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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促進了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對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DI）存在巨大的地區差異，絕大部分FDI投入了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引進外資進展緩慢。為什么FDI地區分布會存在巨大差異呢？FDI的區位決定因素是什么？許多學者對此做了大量實證研究。魯明泓（1994）運用因子分析法對1989年我國務省市自治區的投資環境進行了分析，發現一個地區的人口、GNP、第三產業產值、貨運總量、社會商品零售額。外貿收購額、年末銀行貸款余額等因素決定了一個地區吸引外資水平。李小建（1996）對香港在內地的55家電子、紡織服裝公司的區位選擇進行了調查，發現接近香港、勞動報酬低、良好運輸條件和優惠政策等因素影響廠商初始投資，勞動力因素、個人關系、較好工業關系、更優惠政策等因素影響廠商新建工廠區位的選擇。魯明泓（1997）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1988～1995我國各省市自治區FDI的決定因素，發現一個地區的GDP、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城鎮人口比重、特區優惠政策等與一個地區FDI正相關，而勞動力成本、國有工業比重與一個地區FDI負相關。賀燦飛、陳穎（1997）建立回歸區位模型，對1990～1993年港澳地區在中國內地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分析，發現區位影響因素包括一個地區的GNP及其增長率、勞動力因素、經濟開放度與沿海的經濟距離等。賀燦飛（1999）運用微觀經濟學中的彈性分析法建立回歸模型，并對1992～1994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不同類型FDI的區位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一個地區累計FDI總額和GDP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外貿依存度、百元資金實現產值、人均GNP、運輸郵電產值和地緣因素也會產生積極影響，但其中地緣因素影響最小。魏后凱等（2001）對秦皇島市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發現接近港口和交通干線、水電氣的供應和成本、土地和房地產價格是影響外商在秦皇島市投資的最重要的區位因素，減免稅收政策、接近京津大市場、勞動力供應和工資水平等因素也產生影響。孫俊（2002）運用跨地區的時間序列模型對1985～1999年以及1992年前后我國各地區FDI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外貿依存度和非公有制經濟比重影響最大，優惠政策和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在加大。江小涓（2002）分析了中西部地區資源開采和重化學工業比重高、國有經濟比重大等因素。這些研究通過選擇典型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從東道國的角度計量分析了FDI區域差異的決定因素，但大多數文獻也忽視了對投資國廠商生產區位決定機理的研究。本文將運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地理集中模型，從投資國廠商生產區位決定機理角度，對湖南和廣東這兩個特定省份的FDI進行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湖南加快外資引進的對策。
    　　　　二、湖南FDI的發展及與廣東的差距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政府采取了改革開放和積極引進外資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資逐漸增多。進入20世紀90年代，外國資本更是大量涌入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湖南不斷轉變觀念，大力改善投資環境，實施與東部沿海地區相同的（有時甚至是更有吸引力的）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采取多種形式吸引外資，但與毗鄰的廣東相比，湖南引進外資進展緩慢，與廣東的差距大。
    第一，湖南FDI數額小，1992年以來湖南FDI與廣東FDI的比值年均只有5.88％，廣東FDI是湖南FDI的17倍。1983～1991年，湖南累計外商直接投資1.21億美元（注：文中2002年以前所有FDI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各年《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2年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務部網站。），1992年，湖南FDI突破1.29億美元，隨后幾年快速增長，1997年達到9.17億美元，但1998年之后的最近5年在9億美元之下低位徘徊，引進外資進展緩慢（參見表1）。與廣東相比，1983～1991年湖南FDI只有廣東FDI的1.1％，1992年以后有所提高，到1997年提高到7.83％，但隨后5年未有突破性進展，差距仍然相當大。
    表1　湖南與廣東FDI發展比較
    附圖{F63O719a}
    注：表中數據根據各年《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獲得。
    第二，湖南在人均FDI、FDI與GDP的比值、FDI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比值等相對值上與廣東存在較大差距（參見表1（注：文中除FDI外的其它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1992～2002年，湖南人均FDI年均僅9.614美元，而廣東人均FDI年均達到140.58美元，是湖南的14.6倍。1992～2002年，湖南FDI與GDP的比值年均僅1.785％，而廣東FDI與GDP的比值年均達到12.263％，是湖南的6.87倍。1992～2002年，湖南FDI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比值年均僅6.69％，而廣東FDI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比值年均達到33.14％，是湖南的4.95倍。
