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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吳文化的特征劃分為三個層次，即核心層（人文心態）的根本特征，中層的一般特征和外層的具體特征。其發展主線是剛柔相濟，其中“剛”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現為：對文化事業的全力投入，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執著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際表現出堅貞的民族氣節，在經濟領域中開拓進取的精神等。吳文化這些特征，是受地理環境、經濟條件、政治形勢、移民結構的規定和影響而形成的。
　　＊ ＊ ＊
　　 一
　　自８０年代初吳文化熱興起以來，吳文化的特征就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究其原因，關鍵在于論者對吳文化內涵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分歧，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必須從理論上統一認識。
　　就目前而言，史學界一般將吳文化界定為廣義的吳地的文化，包括歷史上吳人創造的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此漫無邊際的范圍，倘若不對其結構細加分析，顯然難以把握住吳文化的研究方向及其文化特征。在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諸家學說中，影響較大的是１９８６年龐樸先生提出的文化三層次論，即“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最表層的；而審美趣味、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宗教信念、思維方式等，屬于最深層；介乎兩者之間的是種種制度和理論體系”［①ａ］。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可以將吳文化的特征劃分為三個層次：核心層（人文心態）的根本特征、中層的一般特征和外層的具體特征。其中一般特征和具體特征，王友三先生將它們分別表述為“一般文化形態”和“具體文化形態”［②ａ］。本文提出核心層的根本特征，旨在從吳文化的諸多特征中尋覓一條能夠一以貫之的主線，以俾吳文化各種特征之間的關系更加清晰明朗。那么，吳文化的根本特征，或者說吳文化發展的主線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是剛柔相濟。自新石器時代起，吳文化的發展始終貫穿著剛柔相濟這條主線，而以六朝為界，這條主線又可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特色的階段。前一階段是以剛為主，以柔為輔，外剛而內柔；后一階段則表現為外柔而內剛，以柔的面貌展示自己，以剛的精神自律自強。
　　人們常常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吳粵（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來說明古代吳地的尚武之風。然而就在吳人崇尚武力，表現出外在的陽剛之美時，其內在陰柔的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并沒有一刻消失，這種柔性不斷釋放出來，凝定在他們所創造的一切“藝術品”上。從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原始藝術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陶器還是象牙骨器，上面雕刻的物象的線條都是以弧線、圓圈線和卷曲線為主，不施色彩，屬于白描素雅類型，“形成了細膩、柔和、生動、傳神的藝術風格”，“表現出溫和瀟灑和內含的性格，和對清淡素雅風格的喜愛”［①ｂ］。比河姆渡文化晚二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則以它精美絕倫的玉器讓后人為之傾倒。據一般學者研究，良渚玉器上神人獸面紋就是商周青銅器饕餮紋的源頭，然而它們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商周“青銅器動物紋飾都是采取夸張而神秘的風格，即使是馴順的牛、羊之類的圖像，也多是塑造得猙獰可怕”［②ｂ］。在中原人心目中，神靈是抽象而恐怖的，只能敬而遠之。良渚人對神靈的態度明顯不同于中原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余杭反山１２號墓出土的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最具典型意義，在這里，“體形不大的人面處在畫面上方中心部位，顯示了神的核心在于人”。