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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演變的歷史
　　本節首先回顧新自由主義在美、法兩國的相同點與相異點。然后分析美國在20世紀的階級斗爭，這一分析為觀察美法兩國選擇頗為不同的軌跡提供了重要洞察力。
　　（一）類似性和特異品質
　　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妥協存在著重大差異。從這一角度看，美國與法國有許多相似之處。
　　1. 第一個因素是管理或“公司治理”的轉變。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股東利益至上”公司管理模式，這種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公司治理就是回歸到股票市場處于中心地位。給股東“創造價值”是大公司的管理者的新目標。在以前的幾十年，管理者較少這樣做；在那時，不僅是盈利，他們所強調的重點還有經濟增長和技術變革。這些管理主義的趨勢當時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管理資本主義的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國得以繁榮，決非偶然。
　　2. 眾所周知，在凱恩斯主義妥協時期，從政策角度看，也是很特殊的，宏觀政策表現得更為明顯。“二戰”后，法國承受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政策也是以增長和充分就業為目標的。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全盛期，盡管對宏觀經濟的刺激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直到1979年的“劇變”。
　　3. 與規制框架和財產關系相聯系，金融與非金融部門之間的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法國在“二戰”后高通脹的背景下，實際上實行的是對經濟的廉價融資政策。如果加上金融公司的利潤率將出現負利潤率。資料顯示，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美國也奉行了這種支持非金融性部門的做法，但總回報卻是正的。
　　4. 另一個共同點就是兩國都實行了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雖然在程度上有所差異。在“二戰”之前，美國的社會保障就比較完善，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進步時代”。在“大蕭條”和“二戰”以后，從社會保障角度看，這種社會新秩序又取得長足進展。在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從人民統一陣線時期，直至“二戰”后的解放，也建立了一個非常廣泛的社會保障框架。
　　5. 在“二戰”后，美法兩國在科研、教育以及產業政策等領域都明顯地實施了國家干預。但在法國這樣一個部分經濟（包括金融的和非金融的）實行國有化的國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就更為顯著。這些新趨勢不只體現在戰后初期。1972年，在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達成共同綱領，計劃擴大公共部門。在密特朗1981年執政后的一段較短時間內，又曾試圖實施這樣的激進改革。
　　在這些機制中還有一個國際層面的因素，而美法兩國在這一層面上情況也不盡相同。法國從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獲益頗豐。此體系能夠容忍大幅度的通貨膨脹，法郎兌換美元的多次貶值和升值，以及持續的或緊或松的匯率控制。當時，匯率很低。要對資本家階級進行金融壓抑，通貨膨脹顯得至關重要。盡管存在對資本流動的限制，還是有大量的美國直接投資進入法國。在歐共體這個環境的熏陶下，同時也得益于有利的國際環境，法國逐漸縮小了與美國在科技方面的差距。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給予欠發達國家一些相對的便利，它對美國也沒有什么危害；相反，卻助長了這個國家的霸權，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美元危機之前是如此。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結構性危機的動蕩之后，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霸權，并使之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但兩國的一些差異在新自由主義階段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
　　1. 新自由主義都明顯地改變了這兩個國家的政策，尤其是加入歐盟的法國更是如此。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很特殊的。它大膽利用能夠提升居民消費的信貸政策來刺激需求；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指向國外，這樣，必然造成對外貿易中出現大量赤字，而同時不造成國內的通貨膨脹，并伴有大量資金從世界各地涌入美國。（注意，如果宏觀政策以貿易平衡為目標，這種現象不可能出現。）
