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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219(2003)07-0015-05
　　　　一、引言
　　20世紀的普通文字學領域，可以說是一個由美國學者引領風騷的舞臺。
　　1952年，美國學者I.J.格爾伯(I.J.Gelb)的力作《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Writing)問世，被公認為標志著普通文字學的正式建立。該書所構建的理論模式--單一起源（起源于“語義文字”，或稱“圖畫文字”）、單線發展演變（按語義文字→詞符（表意）文字→音符（表音）文字的順序依次演變）的人類文字發生發展模式，在普通文字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造成了整整40年的暈輪效應。
　　1992年，另一位美國學者S.D.白瑟拉脫(D.S.Besserat)以其凝聚20余年心血的力作--《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通過極其翔實的考古資料，說明了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楔形字，其前身并非什么“圖畫文字”，而乃記數的陶籌。證明了“圖畫文字”并非人類所有文字的必經之路。這就不但推翻了格爾伯模式的基礎--圖畫文字說，而且帶來了對格爾伯整體模式適應范圍的重新思考，促使越來越多的學者放棄盲從，轉入科學的、理智的探索軌道。
　　現代語言學的締造者索緒爾(F.de Saussure)曾指出，人類語言總系統的基本類型為“三類兩極”。人類文字的基本類型有“兩種”，即“表意體系”和“表音體系”，而表意體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漢字”。索緒爾還在他的論著中特別聲明：“我們（指歐美學界--筆者注）的研究將只限于表音體系。”
　　因而，把語言-文字類型學引入人類文字研究領域，用中國學者關于漢字系統起源階段的研究成果，支撐起人類文字起源領域的另“半邊天”，是構筑普通文字學新模式的關鍵，也是21世紀人類文字研究領域的當務之急。
　　　　二、“布龍菲爾德時代”與格爾伯的普通文字學模式
　　（一）布龍菲爾德的文字學模式
　　芝加哥大學是一所有著深厚的考古基礎的大學，是一所與美國語言學的全面騰飛有著密切關系的高等學府。其中，出生于芝加哥的布龍菲爾德，1909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27～1940年，布龍菲爾德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學；之后，就是從這里，布龍菲爾德走向當時的美國語言學的最高中心--耶魯大學，達到其事業的頂峰。美國把1933～1950年稱為“布龍菲爾德時代”，那么，可以這樣說，“布龍菲爾德時代”是從芝加哥大學開始的。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美國語言學經歷了三個階段：
　　1.前奏階段
　　這一階段以輝特尼(W.D.Whitney)為代表。
　　輝特尼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代的語言學家，他致力于使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輝特尼主張：語言學應該以經驗的概括為基礎，這種概括僅限于說明語言的現狀和過去的狀況。在語言的描寫中，輝特尼只提到“結構”，而沒有提出“系統”。輝特尼時代，是美國語言學正式崛起的前奏。
　　2.微觀研究階段
　　這一階段以鮑阿斯(F.Boas)和薩丕爾(E.Sapir)為代表。
　　20世紀初，美國語言學在考古人類學厚實的土壤中誕生。鮑阿斯、薩丕爾為這一階段的代表。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是把語言學研究置于人類學的總框架中。主要成就是：為美國語言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取得了重大的描寫性的成果，并建立了良好的傳統。
　　鮑阿斯被認為是美國語言學的開創者，他正式的身份是人類學家，語言學是他自學的學科。20世紀初，以鮑阿斯為代表的美洲考古-人類學家提出：“文化是自成一格的”，“一種文化的發展趨勢，只能從該文化自身形成或發展的歷史中去尋找”。因而，他們拒絕用舊大陸的發展模式套用美洲的考古資料。鮑阿斯把他在人類學領域的觀點運用到了語言學研究中，開創了美國語言學，并建立了良好的傳統。1911年在美國語言學史上是具有標志性的一年，這一年出版的美國學者集體編寫的《美洲印地安語手冊》第一卷卷首有鮑阿斯寫的一篇序言，號召人們擺脫傳統語言學的概念和方法，為了描寫不同結構的語言創立新的概念和方法。鮑阿斯建立了這樣的原則：描寫一種語言，只能根據它自己的結構，不能也不應該用其他的語言結構來套這種語言。鮑阿斯指出，由于研究過歐洲和西亞語言的語法學家曾制定了一套語法范疇，后來的語言學者往往想在每一種語言里都去尋找這些范疇。實際上這套范疇只在某些語系里是特有的，在其他語系里會有另一些范疇。鮑阿斯認為，對不同的語言應該發掘其不同的現象和特征，并有必要創立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因而，《美洲印第安語手冊》處理語言現象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不采用跟英語或拉丁語等語言比較的方法，即按照印第安人分析自己言語形式的方式來處理。
