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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漢語口語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存在大量明顯不同的表現形式。歷史記錄表明在中國這些不同實體叫“方言”，在西方常常稱之為"dialects"，這至少在公元前第1000紀元就出現了。300年來，它們已經成為漢語語言學歷史的核心。的確，一部中國口語史可以定義為一份從漢語方言最早的可構擬形式到現代語音、語法和詞匯發展的總結。
　　漢語方言史和中國人的政治和社會歷史有密切關系。尤其是，當原來在北方居住的中國人移居到其它地區時，這復雜的過程就深深地烙印在語言中。為了研究方言史，有必要發展和持續改善漢語發展史理論。
　　　　　　漢語史的傳統理論
　　漢語史第一朵盛開鮮花似的理論是由高本漢提出來的。這朵鮮花在過去70年里對漢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仔細檢驗這個系統的明確主題和它所蘊含的假設很有價值。這個理論最成熟的形式在高本漢(1954)的《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中得到了反映，現在我們轉到源頭上來。
　　高本漢理論的核心部分是他的“中古漢語”，對此他認為：
　　我們用“中古漢語”指代《切韻》纂集的公元600年左右的語言，其實質就是陜西長安方言。在唐代，這一方言變成了一種共通語，除沿海的福建省之外，全國各州縣的知識界人士都說這種語言。
　　在腳注中，他是這樣精細描述的：
　　它代表各地最底層的民眾保存著本地區的方言俗語，許多地方的土話里仍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跡。但是共通語卻極為廣泛地傳播開來，并且被從最高級官吏到中下層的絕大多數人所接受了，從而成為幾乎是全部現代方言的母語（福建及鄰近地區的閩語除外）。《切韻》韻類和各個現代的方言的韻類之間的嚴整對應關系確鑿表明，《切韻》描寫的是一種實際存在過的，單一的語言，而不是許多近來的學者所論述的那樣，《切韻》是一種人造的，由各方言中參差成分所構成的折衷混合的語言。
　　往上倒推，我們看到一個高本漢論述上古漢語的最早階段（同上引書）：
　　上古漢語……就是西周時期（從公元前1028年起）河南地區的語言。揭示上古語音，一方面根據《詩經》和其他上古文獻的韻腳，一方面是根據諧聲字。后面我們還看到(P271)。
　　研究上古漢語以便試圖重新構擬它的聲韻系統。我們自然要根據已經構擬出來的中古漢語。現代方言并不能反映隋代《切韻》以前的東西（唯獨閩方言有時指更早一些）。
　　首先，我們注意到高本漢的理論和音韻學聯系得很緊。盡管他把他的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當作一種實際的口語，在高本漢的著作里，上古漢語是界定這些方言的，并且給了他們確切身份。我們不知道高本漢對這些特殊方言的語法系統和詞匯系統是怎么考慮的。因為他很少提到這些問題。無論如何，中古漢語對高本漢音韻系統來說是比較抽象的，實際的口語則是具體的。
　　高本漢清楚地論述了中古漢語是公元600年陜西南部的長安方言。另一方面，上古漢語則是公元前1000年河南地區的語言。
　　這種較早的形式被白人直接繼承下來了。而具有通過書面材料的是中世紀的長安方言聲韻系統，也“自然地”作為構擬河南周代的聲韻系統的基礎。因此，高本漢認為長安方言與河南方言好象是同一方言的不同歷史階段。
　　高本漢認為中古漢語同時代的長安“俗語”之外，其它地區也存在方言。但這些方言在唐代以前并沒有形成他的歷史模式。他直接論述在唐代長安方言變成了一種共通語。這一論段非常重要。注意這種假設似乎沒有根據有關這樣一種共同語的歷史記錄。同時或后來涉及它的早期來源等等。相反，它的存在是從現代方言的文讀特點和《切韻》的聲類之間推斷出來的。忽略了實際口語的價值。高本漢似乎認為這種共通語是一種聲類系統，而不是完整的語言。從沒有人提到共通語的語法而且它的詞匯與《切韻》中的整體特點也不一致。
　　高本漢的唐代共通語的論斷涉及社會學和社會語言學的假設，這兒保存了這方面的資料。例如，他矛盾地陳述唐代的中國社會存在一個上層階級，包括“高級官員”和一個“中下層的中產階級”。他又假設可能至少一個中產或一個上層的中產階層。下面有一個中下層的中產階層，至少是“人口的最底層”。他對這些問題有個矛盾的假設，即這些社會階層都有獨一無二的言語習慣。他設想的特征和19世紀后期有人在歐洲北部遇到的相一致，在唐代中國共通語和歷史社會的現實之間相似性還有問題。