時代晚于反山的瑤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神人獸面紋出現了逐漸融合、簡化和省略的趨勢”，“猙獰的獠牙，神秘的羽冠，煩瑣的線條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簡略的神人頭形圖”［③ｂ］。不難看出，良渚人的世界觀趨于現實，重視人的價值，審美情趣也以簡潔明快為特色。大約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在江南突然消失，經過數百年的文化斷層，至商代江南地區又出現了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和寧鎮地區的湖熟文化，它們都是青銅文化。一開始，江南青銅文化基本上是模仿中原，但至商代末期就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出現了“造型奇特優美”的鴛鴦形尊，“標新立異”的飛鳥蓋雙耳壺，饕餮紋也變得“稀疏簡略，不施地紋，已失去它原來的繁褥神秘性。”花紋裝飾不受什么體例限制，不像中原那樣規范化，有時顯得隨意草率。總之，商末周初江南青銅器“從銅質的熔煉到器物造型及花紋裝飾等方面，均體現出生動活潑、富于革新的精神”［④ｂ］。這種柔性的審美情趣在六朝以后的吳文化發展中一直保留下來，并進一步發揚光大推向極致，形成各種門類的精巧手工業行業，如絲織、刺繡、玉雕，以及現代的尖端輕工電子產品等等。
　　另外，從上古吳人的處事方式、行為準則中，也可以發現其“柔”的一面。商朝未年，太伯仲雍奔荊蠻，建立勾吳國，一開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試圖用周族的一套制度統治土著人民，結果行不通。仲雍嗣位后立即改為“斷發文身，裸以為飾”，打扮得與土人一般，以獲得土人的認同。仲雍這種入鄉隨俗的統治方式，避免了一場激烈的武裝沖突，表現出權宜靈活的性格。直到春秋末年，當吳國以武力欺凌魯國時，孔子那著名的學生子貢還曾援引仲雍之事，來譏諷吳國的祖先就不是什么恪守禮法之士［⑤ｂ］。吳國祖先不拘泥傳統、靈活善變的精神為他們的后裔所繼承。春秋時期，隨著吳國與中原諸侯接觸的增多，吳人對中原先進的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向往之情。公元前５７６年，吳王壽夢在鐘離（今安徽鳳陽東）大會諸侯，他觀看了周朝禮樂之后，大發感慨：“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⑥ｂ］正因為吳人對外部先進文明表現出吸納、包容的開放胸襟，所以到春秋后期才會出現精通中原禮樂的季札，產生名列孔門七十二賢的言偃。
　　六朝時期，由于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因素，吳文化發生轉型，價值取向由尚武趨于尚文，吳人的形象也由“輕死易發”轉變為溫文儒雅。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而身體卻“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①ｃ］，及遇戰亂，則束手無策，未經陣仗，便已猝死途中。從東晉時起，人們就認定江南人柔弱怯懦，不善打仗，到了近現代，這種看法幾成世人共識。林語堂先生曾為江南人畫了一張俏皮的“漫畫”，說：“他們習慣于安逸，勤于修養，老于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愛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②ｃ］于是大多數人認為，這些吃大米說軟語的法南人只能產生才子佳人，但成不了大氣候，出不了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對此，我們不以為然。事實上，吳人儒雅不等于怯懦，相反，這種儒雅的外表之下，隱含著更深沉更強烈的“剛”的文化性格。這種“剛”的性格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吳人對文化事業的全力投入。在封建專制時代，吳人先后遭到多次政治上的打擊，比較嚴重的，一是兩晉南朝北方士族對南方士族的排擠壓制，一是明初朱元璋對江南士人的殘酷殺戮。嚴酷的政治現實，使得“南士將政治上的追逐轉化為精神上的執著”，將其心智全部傾注到文化事業上去，以豐厚的文化成就來彌補權力的失落［③ｃ］。他們雖然選擇隱逸的生活方式來平衡自己的心態，但這絕非全身遠害的消極遁世，而恰恰是另一種積極入世的方式。明代文征明倡言道：“奚必矯矯孑立，求勝于氣，然后為能盡其剛哉！昔劉器之不為枉矯過激之行，而耿挺特達，卓有建明，至于顛頓困踣，曾不少變，而蘇軾氏以鐵漢目之。”［④ｃ］這實質上是向世人宣告江南士人所追求的是一種外柔內剛。吳人對文化的投入，形成了重視文教的傳統，出現了眾多的文化世族。當北方世家大族由于朝代變更、政局動蕩而分崩瓦解時，南方的文化世族卻憑借文化傳承的堅強韌性延續下來。吳人沐浴在濃郁的地域文化氛圍之中，外表變得越來越柔，而內在“剛”的精神卻愈益強化。
