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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最早被介紹到大陸的臺灣作家，白先勇被大陸的文學研究者作為研究對象幾乎與他被“引進”大陸相同步。從1979年到現在，21年來，白先勇一直是大陸臺灣文學研究界著力關注的重點研究對象。21年里，大陸召開過一次“白先勇創作國際研討會”，出版的有關白先勇研究的專著有2部，公開刊登的有關白先勇研究的論文有94篇，至少在9種大陸出版的有關臺灣或海外華文學的文文學史中有專章或專節介紹白先勇，大陸媒體發表的白先勇的“自述”有3篇，對白先勇的“訪談”則有6篇。
　　在所有這些與“白先勇研究”相關的文字中，最能反映大陸白先勇研究的學術狀況的，是2部專著、已經刊登的94篇論文以及在“白先勇創作國際研討會”上所提交的10篇論文（注：在這次大會上，有許多代表的發言尚未整理成文章。）——文學史中專章專節對白先勇的涉及，由于文學史本身的要求，基本上只能限于生平介紹和作品分析的層面，而白先勇的“自述”和對他的“訪談”，則可歸于“資料”一類——因此，本文對21年來大陸白先勇研究的回顧與分析，就主要是以這2部專著和104篇論文為評說對象。
　　研究狀況的歷史演進
　　大陸第一篇論及白先勇及其創作的文字，是發表在1979年12月廣州《作品》雜志上的一篇《答讀者問——關于白先勇的小說〈思舊賦〉》（注：事實上在此之前，在一些介紹臺灣文學的文字中對白先勇已有所提及。如《臺灣小說選·編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2月）；《介紹三位臺灣作家》（《出版工作》，1979年第10期）等。）。在嚴格意義上講，這還很難說是一篇研究白先勇的學術論文，它只是對白先勇的小說《思舊賦》進行了一些創作背景的介紹和對作品本身進行了一些分析。然而，它的出現卻昭示著大陸白先勇研究的開始以及這一研究初始時的形態：是以對白先勇的身世介紹和作品分析為發端的。
　　與大陸整體的臺灣文學研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沉陷在作品介紹和簡單賞析的狀態相比，大陸的白先勇研究顯然是較早擺脫這種境況的一個領域。從80年代早期開始，一些深具學術性的白先勇研究論文就已出現，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封祖盛的《論白先勇的小說》（《當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一輯，1980）；王晉民的《白先勇小說選·前言》（《白先勇小說選》，1980，9）、《論白先勇的創作特色》（《中山大學學報》，1981，1）；曉立的《白先勇短篇小說的認識價值》（《讀書》，1981，7）、《夕陽殘照、斷壁頹垣——評白先勇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叢刊》第十二輯，1982，6）；陸士清的《白先勇的小說技巧》（《白先勇短篇小說選》，1982，12）等。這些文章在對白先勇進行不可或缺的生平介紹和作品分析的同時，還深入地剖析了白先勇小說創作的特色（現實主義態度、感傷主義色彩、細膩含蓄深沉優雅的風格）；探討了白先勇小說的認識價值（為與外界隔絕了幾十年的大陸讀者提供了“一群其他作家很少表現的人物，很少觸及的生活方面”，“細致入微地再現了被驅逐出歷史舞臺的那整個‘上流社會’的、有如秋風掃落葉的衰敗下場”）；解讀出白先勇小說貫穿著的苦悶壓抑的絕望感（反映了作者自己所屬的階層對于沉淪的惶恐，以及對這個階層業已面臨絕境的認識）；歸納出白先勇小說的技巧特質（善于刻劃人物——特別是女性形象、結構精巧、描寫細膩、意識流手法、語言個性化）。應當說，這些文章都在相當程度上對白先勇小說的基本特性進行了挖掘，反映出了當時白先勇研究的學術水準。
