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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消費者行為的外部環境設定和內在設定
　　 （一）消費者行為的外部環境設定
　　1.制度背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張平（1997）指出，西方有關消費者行為的研究，諸如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說以及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的制度背景是市場經濟制度，而中國消費者行為的制度環境則是從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變遷過程，形成消費者行為的最重要因素是外生的制度變化。隨著1992年涉及居民利益的深層次改革的推開，對消費者行為的分析和重新界定要從更大的歷史跨度和制度變遷過程結合在一起。
　　2.流動約束。葉海云（2000）認為由于我國私人消費信貸市場目前還處在剛剛起步階段，一般居民的流動性約束很強。袁志剛等（1999）指出我國城鎮居民所面臨的流動性約束已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松，但對于財富積累較少的居民，流動性約束對他們消費行為的影響仍然很大。
　　3.封閉預算約束。尹世杰（2000）認為我國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約居民消費需求的根本原因，即消費者受到嚴格的預算約束。預算約束可以表示為：
　　Y≥P[，i]q[，i] i=1，2，……，n
　　這里，Y是消費者的收入，p為消費者的價格，q為消費品數量，i為消費品種類。
　　沈悅（2001）將中國消費者的預算約束定義為封閉預算約束，也就是指消費者盡量不從外借錢，這種封閉預算約束是由“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傳統思想造成的。
　　4.不確定性。張平（1999）認為中國制度變遷中，消費者面臨的風險增大。同時，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來減少消費者的風險。未來不確定性的增強已經成為轉型時期的一個突出問題。
　　5.收入分配不均。劉文斌（2000）指出收入分配不均表現在五個方面：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過大；不同所有制單位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不斷增大。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二）中國消費者行為的內在設定
　　1.理性預期。張平（1997）對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設之上的，消費者可以對將來進行理性預期。“理性人”既要從經驗中提取信息，更要從社會信息中提取全部信息，以此形成對未來的更為準確的看法。
　　葉海云（2000）則認為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消費者對比較遙遠的未來的信息了解不足或者說很難獲得，故難以預測比較遙遠的未來的收入情況，因此消費者僅具有適度性理性預期。
　　孫元明（2001）通過對消費者進行問卷測試，得出的結論為我國消費者既存在著理性預期，又存在著非理性預期；在一部分消費者形成理性預期的同時，另一部分消費者的預期仍然是非理性的。
　　2.追求效用最大化。我國學者在運用消費模型對我國居民消費行為進行分析時一般都是建立在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這一基礎之上的，如龍志和等。
　　3.厭惡風險。沈悅（2001）認為中國居民在考慮自身消費與儲蓄時普遍厭惡風險。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化，中國居民在安排消費時需要考慮的支出項目也不斷增加。當原來的住房、醫療、養老等由政府出錢的項目逐漸由居民自己負担后，他們不得不為這些項目早作打算。
　　4.消費需求的多層次性。賈良定、陳秋森（2001）認為消費就是用于滿足保證性需要、小康需要和個人欲求。“保證性需要”是滿足人們基本生存的絕對需要；“小康需要”是指人們在一定條件下得到的較好的滿足。欲求則代表人們追求“標明個人地位、體現優越感和自我虛榮”的滿足。
　　5.計劃性。沈悅（2001）認為處于制度變遷中的中國居民按一生中的幾個關鍵階段來安排自己的儲蓄與消費。在一生中，中國消費者有幾件大事需要用特別的消費方式作特別處理：結婚、置家、子女教育、養老等。
　　 二、中國消費者行為模型
　　1.后顧性消費函數模型。對轉型時期中國消費者行為進行研究的主要后顧性消費函數模型為絕對收入消費函數模型。例如，王軍（2000）建立了一個中國居民的消費函數模型為：
　　C[，t]=b[，0]+b[，1]Y[，t]+u[，t]
　　2.前瞻性消費函數模型。張平（1997）認為前瞻性消費函數模型的總表達式可以用來分析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即
　　C=α+β[，1]YD+β[，2]C-1
　　3.短視消費模型。葉海云（2000）認為中國居民做消費決策時主要依據現期的收入與流動性資產水平，以及最近的將來收入和短期儲蓄目標。其消費規劃問題可表示為：