　　第二，吳人注重對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執著追求，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范仲淹。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正是對先秦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繼承和張揚，他以畢生的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致力于“仁”道的不懈追求。這是一個艱辛異常的過程，誠如曾參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⑤ｃ］然而范仲淹“以道直行，雖危不避”［⑥ｃ］，無論是居廟堂之上，還是處江湖之遠，都能癡心不改，真正“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⑦ｃ］，為世人樹立了儒家“士志于道”的理想人格的光輝典范，影響了整整一代士風，這難道不是一種“剛”的精神嗎？
　　第三，吳人在民族危亡之際表現出堅貞的民族氣節。可以舉證的例子很多，如南宋末年文天祥領導的江南抗元斗爭，李庭芝、姜才領導的揚州抗元斗爭，明末清初發生的“揚州十日”、“江陰十日”、“嘉定三屠”，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吳淞口戰斗、鎮江人民抗英斗爭，以及現代史上的淞滬抗戰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江南人在這些戰斗中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連外國人都欽佩不已。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鎮江軍民在抗擊英軍的戰斗中“殊死奮戰，直到最后一人”的“勇敢和銳氣”，他說：“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⑧ｃ］即使如明末文壇巨子錢謙益、吳偉業，他們由于各種原因，一度“失節”，屈事新朝，但不久即辭官歸隱，遁入空門，以求心靈解脫，這說明他們身上仍未失去剛的秉性。
　　第四，吳人并非都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粹文人。在政治腐敗、國是日非的年代，江南士大夫對政治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如“宋學建立階段的組織者和帶頭人”范仲淹，所倡導的學風就是“以通經致用為目的，重實際，講實用，務實效，以期實現‘內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①ｄ］。明末東林黨人則旗幟鮮明地宣稱：“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強調立志做人是做學問的第一要事，提倡實學，重視社會，關心民瘼。其領袖人物顧憲誠，衣食無華，生活儉樸，卻終日“憂時如疾痛”［②ｄ］。清初顧炎武則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宋明理學嚴辭抨擊，提倡經世致用，高揚起“經學即理學”的大纛，開創了清代的考據學風。“乾嘉盛世”過后，社會呈現出衰敗之相，仁和龔自珍謹遵外祖父段玉裁的教誨，“努力為名儒，為名臣”［③ｄ］；同時又受常州今文經學派影響，形成了經世致用的思想，對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改革主張，從而奠定了他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維新派先驅者的地位。江南士人担負著沉重的歷史使命和社會使命，時刻站在思想戰線的前沿，高瞻遠矚，領導潮流，這正是知識分子敢為天下先的“剛”的性格。
　　第五，吳人的“剛”還表現在經濟領域中開拓進取的精神。江南是我國資本主義最早萌芽的地方，也是西方列強最先打開的中國門戶，因而這里能夠得風氣之先，誕生了我國最早的近代工業，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直到現當代，江南人仍是全國的排頭兵，推出了“蘇南模式”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典型。１９７０年全國其他各地還在“停產鬧革命”時，后來成為“華夏第一縣”的無錫人已經提出“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口號，他們充分利用從大城市下放的經營管理和工程技術骨干，“發動社隊興辦支農工業，既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又加快社隊工業的發展。”“從１９７４年起，無錫縣就成為全國鄉鎮工業產值最早超億元的縣份之一，以后一直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④ｄ］。與無錫毗鄰的江陰市也不甘落后，從“１９７０年起城鎮知識青年集體插隊落戶，實際廠隊掛鉤，推進了社隊工業發展勢頭。”［⑤ｄ］在那政治掛帥的年代，江南人卻巧妙地逆“潮流”而進，這不也是睿智與膽識、氣魄的結合嗎？
