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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邁入21世紀，人們對新世紀世界經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人們總是站在不同角度進行著見仁見智的分析和預測。無論如何，人們總要站在現實看未來，效利用外資具有哪些有意義的啟示。
　　 一、百年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狀況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國際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FDI）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它國的生產或經營，并掌握一定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也可以說是一國（地區）的居民實體（對外直接投資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國（地區）以外的另一國的企業（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分支企業或國外分支機構）中建立長期關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對之進行控制的投資，這種投資既涉及兩個實體之間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間以及不論是聯合的還是非聯合的國外分支機構之間的所有后續交易。國際直接投資百年歷程，有其增長流向和結構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國際直接投資規模分析
　　國際直接投資可以追溯到19世紀70年代，一般認為，最先拉開對外直接投資序幕的，是19世紀上半葉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不過，直到20世紀初，國際直接投資整體規模還很小，還處在起步階段。人們也不知道那個時代長期資本流量中有多少是直接投資。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余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增長比較緩慢，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由1914年的143億美元逐漸上升到1938年的264億美元，年均增長約3.8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約2.7％；二戰后至70年代初，國際直接投資呈現出快速增長，國際直接投資累計余額由1938年的264億美元，增長到1971年的1584億美元，年均增長約15.2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約為5.8％。
　　從1971年到1983年國際直接投資呈現出高速增長，從1971年1584億美元猛增長到1983年的6000億美元， 這12 年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約185.91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約11.74％；在這段時期內， 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在1971—1975年間為11.3％，1976—1980年間為13.9％，1981—1985年間為9.5％。 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在1976—1980年間為17.1％，1981—1985年間為11.4％。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國際直接投資進入了超高速增長期，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在1986—1990年間年均增長率為19.6％，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在1986－1990年間為10.3％。據統計，1985－1989年，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高達21.6％，其中1985及1988年，年增長速度分別高達30.8％和30.5％。國際直接投資從1983年的6000億美元猛增到1999年的47593.33億美元，這15年中年均增長高達888.2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14.8％。
　　由此我們粗略地看到20世紀國際直接投資增長經過了19世紀70年代至1900年的萌芽期后，國際直接投資從1901年至1914年進入起步性增長；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了緩慢增長；二戰后至70年代初出現快速增長；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呈現出高速增長；8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顯示出超高速增長。這種增長過程是這樣形成的：
　　一戰前英、美、德、法等四國在相繼完成工業革命的基礎上，加快了國內、國際擴張，但這一時期由于國際生產要素流動和配置活動不處在分散和無序狀態中，國際生產要素流動和配置的規模還比較小。另外，一戰前這些經濟強國都擁有大量的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它們大多可以通過貿易甚至是武力掠奪、欺詐方式，獲得工業發展所必須的低成本原料，實現資本的大幅增值。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余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增長緩慢。主要是由于參戰國本身經濟力量被削弱，同時戰爭也中斷了直接投資關系和投資的正常運行；在此期間，頻繁的資本主義危機破壞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環境，使國際直接投資的風險增大。一些國家政府在保護民族國家利益的名義下，制定了限制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在這些眾多不利因素影響下，兩次大戰期間國際直接投資也就增長緩慢。
