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我們偉大的祖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雄渾的北國和秀麗的江南分別孕育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將這兩種文化的差異進行比較，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對于促進南北文化的交流，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是很有必要的。
　　最早提出南北文化異質的是《中庸》。在論及“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的不同時，該書作了這樣的概括：“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春秋戰國時期的道學家莊子和儒學家孟子，也分別論述了南方之學與北方之學的對立。在《天運篇》里，莊子寫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在莊子看來，老子是南方學術思想的最高代表，而孔子卻尚未“得道”，因此到南方來求教于老子。而孟子在《滕文公·上》中則說：“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他認為，周、孔是北方學術思想的最高代表，孟子的成見很深，以為南方人是尚未開化的“蠻夷”，稱之為“南蠻ｊｕé＠①舌之人，未得先王之道”。后來，《北史·文苑傳序》中又論及了南北文學家不同的風格傾向：“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也談到南方人與北方人不同的氣質：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河北之人“斗狠劫殺”。陸法言在《切韻序》中則談到南北語音的差別：“吳楚則時傷輕賤，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人，梁益則平聲似去”。
　　古人這些對南北文化差異的論述，充分說明：在中國古代，南北文化的區分是非常明顯的。從哲學思想上看，北方人崇尚的是孔孟的儒家哲學，而南方人崇尚的則是老莊的道家哲學。儒家的精神是現實的，富有道德教化的要素，注重客觀現實的條件，追求謹嚴莊重，具有積極的“人世”態度；而道家的精神則是浪漫的，富有神秘的冥想，自由奔放，看重個人的自我表現，多有消極的“出世”的態度。儒家重視男性的剛強，而道家卻推崇女性的溫柔，前者是主動的，而后者則是主靜的。老子說：“清靜為天下正”，“天下之物，常以靜勝牡”，“知其雄，守其雌，天下為ｘī＠②”，“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這些話都是贊揚女性和嬰兒的柔弱和清靜的。而儒家則相反，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剛毅木納近仁”，“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也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他們贊賞的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孔子的處世態度是非常積極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覺得不自努力的人是不可救藥的。儒家認為，服務于社會和國家是學者的最終目的，鼓吹“學而優則仕”，孔子就曾經周游列國，席不暇暖，對現實采取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而道家則不同，老子主張絕棄圣智，忘情寡欲，無為而治，司馬遷說他“以自隱世民為務”。莊子也是如此，楚威王曾以千金迎他作宰相，他卻拒絕楚使說：“子亟去，無ｗū＠③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采取的是游戲人間的態度。對于道德修養，儒家主張進行人為的訓練和教化，荀子說：“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圣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而道家則主張任其自然發展，“持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對于文章寫作，儒家認為“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道家則認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注：以上所引儒道兩家的話，均見《諸子集成》，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版。）
　　儒道兩家不同的哲學態度，對于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個人氣質、倫理觀念、政治準則、思維方式和文化風格等諸方面分別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處于儒學發源地的北方人恪守禮法，循規蹈矩，講究現實；而處于道家發源地的南方人則蔑視禮法，放蕩不羈，追求浪漫。北方人聚族而居，落地生根，安土重遷；而南方人則異姓聚集，八方雜處，見異思遷。北方人誠實，南方人精明。北方人溫柔敦厚，重禮節，重面子，講信用，追求親密和諧，鄰里協作，義氣當先；而南方人則標新立異，重競爭，重私利，趕時髦，追求自我價值，行為越軌，人情淡薄。北方人和南方人這些不同的氣質、觀念和思維方式，在各自創造的文化中有著鮮明的表觀。在文學創作上：先秦時期，有現實主義的《詩經》與浪漫主義的《楚辭》相對。