　　以上五點都是從人的角度探尋吳文化“剛”的特性，設若變換一下視角，我們同樣可以在吳人那美奐美侖的藝術作品中發現其“剛”的一面。比如說南畫，追求的是一種雅秀的氣韻，但其筆法也“不是一味用柔的，柔中有剛，不過勁氣內斂，在畫面上不顯出劍拔弩張之氣和棱角罷了。”［⑥ｄ］繪畫如此，其他門類作品的精神大致可以依此類推。
　　總之，剛柔相濟作為吳文化高度概括的根本特征，是吳人心態的核心層，在吳人與社會、與自然接觸的過程中，這種核心又會釋放衍展開來，形成幾個較為具體的一般特征，也就是王友三先生所說的“一般文化形態”，包括開放的胸懷、進取的意識、功利的觀念、尚文的傳統、隱逸的心態等五個方面。對此，王友三先生在其著作《吳文化史叢·緒論》中已有較為全面而簡括的論述，毋需本文贅言。吳文化的一般特征再物化為具體文化形態，就構成了吳文化最外層的“具體特征”，諸如詩文、書畫、園林、戲曲、醫學、絲織、刺繡、美食等等。這些具體文化形態的具體特征，每一類都可以寫上一部專著，實非本文所能探討得了。
　　 二
　　吳文化的生成與變遷，受地理環境、經濟條件、政治形勢、移民結構的規定和影響，而每一種因素對文化影響的力度則因時因地而異。在探求吳文化特征的成因時，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分期加以考察，同時還要全方位地審視各層次的文化現象，就像錢穆先生所說的那樣：“上層首當注意其學術，下層則當注意其風俗。”［①ｅ］唯其如此，方能全面而準確地把握區域文化的全貌，得出較為持正的結論。
　　六朝以前，吳文化特征的形成主要取決于地理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漢以前的江南地區，“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①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表明，在那炎熱潮濕、榛莽叢生、沼澤四布、蟲蛇出沒的惡劣環境中，江南地區的生產力還很低下，不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以致進入階級社會后財產的分化并不劇烈，從而為原始氏族制度某些殘余的保存，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這些殘余包括：（一）血族關系仍是社會制度的主要內容，每個成員都要承認絕對的血族復仇的義務；（二）“人們把發動掠奪戰爭作為擴充財富的正當手段”；（三）原始的圖騰崇拜，迷信鬼神，養成了吳越人喜歡自殘和對武力的盲從觀念［②ｅ］。這些氏族殘余在吳國統治者有意識的倡導之下，形成了早期吳人的尚武精神。
　　江南的地理環境不僅培植了吳人早期的尚武風氣，同時，江南那煙雨迷蒙、波光粼粼的自然美景也涵育了江南人的似“水”柔情，這是一種像水一樣能夠以柔克剛的“柔”。有學者以此為出發點，引申出吳地民風“主柔”、“重情”、“善思”的三大基本特色［③ｅ］，是頗有見地的。
　　六朝吳文化發生轉型，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政治。吳國滅亡之后，江南士族就被視為“亡國之余”［④ｅ］，在政治權益、社會門第方面受到北方士族的嚴厲鉗制。雖然永嘉南渡時王導曾刻意籠絡江南士族，但這僅僅是一種權宜的政治策略，南北士族之間的矛盾并未消除，南士遭壓制的局面一直持續到隋文帝平陳統一全國之后。在北方士族的壓制之下，南方士族雖經多次抗爭，皆以失敗告終，最后，他們不得不另尋出路，選擇了朝隱這個心靈的樂土。在此心態支配下，“崇尚武力的價值取向開始為士族階層所擯棄，止足淡泊的‘不競’之風逐漸滋生蔓延，溫文儒雅已成為南士新的價值取向。”［⑤ｅ］人們開始在文化領域尋覓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原先的門閥世族也慢慢演進為生命力更為強勁的文化世族，江南士人在痛苦的政治煎熬中獲得了鳳凰涅ｐáｎ＠②的永生。
　　政治對吳文化的影響不僅僅限于六朝，在宋明時期依然存在。北宋天圣年（１０２３—１０３１年）以前都是實行重北輕南的方針，朝廷通過提高評分標準、降低錄取名額的手段來限制南方參加科舉的士子，因此“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⑥ｅ］。明朝初期，朱元璋因痛恨割據蘇州的張士誠而遷怒于江南士大夫，以殘酷殺戮和大批遷徙出境的方式來懲罚他們。面對這場急劇而來的政治風暴，吳地人文心態激變起新的歷史走向，形成了特定時空間的“市隱”文化心態。明末天啟年間，江南士大夫再遭政治厄運，閹黨魏忠賢誣陷編造的《東林黨人榜》上被削籍、追殺、禁錮的３０９人中，大多為江南籍文人。為了反抗這種專制暴政及正統的意識形態，江南文人竭力倡導個性自由，提出了“順情遂性”的口號，從而導致士大夫們對生活趣味化和藝術化的追求，并從中獲得一種審美人格。“明季江南文人有‘隱逸氣’，就是從他們這種趣味生活和藝術生活的選擇中流露出來的”［①ｆ］。