　　薩丕爾繼承了鮑阿斯的觀點，他呼吁人們重視針對具體語言進行描寫的必要性。薩丕爾的《語言論》是美國語言學的一部重要經典。薩丕爾在書中提出了針對具體語言描寫的分類法--四重標準法。書中引用的語言多達60種以上，這些語言幾乎遍及全球，特別是其中提供的印地安語的事實更是令人大開眼界。薩丕爾對語言事實的尊重精神是他留給美國描寫語言學的遺產之一。
　　3.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并舉的階段
　　這一階段以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為代表。
　　在布龍菲爾德之前，美國語言學已建立了“以語言的本來面目描寫語言事實”的原則，并形成了自己的優勢和風格。然而，“拒絕套用舊大陸的發展模式”的觀點發展到絕對的程度，帶來了消極一面：由于絕對拒絕了與歐洲的溝通和交流，所以造成了較為自我封閉的狀況，而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增強的時代，自我封閉就意味著放棄對世界領先地位的競爭。筆者認為，在布龍菲爾德時代之前，美國語言學之所以沒有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布龍菲爾德是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的集大成者，他在方法論和分析手段方面對美國描寫語言學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他在鮑阿斯、薩丕爾等人的研究基礎上，總結出一套完整的、由有關語言結構的嚴密的學科術語為基礎的描寫方法。在他手里，美國語言學脫離了人類學這一母體，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學科。
　　同時，布龍菲爾德是一個印歐語學者并長期從事日耳曼語教學，形成了他的“第二特長”日耳曼語。而且，他還熟悉多種其他語言（如斯拉夫語、印地語、希臘語等），并編寫過多種教材。以上經歷，使布龍非爾德對歐洲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果，尤其對德國在語言學宏觀理論方面的優勢，有著比他前輩更高的認識。
　　布龍菲爾德的影響主要通過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巨著《語言論》形成的。這本著作為美國描寫語言學奠定了理論和描寫方法的基礎。《語言論》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1～16章）屬共時語言學，后半部分（17～28章）屬歷時語言學。他的觀點主要表現在前半部分，尤其是關于語音（5～8章）和語法（10～16章）。而后半部分，主要借用了歐洲（主要是德國）的宏觀理論，如在“文字”一章中，布龍菲爾德對文字的分類就顯示了與19世紀德國的斯萊啥爾的語言分類的一脈相承的特點。《語言論》這種“拼盤式”式的結構特點，一方面反映了布龍菲爾德意欲以引進歐洲語言學成果以提高美國整體水平的意愿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布龍菲爾德畢竟還是美國式的學者，仍帶有20世紀前半葉美國語言學者的的基本特征--在宏觀理論方面的造詣畢竟較淺，未能將歐美的語言學成果融為一體。
　　綜上所述，布龍菲爾德在發展了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的同時，借用了歐洲（主要是德國）語言學理論研究成果，使美國語言學總體水平借助方法和理論蹬張力，產生質的飛躍。同時，也把美國在微觀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介紹給了世界，極大地提升了美國語言學原有成果的價值。美國語言學一躍而進入世界語言學研究的前列，并最終登上了領袖的寶座。
　　（二）格爾伯的普通文字學模式
　　格爾伯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也是美國亞述學研究領域的權威。是一位站在布龍菲爾德“肩上”，成功開拓了新領域并形成世界性影響的新一代美國學者。格爾伯《文字的研究》一書所構筑的普通文字學模式，不但與布龍菲爾德的文字學模式有著直接的淵源繼承關系，而且借布氏模式體系的強大張力而形成了自己長期而廣泛的暈輪效應。
