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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其都是個爭論不休而歧義層出的問題，據統計，截止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世界文獻中有關文化的定義已達250種之多。在引進、吸收西方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有關成果之后，目前中國學術界大體上認可的文化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是指人類在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綜合；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文化定義的紛繁以及概念認識上的不一，使得我們在從事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研究中，有必要依據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對文化內涵進行具體化的界定，即在民族文化總體發展論述的前提下，依據表征性和可操作性原則，從文化諸多要素的構成中選取影響民族文化發展的主要因子，如土地利用方式、民族語言、民風等，這些可視又可悟的文化因子對于主要依據文獻資料，包括考古資料來考察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顯然具有實際意義。
　　在歷史時期，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整合是一種常態社會現象，尤其是在民族交錯分布的地區，更是如此。位于我國西北地區的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區，也是我國古代與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獨特的歷史人文區位使河西走廊成為不同質的文化發生代際演替的典型地區，時至今日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依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層次上持續發生。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民族遷徙、民族斗爭、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方面，而從區域角度、用文化地理學的空間占用、生態演替等相關理論來研究民族文化之間相互移植、借用、吸納的還不多見。本文試圖從民族文化地域整合及其與區域文化的形成方面來探討多民族地區文化交流與整合的過程、動因與機制，不當之處，懇請方家指正。
　　一　多民族文化整合的自然與人文基礎
　　河西走廊，又稱甘肅走廊，位于甘肅省西北部。走廊伸入我國大陸腹地，夾處蒙新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在自然地理區劃上屬于我國典型的西北內陸干旱氣候區。得益于祁連山冰雪融水的滋潤，走廊內發育了片片肥沃的綠洲。而戈壁、草原、綠洲相間分布的空間形態，為不同民族文化的入居、成長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環境。從東西方向來看，南北走向的大黃山（焉耆山）、黑山又將走廊自東而西分割成以武威、張掖、敦煌綠洲為中心的東、中、西三個既相獨立又相聯系的地理單元，這種相對獨立的空間結構為河西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基本的地域條件。如五涼時期的南涼、西涼、北涼就是以武威綠洲、敦煌綠洲、張掖綠洲為中心建立的割據政權。唐末五代時期，河西走廊甚至出現了肅州龍家、甘州回鶻、敦煌歸義軍政權和涼州蕃漢聯合政權等多個民族地域聯合體。歷史時期河西地域分分合合，統治民族代有更替，促使河西文化不斷地發生分異與重組。如果走廊被置于強有力的政權控制之下，其文化的一體性就會得到最大的體現；反之，如果外部力量不足以彈壓或控制河西走廊，河西文化就體現為多頭出露。
　　河西走廊宜農宜牧的自然環境，使入居于斯的民族或部落都形成了深厚的“河西”文化情結，早期生息于此的羌、月氏、匈奴等族就是如此。當中原漢王朝占有河西走廊之后，原居于此地的各民族或部落卻難以釋懷，《漢書·趙充國傳》就記載：“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秦漢之際為匈奴所迫而遷徙中亞的大月氏，到唐時，其后裔依然跨山越水奔赴河西走廊，言其為“歸故地”。表明河西情結已成為歷史時期生息于茲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遺傳“基因”。鮮卑、吐谷渾、回鶻、黨項、吐蕃、蒙古、回回等族自不用說，就是入居于斯的漢人，無論或罪或謫，或官或戍，數世之后，亦稱自己為“河西土著”。這種不同民族共同的鄉土意識是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趨于一致的重要文化背景，也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與整合的內在推動力。
　　從文化地理區位來看，河西走廊處于我國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匯地帶，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輻射之區域。由走廊西出與東進即進入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之區域，南下北上分別穿越祁連山和走廊北山山地即步入青藏文化圈和蒙古文化圈腹地。與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臨近性使河西文化對不同質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親和力，歷史上不同地域的民族或部落正是基于此而相繼進入河西走廊的。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斷入居及其生存空間的交互占用，使河西走廊文化結構趨于多元和開放，在河西儒家文化中異質文化因素加重的同時，也使得河西地域文化更易于接受異質文化的影響，并將這種影響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格局中，變為區域文化傳統。如沙州等地習慣上將一些少數部族稱之為“某家”，敦No.1+P2629《酒帳》中就有稱龍族為“龍家”、肅州部族為“肅州家”、達坦部族稱“達家”等等。這種兼容并蓄、相互認同的地域文化形態，是歷史時期河西走廊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地域基礎。