　　二戰后至70年代初，國際直接投資環境有了一個決定性的變化，這種環境為當時也為后來以直接投資為主的資本流動打下了基礎。促成這一時期間國際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四點：（1 ）戰后美國經濟霸權、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關貿總協定體系的建立。一方面美國通過對西歐、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援助，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迅速從戰爭中恢復過來，為東道國吸收美國私人資本創造了先決條件。另一方面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國際金融秩序；由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開展的一系列貿易自由化談判，使各成員國相繼制定了自由開放的外資政策。（2）戰后至70年代初， 發達國家采取各種方式、措施來扶持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擴張。它們或者組織“國有”、“公私合營”跨國公司；或者資助、補貼私人壟斷公司；或對跨國公司的海外利潤課稅給予滯納或減免待遇；或者采取立法的手段保證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安全。（3）戰后至70年代初，一批殖民地、 附屬國相繼擺脫了殖民統治，獲得了政治獨立。一些發達國家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來代替過去宗主國的特權。而這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發展民族經濟，采取了積極歡迎的態度，改善本國基礎設施，制定了一些保護外資的政策。（4 ）二戰后蓬勃興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跨國公司迅猛發展；同時，新的科技革命帶來的交通通訊的現代化、管理的計算機化以及運輸成本的下降，為跨國投資者進行大規模國際直接投資提供了可能性和重要條件。
　　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國際直接投資在前一時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這主要是在以下因素的刺激下形成的：（1）從70年代初開始，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陷入經濟的停滯膨脹， 世界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上升，發達國家政府竭力推動本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各國跨國公司為了減少保護主義引起的國際交易的成本也加大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2）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 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發展迅速，尤其是歐洲共同體一體化進程加快，集團內各成員國的公司加快了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集團外國家的公司也轉向了通過國際直接投資打入集團內市場。（3）20世紀70年代以來， 歐美發達國家已處于工業化后期，由于這一階段產業結構國際轉移，資本流動規模較大，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規模迅速增長。產業國際轉移性投資通常伴隨兼并收購型投資，單項投資規模不斷擴大，跨國公司規模擴張速度加快。
　　8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超高速增長，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也因此而加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 ）世界經濟自80年代初復蘇后，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一些發達國家如日本在80年代后半期國際直接投資年均流出量增幅達48％，已超過美、英成為對外投資大國；由于出口國受到來自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各國轉向對外直接投資，其年增長率達到62％的高水平。進入90年代后，美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推動的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從而加速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2）在80年代中期以后， 跨國并購成為跨國公司的主要競爭手段。即便不是所有的并購都是通過直接投資形式進行的，至少在發達國家，并購仍有可能占直接投資流量的很大比例。有數據表明，1998年外國直接投資者以并購美國企業的方式進行新投資占外國分支機構投資支出的90％，而在1993年至1997年期間，該比例已高達82％－87％。（3 ）各國投資政策的目標越來越趨向于自由化，各國政府爭相減少投資限制，提供投資保護，增加優惠條件。90年代以來政府之間簽定的保護和促進投資協定大幅增加。截至1996年6月，世界158個國家共簽訂了1160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其中有2／3是90年代以來簽訂的。1991年到1996年間各國政府一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寬限制的。
　　（二）國際直接投資的地理流向及分析
　　1914年前，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大部分是在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西歐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投在他們各自的殖民地。例如，英國國外直接投資中至少59％是投向發展中國家，集中在印度、加拿大、南非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美國國外直接投資的大部分也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其占美國國外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例從1914年的52％上升到1929年的59％。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直接投資的地理路徑略有變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發達和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有所增加。如，英國在1914－1938年在國外建立的244家子公司中， 分布在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就達161家， 占建立子公司數的66％，又如，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分布在歐洲和加拿大的投資額比重從1914年的45.3％已上升到1940年的50.3％。