南北朝時期，既有粗獷豪邁、慷慨激昂、偏重敘事的北朝民歌，如“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④涉黃塵下，然后別雄雌”（注：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之類，又有委婉含蓄、清新秀麗、偏于抒情的南朝樂府，如“聞歡下揚州，相送楚江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注：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之類；即使同是情歌，北方人語言質樸無華，表情坦率直露，如“老女不嫁，踏地呼天”（注：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而南方人則語言隱喻雙關，表情羞羞答答，如“郎見欲采我，我心欲懷蓮”（注：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宋詞中則有豪放、婉約之分，北有辛棄疾氣勢恢宏的慷慨悲歌，南有柳三變情意蘊藉的“淺斟低唱”。元代戲曲中有北方雜劇與南方戲文相對，北方雜劇曲調激越高亢，以弦樂為主，而南方戲曲則曲調婉轉柔媚，以管樂為主。明清小說，北方多寫英雄豪杰，救困扶危，如《水滸傳》之類；南方則多寫才子佳人，纏綿悱惻，如《紅樓夢》之類。總之，北方文學具有陽剛之美，“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ｌｉú＠⑤鐵；其于人也，如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而南方文學則具有陰柔之美，“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于人也，＠⑥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其如悲”。（注：姚鼐：《復魯ｊｉé＠⑦非書》，見王彬主編《古代散文鑒賞辭典》，農村讀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30頁。）在繪畫上，唐代北方有以李思訓為代表的北宗工筆畫，筆法嚴謹、注重寫實，南方有以王維為代表的南宗山水畫，筆法柔婉，注重神韻；宋代有以荊浩為代表的北方派，著重表現大自然的蒼古、深奧，又有以董源為代表的南方派，“近視不類物形，遠視景物燦然”，著重表現風雨明晦的變化。在書法上，北方尚壯美，以碑取勝，總體風格是粗獷質樸，天姿縱橫，不修邊幅而自有情趣，“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注：包世臣：《藝舟雙楫》卷二。）；南方尚優美，以帖取勝，總體風格是輕盈秀麗，含蓄雋永，寧靜柔美，如鳥散萍開，柳舒花放，如“清風出袖，明水入懷”（注：王嗣真：《書后品》。）。在舞蹈上，北方充滿英風豪氣，如公孫大娘舞劍：“＠⑧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末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注：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見《唐詩選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236頁。）；而南方則顯得輕逸飄柔，如楊貴妃之舞，“風吹仙袂飄搖舉，猶似霓裳羽衣舞”（注：白居易：《長恨歌》，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見《唐詩選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 9月版，第 428頁。）。在民間戲曲上，北方與南方的韻味也各不相同，“南北二調，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畫地而知也”。（注：王驥德：《曲律》。）總而言之，北方文化大抵是剛烈的、雄壯的、粗獷的、動態的、有魄力的，而南方文化則大抵是雋永的、秀潤的、纖細的、靜態的、有神韻的。“白馬秋風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用徐悲鴻先生手書的這幅楹聯來概括南北文化的差異，是十分貼切的。
　　當然，我們所得出的上述結論并不是完全絕對的。暴風驟雨之后也有陽光明媚的晴霽，群山萬壑之中也有潺潺流瀉的清溪；南方也有剛強之士，北方亦有柔弱之人；“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壯夫有時會“喚取紅巾翠袖，ｗèｎ＠⑨英雄淚”（注：以上兩句詩，分別見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和《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斜偎寶鴨襯香腮”的淑女時或也發出“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注：以上兩句詩，分別見李清照《浣溪沙·閨情》和《夏日絕句》。）的豪言壯語；南方文化中也偶露豪邁之氣，北方文化中亦時有婉轉之音。但是，就南北文化的總體風格而言，卻大致是如此的。那么，為什么會形成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呢？筆者認為，地理環境的影響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不同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人們不同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頁。）。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論及中國古代文藝思潮時曾經這樣認為：中國“南方氣候溫暖，土地低濕，草木繁茂，山水明媚，物產豐富；北方則與此相反，氣候寒冷，土地高燥，草木稀少，風景既不美，天然物也不多。南北相互比較：南方人民生活安逸，有空閑時間，可以遠思冥索，耽于玄想，偏于感情或很容易傾向于逸樂華美、游蕩的生活，其文藝思潮是浪漫的；而北方人民，每日必須為生活努力，重在力行，偏于理智，其文藝思潮則趨于現實的、質樸的一面”。