　　如果說政治對吳文化的影響主要還局限于上層士大夫階層的話，那么經濟對吳文化的影響則是全方位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將帶動整個社會價值系統、思維方式的變遷。六朝是江南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個體家庭隨著生存能力的增強，紛紛從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中游離出來，社會的基本單位進一步縮小，人與人之間的血族關系不再被人重視，經濟利益的關系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人們不再盲目地將血親復仇視為自己的絕對義務，他們學會了權衡利害，懂得了珍惜生命。可以說，在兩晉時期，江南士族尚文觀念的形成還是出于政治上的無奈，而南朝以后，黜武尚文則是新經濟形勢下的自覺選擇。
　　安史之亂以后，我國的經濟中心開始轉移至南方，出現南方全面超過北方的局面。繁榮的經濟無疑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看到江南經濟發展對鑄就吳文化某些特征所構成的特殊影響。前文說過，明初朱元璋曾將江南士人大批殺戮、遷徙，嚴重阻礙了吳文化發展的進程，經過百余年的沉悶期，明中葉以后吳地文化才得以復興，再創輝煌。而吳文化能夠重建的契機之一就是外地商人特別是徽商對文化的投入。清代蘇州府２６名狀元中有６名是徽人后裔，包括大名鼎鼎的畢沅、洪鈞、汪繹、汪應銓等［②ｆ］。這不能不讓人對商人刮目相看，不能不對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秩序產生巨大的沖擊。江南士大夫開始樂意并主動與商人交往，甚至加入到商賈之列，“與小民爭利”，以求先獲得經濟上的保障，然后再投入文化，供子弟后裔“專事進取”［③ｆ］。是故古之四民界線森嚴，而至明代中葉士之與商已難判其疆，“良賈何負閎儒”［④ｆ］已成為江南社會普遍認同的新型的價值觀念。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明代江南人的重商觀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商人本身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及其對文化投入產生了巨大社會效益的基礎之上，他們重視的是“儒商”而非暴發戶，其出發點是文化，其終極歸依還是文化。
　　鑄就吳文化特征的第四個重要因素是吳地居民的移民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多元性。中華文明在石器時代就已經是滿天星斗，而非黃河流域一枝獨秀。但也不容諱言，中華文明的繁榮昌盛經歷了一條由北向南的推進過程，而江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這一推進過程中的文化孔道。從歷史上看，這種文化推進不是統治者有意識的理性行為，而是政治或戰亂帶來的客觀后果。考古發現，在商代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中含有中原二里頭夏文化因素，據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推測，這很可能是夏王桀失敗后由巢湖順江而下到達上海后帶來的［⑤ｆ］。與馬橋文化齊頭并進的寧鎮湖熟文化則明顯地受商文化的影響。這兩支文化由于泰伯仲雍的介入而逐漸匯流為吳文化。可見吳文化在其形成的初始階段就已經表現出兼容并包的多元性。再后來，越滅吳，楚滅越，秦滅楚，又進一步加深了吳地區域文化內部的整合消融。
　　自秦漢起，黃河流域就成了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舞臺，演出了一幕幕“逐鹿中原”的壯觀歷史劇。那些戰場上的敗將以及避亂的百姓則一批一批地逃往江南，成為江南新的移民。這些移民實在太多太頻繁了，以至今天我們很難找到誰是真正的江南人。即使是以江南主人自居曾經支撐著東吳政權的吳中四大姓顧、陸、朱、張，據明代蘇州人王鏊考證，他們的祖先都是漢代才由北方遷徙而來，其中顧氏雖然是越王勾踐后裔之一脈，但作為顧氏的祖先，其始封之地卻在今天的河北地區，直至漢初才遷回會稽，然后再移居吳郡［①ｇ］。顧、陸、朱、張尚且如此，罔論六朝、南宋時的大規模移民了。到近代上海開埠后，江南更是成了五方雜處的大都會。最早的移民可能還多少帶點主人的優越感，傲視后來者，但到后來，他們就習慣于寬容了。永嘉南渡時，北方王、謝等上層大族也盡量避開顧、陸、朱、張聚居的吳郡，到相對僻靜的會稽郡去發展；次等士族則多僑居京口、晉陵，以免與江南“主人”發生正面沖突［②ｇ］。從那時起，這種互不相擾各取所需式的寬容意識就開始形式，經過１６００余年的發展強化，已經輻射積淀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現代人尊重個人自由的觀念。
　　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尚文重教、隱逸心態等方面來詮釋吳文化的某些具體特征，但這些因素本身就是從政治、經濟等初始因素中衍生出來的，對解釋吳文化的根本特征不具有本原意義，因而沒有必要再作循環論證了。
　　 （作者：徐茂明，蘇州大學社會學院講師；責任編輯：謝寶耿）
　　①ａ 龐樸：《要研究“文化”的三個層次》，《光明日報》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７日。
　　②ａ 王友三主編：《吳文化史叢·緒論》，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