　　戰后到50年代末，除美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部分處于戰后的經濟恢復時期，資金主要是從美國流向其他發達國家，屬于“單向投資”的性質。60年代中期起，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西歐、日本對美直接投資急劇增長，日本和西歐的相互投資也迅速增加。1973年發達國家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2069億美元，其中投在美國的占49.8％，投在西歐的占41％；投在日本的占5.0％。據統計，1978年， 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中，投向發達國家的占74％，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只占26％。
　　全球國際直接投資中流入發達國家的從1980年的3739.60 億美元增長到1999年的32308億美元， 占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例一直維持在70％左右，其中歐盟占45％左右，美國占50％左右，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有近3／4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到1980年累計達1212.4億美元，80年代以來不斷增加，并且地區結構發生了變化，從1986年開始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中亞太地區所占比例（9％）超過拉美與加勒比海地區（6％）。到1999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累計達14384.84億美元，占世界直接投資的比例從1980年的24.32％上升到1999年的30.17％，流入南亞和東南亞的從1980年48.53％上升到1999年的53.50％。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以來，流入中國（包括香港）的國際直接投資占流入南亞東南亞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超過50％。
　　由此可以概略地看到20世紀國際直接投資的地理路徑：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二戰后至80年代中期，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集中在歐洲地區，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則集中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80年代中期至今，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集中在亞太地區（主要是南亞東南亞地區）。具體分析如下：
　　一戰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資本主義經濟強國對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這主要是由于這些經濟強國還處在工業化初期，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是謀取廉價的工業原材料。一戰前的世界經濟格局是各主要經濟強國之間分割世界殖民地，并依據經濟實力劃分勢力范圍，對外經濟活動也相應集中在各自的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內。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參戰國大傷元氣，交戰區遭到巨大破壞，戰敗國的海外殖民地喪失殆盡，戰爭中斷了資本輸出國與戰前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的聯系。雖然經過幾年的恢復期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所恢復，但歐洲經濟強國對外直接投資又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因而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緩慢。
　　二戰后至80年代中期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歐洲地區。原因是多方面的：（1）二戰結束不久， 兩個超級大國進入冷戰時期，歐洲成為美、蘇兩霸爭奪的焦點，也是美國對蘇聯實行遏制政策的前沿。（2）從50年代開始西歐的區域集團化趨勢日趨強烈， 歐洲共同體形成和發展迫使美國采取“將工廠遷到歐洲去”的戰略，積極擴大在西歐的私人直接投資；從需求方面看，歐洲為恢復經濟和發展，制定了各種有利于外資進入的政策。（3）歐洲共同體區域組織的發展， 刺激了歐共體成員國相互間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繼美國跨國公司之后，歐共體跨國公司掀起了區域內跨國兼并和收購高潮。
　　戰后到80年代中期，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這主要是美國在與蘇聯爭霸世界的過程中，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作為后院，因而將其作為直接投資的重點地區之一。同時，歐洲在戰后恢復經濟后，從60年代開始也加速了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再加上拉美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在這一時期推行了開放性的政策，也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創造了較好的條件。
　　80年代中期以來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中除了歐洲仍保持世界重點投資地區外，美國卻一躍成為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地區，原因在于：（1）美國80 年代初的減稅改革對外國投資者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引力；由于減稅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增長強勁，投資需求旺盛，能容納巨額投資。（2）美國除聯邦政府外，各州、 地政府也制訂具體措施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3）美國自1971 年首次出現貿易逆差，以后基本上是連年貿易逆差。空前的貿易逆差導致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畢業條款”、《綜合貿易法案》等保護主義法案，使一些西歐、日本廠商為避免由此危及在美國的市場地位，紛紛增加對美國直接投資。（4）80年代以來，美元貶值幅度很大， 其它貨幣的相對升值，西歐、日本等國廠商的出口困難加大，但在美國可以購買更便宜的原材料、勞動力，并購美國企業更為便宜，所以這些國家紛紛在美國投資建廠以作為應變措施；除生產性投資外，美元貶值還導致80年代中期后外國搶購美國房地產熱潮的興起。（5）進入90年代后， 歐洲是低速增長，日本經濟低迷，而美國經濟卻是連續8年的高速增長， 使美國成為外國投資者進行直接投資的樂土。尤其是美國新經濟的增長中高科技企業發展及其提供的投資機遇，更是引來了規模巨大的外國直接投資。
