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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時期民眾主流意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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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1597(2003)06-0075-07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舉國上下億萬群眾參加的新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但在運動爆發之初，除一些“紅衛兵”等少數人外，為什么廣大群眾卻無動于衷，對運動持消極觀望甚至憂慮的態度？繼而在運動前期，人民群眾又何以爭先恐后地踴躍投身其中，不少人還達到狂熱、癡迷的程度？及至運動后期，越來越多的民眾又因何背離、抵制這一運動，并發展為全國規模的群眾聲討、抗議斗爭？在長達十年“波瀾壯闊”的運動潮流中，支配廣大人民群眾行為的主流意識是什么？這種主流意識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我們從中可以得到哪些啟示？本文對上述問題試作探析。
開始：觀望·憂慮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式開始。當此之際，中國廣大民眾的思想狀況如何呢？
新中國的人民群眾也是由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群體組成的，其思想認識上有差異，甚至存在某些對立觀念。但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廣大人民群眾不僅已經跟著共產黨，一起走過了民主革命勝利的歷程，也已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共同搞了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業，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方向，把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群眾緊緊地聯系、團結在了一起，從而也使他們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形成了諸多重要的共識。這主要是：
一、 “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廣大群眾中普遍存在的強烈的思想觀念。在長期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人民群眾通過親自體驗得到了一種深刻的認識，這就是：“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才能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跟著黨和毛主席，就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就能奔向共產主義美好天堂。”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各界群眾已在持久地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高潮。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
二、“戰天斗地，艱苦創業”。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合作化以來，“熱愛新社會，建設新國家”，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普遍的心聲。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1958年初，黨和毛澤東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號召“向自然界開火”。（注：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頁。）這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雖然我國國民經濟在“大躍進”期間遭受了重大挫折，我國從1959年到1961年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但廣大人民群眾并沒有因此喪失信心，而是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共渡難關。王進喜、焦裕祿、雷鋒等各條戰線艱苦奮斗、搞好生產和工作的先進模范典型不斷涌現，“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蓬勃開展。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我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并發出把我國建沒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號召。這進一步使全國人民堅定了信心，煥發了斗志，舉國上下到處呈現出廣大群眾戰天斗地、改造河山的火熱場面。
三、“憶苦思甜，反修防修”。大多數群眾曾在舊中國遭受剝削階級欺凌和壓榨。新中國成立未久，人民群眾對剛剛逝去的舊社會的悲慘景象記憶猶新。當時群眾認為，階級敵人是不甘心滅亡的，他們還在作垂死掙扎，時刻妄想變天復辟。所以，必須堅持與階級敵人進行斗爭。加上當時夸大宣傳的所謂階級敵人的種種反攻倒算行為，更使人民群眾保持了很強的階級斗爭觀念。
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中共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被改變。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的宣傳日益加強。毛澤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并企圖復辟，這也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就是階級敵人打進黨內，尋找代理人，內外勾結，使黨變修、權變質、國變色。強調要把階級斗爭與反修斗爭緊密結合起來。進而又提出階級斗爭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誠然，在此期間，也確實存在一些黨政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義、多吃多占、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損害了民眾利益。加之在中國民眾尤其是農民中，素來有著濃厚的平均主義價值觀念，因此，群眾對這些黨政干部特別是其中直接與群眾打交道的基層干部很有意見。這就使毛澤東階級斗爭與反修防修的理論，得到了民眾一定的理解和共鳴。
四、“加強戰備，消滅帝修反”。新中國從成立起，一直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戰爭威脅。到60年代之初，中國的周邊形勢更為嚴峻：美國大肆侵略越南，在中國南大門燃起戰火；印度政府不斷在中國西南部挑釁滋事并發展為大規漠武裝入侵；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和惡化，北部中蘇邊境也出現了緊張局勢。臺灣國民黨殘余勢力在美國支持下也頻繁騷擾東部沿海地區，叫囂反攻大陸，有鑒于此，黨和國家對國防戰備工作十分重視。一方面，大力進行國防教育，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與帝修反爭速度、搶時間、加緊戰備，時刻準備早打、大打、打全面戰爭，打核戰爭，消滅帝修反；另一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戰備舉措，如大、小三線建設，搞全軍大比武，全民皆兵，大辦民兵師，研制原子彈，等等。在這種國防形勢和氣氛中，廣大群眾戰備的弦繃得是很緊的。
此外，還存在一些影響較小的民眾意識，不再一一列舉。