　　①ｂ 康育義：《論河姆渡原始藝術的美學特征》，《東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②ｂ 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４頁。
　　③ｂ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④ｂ 肖夢龍：《試論江南吳國青銅器》，《東南文化》第２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⑤ｂ 參見《春秋左傳集解·襄公七年》。
　　⑥ｂ 《吳越春秋》卷２《吳王壽夢傳》。
　　①ｃ 《顏氏家訓集解·涉務篇》。
　　②ｃ 引自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出版，第４頁。
　　③ｃ 參見拙文：《南北士族之爭與吳文化的轉型》，《蘇州大學學報》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④ｃ 《文征明集》卷１８《鐵柯記》。
　　⑤ｃ 《論語·泰伯篇》。
　　⑥ｃ 《范文正公集》卷１７《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⑦ｃ 潛說友：《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見《范仲淹史料新編》，沈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⑧ｃ 恩格斯：《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１９０頁。
　　①ｄ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文史哲》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②ｄ 朱文杰：《東林黨史話》，華東師大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３頁。
　　③ｄ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９《與外孫龔自珍札》。
　　④ｄ 吳志明主編：《無錫縣工業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頁。
　　⑤ｄ 程以正主編：《江陰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７頁。
　　⑥ｄ 童書業：《南畫研究》，見《中華文史論叢》１９７９年第３輯。
　　①ｅ 引自唐振常：《關于以西方之新復中國之舊的思考》，《歷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②ｅ 曹文柱：《六朝時期江南社會風氣的變遷》，《歷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③ｅ 唐茂松：《論吳文化的“水”性》，載《吳文化資源研究與開發》第１輯，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④ｅ 《晉書》卷５８《周處傳》。
　　⑤ｅ 參見拙文：《南北士族之爭與吳文化的轉型》，《蘇州大學學報》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⑥ｅ 陸游：《渭南文集》卷３《論選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①ｆ 費振鐘：《江南士風與江蘇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頁。
　　②ｆ 參見嚴迪昌：《徽人與近四百年吳地文化》，《蘇州大學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③ｆ 沈括：《落帆樓文集》卷２４《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
　　④ｆ 引自陳國生：《〈明史〉入傳人物本貫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芻論》，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⑤ｆ 鄒衡：《江南地區諸印紋陶遺址與夏商周文化的關系》，《文物集刊》第３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
　　①ｇ 王鏊：《姑蘇志》卷３５《氏族》。
　　②ｇ 參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此下加口
　　 ＠②原字般下加木
　　
　　
　　
學術月刊滬75-81G0文化研究徐茂明19971997 作者：學術月刊滬75-81G0文化研究徐茂明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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