 2 英語慣用語理解的研究
　　慣用語通常有兩個意義：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 如：“kick thebucket”（字面意義是“踢桶”，比喻意義是“死亡”）。慣用語的意義是其比喻意義。慣用語的意義不能簡單地從組成慣用語單詞的字面意義得出。因此，關于慣用語理解的傳統觀點認為：慣用語與普通詞組不一樣。慣用語的意義不能由其組成單詞的意義構造。但是，新近的研究卻發現構成慣用語的單詞在慣用語的理解和運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慣用語是可以構造的。
　　這樣，就有了兩類解釋慣用語理解的觀點：一類認為慣用語是不可構造的（noncompositional）， 一類認為慣用語是可以構造的（compositional）。
　　 2.1 不可構造的觀點
　　這類觀點認為慣用語實際上就是一個長的“單詞”（word），對慣用語意義的理解與其字面意義無關，慣用語的意義不能由其組成單詞構造。
　　2.1.1 慣用語詞單假說（idiom list hypothesis）
　　這是Bobrow & Bell（1973）提出的觀點〔2〕。他們假定在人腦中存在一個特殊的慣用語單詞（idiom list）。當我們遇到一個慣用語時，先構造其字面意義，如果字面意義與語境不相符合，則激活慣用語意義，在慣用語詞單中尋找、提取慣用語的比喻意義。
　　依據他們的觀點，慣用語的理解必須包括兩個過程：首先是理解其字面意義，然后是理解其比喻意義。那么，理解慣用語的字面意義一定要比理解其比喻意義快。而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大量的研究〔3,4,5 〕發現，當我們遇到一個慣用語時，對其比喻意義的理解不但不比字面意義慢，反而更快。例如：kick the bucket， 把它理解成“死亡”的速度比理解成“踢桶”的速度快。這種現象減少了慣用語詞單假說的吸引力。
　　2.1.2 詞匯表征假說（Lexicon 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
　　針對慣用語詞單假說，Swinney & Cutler（1979）提出詞匯表征假說〔3〕。 認為慣用語的字面意義的加工和比喻意義的加工是同時進行的。他們假定慣用語以“長單詞”（long word ）的形式直接儲存在心理詞典中，當遇到一個慣用語時，它的字面意義開始構造，同時，如果它與心理詞典中的“長單詞”相匹配，那么，它的慣用語意義也被激活。由于單詞的再認通常要比短語詞組的理解要快，所以慣用語的比喻意義要比字面意義先達到。詞匯表征假說能夠很好地解釋慣用語的比喻意義加工更快的現象。因而得到一些實驗的支持〔6〕。
　　但是，Swinney本人后來在實驗中得出與自己假說相矛盾的結果。Swinney（1981）采用跨通道（Cross—modal）的啟動方法， 發現當我們遇到一個慣用語時，并非同時激活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7〕。 另外Burt（1992）的研究也反對了詞匯表征假說〔8〕，Burt的研究發現，透明的慣用語比不透明的慣用語加工速度快，這是詞匯表征假說不能解釋的。因為按照詞匯表征假說的觀點，慣用語以詞的形式儲存，在心理詞典中提取單詞不應該受其透明度的影響。
　　由此看來，認為慣用語是單詞的詞匯表征假說是很難站住腳的。
　　2.1.3 直通假說（direct access hypothesis）
　　Gibbs（1980，1986）提出直通假說〔4,9〕，他認為，當我們遇到一個慣用語時，可以完全繞過其字面意義，直接達到比喻意義。至于理解慣用語的意義比理解其字面意義快是因為慣用語意義通常是非常熟悉的，而其字面意義不是經常出現的，也就是說頻率效果在這兒產生了作用。
　　Schweigert & Moates（1988）的研究支持了直通假設〔5〕。但是，直通假說與概念自動激活的特點是相矛盾的。當我們遇到一個有多種意義的單詞時，使用頻率最高的那個意義總是要被自動激活，不管該意義是否符合語境〔10,11〕。那么，即使一個慣用語是很常用的， 當我們遇到它時，除了慣用語本身的意義外，組成慣用語單詞最高頻的意義也要被激活。這就是說，我們不可能繞過慣用語的字面意義直接達到其比喻意義。
　　可見，用直通假說來解釋慣用語的理解并不能讓人滿意。
　　 2.2 構造的觀點
　　根據構造的觀點，慣用語的意義是可以構造的，其組成成分的字面意義對于慣用語的理解起著重要作用。
　　2.2.1 分解性假說（Decompositionality hypothesis）
　　Nunberg（1978）認為慣用語的語義是可以分解的， 依據其語義分解性的不同， 可以把慣用語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正常分解的慣用語（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 這類慣用語的組成成分的字面意義與慣用語意義是直接匹配的，如“pop the question”（求婚）。第二類是不可分解的慣用語（Nondecomposable idiom）， 這類慣用語組成成分的字面疑義與慣用語意義毫無關系，如：“Kick the bucket ”（死亡）。 第三類是不正常分解的慣用語（Abnormally decomposableidiom），這類慣用語的分解性介于前兩者之間， 其組成成分的字面疑義與慣用語意義有關，但不是直接匹配的。如：“spill the beans ”（泄密）〔12〕。
　　以這種分類為出發點Gibbs & Nayak等人在一系列研究〔13,14〕的基礎上，提出分解性假說。該假說認為：慣用語是可以構造的。慣用語的組成成分的字面意義對慣用語的理解有重要作用。字面意義與比喻意義的聯系要受分解性的影響，越是能正常分解的慣用語，二者的聯系越緊密，而且，其句法變換和語義再生越靈活。如：可正常分解的慣用語lay down the law（下令），其句法的變換，“the law was laiddown by John”還能保持原意。而對于不可分解的慣用語來說，句法的變換，如：“the bucket was kicked by John”（kick the bucket）就不能保持原有的比喻意義。