綜上所述，不外乎兩方面的基本意識，即：關注生產建設，也關注階級斗爭。但人民群眾當時最主要的心愿，是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在防止階級敵人搗亂和做好戰備的同時，以主要精力加緊搞好工作和生產，盡快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過上豐衣足食的幸福日子。也就是說，要求盡快搞好經濟建設，是廣大人民群眾當時的主流意識。而階級斗爭的觀念，只能居于非主流意識地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向往美好生活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共同愿望和夢想，當然也是中國勞動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標。勞動人民企盼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美好明天，因而，在人民群眾中進發出為實現理想而奮斗的高度熱情和積極性。二是由于黨和國家在此期間的大力宣傳和號召。新中國成立、尤其是集體化以來，黨和政府集中樹立和宣揚了一大批作為榜樣的改天換地、艱苦創業的英模單位和個人，使生產建設上的“比、學、趕、幫、超”活動在全社會蔚成風氣。三是因為“大躍進”之后，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被迫始終放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渡過難關方面，顧不上過多地強調搞階級斗爭。就連對階級斗爭極為重視的毛澤東，在此期間也提出不要因為階級斗爭干擾了經濟建設，要求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頁。）
然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卻有著自己另外的一整套理論。
眾所周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理論，是其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發展到頂點的結果。按照這一理論，他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與黨內狀況作了極為嚴重的估計。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于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不難看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理論，與民眾當時的固有意識、尤其是其主流意識之間的區別和差距是非常明顯的。首先，人民群眾當時最為關注的是盡快搞好生產建設，而上述理論則把階級斗爭看成是第一位的，階級斗爭是壓倒一切的。其次，在階級斗爭的嚴重性上，人民群眾認為，只要時刻提高階級警惕，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就能保住“人民江山萬代紅”；上述理論則認為階級斗爭形勢已極為嚴重，階級敵人在全國多數單位已經復辟，中央也已經出了修正主義。黨要變修，國要變色，權要變質，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已是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的了。再次，就階級斗爭的范圍及其重點而言，人民群眾的關注點是在黨外，是地、富、反、壞、右等社會敵對勢力（盡管也被夸大了）；而毛澤東的理論則認定，階級斗爭的主要對象是黨政各級“修正主義”領導，“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直指黨中央的“修正主義”，將黨內看作階級斗爭的主戰場。最后，在對黨內斗爭方式上，人民群眾對一些干部的錯誤行為不滿，有意見，甚至很氣憤，要求他們“洗手洗澡”，經過批評教育，改正錯誤。而毛澤東則認定過去的各種斗爭形式都不能解決問題，必須讓群眾自下而上地起來造反、奪權，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由于人民群眾的主流意識與毛澤東的理論在認知上的巨大差距，在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面前，雖然一部分青少年學生首先響應號召，起來造反，掀起“橫掃一切”的“紅衛兵”運動；但廣大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卻似乎莫名其妙，表現出種種困惑與担憂，成了“保守派”。一些受運動沖擊的人則表現出恐懼和抵觸。不少群眾還成了遭受沖擊的領導干部的“保皇派”。總之，群眾對運動持一種消極觀望的態度。各級黨政機關也難以支持這場運動，“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成了運動的“阻力”。黨中央也覺察到了來自各級領導和群眾中的阻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如何克服阻力，發動群眾，成為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思考的焦點。
前期：緊跟·熱衷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時期民眾主流意識演化的前期。在此期間，廣大群眾逐漸被“文化大革命”理論所掌握，普遍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激流巨浪中。運動從機關、學校和文化界，迅速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毛澤東當時曾滿意地指出： “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么廣泛，這么深入。”（注：《人民日報》1967年11月9日。）人民群眾的主流意識何以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
首先，廣大群眾之所以接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由于毛澤東這一理論對人民群眾具有很強的征服人心的效力。一方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關于社會主義階段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即“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以來，經過反右傾斗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再經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和8月《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集中闡述，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已經形成相當系統、完整的體系。這一理論似乎能自圓其說，而且有著很強的“邏輯性”、鼓動性和“說服力”。1969年黨的九大更使這一理論合法化、神圣化，這就使一般群眾在尚不能預見其會帶來何種后果前，很難對其持拒絕態度。另一方面，如前所述， 自合作化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黨和政府的領導干部中確有一些腐敗現象。這似乎使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重點轉移到了黨內，必須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理論得到了某種印證。這一切，就使群眾易于接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進而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投身這場運動。