　　在隨后出現的有關白先勇的研究文章中，一方面，研究的視域逐漸擴大，另一方面，研究也在不斷深入。從總體上看，80年代大陸白先勇研究的興趣側重和關注焦點主要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為對白先勇小說創作的總體藝術特征進行更為全面、深入的探討，如陳青的《論白先勇小說心理描寫的藝術特色》一文，提出白先勇的人物心理描寫藝術并不單純源自西方，而是“熔中、西技法于一爐”；葉公覺的《論白先勇短篇小說的風格》則把白先勇短篇小說的風格概括為“沉郁凄涼”；朱學群的《試論白先勇小說的悲劇意識》從主題、情調、結構、形象等方面對白先勇小說中所體現出的悲劇意識進行了獨到的分析，認為靈肉沖突、情理分離是其悲劇主題，宿命論的神秘色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其悲劇情調，悲劇沖突的內向化使白先勇在結構上注重“意識流程”，而塑造剛美的人物形象則是其通過人物來顯示悲劇力量的手段；易明善的《略論白先勇短篇小說的語言描寫藝術》從語言的角度對白先勇短篇小說的描寫形態進行了描述，認為“從口語中精心選擇提煉，進行藝術加工，從而創造了一種明白曉暢、色彩鮮明的文學語言”、“把我國傳統文學語言中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化在經過選擇提煉富于表現力的口語中，從而顯示了他的小說語言的民族風格”、“人物語言個性化”、“語言具有繪畫美”是白先勇小說語言描寫藝術的特色；徐杰的《白先勇短篇小說的抒情特色》則提出“抒情性”是白先勇小說“獨具魅力的具體表現”；黨鴻樞的《略論白先勇的美學觀》認為“現實主義的創造原則”是白先勇美學思想的“中心支撐點”，在此基礎上，空寂感和虛幻感、滄桑感和失落感構成了白先勇美學思想的有機內容，而“多元性”則是白先勇美學觀的“特殊性質”；袁良駿的《一個舊時代的挽歌：論白先勇小說的悲劇藝術》通過對白先勇作品和作品中悲劇形象的分析，認為白先勇通過自己的作品“唱出的是一個舊時代的挽歌”。這些文章分別涉及了白先勇小說中的心理描寫、風格特征、悲劇意識、語言藝術、抒情特色、美學觀、悲劇藝術等領域，相對于在此之前的白先勇研究，這些成果無疑是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這一階段白先勇研究的另一特點是眾多論文不約而同地對白先勇小說中的重要篇目進行了更深、更細、更具體的挖掘，如闕豐齡的《〈臺北人〉藝術構思散論》歸納出了《臺北人》在構思布局上的五種形式：對比式、歸類式、類比式、對話式、縱橫相映式；常征的《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麗的性格》則對“金大班”的復雜性格進行了分析，認為她的性格“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它的復雜不僅僅是正反兩面、好壞之分，而是多種性格因素的交叉。她是一個集眾多矛盾于一身的人物”；陸士清的《白先勇〈游園驚夢〉的藝術追求》通過對白先勇小說《游園驚夢》與中外文學關系的追溯，指出這篇小說藝術追求的成功之處在于“融傳統于現代”；王晉民的《一部多層面的小說〈孽子〉》則從“《孽子》與《臺北人》比較”、“《孽子》與臺灣的社會現實”、“《孽子》不能被視為是現代派作品”、“《孽子》中傅老爺子這個人物的理想性與現實性”、“《孽子》的結局”等角度對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孽子》進行了多層面的闡釋。這些文章，均以對白先勇小說創作中的重要作品、重要人物進行深度分析見長。它們的出現，是對白先勇研究在一些具體的“點”上的突進。
　　在這一時期到90年代前的白先勇研究論文中，有這樣幾篇論文值得特別一提，它們是：應紅的《從〈現代文學〉看臺灣的現代派小說》、林青的《小說〈游園驚夢〉與同名話劇比較分析：兼談昆曲對白先勇創作的影響》、殷國明的《一個世界性主題：種族的困惑：兼從比較的角度評論白先勇的〈紐約客〉》。應紅的文章，不是對白先勇的單個作家研究，而是從《現代文學》這個雜志來分析臺灣60年代現代派小說的特點，文章把《現代文學》發表的小說，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從內容到形式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完全的模仿；一類是在形式與技巧的運用上可稱是古典與現代的結合，但就實質而言，還是傾向于西方現代派的；第三類是借鑒現代派技巧，表現中國社會問題的作品”，而白先勇是第三類的代表。這篇文章的突出處，在于把白先勇置于整個60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大背景和《現代文學》作家群中來考察，以突顯出白先勇小說創作的特色。林青的文章是通過對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從小說到話劇的文體變化來解讀這中間所透露出來的兩者之間的同與異——而傳統戲曲，特別是昆曲對白先勇創作《游園驚夢》既產生過如此重大的影響，那對這種影響如何既在小說又在話劇中留下投影，也就成為這篇文章題中應有之意。