　　Nayak & Gibbs（1990）的研究發現， 慣用語的概念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在慣用語的理解中起著重要作用，從而進一步支持了分解性假說〔15〕。但是，Kreuz & Grasser(1991)認為Nayak & Gibbs（1990）的實驗材料不具有普遍性，其研究結果不能推廣〔16〕。這使得分解性假說受到了挑戰。
　　2.2.2 結構假說（Configuration hypothesis）
　　Cacciari等（1988，1991）提出結構假說〔17,18〕。 他們把組成慣用語的單詞叫做結點（node），他們認為慣用語在心理詞典中以結點的形式儲存，慣用語的結點在心理詞典中的聯系比普通詞組的結點的聯系要強。當我們遇到一個慣用語時，其結點的意義首先被加工，同時由于結點之間的緊密聯系，各個結點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的慣用語單元被激活。
　　慣用語單元并非一開始就被激活，必須等到有足夠多的結點出現時才能被激活。那么，到哪個結點之后才叫足夠呢？Cacciari用“慣用語鍵”（idiomatic key）來表示這個結點。 當這個“慣用語鍵”出現時，我們就有足夠的信息把遇到的詞組理解成一個慣用語，或者說慣用語單元被激活。不同類型的慣用語，其“慣用語鍵”出現的時間不同。
　　Titone & Connine（1994）的研究支持了結構假說〔19〕。他們采用跨通道（Cross—modal）的啟動方法。結果發現，相對于低預測性的慣用語來說，高預測性的慣用語對其比喻意義的激活更早。這可以歸因于他們的“慣用語鍵”出現的時間不一樣，高預測性的慣用語的“慣用語鍵”出現得更早。同時，他們還發現，在慣用語加工過程中，慣用語最后一個單詞的字面意義要被激活，這進一步說明了慣用語是以結點的形式儲存的。
　　 3 關于漢語慣用語理解的思考
　　漢語慣用語和英語慣用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漢語慣用語理解機制的探討，可以借鑒英語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
　　 3.1 構造性問題
　　慣用語是否可以構造的問題，是英語慣用語研究中爭論的基本出發點。漢語慣用語也不能回避這個問題。
　　漢語慣用語在結構上是詞組，但它通常是比喻的定型化，我們不能簡單地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它，而必須從整體上理解。如：“回老家”的字面意義是“回到故鄉”，而作為慣用語的“回老家”則是“死亡”的意思。
　　同時，漢語慣用語的結構具有靈活性 〔20,21〕：（1 ）慣用語的中間可以插入一定的修飾，如：“王老師開了整整一個月的夜車”（開夜車）；（2）慣用語的成分可以更改， 如：“拖后退”可以改為“拉后退”；（3）慣用語的詞序是可以改變的， 如：“夜車不要開得太多”（開夜車）。結構上的靈活性說明慣用語的字面意義要對其比喻意義產生作用，漢語慣用語的整體意義是可以構造的。
　　另外，繆小春和宋正國（1993）對漢語慣用語的研究實際上也證明了慣用語是可構造的〔22〕。他們的實驗結果既沒有完全支持詞匯表征假說，也沒有完全支持直通假說，更不能用慣用語詞單假說來解釋。最后，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本研究結果不能證實熟悉的慣用語已完全詞匯化，在內部詞匯中已具有單詞性質的假設”。可見，漢語慣用語不是以單詞的形式儲存在心理詞典中的。
　　據此，我們可以提出漢語慣用語理解的第一個假設：漢語慣用語是可以構造的，漢語慣用語的理解是一個構造過程。
　　 3.2 預測性問題
　　預測性是研究慣用語的重要維度。所謂預測性是指慣用語的部分單詞對慣用語整體意義的激活程度。按照結構假說的觀點，預測性高的慣用語的比喻意義激活得較早， 即“慣用語鍵”出現得較早。 Cacciari& Tabossi（1988）及Titone & Connine（1994 ）鑒別預測性的方法是將慣用語的最后一個或者兩個單詞挖去，讓被試把剩下的部分補充成一個詞組，如果大部分被試能補充成原有的慣用語，則說明原有的慣用語有較高的預測性；反之，如果被試補充成的詞組不是原來的慣用語，而分散成各種各樣的普通詞組，則說明原有的慣用語預測性較低〔17,19〕。
　　漢語慣用語中也存在著這種現象。有的慣用語只要看到前面的兩個字，我們很容易想到最后一個字，將其補充成原有的慣用語。如：看見“紙老”、“碰釘”等，大部分的人都會想到“紙老虎”、“碰釘子”，這類慣用語可以算是高預測性的。另外一些慣用語，如：“半瓶醋”等，當看見“半瓶”時，就不一定能補充成“半瓶醋”，可能補充成“半瓶水”、“半瓶酒”等，這類慣用語可以算是低預測性的。
　　另外，有的慣用語的省略用法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如：“吹牛”、“拍馬”與“吹牛皮”、“拍馬屁”沒有根本性不同， 可以通用［21］。這類慣用語之所以能省略，就是因為他們是高預測性的。
　　可見，在預測性問題上，漢語慣用語與英語慣用語是一致的。結合結構假說的觀點，我們可以提出漢語慣用語理解的第二個假設：漢語慣用語的理解要受其預測性的影響，高預測性慣用語的比喻意義的激活要比低預測性慣用語快。
　　致謝：本文在導師張必隱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在此謹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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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于1997年3月10日收到。
　　
　　
　　
心理學動態8京52-56B4心理學佘賢君19971997 作者：心理學動態8京52-56B4心理學佘賢君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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