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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西方女權運動，以躁切的反抗性，提倡男女平等，這當然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卻也產生了副作用。因為這是抹煞性別差異、強求一致的做法。這就導致女性被男性同化。出于對上述偏差的反思，女權主義者們開始強調性別差異，并著重指出，性別化絕不意味著性別上的等級化。男性特點和女性特點都應予以充分發展，它們并無優劣之分。通過這樣將男女的各種不同特性等價化，人們正在致力于男女待遇的平等化。近幾十年來，在我國，“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政治口號，不加分析、不予區別，獲得了絕對的通用性。這使中國女性，普遍存在著男性化的現象。而女性作家，更是在權益不平等而成就期待“平等”（其實也是一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平等”）的情況下，出于拼搏抗爭的需要，必須違反女子天性中的柔弱、細膩、敏感、多情，變得強悍、粗糙、麻木、冷峻……，總之，她們事業上的成功，往往是以犧牲女性本能、一定程度地雄化為代價的。在我國當代文壇，以女性魅力見長的作家，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張潔、張抗抗、宗璞、茹志鵑、鐵凝等，而程乃珊，應該說也是其中當之無愧的一員。
　　程乃珊在“雄化”的大潮下，能夠幸免于難，原因頗多。首先，她從小受的教養，使她形成了“中西合壁式”的人格類型。西方文化中對女性相對文明開放的態度，中和了東方封建專制的禁錮、壓抑，使她那女子的天性，得到較為正常的顯露和舒展。其次，家庭雖是社會對個體施以社會化大工程的基本單位，卻也是抵制意識形態滲透、具有家族自我保護作用的堡壘。程乃珊的家庭對于“左”傾政治觀念，也具有這種功能。乃珊的母親就曾頂著社會輿論的非難，“一意孤行”地要把她造就成一個“淑女”。這種持之以恒的努力，使社會對女性的定向壓力，在程乃珊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最后，程乃珊所屬的“藍屋族”，前三十年是被打入“另冊”，在社會上處于隔離狀態的，很自然地，她對那種過激性的政治狂熱，持冷眼旁觀的態度，沒有為時代風潮所裹挾，對于“視女性生理、心理特點為女人弱點”、“將女性化等同于非無產階級化”的教條主義時尚，在內心（外表且不論）不予認同。因此，較完好地保持了女人的天性。不同作家的創作在風格上的差異，說到底來自他們主體性上的差異。程乃珊作為創作主體，她那毫不遮掩的女性風貌和心性，形成了她的作品中明朗的女性風格。
　　　　　　（一）
　　性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表明：男性較為理性化，更多地偏向于邏輯思維，想象也多具有邏輯性；女性則更為情感化，她們的心理感受性比男性強，情感也更豐富、細膩、深沉。這種心理上的性別特征，在程乃珊身上表現得十分顯著。與一般女性相比，她格外地多情善感。她曾在一篇創作談中說：“當你回憶往事時，你會不會有那種震憾心靈的激動？一種油然而起的眷戀以及頭發絲樣細膩的回憶？你很想向人傾訴一番嗎？你有無一件惟有在夜深人靜之時，你才愿意細細咀嚼回味的往事？假如沒有的話，我就直言不諱地奉勸你，舍棄文學之路，另謀成才之路吧，我并不是說這是因為你的生活積累不足，而是因為，你可能還不具備一顆敏感多情的心，而缺乏它，猶如在攀登山嶺時，缺乏一根結實的手杖！”（程乃珊：《我的起步》見《東海》８５年第１期）她本人是有這樣一顆“敏感多情的心”的。