　　高本漢論述每一個人都使用過唐代共通語，一直到中下層的中產階級，同時這些底層成分還大量保存在土話之中。不管如何，共通語最終似乎要戰勝并取代“俗語”。因此，現在前唐方言的痕跡仍然很明顯地保存在各種土話之中。它將似乎只是“明顯的”而已。因為它們是不規則的，等等。“規則”和《切韻》系統并不一致，這種規則的材料來自這種共通話，共通話的存在表明規則材料的存在。
　　簡而言之，高本漢的歷史理論把公元前1000年的河南方言假定為上古漢語，而公元600年的長安方言又直接起源于它，我們稱為中古漢語。中古漢語變成唐代的共通語，這種共通語代替了其它各種通行的土話。首先在低層次和高層次的階層中，后來變得更普通了。漢語歷史語言學是對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和中古漢語到現代方言的“非土語”因素發展的研究。
　　　　　　傳統理論的修改和闡釋
　　高本漢在40年期間一定程度地修訂了他的理論。起初，上古漢語的觀點，現在更常見的是叫“古漢語(old chinese)”。這種古漢語已經從起初狹小的領域拓寬了。例如，李方桂認為它是周代華北平原的語言（李　1983），這種語言可能在這個拓寬的地理區域內成為各種后起形成的祖語。最近，Baxter(1992.24)把“周代早期和中期的各種漢語”定義為古漢語，并且談到“我們說的各種方言和古漢語的各個階段”。當然，這種上古／古漢語的觀點，比高本漢的觀點拓得更寬。但是在同一階段中Baxter談的“古漢語的構擬”作為一項特殊的任務與語音研究其獨特的關系。表示高本漢主要語音觀點在現代漢語史的理論中仍然處于搖擺不定的地位。
　　高本漢的中古漢語的觀點直接受到后來權威的挑戰，首先，普遍認為《切韻》不能反映公元600年的長安方言。相反，它似乎與華東的幾個不同文化中心的方言有聯系，如洛陽、鄴和金陵（現叫南京）。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洛陽方言在這個《切韻》系統中占有主導地位。大多數學者把它看作這三個地區的最大公倍數的復合體，并在各種早期的韻書中得到證明。他們所持的這些觀點嚴重地沖擊了高本漢的理論，因為，假如唐代共通語是從長安方言得來的，《切韻》系統就不可能是唐代共通語的基礎。
　　我們對高本漢觀點細致研究時，這些觀點依次給我們幫助，并且牽涉到宋代的著名韻書。而高本漢只是對宋代一部韻書感興趣，關于這一點他有這么一段話(P.215)：
　　……宋代卓越的學者，著名的司馬光用自己的語言對一系列韻書進行了全面地研究，把這套系統匯編成《切韻指掌圖》（公元1069）。這部《指掌圖》揭示的語言比起《切韻》來更先進。首先，更簡單化了。例如，兩個或幾個《切韻》韻類（根據韻和反切來區別）已經和司馬光語言相一致了。然而韻圖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當某些韻類的差別在韻圖和《切韻》中都一樣時，我們就有理由設想這種差別的語音基礎在兩本書中是相同的。
　　高本漢關于司馬光《切韻指掌圖》的觀點今天還沒有被大家接受，然而除這個觀點之外倒是很現實的。重要的是他的韻書的一般觀點。首先，他認為一部韻書應是作者的自己語言的“聲韻系統的保存”，而不是對《切韻》系統的分析，其次，他感到在韻書中發現了和《切韻》一樣的差別，語音環境差別是一樣的（強調是后加的），從《切韻》直接承繼下來的和韻書所反映出來的語音系統，證明了高本漢的假設。因為他認為后來的方言來自唐代共通語，即這些方言來自中古漢語，同樣的語音但為什么不同時期的平行差別會模糊不清，對此有必要作個假設，高本漢在他的構擬工作中卻一直堅持他的這一點。
