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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旦《冬》詩有兩個版本，一是1980年2月《詩刊》發表的原稿版，二是1986年出版的《穆旦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中收錄的修改版①。這兩個版本中，無論是在情感的真實性還是在詩藝效果上，原稿版都遠勝修改版。但長期以來，被學術界選擇該詩標準版本的恰恰是修改版，原稿版則幾乎被遺忘。
　　事實上，穆旦生前好友巫寧坤先生曾專門撰文談論過這一問題，文中還提出過這樣的假設：“若是穆旦活到1986年，親自編選《穆旦詩選》，他會采用砍掉迭句的‘更俗氣’的‘訂正’稿呢，還是采用有‘畫龍點睛’的迭句的原稿呢？”② 但由于巫先生主要只從穆旦一貫詩風的角度來分析，卻恰恰回避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穆旦寫作與修改《冬》詩前后的悲苦心境（只以簡略話語一筆帶過），同時未對《冬》的兩個版本進行細致的比較分析，這就容易使人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面來理解他的觀點，難以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盡管他的文章發表已近兩年，但對他提出的這個多少有點尖銳的問題，學術界至今無人回應。在今年出版的《穆旦詩文集》中，收錄的依然是修改版的《冬》詩，這就使得問題還有繼續探討的必要。
　　一
　　先來對照一下原稿版和修改版。為了醒目起見，現將穆旦修改過的首章（其余三章未作改動）抄錄如下，并用下劃線標明二者不同之處：
　　原稿
　　我愛在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臨窗把喜愛的工作靜靜做完；才到下午四點，便又冷又昏黃，我將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獨自憑吊已埋葬的火熱一年，看著冰凍的小河還在冰下面流，似乎宣告生命是多么可留戀：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
　　修改稿
　　我愛在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臨窗把喜愛的工作靜靜做完；才到下午四點，便又冷又昏黃，我將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多么快，人生已到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獨自憑吊已埋葬的火熱一年，看著冰凍的小河還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語著什么，只是聽不見。呵，生命也跳動在嚴酷的冬天。
　　我們看到，二者的關鍵區別在于：（一）在情感色彩上，原稿中“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一句，表達的是一種相當凄冷的情感；修改稿的相應四句中，后三句是一種相當溫暖的情感。（二）從詩句中隱含的詩人之人生觀念與人生態度來看，原稿相當消極，帶有強烈虛無色彩；修改稿則顯得比較積極樂觀。這一點，即便是從第二節“似乎宣告生命是多么可留戀”和“呵，生命也跳動在嚴酷的冬天”之間的對照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三）原稿中的“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是一句概括性和哲理性的詩，又以迭句形式反復出現，這樣在詩藝效果上就獲得一種聚焦效果（為此，詩人還在它的上句末尾均使用了冒號），成為整章詩之意義和情感的凝結點和升華點；在詩的音樂性層面，也成為詩中反復出現的一個聲音，猶如交響樂中的主旋律；修改稿則以聲音和意義上都各不相同的四個純描述性、抒情性的句子，消解了這種聚焦效果和升華機制，使詩的意義和情感難以凝聚到一點并獲得升華，而詩中對人生本質的概括企圖也就被徹底地消解掉。于是，整首詩的性質也就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由一首帶有較強隱喻意味的人生哲理詩，變成一首比較純粹的寫景抒情詩。