    　　　　三、克魯格曼地理集中模型
    1991年，克魯格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運用地理集中模型說明制造廠商生產區位的決定依賴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1.模型設定：假定一國的生產位于東部和西部兩個地區，生產農產品和制造品等兩種產品，農民分別居住在兩個地區，且每個地區各有一半的農民，制造業勞動力可以在兩個地區自由流動。假定存在運輸成本。假定制造業生產存在規模經濟，產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產要素投入增加的比例，當廠商生產過程中投入大型專用設備時，這種設備投入費用作為固定成本，會隨著企業產量的增大而分攤，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會隨著產量的增大而減少。
    2.制造廠商生產區位的決定
    當某一制造廠商進入一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要決定生產區位，他有三種選擇，只在東部辦廠、只在西部辦廠或兩個地區同時辦廠。他在某個地區辦廠并把其中一部分產品銷往另一地區的總成本是辦廠固定成本、生產可變成本與運輸成本之和。他在兩個地區同時辦廠的總成本是辦兩個廠的固定成本與生產可變成本之和。在銷售收入一定時，成本最小將使廠商能實現利潤最大化，這樣，生產區位取決于固定成本與運輸成本之間的大小。當制造廠商在某個地區建廠生產并把產品銷往另一地區的運輸成本小于在另一地區開辦新工廠的固定成本時，該廠商在一個地區辦廠的成本最小，利潤最大，該廠商將把該地區作為其生產區位。當制造廠商在某個地區建廠生產并把產品銷往另一地區的運輸成本大于在另一地區開辦新工廠的固定成本時，該廠商在兩個地區同時辦廠的成本最小，利潤最大，該廠商將同時在兩個地區建廠生產并在當地銷售。
    用S[，M]表示西部制造業勞動力在制造業勞動力中所占的比例，用S[，N]表示西部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用x表示一個典型制造廠商的銷售量，用F表示開辦一個工廠的固定成本，t表示將一單位制造品從一個地區運到另一地區的運輸成本。如果S[，N]xt＜F，也即S[，N]＝F/xt，該廠商將把東部地區作為其生產區位，此時，S[，M]=0；如果（1—S[，N]）xt＜F，也即1-F/xt＜S[，N]，該廠商將把西部地區作為其生產區位，S[，M]=1。如果F/xt＜S[，N]＜1-F/xt，該廠商將同時在兩個地區建廠生產并在當地銷售，S[，M]=1/2。
    西部人口由西部農業人口和西部從事制造業人口構成，如果用π表示從事制造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根據模型設定可得西部農業人口的比例為（1-π）/2，西部從事制造業人口的比例為πS[，M]。這樣，S[，N]=（1-π）/2+πS[，M]。
    如果現在已有的制造業全部集中在東部，則S[，M]=0，S[，N]=（1-π）/2，該典型制造廠商把東部地區作為其生產區位的條件是F＞S[，N]xt，即F＞xt（1-π）/2。如果現在已有的制造業全部集中在西部，則S[，M]=1，S[，N]=（1+π）/2，該典型制造廠商把西部地區作為其生產區位的條件是F＞（1-S[，N]）xt，即F＞xt（1-π）/2。這表明在固定成本較大，運輸成本較小，制造業所占比例高時，制造廠商生產區位的決定取決于原有廠商的生產區位，并集中于原有廠商的生產區位。
    如果現在已有的制造業平均分配在兩個地區，則S[，M]=1/2，S[，N]=1/2，該典型制造廠商分別在兩個地區各建一個工廠的條件是F/xt＜S[，N]＜1-F/xt，即F＜xt/2。這表明在固定成本較小，運輸成本較大時，制造廠商將同時在兩個地區建廠。同時，即使原有的制造業集中在某一個地區，只要固定成本較小，運輸成本較大，制造業所占比例較低導致F＜xt（1-π）/2，制造廠商也將同時在兩個地區建廠。
    　　　　四、湘粵引進外資的比較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湘粵地區廣東經濟增長更快，制造業集中廣東，且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設備不斷增多，固定成本顯著提高，制造業的規模經濟不斷增加，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伴隨著湘粵地區交通運輸設施的不斷改善，運輸成本不斷下降，F＞xt（1-π）/2，根據克魯格曼地理集中模型，這將使新進入的制造廠商生產區位的決定取決于原有廠商的生產區位，并將集中于原有廠商的生產區位，外資集中流向廣東，湖南引進外資進展緩慢。
    1.湘粵地區制造業主要集中于廣東。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各地區逐步加快對外開放的過程，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地區，對外開放早，經濟增長快，制造業發展快。湖南對外開放相對滯后，經濟增長相對較慢，制造業發展緩慢。湘粵地區制造業主要集中于廣東，到2001年，廣東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2.07萬家，占湘粵地區的80.7％，產值1.4萬億元，占湘粵地區的88.57％，工業增加值0.374萬億元，占湘粵地區的86％。而湖南只有0.496萬家，產值只有0.18萬億元，工業增加值只有0.061萬億元。其中，2001年廣東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1478家，占湘粵地區的94.1％，產值0.3萬億元，占湘粵地區的97.1％；規模以上港澳臺投資企業7542家，占湘粵地區的98.1％，產值0.547萬億元，占湘粵地區的98.95％。而湖南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只有93家，產值只有89.55億元；規模以上港澳臺投資企業只有146家，產值57.6億元。湘粵地區制造業集中于廣東，外商投資的制造業更高程度地集中于廣東。