（注：青木正兒著、王俊瑜譯：《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人文書店1922年12月版。）胡適在論及中國古代神話產生的原因時，也曾注意到了地理環境的影響，他說，北方民族“生活在溫帶與寒帶之間，天然的供給遠沒有南方民族的豐厚，他們須要時時對天然奮斗，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的睡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白晝作夢”，所以北方的神話較少，而“疆域越往南，文學越帶有神話的分子和想象的能力”。（注：胡適：《白話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年1 月影印本。）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物華天寶，人杰地靈， 長江和黃河是孕育南北文化的偉大母親。“地理環境，首先以極強烈的程度，影響著社會關系的性質”。（注：見《普列漢諾夫全集》第7卷186頁。）有人把北方文化稱為“旱糧文化”，由于旱地對雨水的需求非常迫切，龍作為降雨之神就成為北方民族崇拜的圖騰；而南方文化則被稱為“水稻文化”，由于南方人臨水而居，對雨水的依賴不如北方迫切，又因無霜期長，日照期長，對季節的敏感則大大超過北方，鳥作為報農時、知物候的天神使者，就成為南方民族崇拜的圖騰。北方地廣人稀，多與游牧部族接壤，加之戰爭頻繁，北方人目之所見多是將士怒目、戰旗獵獵，耳之所聞多是胡馬嘶風、悲笳動月，故世風剛烈、好勇尚武；而南方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商業繁榮，“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夸大，互有爭奪”（注：裴子野：《宋略》。）；南方人目之所見多是亭榭樓臺、綠疇煙雨，耳之所聞多是管弦絲竹，郎儂唱答，故世風靡弱，重利輕義。從自然景物上看，北方風景以粗獷、雄偉著稱，山澤深峻、蒼松翠柏，令人發凌云勁節、慨當以慷之思；而南方風景則山明水秀，多平湖曲澗，紅柳綠桃，使人有心曠神怡、春意盎然之想。儒家學派主要生活在北方，“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缺玄想”（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不得不靠人為的奮斗，去彌補自然的缺陷，去創造適于自己生存的環境，所以儒家思想主張奮斗進取；而道家學派則主要生活在南方，所處環境得天獨厚，可以坐享天成，因此他們覺得現實是完美無缺的，與其忙忙碌碌地奮斗，不如遵循自然的法則，去適應環境，所以道家思想主張安逸享樂。且南方氣候炎熱，“異常炎熱的氣候，摧毀了人的力量和勇氣”，故其民族性格“怯弱”；而北方氣候寒冷，“寒冷的氣候則予人們的精神和肉體以某種力量，使他們能夠從事持久的、艱難偉大的而勇敢的行動”，故其民族性格“勇敢”。（注：孟德斯鳩：《論法律精神》。）人類本是大自然哺育的兒女，紅日出大海，會激勵壯士們乘風破浪的豪氣，月上柳梢頭，會引發愛侶們海枯石爛的戀情，“白馬秋風塞上”的北方環境，孕育的是北方人粗獷豪邁的性格和悲壯質樸的文化，“杏花春雨江南”的南方環境，孕育的是南方人靈巧精明的性格和柔婉秀麗的文化。誠如郁達夫所說：“我們人類的生活，無論如何，總逃脫不了環境的熏染，文學作品的內容，也是一樣免不了環境的支配。”（注：郁達夫：《文學上的殉情主義》，藝林社編《文藝論集》。）
　　以上，我們分別論述了南北文化的差異并分析了各自形成的原因。應該強調指出的是，筆者絕沒有抑此揚彼之意。事實上，這兩種文化也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春蘭和秋菊同樣向人們呈獻芬芳，黃鸝和雄鷹同在藍天下翱翔，南方人和北方人同是炎黃子孫，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同是我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北方人紛紛南下，南方人也不斷北上，南北文化已經開始了更加廣泛的交流，其界限已經表現得不再那么明顯了。可以相信，經過相互交流，相互學習，這兩種文化必將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必將更加豐富多彩，更加燦爛輝煌！
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85～87G0文化研究宋聚軒19981998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北方文化以儒家哲學為基礎，呈現出剛烈、雄渾、粗獷、蒼勁的總體風格；南方文化則以道家哲學為基礎，呈現出寧靜、柔婉、輕盈、秀麗的總體風格。地理環境的影響是造成兩種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黃河和長江是孕育中華文化的偉大母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兩種文化的交流，中華民族的文化必將更加燦爛輝煌。 作者：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85～87G0文化研究宋聚軒19981998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北方文化以儒家哲學為基礎，呈現出剛烈、雄渾、粗獷、蒼勁的總體風格；南方文化則以道家哲學為基礎，呈現出寧靜、柔婉、輕盈、秀麗的總體風格。地理環境的影響是造成兩種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黃河和長江是孕育中華文化的偉大母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兩種文化的交流，中華民族的文化必將更加燦爛輝煌。

網載 2013-09-10 21:46:4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