　　二
　　從原稿來看（結合后三章來說），詩人的總體構想，顯然是想通過對某種終極性的“嚴酷的冬天”景象的描述，對人生本質和生命本質進行透視與總結。因而，在結構關系上，第一章為總章，第二章寫自然界的生命狀態，第三章寫詩人自己的人生狀態和生命狀態，第四章寫世人的人生狀態和生命狀態。這樣，四章詩就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表意系統。在內容上，四章詩之間也存在著較緊密、自然的內在聯系。
　　第一章中，詩人用一系列寒冷的意象向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個世界：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又冷又昏黃的下午、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冰凍的小河、被北風吹得沙沙響的門窗、雪花飄飛的不眠之夜、茫茫白雪鋪下的遺忘的世界。盡管詩人也描述了“我”和昔日好友會心閑談的溫暖畫面，但閑談的對象畢竟已是“昔日”的好友，閑談的話題也只是快樂無憂的“往年”了，何況在閑談之時還始終“聽著北風吹得門窗沙沙地響”，這種不諧和音的存在，使得這本來就暗含著辛酸的快樂閑談更頓顯寒意。正如詩人在反復訴說“我愛……”的同時，耳邊又時刻回蕩著一個苦澀的聲音：“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這個本質性的尖銳聲音的存在，注定了詩人將面對一個個憂郁不安的“不眠之夜”，因為逝者如斯，萬物將終歸于沉寂！即便是永恒不滅的太陽，在詩人眼中也不過是處于由無數次“短命”疊加、接續而成的輪回之鏈中。而被這太陽所照耀的世界，其終極圖景不過是“茫茫白雪鋪下”的被“遺忘的世界”。總之，一切都阻擋不了嚴酷的世界本相浮出水面。故第二章一開頭，詩人就以一種驚栗顫抖的語調數落著自己的寒冷：“寒冷，寒冷，盡量束縛了手腳”。緊接著又勾勒了一連串更讓人心悸的末日景象：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盛夏的蟬鳴和蛙聲都沉寂，血液閉塞住欲望，年輕的靈魂被裹進老年的硬殼。嚴寒降臨，所有的生命都在“謹慎，謹慎，使生命受到挫折”的自我告誡中放逐了自己的欲望，因為它們知道，這一切將會被“大地一筆勾銷”。這樣一來，世界剩下了什么？——“奇怪！春天是這樣深深隱藏”，“花呢？綠色呢？”冬天封住了一切！寒冷封鎖住了一切！世界自然也就變成了一個“哪兒都無消息”的世界。這當然是在呼應首章中的“遺忘的世界”。第三章則承接著第二章末尾的“年輕的靈魂裹進老年的硬殼，/仿佛我們穿著厚厚的棉襖”一句，描寫“裹進老年的硬殼”之后的“我”的慘淡生活——詩人用自我剝離的方式，對自我（“你”）的生命狀態進行了審視，他看到的是：“你”已停止了分贈愛情，獨自清點友情，眼看著自己的心靈變得“枯瘦”，要尋找愛，向往情，只能到小說的幻象世界里去遨游了。詩中充斥著對于冬天的數落與詛咒聲：“因為冬天是感情的劊子手。”“因為冬天已經使心靈枯瘦。”“因為冬天封住了你的門口。”“因為冬天是好夢的劊子手。”到第四章，詩人忍不住將目光投向了窗外世人的生活，但他看到的同樣是一幅寒冷而蕭條的景象：一架馬車“歇在風中”，幾只帶著寒意（雪）的泥腳走進來，在“煙氣繚繞的”小土屋里，一邊“吃著，哼著小曲”，一邊談論著“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
　　從意象角度說，詩人在描述這幅“嚴酷的冬天”景象時使用了一個基本意象：“北風”。這一意象被作為主要背景性因素而貫穿全詩。比如在首章中，詩人就寫道：“聽著北風吹得門窗沙沙地響”；第二章中雖未直接出現“北風”意象，但從“寒冷，寒冷，盡量束縛了手腳”、“謹慎，謹慎，使生命受到挫折”、“大地一筆勾銷”等詞句，以及整章詩的意境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它的存在；第三章中“聽著樹木草石都在嘶吼”一句，無疑暗示了“北風”的存在；第四章中則非但直接寫到“風吹著窗紙沙沙響動”，末尾還勾畫了一個動人心魄的場面，即饑餓的“北風”苦苦守候并撲噬屋內之人的駭人場面：“北風在電線上朝他們呼喚，/原野的道路還一望無際，/幾條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撲進寒冷的空氣。”