    2.工業化水平在不斷提高，不受自然資源限制、可自由流動的產品所占份額逐步提高。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推進了湘粵地區經濟的市場化，加快了信息傳遞，降低了交易成本，實現了生產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促進了商品交易，提高了工業化水平。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也提供了湘粵地區企業進入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的機會，跨國公司將生產制造中勞動密集型的環節分包給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湘粵地區企業，使湘粵地區企業獲得生產經營中稀缺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等資源，掌握滿足國際市場需求的工藝技術和營銷技能，加快了湘粵地區的工業化進程。1994年，湘粵地區工業總產值只有2289億元，占湘粵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38.57％，到2001年，湘粵地區工業總產值達到6040億元，占湘粵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41.29％。較高的工業化水平，意味著不受自然資源限制和可自由流動的產品所占份額高，即π比較大。
    3.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設備不斷增多，固定成本顯著提高，制造業的規模經濟不斷增加。工業化水平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湘粵地區企業掌握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勞動力和大批機器組合進行生產活動，原本由單個勞動力所從事的復雜勞動被分解成單一簡單勞動，通過精細的分工使每一個勞動力專門從事某一道工序，并用傳送帶方式的流水作業線把每一道工序完成的半成品連接起來，排除停工待科問題。勞動力按照機器所確定的速度工作，始終保持工作的緊張程度和勞動強度，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得產量增加的比例大于生產要素投入增加的比例，規模報酬遞增。隨著大多數工業制成品生產技術成熟，技術物化在具體的生產設備上，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大型成套設備不斷增多，固定成本顯著提高，即F不斷增大。2001年，湘粵地區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戶均固定資產為0.42億元，戶均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為0.272億元，分別比1992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戶均固定資產和戶均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提高0.265億元和0.162億元。外商投資企業戶均投資總額也從1992年的122.07萬美元提高到2001年的464萬美元，戶均外方注冊資本從1992年的55.36萬美元提高到2001年的201萬美元。
    4.運輸成本不斷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快了湘粵地區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機場、管道等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逐步形成了綜合運輸體系，并提高了交通運輸設備制造能力，改善了交通運輸設備，大幅度提高了運輸能力，加快了運輸速度，縮短了運輸時間，降低了運輸成本中的時間成本。到2001年底，湘粵地區鐵路營業里程達到4676公里，公路里程達到17.14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085公里，民用汽車達到242.3萬輛。交通運輸業的快速發展改善了商品運輸的條件，促進了運輸成本π的不斷下降和商品在地區間的流動。到2001年底，湘粵地區貨運量達到13.88億噸，貨物周轉量4259億噸公里。改革開放以來，湘粵地區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得π比較大，固定成本顯著提高又意味著F比較大，交通運輸業的快速發展促進了運輸成本t的不斷下降，這使F＞xt（1-π）/2，由于湘粵地區制造業集中于廣東，根據新進入的制造廠商生產區位的決定取決于原有廠商的生產區位，外資集中流向廣東，湖南引進外資進展緩慢。
    　　　　五、推進湖南利用外資的對策
    上面分析表明只要F＞xt（1-π）/2成立，外資將流入廣東，湖南引進外資就必將陷入困境。如果有辦法在廠商生產規模、技術水平、生產效率不變的條件下降低廠商辦廠的固定成本，即F變小，并導致F＜xt（1-π）/2。那即使制造業集中于廣東，仍將有一部分外資流向湖南。湖南存在一定量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這些企業有可利用的廠房、大型成套設備等優質資產，但這些企業產權不清晰，企業經營效率低。積極推進外商對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并購投資，既可以加快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又可以降低外商投資辦廠的固定成本，使外資流入湖南，找到突破湖南引進外資困境的出路。
    1.湖南國有大中型企業有可利用的廠房、大型成套設備等優質資產。2001年，湖南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2117個，占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數的4.53％；工業產值1135.6億元，占全國的2.68％；工業增加值416.88億元，占全國的2.845％；按原價合計的固定資產1704.19億元，占全國的2.758％。這表明湖南國有大中型企業擁有一定生產能力，擁有可利用的廠房、大型成套設備等優質資產。