這篇文章的獨特處在于注意到了一個特殊的領域，就是在白先勇的小說向其他藝術樣式轉化的過程中，其間有何成敗得失，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學術課題。殷國明的文章則從比較的角度，從白先勇的《紐約客》中看出了一個“世界性主題：種族的困惑”。文章通過對白先勇《紐約客》的分析，認為白先勇的《紐約客》和美國猶太文學、黑人文學有著類似的主題——那就是由種族的處境所導致的種族的困惑，而“所謂種族的困惑，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人生的困惑”。從種族的角度在更廣的范圍內來解讀白先勇的作品，這篇文章是一個可貴的嘗試。
　　進入90年代，大陸的白先勇研究有了新的收獲：除了有兩本研究白先勇的專著問世之外，在單篇論文中，對白先勇的研究也有所深化和突破。1991年8月，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袁良駿撰寫的大陸第一部有關白先勇研究的專著《白先勇小說藝術論》，在這本著作中，作者以專題論述的方式，對白先勇小說世界中所體現出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都進行了闡釋，全書共分十一章，《導論》名為“一個舊時代的挽歌”，對白先勇小說的悲劇傾向進行了全面的論述，其他十章則分別探討了“白先勇的創作道路”、“白先勇小說的傳統特色”、“白先勇與《紅樓夢》”、“白先勇小說的現代特色”、“白先勇筆下的女性形象”、“白先勇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白先勇小說的藝術魅力”、“白先勇小說的語言風格美”、“《孽子》研究”、“白先勇與魯迅”、“白先勇的文化思想”等方面。這本專著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以論題為切入口，貫穿起對白先勇小說創作的整個歷史和重要方面的相當全面、系統的認識。它的出現，表明大陸的白先勇研究開始從零散的分論進入系統的整合、從單向的探討轉為全面的論述。
　　2000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由筆者撰寫的《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這是到目前為止大陸出版的第二本關于白先勇研究的專著。因為涉及到筆者本人，所以在這里不予置評。
　　90年代大陸白先勇研究的論文在延續、深化著以前的“悲劇意識”、“《孽子》研究”、“女性形象”、“語言藝術”等論題的同時又有所拓展，這種拓展主要表現在對白先勇與《紅樓夢》的關系、白先勇小說的“女性傾向”、白先勇小說中的意象等方面的探討。袁良駿的《白先勇與〈紅樓夢〉三題》從“白先勇對《紅樓夢》的評論”、“白先勇對《紅樓夢》的學習與借鑒”、“白先勇對《紅樓夢》的弘揚和發展”三個方面，論述了白先勇的創作與《紅樓夢》之間的密切關系；李夏的《論白先勇小說的“女性文學”傾向》則通過對白先勇小說的分析，對白先勇小說中透逸出的“女性氣質”進行了別具匠心的闡釋。在這一時期出現的白先勇研究成果中，這樣幾篇論文應當被提到：吳俊的《生命的悲劇意識——白先勇小說意蘊管窺》、吳福輝的《背負歷史記憶而流離的中國人——白先勇小說新論》、陳思和的《“同志”，你好進步！——試論臺灣文學創作中的同性戀描寫之一（意象一：“野鳳凰”——來自白先勇的〈孽子〉）》。吳俊的論文以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在他的《生命的悲劇意識》中對“苦難——這是生命悲劇意識的根源”的論述為出發點，指稱白先勇在他的作品中“始終都在表現著他對于人生和命運的悲劇性感受和思考”，并且“這種悲劇性的感覺和思考已經擺脫了它們原先可能有的純粹的個人經驗色彩，而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價值。這也就是白先勇小說中‘生命的悲劇意識’”。吳福輝的論文則把白先勇“放在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這樣的大范疇內”，從“放逐”的角度對白先勇的小說世界進行全新的認識，指出“歷史的回憶，是白先勇小說的‘肉身’，以現代主義的思想體味中國人世紀性的精神放逐，以及這種精神的悲劇美，則是他小說的‘靈魂’”。與吳俊和吳福輝的論文專論白先勇相比，陳思和的論文是對臺灣文學創作中的同性戀描寫的全面考察，在這種考察中，白先勇的《孽子》成為一個重要對象。