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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祖國神圣領土香港即將勝利回歸之際，一部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開端的鴻篇巨著《鴉片戰爭史——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付梓問世。該書共13章，附有地圖和圖片30多幅，書后附錄大事年表、參考書目，全書約66萬字，可謂是迄今為止鴉片戰爭學術專著中篇幅最長、內容最為全面和豐富的一部。此書扉頁標明：“謹以此書紀念1997年香港回歸”，體現了作者對于香港回歸的一片愛國深情。
　　《鴉片戰爭史》由武漢大學蕭致治教授主編，作者有許增ｈóｎｇ＠①、李少軍、楊衛東等三位鴉片戰爭史專業研究者。他們在“前言”中認為：鴉片戰爭對中國來說，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事變”，正是由于鴉片戰爭，“中國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被迫改變了。中國的獨立主權開始喪失，中國領土完整遭到破壞，中國的社會經濟逐漸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人民從此遭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與剝削”，中國“開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因此，從宏觀上看，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轉折”，它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是影響中國社會性質的第三次重大變革。前兩次重大變革，一是距今約4000年前后，即夏代初年由原始社會過渡到私有制的變革；二是距今2500年前后，即春秋戰國時代，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大變革。與前兩次相區別，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第三次社會性質的重大變革，主要不是由中國社會內部矛盾運動自身變化后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制約后變化的產物。“它不是歷史發展的進步，而是歷史發展的變態”，由此產生了畸形的近代中國社會。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瓦解了，而中國的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卻遭遇到重重困難，不能順利成長。中華民族的命運受到極其嚴重的挑戰，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動。因此，作者們認為，這第三次大變革對中國產生了極壞的影響。
　　從以上的認識出發，作者們認為：“以往人們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把它作為一個重大事件來研究”，“這顯然與它在這場大變革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們決定把鴉片戰爭置于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范圍內來進行探討，以求揭示真相，探索規律，評論是非，指明影響，如實反映這次社會大變革的來龍去脈。
　　這也是該書的指導思想。從全書各章節的內容看，應當說，作者們對以上認識和編寫意圖的貫徹是比較成功的。為了說明鴉片戰爭不僅僅是中英兩國之間發生的一場戰爭，而是把它看作是英國殖民者對中國實行殖民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是中英矛盾由經濟貿易發展到政治軍事沖突的必然產物，本書從分析西方殖民擴張和當時的世界形勢入手，用5章篇幅，闡明戰前300年的中西關系，包括早期殖民者的東來、英國殖民者對華野心并以鴉片作為打開中國門戶的手段，以及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狀況與嚴禁鴉片的正義性、必要性，詳盡地敘述鴉片戰爭發生的深刻根源和歷史背景。然后用4章的篇幅分階段翔實地論述了鴉片戰爭的經過，包括清政府由戰到和的態度轉變、英國的擴大侵略戰爭和中國軍民的堅持抗爭。最后又用4章篇幅論述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的原因及其帶來的后果與影響，包括《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等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戰后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變化。這樣，鴉片戰爭既被置于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又被放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范圍里加以考察。該書對于有關的經濟、政治、軍事、中外關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作了較深入的分析，使戰爭發生的根源、戰爭的進程與結局及其產生的后果與影響得到全面的闡明，雄辯地說明了鴉片戰爭絕不是單純的一個歷史事件或中英之間的一場戰爭，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社會大變革。
　　鴉片戰爭史的研究不僅牽涉到中國與英國之間的關系，而且涉及與許多西方國家的關系。以往的中國學者，限于各方面的條件，外文資料利用得較少。該書的作者有鑒于此，比較充分地搜集、考證和利用中外文資料和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從1982年決定集中精力撰寫該書起，他們就有步驟以搜集中外史料，進行鑒別、分析，把研究工作建立在豐富而又可信的資料基礎上，力求全面、深刻地反映歷史的真實。然后，他們開展專題研究，對鴉片戰爭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環節與重點問題進行探討，13年間發表了有關專題學術論文50篇，同時，編輯《鴉片戰爭前后史事紀要》和《鴉片戰爭前中西關系紀事》兩書，組織力量選擇有代表性的外國學者關于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的論著，作為撰寫該書的參考。通過10余年的認真準備和緊張的工作，終于完成了這部有分量的專著，這在鴉片戰爭研究發展史上可說是一個突破性進展。