　　80年代中期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中，亞太地區所占比例超過拉美地區而成為重點投資區，原因在于：8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調整的影響下，在美國政府的全球經濟戰略、國際政策傾向引導下，一方面出于維持本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同日本爭奪該地區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的政治穩定、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的市場化在加快、加深，也吸引了美國跨國公司將亞太地區作為美國直接投資的重點。
　　 （三）國際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及分析
　　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大部分主要集中于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采掘業和農業）及公用事業和運輸部門（如鐵路），投放在制造業的為數不多。如，英國在1914年對外直接投資中53％以上是投在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其余的31％是在公用事業和運輸事業。同期美國國外直接投資存量中（68％）也集中在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公用事業及運輸業，而僅僅多于18％用于制造業。
　　二戰后至70年代中期，發達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占主導。如，美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行業路徑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制造業穩步上升，由1950年的約占1／3上升至1975年的40％強；外國對美制造業投資由1950年33.3％，1965年39.4％，1978年為44.1％。從二戰后到70年代中期，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中制造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如，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中，采掘業所占比例從60年代初的36％，降到1974年的18％，而制造業所占比重從60年代初的32％升至1974年的39％；同期，英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私人直接投資總額中，制造業的投資比重由40％上升到47％，采掘業則由25％降至19％。
　　70年代中期以來，在制造業內部，國際直接投資逐漸從勞動密集、低成本、低技能制造業轉向高資本、高技術密集產業。九大投資國（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原聯邦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英國和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對自然資源與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所占比重由1975年的31.1％上升到1980年的46.9％，但1985年下降到43.2％，到1990年又進一步下降到38.5％；而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占比重在1975年就達到49.6％，到1980年雖有所下降占45.9％，但到1985年又回升到48.1％，到1990年更上升到51.2％。而且某些研究密集型制造業（如制藥、計算機和辦公設備、特殊產業機械和電子元件）中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快于非研究密集型制造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
　　80年代后，服務業直接投資的增加，使其占世界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由70年代初的25％，增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50％，每年的國際直接投資流量中，約有55％－60％投向服務業。在發達國家，金融和與貿易有關的行業占國際直接投資存量的2／3，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此類投資也占存量的多數。由于服務業投資自由化剛開始不久，許多服務的可貿易性有限，因此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潛力很大。
　　由此20世紀國際直接投資行業路徑大略為：國際直接投資二戰前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采掘業、農業）和運輸業為主，二戰后到70年代中期以制造業為主，從70年代中期以來轉向了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為主。分析如下：
　　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以基礎工業和運輸業為主，是因為在這一時期，國際直接投資表現為資本主義強國對經濟落后國家或地區的直接投資，投資行業以基礎工業及運輸行業為主，顯然是為這些資本主義強國與經濟落后國家或地區的垂直型國際分工服務的。在這一時期，跨國公司處在發展初期，海外的子公司以向母公司提供原材料為已任。運輸業投資之所以也成為這一時期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這是為資本主義經濟強國大規模廉價、快捷地獲取落后國家或殖民地的原材料服務的。
　　二戰后到70年代中期國際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占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中制造業逐步上升到主導地位，主要原因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政策，促使跨國公司在那里擴大制造業投資；國際競爭加劇，能源危機，迫使跨國公司把一些技術過時、耗能耗料、污染嚴重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不過，我們還應該從中看到，除少數國家外，一般對發展中國家的機器制造業投資偏低，研究與開發投資極其有限。許多制造業關鍵性零、部件仍須從跨國公司的母國進口。