因此，雖然在一般人看來，她的生活范圍很狹窄、個人經歷極簡單、生活過于平穩，這些不可避免地給創作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客觀條件。但是，主觀上，那些感受性差的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茫無知覺的小事，都會激惹起她很大的情緒反響、留下深刻印象。當構思《窮街》這個中篇小說時，她原本想寫來自窮街的一個女大學生的自殺事件，可是，寫出來卻走了樣兒。原本以新聞性、轟動性、刺激性題材招來讀者的卻為生活化的、實感強的、充實厚重的作品，即，為更具普遍性、現實性、深刻性的作品所取代了。為什么會“跑題”呢？程后來回憶說：“當我寫下《窮街》的標題時，猶如扳開了水閘的閥門，當我一寫上‘窮街’兩字，那些蜘蛛網般延伸開的，灰蒙蒙、濕漉漉的路面，連同那些因為窄小的住房無法容納他們日益長大的身心而不得不在路面上閑逛的我的學生們，竟那樣栩栩如生地涌現在我眼前。由于他們，那灰黯的窮街，也因以充滿了生氣和希望，于是我改變了初衷，隱去了原來準備實寫的自殺事件——這畢竟是罕見的，而把原先準備作活動背景的人和事，推到前邊來。寫著寫著，我終于發現，盡管我一再抱怨甚至詛咒我的工作環境和對象，但是，我是摯愛著這一切的。”（《窮街使我成熟——談中篇小說〈窮街〉的創作》，見《文匯報》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我們看到，由于程乃珊的感情敏感而活躍，它和生活特征的碰撞率契合率就高，于是，即使是那些平凡的人、瑣碎的事，也會在她心中烙下一道道痕跡。到了適當時機，這些心理印痕會被激活，成為蜂擁而至的素材。程乃珊對窮街的中學，對那里的老師和學生，甚至對學校里的桌椅板凳，產生了“摯愛”的感情。
　　程乃珊是極易感受的，難免因感而生情，于是，她常常因心靈被觸動而留下一個個情緒記憶，就像在心田埋下一顆顆成活率高的種子。既然她情緒的強度和發生的密度是大大超過常人的，她的情緒記憶的庫存量也就大大超過常人。而情緒記憶是藝術想象的騰躍所憑借的跳板；作品是對情緒記憶的重新組合和加工制作。她的不少作品，簡直就是她的情緒記憶的直接衍生物。象她的《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和《山青青水粼粼》兩篇，基本上是真人真事敷衍成篇，屬于零散的情緒記憶之簡單連綴，《搖》篇近似于“形散而神不散”的紀實散文，收集了舊時情愫的花絮，蘊蓄著對外公外婆溫馨而又悠長的緬懷之情，懷舊氣氛很濃。《山》作則有樂曲那樣單純而又充分地傳達感情的功能。它是作者美妙的少女時代的一首挽歌。在這篇作品中，匯集了程氏少年時關于“初戀”的一組情緒記憶。它記錄著少女情竇初開時對異性的敏感和渴望，復現了青春少女的心靈震顫。《搖》和《山》這種自傳式紀實體的作品，固然主要借重于以往的情緒記憶，其它很多作品，也是在情緒記憶的基礎上，加工而成，只不過加工的程度不同，多數篇什，屬于“深加工產品”。
　　　　　　（二）
　　通過對兩性差異的心理學研究，人們得知了男女雙方在觀察上的不同特點。男性對社會事件（世界上的風云、國內的大事件）的知覺較女性敏感且深刻，對切近的生活的觀察，則是粗陳梗概式的，忽略細枝末節。而女性的心思細密周致，能捕捉到蛛絲馬跡，能區分出微小差異、覺察出微妙之處。也還由于女性生活范圍、實踐內容、活動方式的限制，女人往往注意那些會成為男人盲點的生活瑣事、人際關系的微小表征、儀表風度的細節，并留下深刻印象。再加上女子的“機械性記憶力”遠遠強于男子，所以她們無意中記住的，往往也是這些零星小事。女性的觀察，不停于這些個體化、生活化的表面細節，還透過它們，直覺到核心和實質。就是說，女性的直覺特別發達。所謂直覺，就是在感性直接觀照里同時把握了事物的本質，這就是人們俗話所說的：“一眼看到骨頭里”，女人就特別具有這種直覺能力。正是在大量的類似事實的基礎上，發展了的女權主義理論認為，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非理性、男人的邏輯推理和女人的直覺判斷，不僅沒有正誤之別，而且沒有高下之分。