　　因此，就政策而言，美法之間的差異說明它們不屬于同一個“自由主義”，它們在世界經濟中處于相對不同的地位。全球的主導地位使美國受益匪淺，這就減少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在中間階級內部的嚴重分化。由于上層社會一般熱衷于狂熱消費，所以我們認為，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增長和開支加大對新自由主義妥協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2. 就社會保障而言，如前所述，美法兩國之間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程度上；但是，除了上述差異外，法國的社會保障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要比人們所預料的表現得更有韌勁。
　　由此可見，在實行新自由主義25年后，美法兩國的顯著差異主要有兩點。美國保持著更有利的宏觀經濟形勢；盡管處于一個相對次要的位置，美國管理者階級還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繁榮中獲益了。法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但與美國不同的是，許多建于戰后的制度仍然存在，特別是與社會保障有關的許多凱恩斯主義妥協的特征保留了下來。這主要得益于民眾的抵制，或許，管理層中的大部分對這些社會安排的堅守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實際上，當新（新自由主義）與舊（凱恩斯主義）同時存在時，二者之間的對比是非常強烈的。鑒于這兩種主張在法國的共存，所以，當代法國有時被稱為社會自由主義社會。
　　總之，在資本家階級和管理者階級的關系方面，美法兩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存在重大差別，即使在凱恩斯主義妥協和新自由主義階段，情況都是如此：（1）法國社會的管理主義的特征表現得特別強烈；（2）金融利益不僅“被控制”，而且“被壓制”；（3）國家干預較強；（4）對新自由主義的進攻反抗較強。
　　看到這些不同的社會軌跡，我們仍不能解釋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相對于法國和歐洲的良好表現。在帝國主義金字塔中地位的不同是問題的關鍵。
　　哪些因素可以解釋這一差別呢？在這里，法國所有權的歷史特點可能起到作用（但越來越多的法國大公司被像美國年金這樣的國際機構投資者所掌控，這也是事實，它們肯定不會按法國的傳統行事的）。在法國，管理也具有特定的歷史品質，例如，管理者與國家有著相當緊密的關系，這又被法國教育制度的特征所強化，他們對集權和國家干預有著依附傳統等。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管理在法國被看作“社會”組織行為，而不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盡管長時間面臨新自由主義宣傳，但法國管理者階級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依戀于戰后數十年的社會制度體制的。在法國社會對抗的歷史中，管理者階級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傾向于“社會主義”：在過去它是革命的，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又成為改良派。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目前仍保留著這種品質。
　　總之，在新自由主義階段，那種美國式的發生在上層的“戀愛事件”，在法國上層階級中并沒有發生。
　　在這些復雜的機制中，我們能否正確判斷事物的來龍去脈？顯然不是收入趨勢引發了上述差別。考慮到歷史上的決定因素，我們認為，正是階級斗爭，形成了兩國不同的前進軌跡。
　　（二）階級類型與階級斗爭
　　無論技術變遷和獲利能力的趨勢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有多么重要，在社會軌跡的解釋中，階級類型和階級斗爭的演變仍是問題的中心。在本小節，并不想對美國和法國階級斗爭的過程進行實際比較，而只是把視野相當嚴格地限制在美國。分析的目的是顯示階級斗爭有多重要；只有通過這一分析，我們才有可能具體理解前文所述的階級關系的變革。
　　金融，正如我們所定義的，它并不是始終存在的。它是發生在19和20世紀之交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急劇轉變的歷史產物；當時，所有權和管理之間實現了分離，新的金融部門形成了：一方面，是資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權力巨大的金融機構。
　　自從這個新格局形成以來，金融機構就作為重要角色，在代表資本家的利益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優秀的作用。在那些大金融機構的支配下，在上世紀之交出現了合并浪潮，促成了摩根或洛克菲勒這樣的象征性人物的出現。人們有時認為金融資本意味著新的金融資本家接管工業資本（在那些年，金融資本的概念就是與此相關的）。但不論怎樣，新格局是建立在一個主要矛盾的基礎之上的；這一主要矛盾，并非金融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而是新的金融或非金融公司的所有者與傳統部門的資本家之間的矛盾。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核心問題是宏觀經濟的控制。主要目標是穩定物價，并根據黃金的價格而不是一系列商品的價格作為價格指數的判定標準。紐約和芝加哥的大銀行在實際上發揮著中央銀行的作用，因為它們是其他銀行的銀行。這種尚未成熟的貨幣政策并非十分奏效，伴隨著金融機構的重組（停止營業，銀行倒閉），危機的發生仍舊比較頻繁。這時，又產生了清算機構，作為一個集體的機構，用來制止危機。總之，大型金融機構反對建立一個中央銀行，因為它們害怕失去對貨幣機制的控制。只有1907年的危機創造了新條件，開創了新過程，正是這一過程，導致了美聯儲在1913年的建立。
