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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53(2001)03-0021-03
　　劉錫慶先生近些年來一直致力于散文“文體凈化”理論的研究與建構，著述不輟，ｋū＠①ｋū＠①以求且氣魄不俗，自成一家，令人感佩。應當承認，劉氏文章資料豐厚翔實、論述嚴密自恰，其征引考辨、爬剔梳理的實證功夫和務實風格，實為筆者和當今所有散文理論家所不及。不過，資料的有征務實和邏輯的嚴密自恰，并不必然帶來結論的正確，尤其并不帶來它實踐的可信性和可行性。
　　眾所周知，劉先生的“文體凈化說”是針對賈平凹的“大散文說”而提出的，賈先生主張“大”，劉先生主張“小”（凈化），針鋒相對且各拿“現實”作為自己的理論支持。那么這個“現實”究竟是什么樣子呢？前者看到的是，因散文家對散文文體理解得過窄，而造成散文創作的“浮糜甜膩之風”。[2](P8)后者看到的則相反，恰恰是因為散文家對散文“范疇”理解得過寬而釀成了當今散文創作的“亂相叢生”。我認為，他們所根據的“現實”，都是他們“眼里”的現實，并非全部的客觀真實的散文文壇。因為就整體而言，當時的散文文壇已初露出九十年代“散文熱”的端倪。由于二者都是在“摸象”，所以“凈化說”必然同“大散文說”一樣，一開始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原因是，劉先生總是以“凈化文體”這個先入之見或先驗之論來考察當今散文且執著不渝。在這個自設的尺度下，古代、現代和當代的散文都成了“十足的”“不折不扣的大散文”，連秦牧的“散文領域，海闊天空”之語也遭到駁斥。“凈化說”堅持認為，中國散文“發展遲緩的癥結”和“大不幸”，是因為“散文的過‘寬’過‘大’”，是因為“未能棄‘類’成‘體’”[1](P3)。這樣，古今中外（按劉氏觀點外國散文同樣屬于“文類”而非“文體”）的一切優秀散文和散文家都被“凈化說”輕而易舉地否定了，其偏激和武斷比之“大散文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至今未能明白，關于“大散文”報章已議論很多很多，但對這個更加偏執武斷的“凈化說”，散文界為何至今未置一詞？是懾于這個理論迷宮的氣勢而不散，還是因為不屑而敬而遠之？筆者不才，遠未理解散文的個中三昧，故只好憑仗著編輯有年的經驗和直覺擅闖劉先生這個迷宮了，而恰恰是這個自恰自足的迷宮，曾使不少讀者迷失了判斷力和批判力。實質上，劉先生除了在散文的“范疇論”、“特征論”上重復了不少古人和今人的精彩論述外，并沒有提出多少有新意的東西，惟一有“新意”的是劉先生大膽地提出了散文要“清理門戶”即“文體凈化”問題。而之所以提出“文化凈化”，是因為散文文壇令劉先生“堪憂”的“亂相叢生”。但這個“叢生”的“亂相”到底指的是什么，劉先生的文章語焉未詳。是因為散文中混入了“異質”文體的東西嗎？如果是，應該是“喜相”而非“亂相”，因為這恰恰反映了散文家們正在探索散文寫法的多種可能性，應當鼓勵。怎么劉先生一己認為“不宜混同”，就斷定“是向后看，開倒車，是不足取，不足‘法’”呢？至于劉先生多次提到的報告文學、傳記文學、雜文隨筆都紛紛分門立戶，獨立成體，也正說明了散文家的文體意識的日益覺醒，它們該不該或能不能“留在‘散文’之內”，則與散文自身發展并無多少關聯。假如“文體凈化”與“散文繁榮”之間，真的像劉先生論述的那樣，是一種必然的因果關系，那么不妨追問，凈化后的散文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僅僅是抒情散文嗎？凈化后的散文真的就挽救了中國的散文嗎？既然“敘事、議論、抒情‘三位一體’”“海闊天空”不是劉先生心目中的散文，那么何種文體才是呢？“文體凈化”真的是散文發展繁榮的萬能法寶嗎？否！恰恰相反，我認為，散文文體凈化得越徹底，散文之路就越窄，就越接近死亡。因此，目前散文發展的當務之急不是“清理門戶”而應是“添人加丁”，借鑒和揚棄“異質”文體有用的東西為我所用，以尋求和探索散文寫作的多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散文才能充滿生機地健康發展。在這方面，新時期以來余秋雨、周濤等人的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以及目前方興未艾的網絡散文所進行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績，都是對“凈化說”的一種無聲的諷刺和反駁。而“凈化說”論者對此視而不見，非但不去反思修正自己的理論，反而指責這不屬于散文，那也不屬于散文，責斥“四不像”散文，反對“雄性風格”，怒討“新潮”散文是“亂上加亂”。可以看出，紙上的東西和自設的標尺已令論者走火入魔，喪失了自知力。
　　據我淺陋的識見，認為關于散文文體，是一個很難談好而又不能不談的危險話題，因而許多理論家或淺嘗輒止或巧妙地避開不談，而劉先生能夠知難而進，勇往直前，這一點足讓人刮目。然而，這仍然使劉先生陷入了理論的險境。既然“凈化說”與現實不能對榫，即沒有實踐的可信性可行性，沒有指導實踐的前瞻性，散文家又對它“敬謝不敏”，那么它自然就是一個“偽話題”，瞄準和論述的是一個“偽問題”，雖然劉先生為此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用句通俗的話說，就是劉先生賣了很大的力氣，談了一個不值得如此費力且不討好的問題。