其次，是由于中共中央、毛澤東為灌輸這一理論采取了大量措施。為了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政治、經濟、組織、思想、文化、宣傳等領域，采取了大量措施。尤其是如下幾大舉措，影響格外重大而深遠：一是大造聲勢。通過會議、文件、廣播、報刊、文藝以及大字報、傳單等等形式和渠道，在宣傳輿論上進行持續“超飽和轟炸”，為運動的開展進行輿論導向。二是支持“紅衛兵”運動。毛澤東8次接見逾千萬“紅衛兵”，多次發表講話，支持“紅衛兵”造反。 “紅衛兵”通過“破四舊”，大串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砸、搶、抄、抓……制造出巨大的轟動效應。三是發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這一運動使絕大多數黨政領導干部被審查、挨批斗，各級黨組織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黨政領導機關遭受沖擊，失去對運動的領導和控制。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造成“天下大亂”。四是開展“斗、批、改”運動。黨的九大后，全國連年累月地開展了“斗、批、改”運動。這一運動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總題目下，進一步具體化、精細化，而更易于滲透到各行各業及各相關制度中去。其間，“文化大革命”理論在各領域的分支理論也一一形成了。其中，尤以文藝革命理論、教育革命理論、知識分子再教育理論、黨內斗爭理論等，貫徹至為深入。這不能不使廣大群眾日益深陷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中。
最后，從人民群眾自身看，也存在接受這一理論的既有基礎。其一，從感情上開始。由于毛澤東的極高威望，加以封建主義殘余的影響，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存在濃厚的個人崇拜，并在“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急速升溫。其二，群眾中的“左派隊伍”已悄然形成。毛澤東曾指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組織、發展無產階級左派隊伍，并且依靠他們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注：《紅旗》雜志1966年第9期，第30頁。）自50年代后期以來，黨對干部、群眾早在進行階級斗爭、反修防修的教育，干部、群眾中已不同程度地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黨內特別是黨的干部中的“左”傾思想不斷蔓延滋長，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經形成一種社會思潮。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黨政干部存在脫離群眾、貪污腐化等問題，使不少群眾感到受了壓抑和傷害，這部分群眾似乎也認為需要通過搞運動來解決問題，發泄情緒。這就使得上述這樣一些干部、群眾，能更快地認同毛澤東的理論，成了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建立和擴大的“左派隊伍”，進而成為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其三，“紅衛兵”沖鋒陷陣。這一群體多為青少年學生。由于涉世未深，思想認識幼稚而偏激，他們對社會上和黨內的一些問題看得過于嚴重，相信資本主義復辟迫在眉睫，進而成為最先接受毛澤東理論的群體。他們采取大量粗暴野蠻的行為方式，“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成為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其四，在政治重壓下“隨大流”。林彪、扛青等人，出于其個人野心，故意煽風點火，蠱惑人心，以致一般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即使有意見，也難以反對，只好“隨大流”，最終被卷進“文化大革命”的漩渦。
后期：厭惡·抵制
從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斗、批、改”運動停止起，人民群眾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從根本上產生懷疑和動搖，逐漸改變對運動的狂熱擁護和追隨，進而由厭惡到憎恨，終于發展為公開的大規模的群眾抵制和聲討運動，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民眾主流意識。廣大群眾的抵制、抗議斗爭也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奠定了群眾基礎。這一時期的民眾主流意識為什么會不顧重重壓力，再次發生這種根本性的逆轉呢？
一是九一三事件的震動、警示效應。人們不禁反復思量，何以會出現這樣一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林彪？進而對“文化大革命”，從內心產生了一個又一個的“為什么”，開始認真思考和認識有關這場運動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70年到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九一三事件給全黨全國人民、尤其是廣大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以強烈的震動和警示，許多人開始從崇拜和迷信、狂熱中驚醒過來，懷疑、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越來越多了。
二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慘痛教訓。如果說， “文化大革命”之初，人民群眾還看不清這場“大革命”的錯誤和后果，而抱著很大希望盲目跟著干的話，那么，隨著運動的持續和發展，其嚴重后果和危害便日益清晰地顯示出來。群眾飽受動亂之苦，深感切膚之痛。越來越多的人由失望到絕望，由厭倦到厭惡，由痛苦到憎恨，走上了背離、抵制“文化大革命”運動之路。
三是周恩來、鄧小平糾“左”為人們帶來了希望。當民眾面對“文化大革命”混亂不堪的慘象，又深陷迷誤不能自拔之際，兩股清新的風及時吹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為克服“左”傾錯誤在經濟、文化、組織、外交等領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集團干擾破壞造成的惡果，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并明確提出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開始通過全面整頓，比較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他先后召開解決交通、工業、農業、科技等方面問題的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全國形勢明顯好轉。周思來、鄧小平通過批判“左”傾思潮，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會混亂，實現了安定團結，促進了經濟發展，改善了群眾生活。群眾從中悟出：只要有了黨內的正確領導，就能克服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只有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才能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四是江青集團的倒行逆施引發眾怒。江青集團也是憑借“文化大革命”的狂飆青云直上的。他們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借助“文化大革命”，極力加強、擴大其幫派體系，倒行逆施，干了大量禍國殃民的壞事。他們通過1972年批“極右”、1973年批“右傾回潮”、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和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將矛頭指向周恩來和鄧小平，使初步穩定的政治局面再次遭到破壞。這種狀況使廣大干部群眾痛心疾首，更加憎恨“四人幫”，更加厭惡“文化大革命”。人們心中長期積聚而又迅速發展起來的懷疑、不滿和憤懣情緒，猶如巨大的火藥庫，一旦點燃便會猛烈地爆炸起來。1976年4月，“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正是有了這一深厚的群眾基礎，黨中央政治局才順應黨心民心，一舉粉碎了江青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從而得到了億萬人民群眾由衷的擁護和支持。