　　女性風格顯豁的女作家，不僅會本能地流露出女性的心理特點，造成非自覺的女性創作風格，當她們成熟后，還可能自覺發揮女性優勢。首先她們目光的偵察，能抵達男性目光的死角處。其次，她們依據外部行為與內心世界的對應性，通過對外部生活的觀察，達到對人的心靈的測度。尤其是能見微知著，以外部點滴的行為表現為征兆，透視到人物深潛幽陡的內心世界。尤其是，她對于“人們的談吐舉止的方式怎樣曲折地透露其內心世界”有專門的研究。或曰：她對于“身態語言學”造詣頗深。何為“身態語言學”？它是一門較為新興的學問。它認為：手勢、姿勢、面部表情是先于語言的更原始的交際手段。它并未為語言交際方式所取代，而是作為輔助手段保留了下來。雖然是輔助者，但是更基本更真實的。當人的言語被用于文飾自己、掩蔽內心或進行誤導時，他下意識的身體語言，卻泄露了他的真實意向。程乃珊是“身態語言學”非自覺的研究者、無師自通者，也是其習慣語匯的辭典編篡者，這方面的事便數不勝數。在《風流人物》中，原私方廠長葉信義的兒子葉子杰，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勞動多年后，在父親看來，成了粗野和沒有教養的，但已４０多歲，看來已“不可造就”了。作品中插有一個“子杰吸煙”的細節：“為了品出味，他狠狠地吸了一口，以至發出‘咝’的一聲，父親的眼皮很細微地抖動了一下，子杰已經感到自己那‘咝’的一聲，讓父親很不舒服”。看來，作父親的，主觀上是想要不動聲色的，可心理上的嫌棄總不是完全隱藏得住的；更何況，局部肌肉的震顫，是一種自動的條件反射，是在人的意志力控制之外的。一個小小的體態表現，曲折有致地道盡了葉信義之極其厭惡又盡量克制，卻又終歸克制不住而有所流露。葉信義固然是需要過細刻劃的主角，而對那些無足輕重、一帶而過的次要人物，程也悉心傳達其舉止神態之可咂摸的意味。在《當我們不再年輕的時候》中，上學時間到了，翁豪威上高中的兒子，還在后門口和鄰居家的一個女孩談天，被翁斷然止住。“女孩拍拍屁股起身，似乎猜到他在窗口注視著她，她甩一下剪得筆直的頭發，雙手插入鮮亮的嫩黃色牛仔褲兜中，甩動著渾圓豐滿的臀部一步一顛地走了”。這種習慣成自然的步態，顯示出下意識的性誘惑和性挑逗心理，難怪翁豪威私下忖度：“一個很有魅力的女孩。但就這短短的一剎那間，他已覺得她遠不是初出茅廬了，這樣的女孩擱哪兒都會有麻煩……”這類例子，在程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見，她善于捕捉人物在音容笑貌和談吐舉止方面的些微信息，以小見大，人物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都泄露出他們的深層意蘊和潛在本質。程的女性直覺，使她對外在特征的感受能力，和對內在本質的領悟能力，相輔相成。
　　　　　　（三）
　　如果說，男性主要崇尚“力”，女性則更多地體現“美”。冰心曾寫到：“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關于女人·后記》）在“愛美”這方面，程乃珊也顯得“女人氣”很重。
　　她不僅作為女人，自己愛美，她作為女作家，更是全天候的生活美之鑒賞者和挑剔的儀態美之品評者。她對事物，主要不持“求知”的態度，而取“審美”的態度，她寫到筆下的生活時，伴隨著一種無所不至和時刻不忘的美學鑒賞：無論是色彩、款式、發型，還是人體曲線、建筑風格，室內陳設、商品包裝、櫥窗設計，風度儀表、自然風光……一切的一切，都用審美的眼光去打量、分辨、評價、表述。程乃珊對人物“儀表風度”項的賞鑒，尤為注重和擅長。她精通那些穿著打扮的準則，和言行舉止的規矩。她時常津津樂道地描述人物的穿著打扮及其個中奧秘，而且寫得十分“專業”。