　　二　多民族文化整合的歷史驅動過程
　　最早見諸于史籍的河西走廊居民，為月氏和烏孫。①二者的文化形態，史書也言之甚明，“大月氏，本行國也，隨蓄移徙，與匈奴同俗”②，烏孫“行國，隨蓄，與匈奴同俗”③。在此，無須探討和界定“俗”的文化內涵，相似的文化形態以及與蒙古高原匈奴族文化的某些一致性，就表明了其間的文化交流與整合業已發生。后月氏攻破烏孫，烏孫被迫亡居匈奴。而當匈奴強盛，又驅逐月氏離開河西走廊。文化空間的相繼占用，加速了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歷史進程。值得提及的是，當月氏大部遠走中亞阿姆河流域，其“羸弱者”被迫退居走廊南山，遂與原居于此的諸羌“共婚姻”，開始了與羌族文化的融合，“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④，變得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了。小月氏（月氏退居南山后的稱呼）文化發展的軌跡也昭示了其后入居河西走廊的民族及其文化都將會經歷相似的多民族文化整合過程。
　　漢代武力拓邊，移民河西，置郡設縣，漢王朝用行政手段把原本落后的河西走廊納入到封建政治范疇之中，改變了河西走廊文化的后進面貌。考古資料表明，漢代河西行政建制一如內地，許多少數民族部落這時也相繼接受了漢文化而成為漢王朝的編戶齊民，如活動于武威地區的西夜部族即是。而原來依附于諸羌的“小月氏”此時也走出祁連山地，在張掖一帶與漢人雜居，號“義從胡”⑤。民族名稱的變化，指示著其民族構成、文化水平已發生相應轉變。雖然后漢時在河西走廊設置有張掖屬國、酒泉屬國、張掖居延屬國等三個管理少數民族的行政機構，但各地區的民族文化依然存在一定的差異。正如史記正義所說的屬國是“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行政歸屬上的一致與文化地域的凝結，從制度上消除了文化之間的隔膜，使不同質的文化由地域對抗走向交流。漢以后河西走廊屬國制度消失，表明其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到三國時代，在走廊西端的敦煌就出現了“胡女嫁漢，漢女嫁胡”(P3636)這樣的民族文化融合現象。南北朝時期不但繼續出現像“戶主侯老生，水（癸）酉生，年五十五，妻如延臘臘，丙子生，年五十兩”、“戶主其天婆羅門，戊辰生，年陸拾，妻白丑女，辛巳生，年肆拾陸”(S613)等的民族家庭結構，而且還出現了漢化程度較高的民族，如建立北涼政權的雜胡俎渠氏即是其中的代表。就連奴隸制特點比較明顯的南涼禿發氏這時也自覺與不自覺地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據研究，在南涼的各級官吏中，有大量漢人充職，特別是在中樞地方之官中，漢族官吏占一半以上。⑥隋唐時代，隨著絲綢之路的再度興盛及在民族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河西走廊多民族成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出露，不但原有民族或部族紛紛進入王朝政治版圖，甚至外來民族或部族的文化都在河西走廊占有一席之地，如當時的涼州（今武威）即是“大城之中有小城，小城有七，胡居其五”⑦，敦煌有中亞粟特人、昭武九姓胡人的聚落——興胡泊⑧和從化鄉⑨，張掖北部有回鶻、沙陀人游牧或駐扎，《舊唐書·地理志》記載：“吐渾部落、興昔部落、闔門府，皋蘭府、盧山府、金水州、茲林州、賀蘭州，以上八州府并無縣，皆吐渾、契芯、思結等部，寄在涼州界內，共有戶五千四十八，口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相間分布，使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持續而大規模地發生，河西文化異彩紛呈，如當時河西走廊的政治中心涼州（今武威）就是“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⑩。這種以中原儒家文化為主體而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復合文化形態，正是盛唐時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重要特征。
　　然而，好景不長，安史之亂后，來自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奴隸主入居河西走廊，就打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原先河西走廊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狀況發生了歷史性大逆轉，“吐蕃化”成為此時期河西地域文化運動的主要形式。史書記載當時河西走廊漢文化的狀況是“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潸淚垂”(11)、“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12)，唐王朝的編戶齊民這時被迫成為吐蕃奴隸主部落制下的奴隸。從《宋會要輯稿》195冊《西涼府》中記載的一些吐蕃部落的情況來看，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吐蕃化”的漢人，如刑家族、懶（蘭）家族、章家族、馬家族、周家族、趙家族、王家族等，這些吐蕃部落很可能是由原來的刑、蘭、章、馬、周、趙、王等姓的漢人家族轉化而來的。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與統治者的意愿背道而馳。