與其他論述白先勇《孽子》的論文不同，陳思和的文章從對“龍”、“鳳”、“凰”三字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溯源入手，認為在“龍－鳳”結構中，龍為雄，鳳為雌，而在“鳳－凰”結構中，鳳又成了雄，凰則為雌，這樣，“鳳的意象本身包含了雌雄合一的性別標記”，作者由此指出在《孽子》中，除了幾個主要人物之外，“從整體性的象征意義上看，似乎還有一個既貫穿始終卻又沒有公開露面的角色更為重要，那就是被稱為‘野鳳凰’的阿鳳”，而小說中的李青就成了已死去了的“阿鳳的靈魂的現實替身”，“李青的痛苦與矛盾，都是為了展露阿鳳所象征的同性戀文化的悲劇內涵”。并且，陳思和還從小說中王夔龍與阿鳳的同性戀關系所體現出的龍／鳳結構中，看出了一種“占有”與“被占有”的不平等。應當說，從“龍”、“鳳”、“凰”的角度對《孽子》進行解讀，確實讀出了新意，深化了對《孽子》的認識。
　　2000年11月在汕頭大學召開的“白先勇創作國際研討會”，可以說是大陸白先勇研究界在本世紀就白先勇研究所作的最后一次密集“發言”。從與會者在這次會議上所提交的論文看，無論是在研究論題的開拓還是在研究深度的挖掘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在這些論文中，陸士清的《白先勇與上海》探討的是作家與城市的關系——上海是如何留存在白先勇的記憶中并融化成他創作中的想像的；黃萬華的《海外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換》則對白先勇在海外既容納現代又堅守傳統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朱雙一的《白先勇與延續于臺灣的“五四”新文學傳統》關注的是白先勇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在聯系；徐學的《白先勇小說的長句藝術》剖析的是白先勇小說語言中的長句特征及其藝術特質。這次會議中的這些論文，顯示了大陸白先勇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大陸白先勇研究在本世紀的最后收獲。
　　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大陸的白先勇研究在21年的時間里，無論在量上還是質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從上面對這一研究領域的歷史回顧中，不難發現這一事實。然而，反思二十一年來的白先勇研究，也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從總體上看，這些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1)在早期的白先勇研究中，由于學術環境的逼仄和舊有思維慣性的作用，使得研究者對白先勇及其小說創作的認識時見準意識形態的色彩，如在對白先勇的小說進行總體肯定的同時，卻又認為白先勇“看不清歷史前進的步伐，而只是目光專注地凝視著沒落階級的衰敗滅亡的歷程”——而這個階級也是“他所屬的”；他的小說題材，也被概括為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寫臺灣的現實生活，特別著力于反映從大陸逃到臺灣去的國民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依附者的沒落生活。二是反映從臺灣到美國去的中國知識分子醉生夢死，前途茫茫的精神面貌”。對白先勇及其小說創作的這樣一些概括和判定，在今天看來顯然是有局限的——帶有濃重的那個歷史時期的色彩。
　　(2)一些研究成果在思路和視野上，顯得有些狹隘和雷同。在對白先勇的小說進行分析的時候，許多文章都談到了“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現代派技巧”、“感傷情調”、“懷舊思緒”、“放逐主題”、“靈肉之爭”、“今昔對比”，這些當然都在某一方面、層面涉及到了白先勇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征，但不同作者的文章總在這些相同或相近的方面打轉，而又不能在角度和深度上有所創新和突破，就終究給人以不滿足之感。事實上除了對白先勇小說的這些特征進行概括、分析（這些當然都是必要的）之外，理應還可以對他的小說世界進行更深、更廣、更細的挖掘、開拓和剖析，也就是說，在白先勇的藝術世界里，可以言說的空間遠不止這些——更何況這些內容，有許多歐陽子女士在她那本著名的論著《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人〉的研析與索隱》中，已有十分精辟和詳盡的論述。大陸學者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應當說基本上都沒有超出歐陽子女士的框架和水準。