如，在《女兒經》中，寫沈家姆媽赴校友會前的化妝：“她先對著鏡子細細審視一番自己，自忖自己皮膚還保養得很光滑、白晰，撲了粉，反而顯得矯飾了，于是，就只薄薄地涂上一層營養霜，隨后把眉筆抹在指尖上，再抹到眉際，使眉色瞧著更自然。她選用的唇膏，這淡雅的顏色很適合她的風采和年令。”實際上，她這樣寫的過程，就是她用內在視覺再度欣賞的過程，是滿足自己“觀賞”、“品評”的精神需求的過程，是女性“愛美”心理的下意識流露。在她的筆下，女性的裝束也很不遜色。《窮街》的一開頭，就是那年輕的女教師文習繡在儀表上的自我欣賞：“那種兩鬢發梢略略往外翻飛的新發式，是最適合她那活潑灑脫的氣質了。還有，正值初秋的時候，那條象牙色羊毛裙多合時！大紅的襯衣，配這條裙子，再穿一雙三角跟的白皮鞋，昨天星期天，她就是這樣一身裝束，又高雅又大方，惹得她自己都得意地對著鏡子笑。”如果說陸文夫憑著《美食家》可稱為“食品鑒賞家”，那么程乃珊則算得上“儀表鑒賞家”了，他們各自醉心于不同的感官享受。程乃珊在人物言行舉止的品味上，也有人所不及之處。長篇小說《金融家》中，著意刻劃了來育秀女塾臨時任教的封靜肖的風度做派：在女學生眾目睽睽的逼視之下。“他卻很沉著。也十分得意。只見他左手手指叉開往講臺一撐，右手撩開敞著的西裝上衣下擺往褲兜里一插，擺出一個十分瀟灑倜儻的造型，然后微微一笑，用一口流利的牛津音英語開口了……頃刻，滿滿一黑板都給他涂滿了，他就從口袋里摸出一方漿洗得筆挺雪白的大手帕，‘啪’的一抖，將口鼻一掩，然后略略側著身子擦黑板，那一下，姿態又文雅又瀟灑，把臺下這些高傲的女孩子都給壓住了。”看，她對于生活化了的美之檔次和情調，確有反復的揣摩和獨到的心得。
　　程乃珊是時時處處習慣于審美的。可文明人的美感，絕不等同于動物的生理快感，按達爾文的說法，它“是與復雜的觀念和連續的思想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人類起源》第１卷第４５頁）也就是說，審美活動總是借助于特定的審美尺度而進行的，那么，她的審美尺度是什么樣的呢？她推崇“紳士風度”和“淑女風范”。應該格外強調的是，她崇尚的，是“非表演性的紳士風度”，和“毫不做作的淑女風范”。就是說，即“中規中矩”，又是無須意志努力的“中規中矩”即“隨心所欲不逾矩”。是“規范”和“灑脫”的對立統一。或者說，外在文飾內化成了內在的素質。是長期有意識之后達到的“自如無意識”的境界。而程乃珊，由于從小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教養，熟悉這種氛圍，也樂于通過寫作，陶醉在這種氛圍中。正因為這個原因，她的作品，常讓人感受到一種懷舊情緒（雖然她本人不承認這一點）。可引《歸》中的一個小節為例證。近期的這部中篇小說中，“我”作為一個異鄉歸客，以貶抑的語調，描述煥然一新的上海：“幾乎是清一色的金光燦燦的玻璃墻面或門面，滿街都是兩列沒有個性的豪華的陳列”，而以前的淮海路，“……帶著淡淡的歷史的回音，……身在淮海路，不是由眼睛，而是你整個身心都會感到那依稀殘留著的法國式的奢華、慵懶、浪漫和典雅。”
　　程乃珊固然贊賞“紳士風度”和“淑女風范”，卻并非毫無分析、不加區別、一古腦兒地接受現實生活中紳士和淑女們的行為方式。她憑著純良的天性、嚴格的批判態度和可靠的審辨能力，對一切自栩的外在美，形式美進行考察。那“外表”和“形式”，只有體現了美的人格內涵的，方予以認同。也就是說，在她看來，儀態美是依附于人格美的，是積淀著積極的理性觀念的。這從程對她筆下各類人物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出：對專門經心于自身的“外包裝”（儀表為有形的“外包裝”，風度為無形的“外包裝”），其實“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如封靜肖者，作者讓狂熱迷戀而托其終身的祝雋敏，最終懊悔莫及；對外在形象不佳得分不高者，程并不“以貌取人”；一個“很老很老”，已然“鶴發雞皮”的男子，只因他“極力撐起一份男子氣”，程贊美他是“一棵雖老卻頗有風彩的樹”，認為“形態的衰老無損生命的尊嚴”（《讓我對你說》第１３—１４頁）舉止粗魯而心地純正的蘇北人，程乃珊欽敬有加：“呵，這就是他們蘇北人的性格：粗魯甚至有時似乎蠻不講理，但這是長期處于底層的生活所逼致的，他們的心地，卻是水晶樣的坦誠！”