在蕃占時期，歷史在河西走廊出現了“兩難的抉擇”，一方面大量漢人及其他民族被迫走上了“吐蕃化”道路；另一方面，吐蕃奴隸主又不得不吸收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文化，如吐蕃奴隸主重用漢官、漢僧、漢醫，并參照唐朝官制，創制了藏漢合璧的雙軌型職官系統，即同一官職設蕃漢兩職，如“二節兒”(S2146.10)、“蕃漢節兒”(P2341V)、“二都督”(P2631)等官職。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13)。因此，在吐蕃統治時期，河西走廊區域文化的運動形式極為繁雜，同化與被同化同時進行，文化的入浸與濡染，語言的融合與擴散都大面積地展開，這也為吐蕃之后河西走廊多種民族政權、多民族聯合體，甚至新民族的誕生準備了條件。吐蕃奴隸主在河西的統治崩潰之后，河西走廊即出現了沙州歸義軍、肅州龍家、甘州回鶻牙帳、涼州蕃漢聯合政權、涼州嗢末集團等多種民族政治實體，敦煌遺書記載當時“蕃、渾、嗢末，羌龍狡雜，極難調狀”(S5697)。地域民族構成的復雜及文化的進一步分化與獨立，使得各民族政權都體現出了多民族組合的特征。如肅州龍家，其部眾中就有退渾、通頰、漢、羌等族人，即使如較為純粹的沙州歸義軍政權，其依然體現了多民族組合的特征(14)，在其政權中，不但有番兵番將，而且還有以粟特人組成的九姓胡軍。不僅如此，當時還形成了幾個新的民族聯合體，仲云、嗢末即是。關于仲云，目前研究者說法頗多，而且相去甚遠，(15)但其為一多民族聯合體似無疑義。而嗢末，由于其曾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團體向中原王朝進貢(16)，情況較為明了。史書記載“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隴右陷沒子孫，國家卻棄擲不收，變成部落”(S6342)。據研究，在其民族構成中，既有原鄰近吐蕃的羊同、蘇毗、黨項、多彌、白蘭、吐谷渾，又有河隴的漢族、吐蕃人等(17)。而民族構成的復雜，指示著其文化形態與組成民族中的任一民族的文化特質都不相同，而是一個含有各組成民族或部落文化因素的復合文化形態。正如《西北民族關系史》所指出的，“歷史上西北地區的許多少數民族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在長期的、復雜而豐富的歷史活動中，有的外出了，有的則同化于其他民族，或與其他民族融合成為新的民族，而現在存在的許多民族，都是歷史上各民族互相遷徙、同化、融合的產物，是各民族關系發展的產物”(18)。今天西北的民族是如此，那么歷史上作為西北地區民族遷徙頻繁地區的河西走廊，其民族及其文化亦不例外。
　　至此，我們可以對漢以來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發展歷程作如下簡要概括：由于異質文化因子的不斷介入，使河西多民族文化處于長期變動之中，文化雜糅與整合過程持續發生，促使原來性質不一的河西地域文化趨于均勻與一致，并為新的民族文化的進入以及更高層次上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奠定了基礎（見圖1）。
　　
　　圖1　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示意圖
　　蒙元時代，河西走廊進入了一個“碾碎民族差別”的重要時期，河西歷史上曾經活躍的各個民族名稱至此從歷史書籍中消失，表明河西民族文化融合較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徹底。明清以降，河西走廊各民族被統稱為“番”，名稱的統一表明民族文化地域復合體已經形成。唯一的差別就是在“番”之稱下，有“生番”與“熟番”之別，“生番”又稱“黑番”，是指那些位居深山，語言、服飾、風俗還保留有較多本民族特征的民族；而“熟番”又稱“黃番”，是指那些近漢邊，其居住、服飾、語言、風俗與漢族相差無幾的少數民族。河西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這種地域指向性與有序性變化，正是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在時間上、地域上擴展的某一個歷史域度。
　　三　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主要形式
　　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形式多種多樣，既有物質文化的借用、吸納和移植，也有制度及精神層面的深度整合。其主要形式有以下幾個方面：
　　1.農牧業兩種生產方式的相互轉換
　　這是河西走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文化交流方式。歷史時期河西走廊農牧業文化的分布空間代有盈縮，此消彼漲，文化空間的相繼占用及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整合，促使農牧業兩種生產方式不斷發生代際轉換。早在兩漢之際，由于諸少數民族與漢族交往、雜居，已出現了由牧業向農業轉化的現象，盧水胡即其一例。漢簡中即有“秦胡、盧水士民……田作不遣”(19)的字樣，表明這些少數民族受農耕民族影響，已從事定居農業生產。曹魏時期，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毋丘）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20)。在河西地區魏晉時代墓葬中發現的近千幅壁畫中，就有犁地、播種、耢地、打場等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生產勞動的畫面。(21)唐時這種現象更是尋常而普遍，如回紇（后改為回鶻），由于與漢族雜居，“其可汗常居樓”，同時其經濟活動也轉向半農半牧，“以橐駝耕而種”(22)。吐蕃統治時期，河西走廊農業文化明顯萎縮，但漢文化自身的高勢能位以及此地自漢以來所形成的深厚的漢文化底蘊，使得在形式上和空間上占據河西走廊的吐蕃部落，其固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漢文化的影響下也發生了程度不同的改變，唐詩就有“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23)之句。