由于這也是全詩的末尾，故詩人需要在這里為貫穿始終的基本意象“北風”塑形，并點出它的本質：饑餓、貪婪、“吃人”③。作為這幅“嚴酷的冬天”圖景的一種主要背景因素，它是導致“冬”之“嚴酷”的主要毀滅性力量，正是在它的威脅和肆虐下，所有的生命都在“寒冷，寒冷”的呻吟與數落中“盡量束縛了手腳”而活著，都在“謹慎，謹慎，使生命受到挫折”的自我告誡中放逐了自己的欲望，“都怕崢露頭角”，于是，“年輕的靈魂”統統躲進了“老年的硬殼”，所有的生命聲息都被“一筆勾銷”，世界也就變成了一個“哪兒都無消息”的被“遺忘的世界”。至于詩人為什么要這樣寫，我們只要聯想一下他后半生對政治風暴的痛切體驗，就會恍然大悟，何況在寫《冬》詩時，詩人還在時刻承受著另一種更可怕的“北風”（時間之風，見下文）的致命威脅和毀滅性打擊。
　　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詩人的總體意圖，顯然不只是要描繪一幅自然界的冬日景象以及“我”和馬車夫的日常生活場景，更非像學術界一度公認的那樣，是要表現冬日生活的樂趣或詩人對冬天的喜愛之情；而是試圖通過對自然界和人類、“我”和世人的生命狀態的描繪，揭示一個終極性的人生哲理：“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嚴酷的冬天”。用巫寧坤先生的話來說，即：“在那個最后的冬天，半生的追求、無盡的苦難、深沉的幻滅，都升華為爐火純青的對生命的詠嘆。……在久經煉獄的歷練之后，詩人……以平常心態，用一個十分平常的形象，揭示一個十分平凡的真理：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④ 在這樣的文本結構和主題意圖中，首章中的“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一句，無疑就是全詩的“詩眼”和靈魂所在，是全詩之內在情感的凝結點和主題意義的升華點，它對全詩的情感與意義走向，都起著重要的統攝、規約和升華作用。
　　三
　　再從穆旦的創作心境角度來說。上文之所以說巫先生對穆旦寫作與修改《冬》詩前后的悲苦心境是有意“回避”，乃是因為依筆者推測，他在寫這篇悼念文章時，腦子里恐怕是難以忘記穆旦當時之悲苦心境的，因為在《穆旦詩文集》中收錄的、亦即他保存下來的穆旦書信，總共只有兩封，這兩封信中就分別有這樣的話：“一點小事，可以鬧到致命，但愿我這一局尚不止于此。人生多變化，稀里胡涂地過去了，還要再稀里胡涂結束”⑤；“反正大丈夫視死如歸，六十歲更無所謂了”⑥。要知道，在收到這兩封信后不久（2月26日），穆旦就猝然辭世。作為穆旦的好友，巫先生怎么忘得了這兩段格外沉重而刺眼的話呢？只不過，按人之常情，作為穆旦的契友，他可能極不情愿在穆旦的周年忌日，去重溫穆旦當年的悲苦心境，更不情愿在這樣的時刻，將穆旦當年的消極心情公布于眾。
　　實際上，在《穆旦詩文集》首次披露的40封穆旦晚年書信中，流露出這種悲苦心境的還遠不止這兩封。尤其是在1976年冬季（《冬》作于前后），穆旦就在致同齡好友（如董言聲、杜運燮、江瑞熙、巫寧坤等）的書信中，頻繁地流露出這種死亡危機感和人生空幻感。比如：1977年1月1日致江瑞熙夫婦信：“但也許可能死掉，那就完了。目前正為此不決。新年應有展望的熱情，我的話到此打住。”⑦ 1月4日致董言聲信：“當時大家談的什么？談未來和人生，談希望和抱負，是不是？而今呢？這些都不必再談了，嘴里留下的只是苦味。莎士比亞說，‘人生是個壞演員’，它的確演得很不精彩，隨隨便便就混過了一輩子。”⑧ 1月5日致巫寧坤信（如上）；1月19日致董言聲信：“這腿病使我感到壽命之飄忽，人生之可畏，說完就完。這一年多悶居室中，心情也不好，總之很不舒服。”⑨ 2月4日致杜運燮信：“將近一個月來，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譯，實則是以譯詩而收心，否則心無處安放。……但活著本身就是白費力氣，最后白白回到泥土了事。”⑩ 2月12日致巫寧坤信：只要不死（大概不會），能走路（這說不定），我暑假可去你處玩玩。”（11） 2月19日，即穆旦離世前一周，他還在致董言聲的信中說：“人生能有幾何？快樂的事又能多少？就是因為想到這些，所以我要訪友而游了。”（12）