　　MaxE[，0][U（C[，0]，C[，1]）]=u（C[，0]）+E[，0][u（C[，1]）/（1+ρ）]C[，0]，C[，1]
　　s.t.C[，0]+C[，1]/（1+r）=A[，0]+y[，0]+（y[，1]-R[*]）/（1+r）
　　C[，0]≤A[，0]+y[，0]
　　消費者的現期最優消費水平為：
　　若為y[，1]-R[*]＜A[，0]+y[，0]，C[，0]=[A[，0]+y[，0]+（y[，1]-R[，*]）]（1+r）/（r+2）
　　若y[，1]-R[*]≥A[，0]+y[，0]，C[，0]=A[，0]+y[，0]
　　4.預防性儲蓄模型。龍志和等采用預防性儲蓄模型對我國城鎮居民的預防性動機進行估測。在t時期典型家庭消費的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表述為：
　　附圖
　　約束條件為：A[，i]，t+j+1=（1+r[，i]）A[，i]，t+j+Y[，i]，t+j-C[，i]，t+j
　　5.建立在預防性儲蓄理論與生命周期假說基礎上的誤差修正模型。孫鳳（2001）指出在缺乏對數據平穩性檢驗的前提下，直接回歸求得，這樣可能會出現“偽回歸”現象。孫鳳根據預防性儲蓄理論結合生命周期假說建立了一個誤差修正模型來研究中國居民的消費儲蓄行為：
　　△C[，t]=α[，1]△Y[，t]+α[，2]（Y[，t]-1-C[，t]-1）+α3δ
　　 三、中國消費者行為特征分析
　　1.制度規定決定著消費者行為。張平認為在制度變革的階段不同會引起居民收入——消費行為的變化，從短期的收入——消費均衡轉變為長期的均衡。盡管制度變遷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小于對城鎮居民的影響，但農村居民的行為特征也表現出從短期儲蓄傾向轉向長期傾向。
　　2.轉軌時期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主要特征為儲蓄傾向上升。袁志剛和宋錚重點分析了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認為消費傾向大幅下降標志著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轉軌過程中發生了較大變異。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低收入制約是導致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很高的一個基本原因。收入的增長是轉軌時期中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上升的必要條件。
　　3.中國居民消費呈典型的間歇性特征。沈悅（2001）將一般中國居民的消費安排分為七個時期，總結出中國居民消費的特征為按消費傳統安排消費，使消費是典型的間歇性。在不同的年齡階段，人們的收入水平不同，消費安排不同。許海云（2000）將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的間歇性特征表述為人們在其生命的不同階段，一般都存在一個特定的消費高峰，以及一個相應的儲蓄目標。
　　4.中國城鎮居民本期消費對本期收入具有過度敏感性。孫鳳認為中國城鎮居民的本期收入變動對消費變動有顯著的正影響，人們受即期收入的影響較大，這可以用短視和流動性約束來解釋。
　　5.中國城鎮居民存在著較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龍志和利用預防性儲蓄模型對我國消費者行為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城鎮居民存在著較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城鎮居民消費未來的不確定性越大，預期未來的消費增長越大，預防性儲蓄也就越多。
　　6.居民消費由“趨同”向“個性化”轉變。戴園晨等（2001）指出，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居民消費增長具有趨同性特征，這具體表現在對高檔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上具有“同步共振”效應。在后短缺時期，由于收入差距的拉開，消費共振現象是淡化趨勢，居民消費開始追求“個性化”。但是，“示范效應”和“攀比效應”所形成的社會從眾心態使得消費共振仍有其社會心理基礎。
　　7.居民消費呈現出“有限理性”特征。王軍（2001）認為我國消費者行為的有限理性表現在三方面：消費者對于制度變遷的計算處在不斷變動之中；消費者的“攀附性”逐漸減弱；消費者的“前瞻性”不斷增強。
　　8.消費檔次假說。肖殿荒（2001）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消費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量也將增加，但消費量的增加不是直線式上升的，而是呈現出臺階式變化的特征。消費增長有時速度較快，一旦達到某種檔次以后，增長趨勢將變得非常平緩。
　　此外，學者們對于如何啟動國內消費需求以確保中國經濟一定速度的增長，提出了許多可行性建議。
經濟學動態京53～55F51商貿經濟王立平20022002作者單位：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作者：經濟學動態京53～55F51商貿經濟王立平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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