在這里，在此時，同化者反被同化。西夏時這種情況繼續發生，一部分黨項人開始經營農業，即是史書所謂的“歲時以耕稼為事”(24)，“耕稼之事，略與漢同”(25)。明代是漢文化在河西走廊的再一次大擴展時期，受漢族農耕文化影響，少數民族由農轉牧的趨勢更為明顯，如正統十一年（1446年），沙州衛（蒙古諸部衛）喃哥部二百余戶一千二百三十余人來歸，明廷召其居住甘州，“修筑城堡，以安爾居；開浚渠壩，以便爾耕；處給種糧鍋鏵，以恤爾窮”(26)，這似乎有強人所難之謙，但卻透露出自此之后這些少數民族的生產方式已發生了根本性轉換。龐尚鵬更說：“查肅州有近山聚族者，相率墾田，告領牛種，與吾民雜居，并耕而食，照歲例納糧”(27)，顯然，這些近漢邊的少數民族生產生活方式已與漢編戶之民無甚差別。清代，隨著農耕文化在河西走廊的深入與鞏固，由牧轉農更是大面積持續發生著，有些少數民族甚至完全變成了農業戶，和漢族一樣向國家交納農業稅。就是一些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的“番民”，也加強了與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如平番（今永登）的上馬爾族、下馬爾族、爾加穰族、單約族、錢多爾族、恩加木族、爾加藏族、爾卜族等，“與土民夾雜，學習耕種”(28)。據乾隆《重修肅州新志》之《肅州·屬夷》和《高臺縣·屬夷》記載，直隸肅州有黃番、黑番、黃黑番、番民、番族、纏頭回等民戶共計1199戶，其中已從事農耕的民戶為867戶(29)，約占總戶數的72%。而一向為游牧區的天祝此時也是“西番住牧，番漢往來，戶口魚鱗，松山灘視同內地矣”(30)。
　　當然，任何影響都是雙向的，農耕民族影響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以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影響了農耕民族，這一進程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如西漢時徙入河西走廊的漢人由于受到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就顯得與關東人“習俗頗殊”(31)。嘉峪關魏晉墓壁畫牧羊圖中就出現有漢族牧羊人，而且在墓主的隨葬品中，有馬、牛、羊等偶像，獨不見中原農耕文化中“豬”的形象，說明即使是漢族此時亦受到當地牧業文化之影響，而注重發展畜牧業。(32)此后，農牧并重已成為河西走廊居民的文化傳統。尤其是中唐以后吐蕃文化的強勢進入，使河西區域文化由農轉牧達到河西歷史上的最大域度。此是尋常道理，毋須多言。
　　2.多民族語言的深層次融合
　　民族語言作為民族文化中最穩定的因子，其吸收、移植、借用其他文化成分顯然要滯后于民族之間生產生活方式的轉換。多民族混合分布的河西走廊地區，隨著民族交往的不斷發展，民族語言的融合亦持續發生，如秦漢之際與諸羌雜居的月氏余部，就出現了與羌族語言融合的趨勢，“被服飲食言語略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33)。但當漢族入居河西之后，這些月氏余部又迅速與漢人融合，且采用漢姓“北宮”(34)。諸如此類的語言融合現象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民族之間持續發生。
　　從主導語言類型來看，歷史時期除唐中期至五代、宋元時期而外，河西走廊一直處于以漢語為主導的多民族語言融合期。中唐以后，在吐蕃奴隸主的強制同化下，河西地域語言出現了明顯的“吐蕃化”趨勢。盛唐時代河西走廊的顯性語言——漢語此時已被沉入底層，史書言當時河西居民已經“語言小訛”(35)即是指此，唐詩亦有“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36)之說。可見變化之劇烈。而且連他們的名字也“吐蕃化”了，如杜論沒悉伽、杜論心蘇論、乞祿論、熱逋體督、崔沒廷相等(37)。漢民族如此，吐蕃而外的各少數民族亦不例外。在河西遺存的吐蕃時期的一批文書中，留下了四百多人的簽名，其中有三百多人為漢族、粟特及于闐人，每個人都有一個吐蕃化的名字。(38)很顯然，吐蕃語已成為此時期河西走廊各民族的通用語言，這也是河西走廊歷史上少有的以少數民族語言為主導的時期。即使在吐蕃統治崩潰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從于闐到甘州一帶的絲綢之路沿線，人們仍然以吐蕃語作為各民族之間進行貿易活動的工具語言，(39)可見當時吐蕃語的覆蓋面及影響力之大。但“語言有巨大的穩固性和對強迫同化的極大的抵抗性”(40)，只要語言所依附的載體——民族人口存在，其本民族語言就不會消失。事實上吐蕃時期河西走廊各民族語言依然作為隱性語言存在，這從吐蕃統治崩潰之后，河西民族及其語言的大面積出露就說明了這一點。敦煌遺書記載當時“河西創復，猶雜蕃渾，言音不同”(41)。“言音不同”正是吐蕃語色彩褪去之后河西多民族語言在地域上的“復原”。
　　西夏及元代是河西走廊歷史上法定的雙語期。先是，西夏在河西走廊以行政手段強制推行漢、夏文，即是所謂的“漢字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并列”(42)，西夏鑄造的錢幣也是以西夏文和漢文兩種文字為標識。雙語制的實行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除漢、夏文而外的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被掩蓋；另一方面促使漢、夏文趨向于深層次的融合。以居民姓名為例，此時期就出現了漢姓黨項名及漢姓黨項姓并列的人名，如莫高窟61窟就有西夏文題記“翟嵬名九”，安西榆林窟12-13窟間有“張訛三茂”，其中翟、張為漢姓，嵬名、訛三為黨項姓。榆林窟19窟內室甬道南壁第二身供養人后有墨書漢文題款“索出兒索的僧傅六斤男阿奴”，其中“傅六斤”三字又用相應的三個西夏文標出，亦是兩種文字的混合使用。西夏學者骨勒茂才在《番漢合時掌中珠》序文中說“不學番語，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情”，真實地道出了當時民族語言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景況。而歷史上河西走廊多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其動力也莫不源于此，蒙元在河西走廊實行行省制和藩王制，兩種行政建制的并行，使得漢、蒙兩種語言因制度因素而成為河西走廊區域的主導語言，這是繼西夏之后，河西走廊又一次以兩種語言為通用語言的重要時期。但不可否認，西夏、蒙元時期，河西各個少數民族的語言島或語言叢仍然存在。《西夏紀》卷六就記載有吐蕃部族“撲丁原、莊浪族、喬家族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為界堠”。莫高窟、榆林窟現存有西夏時吐蕃、蒙古、回鶻等文題記。而元至元八年（1348年）刻的西寧王速來蠻重修莫高窟的功德碑，亦是用西夏、漢、藏、回鶻、八思巴、梵文等六種文字刻成，表明這些民族語言依然存在而且與其他民族語言進行著程度不同的融合。