    2.湖南國有大中型企業產權不明晰、經營效率低，優質資產并未給國有資產所有者帶來應有的回報，必須加快湖南國有大中型企業產權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政府在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各種改革中，將部分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轉移給企業的經營者和職工，這極大地改進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短期激勵機制，提高了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企業經營者的管理效率。但由于缺乏競爭性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再加上企業管理人員與所有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國家很難有效監管企業、個人侵蝕國有資產和利潤。同時由于產權不明晰，所有者缺位，具有企業經理任免權的政府官員并不關心國有資產的長期保值增值，也不對此負責。這使得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并不能保證被選為企業經理，有時甚至具有良好業績的在位經理都有可能因種種原因（如年齡接近60歲）而退位，而經營管理不善的經理并不因此而受到懲罚，這更進一步加劇了企業與個人對國有資產和利潤的侵蝕，使得企業虧損和國有資產流失嚴重。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加快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產權改革（民營化），明晰產權，使關心資產長期保值增值的資本所有者成為企業經理的選擇人，使企業經理關心資產長期保值增值。
    3.外商對湖南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并購投資可以降低外商投資辦廠的固定成本，即F變小，并導致F＜xt（1-π）/2，促進外資流入湖南。近年來，有關部門先后出臺了《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和《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暫行條例》，外資并購法律體系逐步完善，為外資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并購投資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外資并購投資的進入解決了國內大資本缺乏這一制約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問題，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產權改革（民營化）創造了條件。同時，以多數股權收購為主的并購投資可以使外商以低于企業總資產的價格獲得企業的控制權，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資辦廠的固定成本，并導致F＜xt（1-π）/2。此時，即使制造業集中于廣東，外資仍將自動流入湖南。湖南應積極推動外商并購投資，在利用外資加快湖南優質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重組的同時，讓外資選擇湖南作為其生產區位，走出湖南引財經理論與實踐鄭州47～58F63投資與證券王耀中/劉志忠20042004經濟重心南移是我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迄今經濟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變遷，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學術界對這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從而使經濟史研究進一步立體化，拓展出新天地。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如：何時形成、何時南移、為何南移等眾說紛紜。如何時完成南移，就有從魏晉到南宋差距千年的9種觀點。在許多概念、關鍵詞、客觀標準等方面還存在著誤區和混亂。而且迄今還沒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統的專著予以總結。本文對此做了綜述與分析，提出了一些個人見解。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年成長基金項目（02LS04）；山東省社科規劃青年項目（03CLZ01）高啟杰承毅　廈門大學南洋研The Shif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to the South in Ancient China
  CHENG Min-she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作者單位：湖南大學經貿學院 作者：財經理論與實踐鄭州47～58F63投資與證券王耀中/劉志忠20042004經濟重心南移是我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迄今經濟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變遷，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學術界對這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從而使經濟史研究進一步立體化，拓展出新天地。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如：何時形成、何時南移、為何南移等眾說紛紜。如何時完成南移，就有從魏晉到南宋差距千年的9種觀點。在許多概念、關鍵詞、客觀標準等方面還存在著誤區和混亂。而且迄今還沒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統的專著予以總結。本文對此做了綜述與分析，提出了一些個人見解。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年成長基金項目（02LS04）；山東省社科規劃青年項目（03CLZ01）高啟杰

網載 2013-09-10 2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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