　　但是，理論家們之所以少談或沒有鉆進“文體”問題中不能自拔，還不僅僅是因為它“費力不討好”，問題的關鍵是，談散文及其發展繁榮，不能就文體談文體、只談“貌”不談“心”、只談“問題”不談“主義”，反之就是本末倒置，緣木求魚而走入死胡同。比如，四十年代后直到“十七年”中，我國文壇出現的那些配合形勢服務政治的所謂“大散文”，僅僅是因為其文體沒有得到“凈化”造成的嗎？如果是，那么為什么范疇更大，更無所謂“凈化”的戰國散文和晚明散文，又會出現“百家爭鳴”和“獨特性靈”呢？周作人先生曾說，散文的發展和繁榮，往往出現在“王網解紐”“處士橫議”的時代。林非先生也說，散文是人類心靈的忠實記錄。這說明，拋開時代政治、經濟和文化，拋開“人”這個主體，純粹地搞文體的實證研究，是搞不出什么新意的。
　　我對“凈化說”的疑惑和不滿由來已久，通過二十多年的編刊和自己對散文的體味，特別是當我最近讀了劉先生的新作《現代散文“理論建設”的回顧與反思》之后，更增強了我這次的“置疑”沖動。在這篇文章中，劉先生仍以“凈化說”為標尺，開始了對新文學以來的所有散文理論家的取舍發難，品頭論足，其中有贊揚有批評，包括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等等。但在“未能徹底厘清”“散文的范疇論”“從而留下了嚴重后患”這一指責上，新文學以來的所有散文理論家均未幸得免。劉先生認為，正是由于這些理論家沒有厘清散文的范疇，才給我國散文的發展留下“后患”，而且很“嚴重”！而這些“后患”又指的是什么，劉先生仍是語焉未詳。我認為，談不清楚“嚴重后患”和“亂相從生”的具體所指，所謂的“厘清范疇”或“文體凈化”當然就無從談起。如果這種“后患”或“后遺癥”具體指的就是四十年代以后產生的那種“大散文”，那么正如前述，其根本原因不在散文文體本身，而在于彼時代的文化政治。對此，許多散文理論家都作過很精彩到位的考察和分析。既然如此，那么如此“嚴重”的責任，怎能單單讓這些前輩的理論家來承担呢？從九十年代初至今，劉先生幾乎在每篇文章里都深深感嘆散文文體凈化之難，這篇文章同樣如此，它除了繼續責難中國散文是“文類”而非“文體”外，還指責外國散文更是比中國“大散文”還要“大”的“文類”。既然散文自己仍在我行我素且發展得很好，既然你認為古今中外的散文皆屬“文類”，既然你已覺察到了，“凈化”之難，那么，劉先生確實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認為”了。
　　在今天的散文理論家當中，最令我心悅誠服的是林非先生，林先生的散文研究之所以能高出一籌，之所以比“大散文說”、“文體凈化說”更能切中肯綮，在于他既談“文體”更談“主體”；既研究“點”更研究“面”；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既搞形而下考證，又搞形而上思辨，特別是他以文化學的眼光和思想史的視野來考察和分析散文，大大提高了我國散文研究的學術檔次和理性含量。新時期以來，他率先對“形散神聚”的質疑和批判，他的“真誠說”和“使命論”的提出，無不體現了一個散文理論家的勇氣和真見。其代表作《現代散文六十家札記》、《散文創作的昨天與明天》、《散文的使命》等，堪稱劃時期的研究成果和理論名篇，林先生在其《散文創作的昨日和今日》一文中，在充分肯定了“五四”散文的巨大成績后，又敏銳地發現“五四”散文“在藝術發展道路上的不足之處”，它恰恰就是“逐漸趨于追求一條凈化”的道路，“單純地追求凈化，這必然會走上狹窄的途徑”。文中還引述了魯迅先生對這種“凈化”的首次發現和尖銳的批評。[3]它為我們今后的散文研究和批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角度。有了這種眼光和視野，我們便會發現，過去的不少散文研究包括“凈化說”，基本上尚停留在古代“文章學”式的技術層次，有的還遠遜于古人。過去我曾感到“使命論”有些大而無當和“載道”的意味兒，現在看來，如果我們不致力于“立人”，致力于主體人格的健全，致力于為精神文明大廈增磚添瓦的使命承担，無論于散文創作還是于散文研究和評論，都是極為不利的。為什么？回過頭來我們不妨再看看當今的散文創作。同劉先生一樣，我也深感中國散文發展的“遲緩”，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散文自身已術乏技窮，令讀者意疲趣倦。然而，我們的散文仍在各種文學讀物中津津有味兒地談茶論酒，絮絮叨叨于種花養魚；抒情則“止乎禮儀”，議論則“不逾規矩”，敘事則止于家事民間。“文膽”稍大點的，至多來點“文史雜詠”，來點“游牧”，來點“突圍”，以期借古喻今……如此表面上的“大雅”已淪為實質上的“大俗”，致使讀者不得不轉向了“晚報文體”“糖醋散文”之類的快餐消費。“癥結”在哪里？不在“文體”內部，甚至也不全在創作主體。到底在哪里？李慎之先生最近的“答客問”《新世紀 老任務》[4]，非常直率明了地為我們一語道破。