　　這種不愿創建中央機制和機構，并利用它對付不斷增長的宏觀不穩定的狀況，導致了大蕭條。金融機構對危機負有責任，新政和戰后“有爭議”的框架被實施，這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戰后，金融界與商界領袖協調一致，主張回到自由市場經濟，即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這一新妥協受到了打擊，主要體現在1946年通過的就業法中，這一法律賦予國家實現充分就業的責任。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談判過程中，控制紐約大銀行的金融家直率地反對這項計劃。他們斷言，這將導致通貨膨脹。他們提出用關鍵通貨計劃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維護他們在國際貨幣機制控制中的中心位置。最后，他們還是失敗了，盡管這個協議具有新凱恩斯主義框架典型的妥協性。但是，無論如何，資本的流動被限制了。
　　在新自由主義確立第二個金融霸權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在階級斗爭中再一次充當了資本家階級代理人的角色。1979年保羅·沃爾克的“成功一擊”，就是大銀行直接鼓勵的結果。
　　眾所周知，在當代資本主義，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在約束管理者，使之取悅于股票所有者的行為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美國的金融機構是異常強大的，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都有著重大影響。它們在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過程中，也充當了一個核心角色。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等也是如此。它們在擴張新自由主義中的作用，就是到處增進資本家的利益，例如，在債務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的多次危機之后要求開放商業和資本邊界，強制實行穩定計劃，實現基本財政盈余，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等。
　　總之，金融機構在歷史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代表了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資本家階級失去對金融機構的控制權，不論在何種程度上，其統治地位都會被動搖，其作為統治階級的命運也將受到威脅。在凱恩斯主義妥協中就是這樣。
　　自從管理者階級作為一個歷史角色獨立出現之后，它就被相應地卷入到上述所有紛爭中，盡管沒有資本家或大眾階級的暴力。是哪種社會力量支持創建了美聯儲？是誰制定了新政？它像19世紀新興的城市階級，后者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革命中的作用已被歷史學家所充分記載。盡管其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并不引人注目，但我們確信，它的作用頑強而持久。但評價這個領域的歷史，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管理者階級會利用進入政府機構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組織能力。這顯然主要涉及為公共管理服務的那部分人，但管理者階級承担著私人企業的管理任務時也是如此。這一工作在歷史上的權重可能是由國家干預主義的長期實踐決定的，特別在法國更是如此。不過，管理者并不必然堅持將生產資料產權轉移到國家手中，以此限制或壓制所有者手中的權力。一些非盈利機構，如美國的大學或醫院，不一定是國有（即由聯邦政府、州或市政府掌控）的，它們交由管理者負責。在新自由主義階段，宏觀政策要像凱恩斯主義妥協階段一樣，應該是“中央集權統治”或“準中央集權統治”的，因為它們必須被集中執行；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作用下，管理者的目標雖已被修改，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法則。中央銀行自治的例子就體現了這種二重性。
　　下面，我們用來自大眾階級的壓力來解釋美國各個重大事件的歷史。這一歷史始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是產業工人的階級斗爭十分激烈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建立了美國社會黨（1901年）。但一次大戰卻形成了不利于激進傾向的社會環境。這些變化在確定新的社會保障框架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這是現代資本主義體制出現的時期，所以，整個階級斗爭的類型是相當復雜的。上層階級中一個主要矛盾就是傳統部門的資本家與得到金融部門支持的新公司之間的矛盾。同時，農民與大企業之間的矛盾也很緊張。新興企業的管理者開創了一個與工會合作的過程，并推動了一輪有關意外傷害、住房、醫療和退休方案等方面的新改革。大公司獲利能力的大幅上升也為上述改革提供了條件；這一點，是傳統部門不具備的。