　　以漢語為主導的多民族語言融合是歷史時期河西走廊持續時間最長、覆蓋度最大的語言融合類型。漢代甫入河西走廊，修長城，置屬國，反映了民族語言文化之間的隔離與排斥。即使經歷了長達四、五百年的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其間也出現了漢化程度較高的民族，但直到隋以前，河西各民族之間的語言堡壘仍舊沒有被打破。如十六國時代的南涼政權就是“宜置晉人于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43)，語言的隔膜依然存在。因此，從漢至隋，河西走廊多民族語言之間游離與半游離的狀態表明，以漢語為主導的多民族語言融合還處于初始階段。但到了唐代，情況就出現了質的變化，漢語不僅僅是此時期各民族經濟文化交往的通用語言，而且已成為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敦煌從化鄉居民姓名為例，該鄉為中亞九姓胡人聚集之地，其姓氏主要由曹、安、康、石、史，何、米、羅諸姓構成，在他們的姓名中就明顯出現了漢化現象，如曹礎利支、米佛忱延、安射無盤陀、石佛羅壇、康烏蘇密等。不僅如此，敦煌遺書中蕃漢、回鶻漢、蒙漢等雙語詞典和對譯寫卷的存在，也指示了此時期河西走廊以漢語為主導的多民族語言融合的歷史現實。
　　明清時代，這種多民族語言融合繼續在深度和廣度上擴展。明朱誠詠有詩曰“兒孫養得解胡語”，應是當時民族語言深度融合的反映，明代雖然是劃關而治，但地域的分裂并沒有打破自元以來“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能解胡琴”(44)所形成的共同的語言文化區域。到了清代，隨著行政建制重新推行到關外，加速了河西走廊以漢語為主導的多民族語言融合的步伐，《敦煌縣鄉土志》就說“凡西路之土語涉于番音者一律漢化，故自河西出嘉峪關一至敦煌轉覺語言清亮文字易曉”(45)，就是原來各不相同的民族語言這時“因常與各縣民眾交易男女均熟習漢語”(46)，漢語已成為此時河西走廊各民族的通用語言。今天河西走廊的蒙古、裕固、藏等民族就是既用本民族語言又通曉漢語。這種語言融合狀況，正是自明清以來河西走廊以漢語為主導的多民族語言在地域上融合、凝結的結果。
　　3.不同民風之間的濡化
　　處于農牧業過渡區域的河西走廊，早在唐代就有“人兼北狄，俗雜西戎”(47)之說，不同民風之間的濡染自古皆然，史乘也多有論及，如武威就是“番戎雜處崇剛氣”(48)，安西縣“地雜蕃回，民氣尚武”(49)，山丹縣“居雜羌戎”、“人惟尚武”(50)；而肅州（今酒泉）則是“番夷雜處，人習戰斗，非禮教信義之邦”(51)。這雖有誣蔑之嫌，但卻道出了實情。而“番虜環伺”的鎮番縣（今民勤）則是“不論道德論勢力”，漢文化已明顯被移位，顯見其民受番人民風影響之深，并說這是“習俗移人”(52)。因此，“邊防風氣剛勁，習染成俗，率多強悍”(53)便是河西民風日益強悍的真正原因。但從歷史時期來看，唐中期至五代及明代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民風濡化的重要時期。唐中期以后隨著吐蕃奴隸主的入居河西走廊，河西民風就帶有更多的吐蕃色彩，“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斗時”(54)，便是當時河西民風趨于“剛化”的指示。吐蕃之后，河西走廊更陷入一場多民族勢力相互爭斗之中，而這些民族或部落無一不是能征善戰，如甘州回鶻“兵強馬壯”(S5139)，東與涼州蕃漢政權爭鋒，西與歸義軍政權開戰；肅州龍家，“其人輕銳，健斗戰”(S367)，強悍、好斗躍然于紙上。其他如涼州蕃漢政權、嗢末集團、仲云部族等莫不如此，就連敦煌歸義軍政權也是“繕甲兵，耕且戰”(55)。史書記載當時“河西異族狡雜，羌、龍、嗢末、退渾，數十萬眾，馳誠奉質，愿效軍鋒”(P3720)。由于多民族聯盟的形成及其共同利益的驅動，使不同民風之間的濡化與整合更是深刻而普遍，如其時在西涼府周圍的生戶、熟戶眾多，“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來，遇有戰斗，戰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56)。此后這種狀況一直沒有改變。
　　明代河西走廊環境極為動蕩。關外雖設七衛但僅為羈縻而已，其地依然為游牧民族往來奔突之處，刀光劍影，殺聲不斷。后關西七衛相繼破散，人民或內徙或他逃，(57)使河西走廊區域環境急劇惡化。正如《明史》所言：“后諸衛盡亡，亦不喇據青海，吐魯番據哈密，逼處關外，諸衛遷徙之眾，環列甘肅肘腋，狂悍難馴。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內防請番，兵事日丞”(58)，以至于到了“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59)的地步。即使到了明嘉靖年間，雖然走廊內相對安定，但時任三邊總督的王崇古依然說：“照得河西熟番，種族繁雜，強弱不齊，富者占據山陽，耕牧自經，貧者竊窺官道，搶掠為患。”(60)動蕩的環境促使河西民風進一步轉向。時人言及甘肅，則更是指出此種民風形成的關鍵，“蓋各地止知防秋，而甘肅四時皆防；各邊止知防虜，而甘肅則又防番防回，兵馬奔馳，殆無虛日”(61)。這可以說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民風濡化的真實寫照。
　　四　文化整合與河西文化區域形成