　　格爾伯的普通文字學模式匯集了20世紀前葉美國語言學三個方面的優勢：雄厚的考古研究基礎、印地安語言調查所積累的豐富資料、布龍菲爾德時代的語言學整體成就。格爾伯模式直接以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中的《文字》一章為原型，以音段的長短為分類依據，并據此把人類文字的發生發展軌跡分為圖畫文字、詞符（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個發展階段，亦即三個既有內在聯系、又有各自獨立特點的環節，從而組成了一個單源發生、單線發展，而又環環相扣的鏈狀結構整體。就這樣，一個完整的、具有征服力的普通文字學理論模式挾布龍菲爾德時代的整體強勢而面世。
　　格爾伯本人的具體貢獻，在于加重了對人類文字起源階段的描寫和論證。他的《文字的研究》一書，充分利用了美國雄厚的考古人類學的基礎，吸收了不少20世紀考古學界的新觀點（如“區系說”等），他認為“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由圖畫文字發展而來”，并從而提出了“語義文字”（即“圖畫文字”）乃人類正式文字系統產生的必經之路的觀點。格爾伯模式中的“圖畫文字”這一術語，屬于普通文字學范疇，是格爾伯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內容有嚴格的規定性。
　　從源頭上講，“圖畫文字”這一術語并非格爾伯首創。18世紀30年代，威廉·瓦爾博頓在《摩西的神圣使命》就提出了圖畫文字說。然而，那是考古學“浪漫時代”的產物--在1800～1840年期間，歐美考古學雖然資料大量堆積，但是判斷古物年代的方法尚未出世，因而，這一時期的研究多具有空想性質，自然也就不會引起多大反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語言學研究，使這一術語得到了廣泛的關注。眾所周知，美國語言學是在對北美印地安語調查的基礎上展開并形成自己的特色的，北美眾多的印地安民族在歷史上留下了形形色色的圖畫，因而，美國學者中很早就產生了這樣的認識傾向，即：這些圖畫屬于“早期文字”資料。1893年，美國學者瑪勒里(G.Mallery)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圖畫文字》是世界范圍內第一部以“圖畫文字”命名的研究性著作。20世紀初，隨著美國學者調查中所積累的圖畫式的資料日益豐富，使得“圖畫文字”的提法日益流行，并擴展到多個學術領域。而格爾伯本人在亞述學上深厚的造詣，更給這一術語罩上了一層具有震懾效果和實證魅力的光環，使200多年前瓦爾博頓首創的“圖畫文字”說得到了“復興”。
　　簡而言之，格爾伯模式的面世，結束了之前諸說紛紜的局面，開始了美國式的文字學理論一統天下的時代。
　　　　三、白瑟拉脫的突破與普通文字學基本原則的回歸
　　格爾伯模式的暈輪效應并未能征服所有的學者，考古事實與圖畫文字論的矛盾，促使有識者轉入更深層的研究，并不斷發表自己的見解。1959年，歐本海姆發表《論美索不達米亞官僚機構中一項操作機制》一文，揭示了陶籌的計數（記事）功能；1966年，法國的阿密考據出（泥版上）陶籌的前身--裹著各種形狀的小巧的陶制物的泥球。這些發現引起了白瑟拉脫的思考。
　　白瑟拉脫敏銳地捕捉到格爾伯模式中基礎環節的弱點。她選取格爾伯當年奠定其學術成就和聲望的地點--西亞地區（即“亞述地區”）作為她的基地，以格爾伯模式中基礎環節的結論--圖畫文字說作為她的檢驗目標和研究的基點，開始了長達20余年漫長而艱苦的調查研究。從1969年起，自瑟拉脫開始遍訪館藏陶器，博覽發掘報告，專攻陶籌的研究。至1992年，她走訪了15個國家的30個博物館，親眼目睹、測量拍照了116個古代遺址，近萬個陶籌，并先后發表了100多篇文章。最終，白瑟拉脫推出了二卷本專著《文字之前》，得出了結論：蘇美爾楔形文字的前身不是圖畫文字，而是用以計數的工具--陶籌。白瑟拉脫的成果，直接推翻了格爾伯的模式的基礎--圖畫文字說。
　　白瑟拉脫根據西亞地區蘇美爾人的文字文物得出的結論--“陶籌變文字”論，以堅實的文物事實為依據，推論新穎而合理，引起了歐美學界廣泛的關注。她的方法和結論經過長期的批評和爭議，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陶籌變文字”說“正在改寫和已經改寫舊有的關于楔形文字的起源理論”，影響不斷擴大。白瑟拉脫的成果終于被公認為是20世紀后期人文科學領域內的一項重大的研究成果。
　　白瑟拉脫的“陶籌變文字”論，雖然能令人信服地解釋楔形文字的起源，卻無法解釋人類其他類型語言的文字的起源--因為，至今未能在其他自源文字的發源地找到支持這一說法的材料。同時，格爾伯的文字起源理論--圖畫文字說，雖不適用于楔形字的起源，但對古埃及圣書字的起源，卻似乎還是適用的。因而，格爾伯模式還是大致適用于印歐系諸文字系統的。
　　然而，白瑟拉脫的成果在宏觀思想領域給整個普通文字學界一-尤其是近代以來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的歐美學界--帶來的沖擊則是巨大而探遠的：格爾伯模式是一個結構嚴密的構想整體，環環緊扣，不可或缺。如今，最基礎的一環已缺失，其他環節也難保一定經得起檢驗，因而，白瑟拉脫的成果給格爾伯的模式帶來了全面崩潰的危機。并且，如上所析，格爾伯模式的原型是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的“文字”一章，而布龍菲爾德的文字學觀點又借自歐洲。假如承認格爾伯模式的起源理論只適合于印歐語系，那就意味著近代以來由歐美學者提出并一直奉為圭臬的許多所謂普遍原則，也都有可能同樣經不起有關事實的檢驗，而失去其普遍性。