　　該書不僅廣泛吸收眾多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提高，而且能夠不為一些觀念所束縛，對很多重大問題勇于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明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的嚴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長期以來被人們稱為“閉關政策”，該書認為這種提法是不確切和“名不副實”的。作者在綜述對此政策的各種不同見解之后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明清政府對西方殖民者被迫采取防范措施，對于一個主權國家，無疑具有正義性。但同時指出，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制約，明清政府推行的不是積極的防衛，而是消極的防衛，屬于被動保守性質。它們昧于世界大勢，不去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的長處以發展經濟、增強國力，而是閉目塞聽，力圖限制西方經濟和先進科技文化與中國的交流，而且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從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造成了歷史性的、無可挽回的絕大錯誤，最后導致了近百余年來的民族屈辱。再如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對鴉片泛濫問題的爭論上，近年史學界有人對批駁許乃濟弛禁論提出異議，認為是“十足的高調，仗政治上以勢壓人”，甚至認為許乃濟的弛禁主張“比較符合實際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該書對此進行認真細致的辯駁和說理，認為“這種觀點涉及大是大非，有必要予以澄清”，從理論和實際狀況進行分析，指出為許乃濟這種錯誤的主張翻案是沒有道理的。又如由道光帝發動的關于禁煙的大討論，以往史學界將參加討論的大臣們劃為嚴禁與弛禁兩派，并把這場討論描繪為弛禁派與嚴禁派的一場激烈的斗爭，該書明確指出，這種說法“其實是不確切的”，認為這場大討論其中心是如何有效地嚴禁鴉片，而不是爭論弛禁與嚴禁。這是符合當時實際的。此外如西方殖民者或商人早期來華與中國進行接觸，鴉片戰爭應從何時算起，英國侵華戰爭的準備，英國議會內部的分歧和最后決策，清政府最高統治者在戰爭全過程中的態度和政策的變化，以及戰爭中一些戰役的具體過程等問題，中外學者都有不同的認識，該書對它們進行了綜合分析，以細致的筆觸敘述和介紹，或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或擇善而從，或進行補充與修正，顯示出較強的說服力，令讀者感到比較符合或接近歷史的真實。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對鴉片戰爭所產生的嚴重后果，對它所引起的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變化予以足夠的重視。《鴉片戰爭史》的最后兩章專就戰后的中國社會、鴉片戰爭前后的思想與文化進行探討和介紹，特別是利用各種統計資料和有關記載詳盡敘述了戰后東南五口的巨大變化和中國自然經濟的開始解體，內容翔實，具有較大的說服力。在“鴉片戰爭前后的思想和文化”一章里，以專節分別詳論地主階級改革派革新內政的思想以及反侵略文學和史地學的興起。這樣集中系統地介紹“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政治主張和有關見解，在鴉片戰爭史專著里可謂首創，使人們對于統治階級集團內部傾向進步、主張革新的力量有了較充分的了解。
　　該書對于鴉片戰爭史研究的又一新進展是關于香港島在戰爭過程中被英方強占的問題。長期以來，史學界錯誤流傳義律在1841年1月占領香港島之前與琦善曾簽訂了所謂《穿鼻草約》。該書以確鑿的史實證明了此說的荒謬，指出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至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所說的琦善“無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約》”與1980年美國出版的《大百科全書》（第14卷）中的“1841年1月20日，中國戰敗（指沙角、大角之戰）之后，被迫簽訂了《穿鼻草約》”的記載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自琦善抵廣州到義律于1841年1月20日發布包括“把香港島和港口割讓給英國”的所謂《穿鼻草約》（即四條“初步協定”）前，兩人并未謀面，琦善也未曾委托信使鮑鵬與義律訂約，因此所謂義律與琦善“已經簽訂了‘初步協定’”的說法“完全是憑空捏造”。事實的真相是義律前一天公布了自己捏造的“初步協定”，第二天（1月21日）就令沙角、大角的英軍開往香港島，1月26日正式強行占領了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海盜式嘴臉于此暴露得淋漓盡致。
　　綜觀全書，正如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陳錫祺教授在為該書所寫的《序》中評論的那樣，《鴉片戰爭史》是一部高水平的巨著。他認為，在英國通過鴉片戰爭強占的中國神圣領土香港將要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讀者通過此書重溫150多年的歷史，將會加深對中國國情的了解，進一步激發愛國熱情，為把祖國建設得更強大，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更加盡心盡力。因此，它可以說是對香港回歸祖國的一份重要獻禮。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纟右加宏下
　　
　　
　　
出版廣場福州11-12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戴邁19971997 作者：出版廣場福州11-12Z1出版工作、圖書評介戴邁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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