　　后來的音韻學家用《韻鏡》代替《切韻指掌圖》，這一著作的最早的著名版本來自晚近的12世紀，或后于《切鏡》幾乎600年，《韻鏡》寫作情況，年代和地點都不詳。通常，后來的學者在中古（現在常常叫“中古”）漢語研究中使用這個論斷。使用的方法也是高本漢描寫的《切韻指掌圖》的方法。高本漢認為其實韻書是根據作者自己的語言，而不是根據《韻鏡》的語言。《韻鏡》心照不宣地作了《切韻》系統的一種入門書。但這并不損害高本漢的學說。因為他說過普通的差異來自代表同一語音的客觀性。因此，利用《韻鏡》作為一種框架來觀察已經向前發展了《切韻》，但對這兩個系統之間的歷史關系幾乎不作評論。蒲立本的一種觀點試圖對高本漢的觀點作修訂(1984)。今天，大家都知道蒲立本拒絕接受《切韻》系統反映了任何時期的長安方言。然而，他相信在唐代共通語是對的，真有一個這個共通語是在長安方言基礎上形成的。他又堅持《韻鏡》是在唐代共通語基礎上形成的。因此，也就是在長安方言基礎上形成的。的確，他非常贊成高本漢原來的觀點，韻書是這個方言的一種“語音表現”(P.68)。最后，盡管他把《切韻》系統叫作“前中古漢語”，把《韻鏡》系統叫作“后中古漢語，但他認為這兩個系統中方言的基礎和發展路線都不一樣。不過大家好象把后來的發展看成是直接來自前者。因此，高本漢早期的觀點是連接《切韻》和后來保存下來的韻書的紐帶。后來我們證明了這些韻書確實提供了他們和唐代共通語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這就是把這個共通語作為除閩方言以外各地方言祖語的再次認可(P.63)。在蒲立本的研究中蒲立本用自己的理論把高本漢理論的基本框架從它的歷史和地理的不正確性中拯救出來。最后保留了基本部分。因此，蒲立本理論的新觀點又可以叫作新高本漢的甚至叫高本漢／蒲立本理論。
　　新高本漢理論可能把與《切韻》系統相關的具體要求和現代方言的始原問題分開。
　　a.陸法言編纂《切韻》字典的基本成分是存在中國早期的中等階層的一種實際的語言（中古漢語或前中古漢語）。
　　在《切韻》里陸法言實際編纂了什么？《切韻》序中作了清楚說明。主要根據早期的字典和后漢時期的傳統注釋。盡管在陸法言序中提到的所有韻書都遺失了。毫無疑問，它們大部分是當時老師和學生讀書音的實際記錄。在對這種材料的研究中，陸法言可能注意到大量的南北方的讀書音。這個結果自然是一個包括來自中國各地因素綜合的語音系統。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國很長時間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如下面所引用的：
　　羅常培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言》中這樣表述：
　　此外，《切韻》自然一直是一種包含南北方因素，早期和同一時期來源的語音的創造。可以理解為，它是同時代的不同方言。因為沒有一種完全被大家接受的簡單方言。
　　陸志偉在他的《古音說略》中是這樣說的：
　　高本漢還有第三個缺點，就是絕對認為《切韻》代表陸法言時人的官話，并且還是長安的方言。《切韻》序說得很清楚，這部韻書是匯通南北古今的，而且不是陸法官一個人的意見。所用的反切都是從六朝時的韻書中抄下來的(P.2)。在后面幾頁他又說到：
　　《切韻》代表南北朝的漢語的整個局面，不代表任何一個方言(P.3)。
　　下面的引文來自陳寅恪(1949)的文章《從史實論切韻》：
　　陸法言談到他的書時說是劉顏和其他七人的討論記錄，以各個作者的用韻和決定古代，近代詞典的優點作為衡量的標準。因為這個原因，《切韻》這部書的音竭系統當然不是當時使用的一時一地音(1949濟寧師專學報42～48H1語言文字學羅杰瑞19981998我們發現在許多領域里普遍被接受的漢語史模式很少，特別是與歷史語言學相關的已經變得脫離了不同時期和地區的中國人實際口語形式的研究，取而代之，幾乎都集中于理論系統的評注或語言資料的“系統”。因此，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方法，這種方法集中反映這個領域的恰如其分的目標——對中國人口語進行比較的和歷史的研究。漢語歷史　傳統理論　新方法蔡寶瑞本文作者：美國華盛頓大學語言研究所漢語言專家　譯者：上海師大語言所博士　200234（注：本文系首次發表。） 作者：濟寧師專學報42～48H1語言文字學羅杰瑞19981998我們發現在許多領域里普遍被接受的漢語史模式很少，特別是與歷史語言學相關的已經變得脫離了不同時期和地區的中國人實際口語形式的研究，取而代之，幾乎都集中于理論系統的評注或語言資料的“系統”。因此，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方法，這種方法集中反映這個領域的恰如其分的目標——對中國人口語進行比較的和歷史的研究。漢語歷史　傳統理論　新方法

網載 2013-09-10 21: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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