　　穆旦這種死亡危機感和人生幻滅感，其實早在1976年年初就已逐漸滋生出來。這直接源于一次意外事件，即1976年1月19日晚上，穆旦騎自行車去為孩子打聽招工消息，回來的路上嚴重摔傷（股骨骨折），后因延誤治療而直接威脅到生命。在摔傷后的第六天，他在致董言聲的信中就說：“我于前六天騎車摔下……輾轉不能眠。特別有人生就暮之感。”他還這樣描述自己摔倒時的情景：“當我摔倒在街上時，一群人圍著，七言八語說：‘這位老大爺歲數可不小啦，摔得夠重的’，我聽著心里老大不舒服，心里想我怎么那么老？于是對他們說‘同志們走吧，我自己會起來的’。可是怎么也起不來。這就是一個真的信號：的確年老不行了。快完蛋了。……當然最基本的是人生太短，二十年一閃而過，再這么一閃，咱們就沒有了。日前追悼周總理，我有些淚是念及此而潸潸然。”（13） 此后一年間，他在致董言聲、江瑞熙、郭保衛等人的信中還多次談到這一問題。
　　同時，他在1976年的詩作中也反復表達了自己這種悲苦心境。比如這年寫的第一行詩“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智慧之歌》，3月作），顯然就直接源自他那種“人生就暮之感”。在同月作的《理智和情感》中，他那種“人生太短”的內心焦慮也直接流露出來：“如果時間和空間/是永恒的巨流，/而你是一粒細沙/隨著它漂走，/一個小小的距離/就是你一生的奮斗”。在5月作的《冥想》中，他更是痛苦地吟唱道：“為什么萬物之靈的我們，/遭遇還比不上一棵小樹？/今天你搖搖它，優越地微笑，/明天就化為根下的泥土。”總之，綜觀他這年的詩作，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句溫暖、樂觀的詩（修改后的《冬》除外），相反，卻充斥著這樣的詩句：“多少人的痛苦都隨身而沒”、“明天就化為根下的泥土”、“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另一個世界招貼著尋人啟事”、“哪里另有一場夢等他去睡眠”、“而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宮”、“讓我們哭泣好夢不長”、“若不是墳墓向我索要”等等。對他詩歌中的類似現象，筆者五年前曾在拙文《穆旦1976年詩作中的死亡意識》（14） 中作過簡要探討，此不贅述。
　　簡言之，自從穆旦摔傷之后，他猛然意識到自己老態降臨，并隱隱感受到某種大限將至的危險。這種心情在他1976年全年的書信和詩作中反復流露出來。到《冬》詩寫作（該詩作于1976年12月初，修改于12月底）前后，他這種心理危機感和恐懼感更日趨強烈，以致在他接下來兩個月內寫給親友的全部15封書信（依據《穆旦詩文集》）中，竟有7封信直接流露出這種心理。由此，我想讀者應該能大致明白：穆旦何以要在他最后的遺作里，竭力表達并凸顯“人生本來就是嚴酷的冬天”的人生哲理了。而他何以會在詩中以“北風”（即朔風、寒風）作基本意象并賦予它“吃人”的本質，也可以在這里得到合理解釋——對于此時的穆旦來講，過去歲月里的“北風”（政治風暴）曾無情地掠奪了他的青春和事業抱負，使他“二十年一閃而過”，以致多年來“壯志未酬”；如今，死亡的威脅又將他逼進了另一種更強勁的“北風”（時間之風）呼嘯聲中，使他又直接面臨“身先死”的危險。在這雙重“北風”的呼嘯聲（“聽著”）中，穆旦的“冬天”注定會格外“嚴酷”。這就是他為何要用“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來概括人生本質的根本原因。換言之，這一關鍵詩句，正是他用自己全部心靈苦汁熔鑄而成的，是他久郁心中不吐不快的一個聲音，因此，他要用迭句形式“喊”出來。
　　四
　　但修改版恰恰去掉了這一迭句。非但如此，還加入了一些溫軟樂觀的詩句。這既和穆旦當時的真實心境幾乎背反，在詩藝效果上還造成一系列嚴重問題：首先，沒有這一點睛之筆作意義支撐點和升華機制，整首詩的主題意義就難以升華到隱喻性層面。這就直接導致詩中作為標題的“冬”，難以真正獲得“人生之冬”的隱喻意義；詩中描述的日常生活場景和自然界景象，也難以升華為一種終極性的人生圖景和生命圖景。于是，詩中所謂“人生的冬天”就基本上變成一種虛偽的能指；全詩也就由一首有著濃厚隱喻意味、隱含著詩人強烈心靈痛感的人生哲理詩，基本上被降格為一首幾乎無關痛癢的寫景抒情詩。