　　也許正因如此，白瑟拉脫的陶籌變文字論，雖被專家認為是飛躍性的成果，卻至今未能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一致的贊同。然而，這一成果堅實的材料基礎，卻使舊的文字理論模式遭到正面的挑戰，并從而推動整個普通文字學領域的研究進入更高的層次。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格爾伯崛起的歷史背景，可以發現，對格爾伯來說，有兩股強大的外勢幫助了他的成功：第一，恰逢美國登上世界第一強國地位的時期，美國的國際地位造成的強大外勢，極大地提高了美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國際地位。第二，恰好美國的語言文字類型與歐洲諸國相同，創于歐洲的理論與出于美國本土的語言文字描寫自然合如符契。格爾伯的模式獲得了長期占據世界語言學研究中心地位的歐洲集團的贊同，并迅速形成世界性的影響。
　　有意思的是：白瑟拉脫關于楔形文字起源的觀點--由陶籌而文字的觀點，正是嚴格遵循美國語言學“以語言的本來面目描寫語言”的原則研究的結果。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是美國傳統語言學研究中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擊潰了格爾伯圖畫文字說的暈輪效應，造就了白瑟拉脫的成功；同時，在更高的層次上，捍衛了美國語言-文字學的整體榮譽。
　　　　四、結語
　　格爾伯給我們帶來的啟迪是：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增強的時代，要想在普通文字學研究領域躋身世界領先行列，不但需要深厚的微觀研究基礎，更需要高度發展的宏觀理論建設。白瑟拉脫給我們帶來的啟迪是：構建普通文字學領域內的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立足于語言-文字類型學的高度，確認該理論借以建立的文字材料的類屬，界定該理論模式本身的適用范圍。
　　要構筑新的普通文字學起源理論模式，需要三方面的基礎條件：補足漢字起源領域的微觀描寫材料；立足于語言-文字類型學的高度構筑的宏觀理論框架；建立不包括研究目標在內的、由具備典型性的“三類兩極”的語言-文字事實所構成的檢驗體系。那么，中國學界是否已具備了以上條件呢？
　　筆者認為，20世紀后期以來，國內學界已取得以下三方面的先期成果：第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為代表的國內綜合研究成果，提供了中國漢字起源階段社會文化背景的基本發展輪廓。考古-文字界的專家集團，總結出了--與印歐系前文字起源階段的事實頗不相同的--漢字起源階段的事實。
　　第二，國內語言理論界關于語言-文字類型學理論的先期探索成果，為漢字起源階段的理性分析打下了宏觀理論基礎。
　　第三，國內在東巴文研究方面的豐碩成果，為漢字起源研究領域提供了同類互證和檢驗材料，結合國外學者在圣書字和楔形字起源領域的研究所提供的反證、遞證和檢驗材料，當足以保證結論的正確性。
　　因而，中國學界已經具備了在21世紀的普通文字學領域內突破“重圍”、搶得先機的基礎條件。可以預見，21世紀的普通文字學領域，很有可能會出現由東方和西方“聯袂演出”的局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舞臺--并且，首先領銜登臺的，很有可能是中國的專家集團。
　　收稿日期：2002-12-19
職業技術教育長春15～18,19H1語言文字學何丹20032003本文通過對20世紀普通文字學領域要況的評述，說明21世紀普通文字學新模式的構筑，關鍵在于要立足于語言--文字類型學的高度，并用漢字起源階段的研究成果，完成人類文字起源領域中歐美學者一直無法深入進行的另“半邊天”的描寫。中國學界已完成了必要的先期研究，因而具備了在21世紀搶得先機的基礎條件。普通文字學/模式/重構基金項目：浙江省2002年年度規劃課題，課題號NOZJY5。何丹(1952- )，女，浙江大學玉泉校區國際文化系副教授，博士。浙江大學玉泉校區　國際文化系，浙江　杭州　310027 作者：職業技術教育長春15～18,19H1語言文字學何丹20032003本文通過對20世紀普通文字學領域要況的評述，說明21世紀普通文字學新模式的構筑，關鍵在于要立足于語言--文字類型學的高度，并用漢字起源階段的研究成果，完成人類文字起源領域中歐美學者一直無法深入進行的另“半邊天”的描寫。中國學界已完成了必要的先期研究，因而具備了在21世紀搶得先機的基礎條件。普通文字學/模式/重構基金項目：浙江省2002年年度規劃課題，課題號NOZJY5。

網載 2013-09-10 21: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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