　　文化整合的結果必然促使原來性質不一的地域文化趨于一致，進而形成文化地域組合，即文化區。按文化區的基本概念，作為文化區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幾個特征：1、相對一致的文化形態：2、穩定的區域形狀；3、在文化區內，文化中心、文化核心區和文化輻射區功能分區明顯。依此標準，河西走廊以漢民族農耕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地域統一體大致形成于隋唐，定型于明清。
　　在漢代以前，河西走廊基本上是以牧業為主的區域，區內不存在任何文化中心，更不存在文化核心區，只有文化叢和文化點，這是由牧業生產力及其文化的內在結構所決定的。自漢代大規模移民開發河西地區以來，河西文化空間結構便發生巨大變化，以農耕及定居文化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中原文化）迅速沿著河谷及綠洲地帶延伸，但從漢代在河西所置郡縣來看，還沒有一個縣在長城之外，表明農牧兩大地域文化仍然以漢長城為界，祁連山及長城以外的區域依然游離于漢政權管轄之外。三國時代，在張既、徐邈、倉慈、王遷、趙基、皇甫隆、毋丘興等一大批有為官吏的經營下，河西走廊區域內民族和睦，文化興盛，史書記載“群羌歸土”(62)，“風化大行，百姓歸心”(63)。原來各不相同的文化這時由于漢文化的高勢能位而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化空間分布格局。
　　但此種局面并沒有維持多久，西晉初年，“河西荒廢”(64)已成定局。這一方面是由于少數民族或部族不斷入居河西走廊，并一度呈現熾盛狀態，如西晉咸寧五年（279年）河西鮮卑禿發樹機能部一度攻陷涼州，但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西晉時期河西地方政府對日益復雜的民族關系應對失當，導致民族關系不斷惡化。如咸寧年間先后任涼州刺史的牽弘、揚欣，就因“失羌戎之和”(65)，而不得不離任。到十六國時代，河西文化的地域分化進一步增強，不但出現了以武威、張掖、敦煌綠洲為中心的三大色彩不一的文化板塊，而且在三大文化板塊內部也出現了文化地域分化。后涼末，姑臧發生饑荒，竟有“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66)。可見，游牧民族已成環繞之勢。北涼沮渠蒙遜伐南涼，至丹嶺（今永昌東大黃山）、顯美（今永昌東），“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又進圍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67)、“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68)；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征涼州，以禿發傉檀子源賀為向導，源賀說：“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先父舊民。”(69)到北魏占據河西走廊時，雖然其地域趨于完整，但由于北魏將河西大量士人徙往平城，使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農耕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區急劇衰落。隋擁有河西走廊，在整個河西走廊只設三郡九縣，酒泉郡并入張掖郡，縣則較兩漢時減少了四分之三。北周時，柔然曾剽掠涼州居民，“驅擁畜牧”(70)，隋仁壽年間，楊恭仁任甘州刺史，“戎夏安之”(71)。唐武則天時，崔融曾說：“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72)“食肉一日不可無”的生活習慣，反映了直到唐朝前期當地居民仍然以畜牧業為主，而以農耕為主的儒家文化的衰敗應是不言而喻的。
　　盛唐時代，伴隨著中原王朝對河西走廊統治力的加強以及大批移民開發河西地域經濟，使河西走廊農業發達，牧業興盛，史書所言的“番漢快活”應是當時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空前繁榮的直觀表達。此時期，河西區域不但出現了以武威綠洲為中心的文化中心，而且姑臧城（武威）作為州、郡、縣治所所在地，成為河西走廊的政治中心。史書有“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73)之說。因此，在“安史之亂”以前，河西走廊政治穩定，文化發達，以漢族儒家農耕文化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統一地域聯合體已經形成。即使經過“吐蕃化”的磨難，河西走廊區域文化依然呈現為以中原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復合形態。吐蕃之后河西出現的不同民族政治實體，如歸義軍政權、甘州回鶻、涼州嗢末集團等都是以奉表朝貢中原王朝為其立足根本。這種多元而一體的地域文化觀念的形成，正是自漢以來河西走廊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必然結果。
　　中唐以后，河西文化雖然出現了吐蕃化、回鶻化、西夏化、蒙古化歷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或壓縮了中原農耕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力度。但毫無疑問，作為河西地域最基本、最穩定的文化形態的漢族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域文化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并沒有改變。而不同地域、不同質的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空間占用及其與原有的地域文化程度不同的整合，在改變河西走廊文化面貌及文化結構的同時，也使河西文化趨于與臨近區域文化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吐蕃時期，祁連山的文化意義消失，蒙古統治時期，走廊北山的文化分界作用就不復存在。這種文化地域界限的消失，使河西文化出現了與不同地域文化的過渡區域，如天祝藏族文化區與肅北蒙古族文化區就是河西文化與青藏、蒙古高原文化的過渡區域。這種與相鄰文化相似的文化過渡區域的存在，在河西走廊區域文化中異質文化因子增多的同時，也使河西走廊區域文化更易于接受、吸納不同地域不同形態的文化。