　　其次，加入那些溫軟詩句之后，第一章的情感基調就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本來，原稿中雖也透著幾絲暖意，但因有“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作為主旋律，情感基調上仍是相當寒冷的；但在修改稿中，整章詩的情感基調就變得相當溫暖。這直接導致整首詩的情感存在著嚴重的內在沖突，我指的是，第一章的溫暖快樂情調和后三章的刻骨寒意之間幾乎是水火難容；即便是在第一章內部，盡管詩人已違心地去掉了隱含著自己悲苦之情和人生虛無體驗的全部詩句，但詩中那幾個特別冷硬、尖銳、不祥的語詞，如“短命”、“憑吊”、“埋葬”、“遺忘”等，也因直接隱現著詩人的某種隱秘心理，而和那些溫暖快樂的詩句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內在抵牾與沖突。它們的力量不可小覷——且不說它們自身的尖銳鋒芒就相當眨眼，在全詩的磁力場中，它們還會和后三章中的同類語詞（如“一筆勾銷”、“劊子手”）聲氣相通，同時，后三章的刻骨寒意和凄清意境也會為之“助威”，將它們身上的陰森氣息充分激發出來，從而對那些溫軟詩句的抒情誠意本身，構成致命的威脅，使之變得形跡可疑，并最終淪為虛偽的抒情。
　　再者，沒有了點睛之筆，第一章就基本上失去了對后三章的統攝能力。也就是說，詩的整體性隱喻意味被消解掉后，第一章中“人生的冬天”的語意就變得含糊不清，自然就難以輻射到后三章的畫面（場景）中去。于是，四章詩之間就變得相對平等，它們各自為政，相互獨立，僅僅在自然意義上的“冬”（總題）下聚合在一起，詩的總體結構關系就變得模糊而松散。舉例來說，多年以來，由于使用的是修改版，故許多論者都曾覺察到了該詩的游離現象——有的認為第一章和后三章之間存在著游離之處（主要指情感基調上，第一章相當溫暖而后三章相當寒冷）；有的則認為第四章和前三章之間存在著游離之處（主要指描寫對象上，前三章都是寫詩人自己的冬日生活，第四章則調轉筆鋒去寫馬車夫的生活）。更有甚者，同樣是從情感基調上看，也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如有的學者就認為詩中的游離之處，并非在第一章和后三章之間，而是在第二章和其余三章之間，因為其余三章都描寫了冬日里“閑適生活”（詩人自己和馬車夫的），基本格調上是溫暖的，而第二章中就毫無暖意可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顯然是因為在修改版中，人們難以看清楚詩人的總體構想，難以上升到終極性意義上去理解詩中描寫的生活場景。
　　進而，修改版第一章中的溫暖情調，還直接影響到人們對后三章的理解。上面所說的那些認為第三、四兩章描寫了“閑適生活”的學者，顯然就是受首章的影響而無形中放大了這兩章中的暖意——第三章中，詩人明明說：“你”之所以“停止分贈愛情”，是“因為冬天是情感的劊子手”；之所以獨自品嘗“夏日的禮品”，是“因為冬天已經使心靈枯瘦”；之所以“到另一個幻想世界周游”（看小說），是“因為冬天封住了你的門口”；乃至“你雖然睡下，卻不能成夢，/因為冬天是好夢的劊子手”。何“閑適”之有呢？而第四章則無非是寫了“幾只泥腳”之間的閑淡畫面，話題是“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何況末尾還勾畫了一幅駭人心魄的“北風噬人”場面，何“閑適”之有呢？至于有些論者還從穆旦之“平民意識”和“大地情懷”的角度，認為詩中對馬車夫日常生活場景的詩意描寫，正體現了詩人一貫具有的這種意識與情懷。這當然就更是一種“打著燈籠找跳蚤”式的根本性誤讀了。這種誤讀現象，看似荒唐，實則只不過是學術界誤讀該詩的一種極端表現而已，要知道，多年以來，學術界普遍將該詩誤讀為一首表現冬日生活樂趣、詩人對冬天的喜愛之情的詩歌，以至于到去年，有人試圖質疑這一權威觀點時，也不敢斷然否定它，故而才會將自己的質疑文章取題為“從荒寒的方向看”（15）。這種普遍性誤讀局面的形成，若究其根源，顯然就和所選版本（即修改版）的致命缺陷有關。
　　五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修改版《冬》詩是穆旦違心修改的結果，是特殊時代環境下誕生的“問題產品”。它不僅嚴重遮蔽了詩人的真實情感，在詩藝效果上也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所以穆旦在做出修改的同時，就對它心存反感，稱之為“更俗氣了”。