　　從7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直接投資的重點轉向了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這一時期，以電子、原子能、航天等為代表的科學技術成就在生產中廣泛應用，使發達國家生產部門的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現代自動化工業生產要求壟斷企業必須在國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之間進行大規模生產協作，謀取規模節約。不過，70年代中期以來，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中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仍占主導地位，技術密集型投資所占比重很小。
　　80年代后，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中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很快，主要是由于這些因素造成的：（1）發達國家人均實際收入增加， 對消費性服務的需求增加，技術進步增加了對中間性服務的需求；（2 ）服務業經歷了深刻的質的變化，技術、信息、知識含量大大增加，由于生產技術復雜化及競爭加劇，也增加了對生產性勞務的需求；（3 ）發達國家某些服務市場的開放，刺激了跨國服務公司的發展。
　　至于對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服務業的比重之所以迅速增長，一方面是由于制造業中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服務業相對于采掘業和制造業而言，較為靈活，受地理位置的制約較小，而且投資少，收效快，風險小，很有吸引力。
　　 二、國際直接投資的貢獻
　　國際直接投資歷經百年，有的學者試圖運用某種方法對其作用進行定量分析，但是，準確地測量國際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果幾乎不可能的。評價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效應，依靠國際直接投資流入與經濟業績各種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經濟計量分析，其結果往往是沒有說服力的。這里打算就跨國公司對發展的貢獻的某些特定方面進行定性分析。
　　 （一）對東道國投資增長的貢獻
　　一國投資總額等于國內投資（IDOM）與國際直接投資（FDI ）之和，即：
　　I＝IDOM＋FDI…………（1）
　　又由于國內投資加速數模型：
　　I＝α＋β[,1]G…………（2）
　　其中G代表增長率。
　　將（2）式代入（1 ）式， 可以得到一個投資總額（即國內投資加FDI）的模型：
　　I＝α＋β[,1]G＋FDI…………（3）
　　當國際直接投資存在外部性，則方程（3）就應為：
　　I＝α＋β[,1]G＋β[,2]FDI…………（4）
　　經驗研究結果表明，如果β[,2]〈1，證明存在擠出效應（CO），而β[,2]〈1時，則存在擠入效應。
　　該模型的一種形式被用來對1970年到1996年期間39個國家的分組數據進行估計。分析結果表明，在1970年到1996年的整個時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存在擠出效應，在亞洲存在擠入效應。在非洲，國際直接投資使投資總額一對一的增長。只有在亞洲存在強烈擠入效應的證據，而這個地區的投資總額，不管是跨國公司還是國內企業的投資都最為強勁。
　　對于東道國投資總額的凈效應取決于被釋放出來的資源的用途。如果這些資源轉移到了當地企業擁有較強競爭優勢的活動中，那就有可能迫使當地競爭者提高效率，從而增加其投資和盈利能力。當外國子公司的投資引起其他外國企業或國內企業對上游或下游生產進行新的投資，或提高了金融中介的效率時，就會產生擠入效應。外國投資者所建立的與當地企業的前向或后向聯系是決定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資本形成產生全部影響的關鍵因素，在很多情況下，如果沒有外國子公司提供穩定的長期市場以及獲得技術信息的渠道，國內分包商的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也有可能發生的是，外國子公司將當地直接競爭者擠出之后，由它們所建立的聯系導致擠入效應的產生。
　　（二）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
　　跨國公司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目前，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和與跨國公司相聯系的公開市場交易估計總共占世界貿易的2／3，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單獨就占世界貿易的1／3。一些經驗性研究證明，對于母國而言，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替代效應。技術進步增加了服務的可貿易性，同時也為某些服務業或某些服務職能（數據處理、會計）的出口導向型國際直接投資創造了可能性。此外，同一行業或其它行業對外國子公司所需商品與服務的出口進一步增強了貿易擴大效應。
　　跨國公司擁有提高東道國出口競爭的潛力。其作用在出口活動最活躍的細分領域以及在這些領域內公司網絡內部貿易日益增長的活動中最為突出。要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并更有活力的出口基礎，各國必須采取一些積極政策，改進人力資本和能力以吸引質量更高的投資，使跨國公司促進國內能力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收入增長、國際直接投資質量提高和貿易具有動態競爭力的良性循環。
　　（三）對技術傳播和技術成長的貢獻
　　跨國公司動態提升其技術和技能轉讓并提高當地能力和當地聯系的程度，取決于貿易和競爭政策體制的互動、政府有關外國子公司經營的政策、跨國公司的戰略和資源，以及要素市場、企業和機構的發展狀況和反應。跨國公司可以成為轉讓適合東道國現有要素的技術和技能的有效工具。它們在不同地點提供等級和復雜程度截然不同的技術，這取決于市場取向和規模、可獲得的勞動技能、技術能力和供應商網絡。
　　跨國公司可以從不同途徑更多地滲入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開發。在生產基礎龐大并且需要在當地進行相當大的適應性修改或改進的國家，適應性的研究開發就很有可能被啟動。特別是在擁有很好的技能基礎并且跨國公司要將其經營導向世界市場的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適應性研究開發一般會逐漸轉變為真正的創新。根據市場導向和規模、勞動力技術、技術能力與供給網絡而定，跨國公司可以在不同地區提供規模和復雜程度極為不同的技術。跨國公司動態提升其技術與技能轉移以及增強當地聯系的程度取決于四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這四種因素是貿易與競爭政策體制、政府關于外國公司經營的政策、跨國公司的公司戰略與資源以及當地要素市場、企業和機構的發展狀況與敏感度。
　　（四）對增加社會就業的貢獻
　　國際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創造了東道國的就業。跨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在礦山、農場、制造工廠以及服務機構中雇傭人員（直接就業）。它們還會使那些作為其供應商、分包商和服務商的企業增加就業。外國子公司還通過增加產出和收入，從而進一步增加投資間接地創造就業。給定勞動力市場條件，跨國公司所創造的就業則取決于東道國的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擁有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并建立出口導向貿易體制和有利于國際直接投資環境的國家可以通過吸引出口導向型投資活動顯著地推動就業的增長。