　　明清時代，河西多民族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代劃關而治，地域文化的統一性不復存在。但在關內，以漢族農耕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儒家文化卻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入明更化維新，衛所行伍之眾，率多華夏之民，賴雪消之水，為灌溉之利，雖雨澤少降，而旱魃可免，故地雖邊境，俗同內郡”，而“知耕稼，大異往昔”(74)。這里的“往昔”是指農耕文化在河西走廊衰落的蒙元時代。清代，河西走廊被重新納入封建一體化進程，走廊南北二山再一次成為南北兩大地域的不同文化與河西文化的分界線。不惟如此，清廷還在永昌、山丹、鎮番等地與蒙古交界之處立有界碑，劃定碑以北為蒙古牧馬之地，碑以南為漢民耕作之所。如在民勤，永昌、山丹以北的走廊北山上都立有界碑；即使在小范圍內也是界線分明，如敦煌二衛一所周圍有游牧民族分布，清廷遂勘定地界，將其交錯之處“立號為界，不令逾越”(75)；再如對和碩特部落“分地令其居住，庶內外地界分明”(76)。農牧業文化空間分布的行政穩定，使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有序性和層次性成為此時期河西走廊以漢族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多民族文化共同發展的重要特征，河西走廊區域文化中心、文化核心區也漸次形成。從表征地區文化發展水平的科舉人才數量看，武威地區當仁不讓地成為此時期河西走廊的文化核心區域，有清一代，河西走廊共有進士66人，武威地區就有57人，占總人數的86.4%。武威因而成為清代河西走廊的文化中心。清代，涼州府共有進士57人，武威縣就占42人，在整個河西地區也是獨占鰲頭。所以民國《甘肅省鄉土志稿》才說武威“人文之盛，向為河西之冠”(77)。因此，至遲在清代，河西走廊多元而統一的文化區域已經形成。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尊重民族自愿的基礎上，相繼成立了各少數民族自治州、縣，從法律上、地域上肯定和固定了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的地域分布，也奠定了今天河西多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五　結束語
　　從河西走廊區域文化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空間移動、行政建制的地域擴展、經濟差異的內在需求，是河西文化整合——分化——重組——整合的主要推動力。而螺旋式上升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過程，在驅使不同民族文化向異質化轉化的同時，也加速了河西走廊文化趨于以漢文化為主導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歷史進程。今天河西走廊多元而統一的文化形態，正是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的結果和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
　　注釋：
　　①見《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西域傳》。關于月氏、烏孫是否為河西走廊的土著居民，現在還存在諸多爭論，本文在此不予以探討。另，對月氏、烏孫民族的判別及其在河西走廊的分布狀況雖然還有不同的看法，但以月氏應屬漢藏語系的民族，而烏孫很可能是屬于阿爾泰語系的民族；其分布狀態大致上以今酒泉為界，月氏主東、烏孫理西的論斷較為可信。
　　②《漢書·西域傳》。
　　③《史記·大宛列傳》。
　　④《魏書·西域傳》。
　　⑤《后漢書》卷87《月氏胡》。
　　⑥周偉洲：《南涼與西秦》，（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頁。
　　⑦《資治通鑒》卷219，至德二載正月條。
　　⑧《鳴沙石室遺書·沙州圖經》。
　　⑨敦煌遺書P2005、P2691、S788等。
　　⑩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全唐詩》第199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11)《白氏長慶集》卷3《新樂府縛戎人》。
　　(12)《沈下賢文集》卷10《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第二》。
　　(13)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70頁。
　　(14)李永寧譯，［日］土肥義和：《歸義郡時期（晚唐五代宋的敦煌）（一）》，《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15)關于仲云的族屬及居地，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黃文弼先生提出的“沙陀突厥說”，他認為“仲云”即“朱邪”，“朱邪”是沙陀突厥的姓氏，沙陀突厥居住在金娑山陽、蒲類海東的“沙陀磧”中，因此，仲云牙帳所在的“胡盧磧”就是“沙陀磧”（《古樓蘭國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西北史地論叢》）；二是湯開建先生提出的“小月氏說”，他認為“種慍等于仲云”，是小月氏的遺種，小月氏原居河西走廊南部的甘（今張掖）、涼（今武威）山谷間，故仲云居地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甘、涼之間（《揭開“黃頭回紇”及“草頭韃靼”之謎》，《青海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三是郭鋒提出的“垛微說”，他認為“仲云與臻微發音相通”，是同一個部族。仲云在沙州（今敦煌）西，密微也在沙州西，因此，敦煌文書中的“密微使”必定指“仲云使”（《略論歸義軍時期仲云族的族屬諸問題》，《蘭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16)《資治通鑒》卷250，咸通三年條末。