幾點啟示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在此期間的民眾意識、尤其是其主流意識的變化迅速而顯著。在主流意識支配下的民眾運動，也出現了劇烈變動、前后迥異的罕見現象。回顧這個演化過程，可以從中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啟示。
(1)民眾主流意識決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歷史進程。民眾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意識。而決定民眾對于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基本態度、對民眾行為居于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意識，即是民眾的主流意識。“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初，民眾主流意識尚難以認同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理論，廣大群眾便對這一運動持消極觀望態度。“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某些領域、部分群眾中局部地開展。而一旦民眾主流意識接受了毛澤東的理論，便出現了億萬群眾爭相參與的情景，運動也就“波瀾壯闊”地發展起來。及至群眾逐漸覺醒，其主流意識再次背離、抵制這場運動，“文化大革命”便只能趨于結束。這說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像整個人類歷史一樣，也是由人民大眾按照自己的愿望創造的。
(2)民眾主流意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按照其固有特點和規律發展變化的。民眾主流意識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主客觀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演化的。這種演化是在主客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實現的。從民眾主流意識的第一次大變化看，雖然受到黨和毛澤東采取大量非常措施的嚴重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應是民眾既有的認識基礎。當時在群眾中本來就存在著關注生產建設與關注階級斗爭兩大傾向，經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廣泛發動及灌輸，群眾關注階級斗爭的傾向得到更快更大的發展，而轉化為主流意識。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廣大群眾吃夠了運動的苦頭，這一傾向大大減弱，再次轉向強烈要求安定團結、搞好國民經濟方面，后者又成為民眾的主流意識。于是，再次實現了主流意識與非主流意識的相互轉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導致民眾主流意識根本性變化的內在依據呢？歸根結底，這種變化是由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所要求和規定的。“文化大革命”之初，人們還不清楚運動的后果與危害，群眾更相信通過黨和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能確保既有的“勝利果實”，并“奪取更大的勝利”，獲得更大利益。當事實一旦證明，“文化大革命”只能帶來痛苦和災難時，人們的主流意識就再次發生了轉變。
(3)認識“文化大革命”時期民眾主流意識及其演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民眾主流意識往往是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與愿望的直接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國共產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執政黨，因而，只有時刻關注、了解、研究、把握民眾意識、尤其是支配民眾行為方向的主流意識，才能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才能引導民眾一步步實現自己的愿望和夢想，從而始終得到人民大眾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支持，永遠黨的文獻京75～81K4中國現代史馬英20042004“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群眾的主流意識在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和規定下，經過兩個大的階段，發生了兩次大變化。即前期，由“文革”初對運動的消極觀望，轉變為積極主動地投入；后期，又由對運動的緊跟、熱衷，轉變為厭惡、抵制。民眾主流意識的形成與轉變，決定了人民群眾在“文革”中的態度、作用和地位，也決定了這場運動的歷史進程。研究“文革”時期民眾主流意識及其形成和演化的原因、特點和規律，有利于深入認識“文革”的歷史。同時，也會從中得到多方面的啟示。“文化大革命”/民眾/主流意識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世紀上半期長江中下游地區鄉村社會研究”(K6891)。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山東大學考古學On Zhejiang Provinc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SHEN Xiao-min
(Marxist Theory Department,Guangdong Public Security School,Guangzhou 510232,Guangdong,China)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of Zhejiang in the 1920s was famous for its rich variety and long life.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any cause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ree-Colour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for Zhejiang Province Autonomy,which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proves that"warlord killed autonomy", but "warlord"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in simplistic terms.馬英民，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10000 作者：黨的文獻京75～81K4中國現代史馬英20042004“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群眾的主流意識在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和規定下，經過兩個大的階段，發生了兩次大變化。即前期，由“文革”初對運動的消極觀望，轉變為積極主動地投入；后期，又由對運動的緊跟、熱衷，轉變為厭惡、抵制。民眾主流意識的形成與轉變，決定了人民群眾在“文革”中的態度、作用和地位，也決定了這場運動的歷史進程。研究“文革”時期民眾主流意識及其形成和演化的原因、特點和規律，有利于深入認識“文革”的歷史。同時，也會從中得到多方面的啟示。“文化大革命”/民眾/主流意識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世紀上半期長江中下游地區鄉村社會研究”(K6891)。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網載 2013-09-10 21: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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