　　促進可貿易部門就業增長的國際直接投資越來越可能集中于那些對產業進行迅速重組并開始新生產活動的國家和地區。國際直接投資創造就業也取決于勞動力質量，即可利用的技能水平和構成，以及經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培訓潛力。功能完備的制度以及適當的管制保證了勞動力市場有效、公正和平等的運轉，是利用國際直接投資創造就業機會的先決條件。
　　一些估計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國子公司直接創造的就業人數在1700萬左右，90年代中后期高達2600萬人。從理論上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一般來說會造成就業機會的部分轉移，但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能夠為自己創造就業機會，《時代》周刊說：“在國外每創造3個就業崗位，在國內就產生一個新的就業崗位。”
　　 三、對我國有效利用外資的啟示
　　從對20世紀國際直接投資路徑及貢獻的分析研究，我們從中得出以下四點啟示：
　　第一，中國應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國際經濟發展提供的各種機遇，有效利用外資，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路徑是在眾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世界政治經濟環境、政府政策的開放性和自由性、市場發展的廣度和深度、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及其運用的廣度。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無論在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都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必須抓住世界經濟發展提供的各種機遇，在和平時期，在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充分利用世界市場、國際資金來快速發展我們的經濟；在世界經濟低速增長，世界經濟環境惡化時，我們要重視本國的制度建設、市場建設，完善各種法制、法規，努力創造良好的國內經濟、政治環境，以便充分利用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相對剩余的資金、技術及人才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使中國成為世界增長的亮點。
　　第二，中國應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帶來的各種機遇，積極參加國際不同層次的分工合作，享受國際分工帶來的發展成果。20世紀國際直接投資地理路徑反映了國際分工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垂直型國際分工為主轉變到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水平型國際分工為主；反映了在經濟全球化加快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工合作要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工合作更深入、更廣泛。中國目前雖然總體經濟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但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我們可以利用沿海地區較高的經濟水平及城市人才技術優勢，開展同發達國家的水平分工合作，充分利用科技發展新成果及發達國家相對剩余的資金和技術能力，不斷培養中國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利用發達國家實施的垂直型國際分工，充分利用外資加快中國西部地區開放和開發，使廣大西部地區能在內資和外資的共同作用下，實現快速增長。
　　第三，利用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不斷升級。20世紀國際直接投資行業路徑說明，隨著世界科學技術進步及其在經濟經營中的廣泛應用，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不斷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轉移，從整體上反映了世界經濟結構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升級優化。也說明任何一個國家只有積極地對待國際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才能享受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各種機遇，加速本國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本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中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急待調整，而現在我們正處在新世紀之初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調整我們經濟結構，提高第二產業運行質量，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第四，利用外資發展民族經濟，必須注重各種政治、經濟、科技及人才等各種因素的配合，才能把外資對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全部發揮出來。從對國際直接投資的貢獻的研究考察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只有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制定有序開放的政治、經濟政策，積極引導外資流向，才能真正實現國內經濟因素與外資的有效配置，推動本國的經濟增長，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成長，加速本國技術的發展及快速轉化，實現最大限度的充分就業。
國際金融研究10～17F63投資與證券徐振東20012001徐振東，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 作者：國際金融研究10～17F63投資與證券徐振東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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