李先生說：“中國，大概如世人公認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是確實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國家，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中國人變的東西雖然不少，甚至數不勝數，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卻變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說原封不動，它就是專制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百家爭鳴’也只有那個時代才會有”。由于這個“天不變”，中國散文的“道亦不變”，即使變也不過是作局部的修補和調整，搞“文體凈化”充其量也不過是在技巧修辭層面做些調整而已。
　　中國散文確實面臨著一個需要全面性的整體性的突破的現實，要突破就必須打破既成的文化模式，而要打破這個模式，“文體凈化說”顯然是無能為力的。
　　收稿日期：2001-03-28
《海南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海口21～2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聚敏20012001文章作者對劉錫慶先生的“文體凈化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質詢。第一，凈化說，同“大散文說”一樣，都屬偏激之論，而且前者更甚，偏激而又固執。第二，凈化說是論者自設的一把標尺，是一種沒有現實根據的先驗之論，是一個“偽話題”。第三，論散文不能就文體談文體，反之則必然走向死胡同。第四，新世紀的散文需要整體全面的突破，要突破則必靠文化模式的改變，“凈化說”于此無能為力。散文文體/主體/整體突破/文化模式prose subject/subject/entire breakthrough/cultural modesReflections on the"Stylistic Purification"of ProseWANG Ju-min(Hebei 054001)This paper attempts to question and voice views on the notion of"stylistic purification"advanced by Liu Xi-qing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ly,the notion of purification,like that of grand prose,is radical and obdurate.Secondly,the notion of purification,a criterion set up by its proponent,is a groundless empirical one and thus a pseudotopic.Thirdly,the style of prose can not be studied or analy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e itself,or it may go nowhere.Fourthly,the prose in the new century is in need of an entire transformation to be activated by changes in cultural modes,to which the"purification"notion can contribute little.王聚敏(1957- )，男，河北任縣人，《散文百家》常務副主編，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河北作家協會會員。 《散文百家》雜志社，河北 邢臺 054001 作者：《海南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海口21～2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聚敏20012001文章作者對劉錫慶先生的“文體凈化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質詢。第一，凈化說，同“大散文說”一樣，都屬偏激之論，而且前者更甚，偏激而又固執。第二，凈化說是論者自設的一把標尺，是一種沒有現實根據的先驗之論，是一個“偽話題”。第三，論散文不能就文體談文體，反之則必然走向死胡同。第四，新世紀的散文需要整體全面的突破，要突破則必靠文化模式的改變，“凈化說”于此無能為力。散文文體/主體/整體突破/文化模式prose subject/subject/entire breakthrough/cultural modes

網載 2013-09-10 21: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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