　　(3)在白先勇小說世界所關涉到的一些重大問題上，還缺乏真正深入的、高水準的研究成果。比如，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認識到了白先勇受中外文學的影響很深，可是在對白先勇究竟受到了中國文學、外國文學的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又是以何種方式作用于白先勇的，在白先勇的身上，這種影響又如何“白先勇化”等問題面前，我們的研究界還沒有扎實的學術回應，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多的是泛泛而論，而缺乏的是真正的學術論證。又比如，許多研究者也都意識到敘述“觀點”在白先勇小說中的重要性，可是到目前為止，在許多文章中除了看到大量引用白先勇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論述之外，還沒有一篇文章真正深入地論述過白先勇小說的“觀點”藝術。再比如，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含有濃重的宗教蘊涵，可是在涉及到這一問題的時候卻只能在自己的文章中一筆帶過而難以對之進行深入的探討。等等，等等，這些問題，應當說都是白先勇研究中有待深化的方面。
　　(4)在白先勇研究領域，尚有一些研究區域有待開掘。白先勇的許多小說曾被改編為戲劇、影視作品，這種從小說原著向另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改寫”的過程，毫無疑問應該成為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對象——這種“改寫”成功與否？成功了原因何在？不成功又是為何？如果這種“改寫”是白先勇自己進行的，那對這兩種文本的參照，是否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考察白先勇的文學世界？而對兩種不同藝術形式的比較，顯然又可以深化對白先勇及其創作的認識。這樣一個重要的研究范疇，卻尚沒有引起研究者們的高度重視。此外，白先勇雖然以小說家名世，但他的散文也堪稱一流，他的《第六只手指》、《樹猶如此》，無疑應是20世紀中國散文中的精品，然而關于白先勇散文的研究成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筆者目前正在撰寫）。作為一個教授，白先勇還有許多學術論述，這些文字不但是尋索白先勇文學理念和美學趣味的重要線索，同時它們自身也是白先勇文學世界的一部分，可是在大陸白先勇研究的現有成果中，對這一部分的研究還相當缺乏。
　　當然，以上所說的問題與不足，并不是一種“共時性”的存在，有的現象，在有的研究成果中已得到了部分的克服。并且，21年來，研究者們體現在白先勇研究中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無疑對大陸白先勇研究的不斷闊大、不斷深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今天，當我們回眸檢視大陸的白先勇研究時，成績的肯定固然重要，可對問題與不足的反思也許更有價值和意義——畢竟，我們的研究是要逐步向前的，而回視并發現過去的不足，正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
《華文文學》汕頭72～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俊20012001劉俊 南京大學中文系 作者：《華文文學》汕頭72～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俊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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