　　(17)周偉州：《嗢末考》，《西北歷史資料》，1980年第2期。
　　(18)楊建新、馬曼麗主編《西北民族關系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頁。
　　(1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19-121頁。
　　(20)《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鐘傳》。
　　(21)《嘉峪關漢畫像磚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22)《新五代史·回鶻傳》。
　　(23)［唐］王建：《涼州行》，《全唐詩》卷298，（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2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5，慶歷二年二月辛巳。
　　(25)《西夏書事》卷16。
　　(26)楊博；《查處屯田計安地疏》，見《甘州府志》卷13。
　　(27)龐尚鵬：《清理甘肅屯田疏》，《明經世文編》卷360。
　　(28)乾隆《平番縣志·兵防志·番族》。
　　(29)其中清水堡營的黑番101戶以耕牧為生，各作一半處理；而卯來泉、金佛寺、清水堡、紅崖、梨園、龍壽、南古城、洪水南、紅崖營等地的番民或因記載不確或因無記載而未統計。
　　(30)《甘青寧史略副編》卷2。
　　(31)《漢書·地理志》。
　　(32)《嘉峪關魏晉墓室壁畫的題格和藝術價值》，《文物》，1974年第9期。
　　(33)《后漢書》卷117《西羌傳》。
　　(34)《后漢書·靈帝本紀》。
　　(35)《五代會要》卷30《吐蕃》。
　　(36)《張司業詩集》卷下。
　　(37)《冊府元龜》卷978。
　　(38)黃文煥：《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978年第12期。
　　(39)烏瑞：《吐蕃統治結束后甘州和于闐官府中使用藏語的情況》，見耿升《敦煌譯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
　　(40)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單行本，第26頁。
　　(41)《敦煌石室遺書》第一集。
　　(42)《西夏書事》卷12。
　　(43)《晉書·禿發利鹿孤載記》。
　　(44)《元詩選·二集》《九靈山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45)《敦煌縣鄉土志》卷2《方言》。
　　(46)民國《創修臨澤縣志》卷3《民族志》。
　　(47)《冊喬師望涼州刺史文》，《唐大詔令集》卷62。
　　(48)乾隆《武威縣志·文藝志·詩歌》。
　　(49)民國《甘肅通志稿·甘肅民族志（一）·民族九·風俗》。
　　(50)道光《山丹縣志》卷10《藝文》。
　　(51)清《肅州新志·風俗》。
　　(52)清《鎮番縣志》卷1《地理志·風俗》。
　　(53)［清］常鈞：《敦煌隨筆》卷下《戶口田畝總數》。
　　(54)［唐］王建：《涼州行》，《全唐詩》卷298，（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55)《新唐書》卷216《吐蕃》。
　　(56)《宋史·宋琪傳》。
　　(57)《明會要·外番》及《明史·列傳》。
　　(58)《明史》卷330《西番諸衛傳》。
　　(59)《明經世文編》卷232《甘肅論》。
　　(60)《明經世文編》卷38《王鑒川文集》。
　　(61)乾隆《永昌縣志一卷·藝文志》。
　　(62)《全三國文》卷3《魏文帝》。
　　(63)《三國志·魏書·徐胡二王傳》。
　　(64)《晉書·張軌傳》。
　　(65)《晉書.張騫傳》；《晉書·馬隆傳》。
　　(66)《晉書·呂隆載記》。
　　(67)《晉書·沮渠蒙遜載記》。
　　(68)《晉書·禿發傉檀載記》。
　　(69)《魏書·源賀傳》。
　　(70)《周書·李賢傳》。
　　(71)《舊唐書·楊恭仁傳》。
　　(72)《資治通鑒》卷207，久視元年。
　　(73)《新五代史》卷74。
　　(74)《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陜西行都司。
　　(75)《清圣祖實錄》卷284，康熙58年5月辛卯。
　　(76)《年羹堯奏折·條陳西海善后事宜折》，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文獻叢編》，1930年第6、7輯。
　　(77)民國《甘肅省鄉土志稿》第22章第2節各主要都市。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84～93D5民族問題研究張力仁20062006
河西走廊/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
河西走廊是我國古代西北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區，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持續發生。本文通過對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發展過程、動因及機制的分析，認為異質文化因子的不斷介入，使河西文化在變化中尋求發展，在發展中取得一致。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與整合是形成河西走廊以漢族儒家文化為主體兼容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地城復合體的主要推動力。
作者：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84～93D5民族問題研究張力仁20062006
河西走廊/民族文化/交流與整合

網載 2013-09-10 21: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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