　　另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發生在二次大戰以后。這一事件是三個沖擊的結果：（1）大蕭條；（2）戰爭本身；（3）蘇聯作為一支重要力量在戰后出現。勞工運動在各地風起云涌。在所有的案例中，對此的反應都是抑制和妥協。資本主義的生存問題提上議程。在此，我們不能詳細描述抑制的含義：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的出現，各地共產主義者受到人身迫害……。但是，大眾階級的社會威脅卻為凱恩斯主義妥協創造了條件。在新政和戰爭期間，管理者和政府官員已經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他們的中間位置及其固有的組織能力，必然使他們成為新的社會安排的中堅。對于管理者來說，這的確是一個確立自主權的機會。
　　20世紀70年代，大眾的斗爭成為我們關注的中心。在隨之而來的結構性危機中，大眾的力量被打敗了，而這次失敗則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新金融霸權的確立。正是這一對上層階級非常有利的事件，促使高級管理者階層最終選擇了與資本家階級上層的聯合，而這一階級的其余部分也熱衷于新自由主義妥協，而遠離更廣泛的社會階層。
　　顯然，大眾是反對把凱恩斯主義妥協的制度加以解體的，因為它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這在法國也不例外。這種反抗也同樣存在于美國，但在社會保障方面，美國政府所承担的義務遠沒有達到法國的程度。在此方面，法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迄今為止，管理者階級從未拒絕過這些制度。這是法國獨特階級聯盟的一個側面，其主要特點，就是缺少我們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妥協，或該妥協在形式上仍不成熟。
　　在大眾的斗爭方面，美法兩國之間有很多共同點。首先一點，就是階級斗爭對資本主義社會施加了同樣的威脅，特別是在20世紀初和“二戰”結束后更是如此。我們看到，在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經受了同樣的打擊。但是，在法國，從法國大革命，到馬克思分析過的法國階級斗爭，到兩次大戰期間的斗爭及其導致的人民陣線的建立等一系列社會紛爭，這個國家的社會斗爭一直是以激進為特征的。“二戰”后，共產主義力量逐漸強大，形勢緊張，達成妥協就成為最迫切的問題。當前大眾對解體社會保障制度的反抗，阻止了法國在各方面向新自由主義的全面調整，以及削弱管理者階級在社會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傾向。
　　四、結論：兩大歷史性軌跡？
　　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兩個上層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和管理者階級的并存，并有力地統治著這個社會。管理者階級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登上社會舞臺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它是后來者。從19世紀末到大蕭條，資本家階級一直占據著霸權地位。但應注意，那時的問題不是實際工作的組織，而是權力，即實施統治與追逐利益的能力。在大蕭條和二次大戰后，在凱恩斯主義妥協中，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不論在私人部門還是在公共部門，管理者階級的自主權都擴大了。這有可能是大眾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妥協的結果。
　　在類似日本這樣的國家，由于資本家的利益要求十分脆弱，所以有可能形成管理者霸權；在美國，這將是一種過分夸張的想象；而在歐洲，則可以看作一種中間狀態。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資本家階級的權力和利益得以明顯恢復，金融機構的地位也得到顯著加強。管理者則受到新規則的約束；不僅他們的自主權被明顯削弱，而且他們的行為也是以資本家利益為目標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顯然不是被動的代理人，而是重要的社會角色；而這種角色的作用，則取決于其在這一集團中的地位和各國的具體情況。
　　總之，利用上述格局可以解釋當代世界的走向：（1）或者出現一個向左轉向的新政，（2）或者在美國式的新的統治階級中，繼續著大資本家與高級管理者的“戀愛故事”。但是，歷史是復雜的，未來的發展軌跡將取決于經濟狀況和階級斗爭。這正如馬克思所寫到的，人類是在既定的經濟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的。
　　[丁為民：天津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王熙：天津工業大學文法學院]

國外理論動態京31～35F11理論經濟學熱拉爾·迪蒙/多米尼克·萊維20082008
[法}熱拉爾·迪蒙，多米尼克·萊維。
作者：國外理論動態京31～35F11理論經濟學熱拉爾·迪蒙/多米尼克·萊維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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