　　行文至此，必須交待一下修改原因。據1996年出版的《穆旦詩全集》的編者說：穆旦詩友杜運燮先生讀了原稿后覺得“太悲觀”，故建議穆旦做出修改（16）。對此，巫寧坤先生解釋道：“運燮是穆旦的老朋友，他的意見無疑是出于對老朋友的關心和愛護。當時‘四人幫’被揪出不久，政治形勢并不十分明朗，多少人還心有余悸。運燮素來謹言慎行，何況良錚的‘歷史問題’還沒有平反，‘太悲觀’的調子不符合‘時代精神’，不僅不能發表，沒準兒還會給作者招來新的‘言禍’。良錚也是過來人，為了不辜負老朋友的關愛，‘想了多時’才做出了改訂。”（17） 巫先生無疑是合理的，他點明了二者的現實顧慮，但解釋得并不透徹，因為穆旦當時寄給杜運燮看的，是《冬（1）》和《冬（2）》兩首詩（即《冬》的前兩章）（18）。若僅以“太悲觀”論，則這兩首詩都是如此，何況《冬（1）》中多少還有幾絲暖意，《冬（2）》中則毫無暖意可言。可是，穆旦卻獨獨修改了《冬（1）》，對《冬（2）》則一字未改。這意味著“太悲觀”三字就不足以解釋修改原因。筆者以為，修改的真正原因是：如果不去掉詩中的點睛之筆（“人生本是一個嚴酷的冬天”），以消解掉該詩對人生本質的概括企圖和隱喻意味，那么，“北風”的隱喻意味就會被醒目地凸現出來，《冬（2）》中的“封住口舌”、“謹慎，謹慎，使生命受到挫折”、“都怕崢露頭角”等詞句的隱喻意味，也會被充分激活。于是，詩中的時代（政治）諷喻意味也就昭然若揭。在那個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時代，恐怕是再遲鈍的讀者也能讀出這種意味。正如巫先生所說，在當時的現實環境下，這確實是極有可能會給穆旦帶來新的“言禍”的。
　　注釋：
　　①（16）對《冬》存在兩個版本的情況，1996年出版的《穆旦詩全集》中，編者曾以注釋形式指出過。原注為：“此詩第一章，原稿及《詩刊》1980年第2期刊出時，每節最后一行均為‘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其實，詩人將此詩寄給友人時，經杜運燮提議，認為如此復沓似乎‘太悲觀’，故改為不同的四行。穆旦家屬和杜運燮所編《穆旦詩選》（1986）收入的即為詩人改定稿。這里選用的是《穆旦詩選》版本。《詩刊》發表的系詩人家屬當時提供的最初手稿。”李方編：《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頁。
　　②④（17）巫寧坤：《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穆旦逝世二十八周年祭》，《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2月25日。
　　③在電線上能感受到北風的存在，暗示北風之強勁；在細小光滑的電線上，風本來是難以駐腳的，何況是如此強勁的北風，它之所以要如此勉力地駐停在電線上，無非是因為小土屋內還有幾個可“噬”之人，這又暗示了北風的饑餓與貪婪，而“呼喚”一詞則更使它這種饑餓感和噬人意圖昭然若揭。正因為如此，當那“幾條暖和的身子走出屋”，苦候多時的北風（“寒冷的空氣”）立刻就迎面“撲”了過去。
　　⑤1977年1月5日致巫寧坤信，《穆旦詩文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頁。
　　⑥（11）1977年2月12日致巫寧坤信，《穆旦詩文集·2》，第179頁。
　　⑦1977年1月1日致江瑞熙、方君嫦信，《穆旦詩文集·2》，第158頁。
　　⑧⑨（12）（13）1977年1月4日致董言聲信，《穆旦詩文集·2》，第171頁，第173頁，第174頁，第168頁。
　　⑩1977年2月4日致杜運燮信，《穆旦詩文集·2》，第150頁。
　　（14）拙文發表于《溫州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15）魏冬峰：《從荒寒的方向看——穆旦的〈冬〉解讀》，《名作欣賞》2005年第6期。
　　（18）參見穆旦1976年12月9日致杜運燮信，《穆旦詩文集·2》，第146頁。

文藝爭鳴：理論綜合版長春93～9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鄧集田20072007
鄧集田，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藝爭鳴：理論綜合版長春93～9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鄧集田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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