（《窮街》）對那些“表里俱佳”者，程更看重的，還是他們的美好心靈。如，她筆下有一組走出藍屋，自立自強的職業女性（《窮街》中的文習秀，《當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中的小安、《蚌》中的女工程師……），她對她們的儀容風范固然頷首贊許，更欣賞的卻還是她們的堅強性格：踏實肯干、不屈不撓、頑強進取，尤其是，對于作為“勞動者”和“寄生者”之區別性特征的手，程表示了愛憎分明的態度。她以“兩極分立”的對比手法，將經長期的勞動磨練而粗糙的手，與飽食終日不得勞作而保養得很好的手，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對比，雖然失之重復，卻涇渭分明地表達了自己的審美價值取向。我們看到，她雖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唯美主義者”，但她卻不是“泛愛美”論者。她的審美，有著嚴肅而又嚴格的標準，這標準，體現出鮮明的道德傾向性。她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學觀念，體現出“以善為美”的審美價值觀。
　　那么，哪些是程乃珊所稱許的“善”？特別是，什么是她心目中的“善之尤者”？須考察而得之。
　　在《當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中，她借小安的口（對唐大為）說：“我真羨慕你！我這輩子都沒好好地生活過，什么都沒經歷過，什么都不知道……。”在《窮街》中，作者借張祥麟的口說：“悲劇比沒有劇要好呀！……即使栽了跟頭，可也領略了一番人生呀！”在《金融家》中，她讓祝景臣對自己的人生作出評述：“不管怎樣，他覺得自己身后并不是一片空白，他是實實在在地做過一番人了——惡夢也比沒夢好”。在《讓我對你說》集的一篇散文中，她又以作書者的口吻傾談到：“人生可悲的，并不是因為故事往往沒有完美的結局，而在于，根本沒有故事。”……這些句群的深層結構，都是“寧要（悲劇、惡夢）……，也不要……”的句式，她用這種不留余地的口吻，絕對化地否定了人生本質內容的“虛”，因為這必不可免地造成生命之無價值。作為上述“否定”的注腳，作品中還散見著這樣的感觸：“甜甜酸酸，酸酸甜甜才好，光吃白砂糖沒意思”（《丁香別墅》）：“……那混雜著汗珠和淚珠的百感交集的微笑……看，這就是人生，那殘忍的又讓你深深眷戀著的人生”（《當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這種“人生感悟”式的片斷說明，程乃珊在美學品味上，貶抑“由單一而造成的單調”，推崇“多樣性之統一”。這種美學觀念應用于對生活進行“評點”的審美實踐，就表現為，贊賞由復雜的人生經歷造成的生存價值那渾厚、豐富、重實之內涵。事實上，她不計較人生經歷的諸內容之性質，只向往有足夠的具體內容填充之。也就是說，“實”是她的美學觀念的核心，她渴望厚實的經驗，充實的人生、堅實的性格、扎實的本領、磁實的足跡……而這些，沒有人生的逆境、坎坷的經歷、眾多的磨難、挫折的痛苦，是無法實現的。
　　由于程乃珊不同尋常地贊美生活的磨難，磨難在人體刻下的痕跡——皺紋，就有了獨立的審美價值。如果說，雙眼皮和酒窩，被人們看作外貌美的點綴品；那么皺紋，就成了程氏筆下人格美（尤其是男性的人格美）的飾物。她在作品中一再提及皺紋。《讓我對你說》中有這樣的話：“皺紋之于男人，好比笑靨之于女人，更能平添幾分魅力……”在《當一個嬰兒誕生的時侯》中，又以贊許的態度復現了唐大為的思緒：“男人，就該像他（指唐大為本人——筆者注）那樣，承受過好多，經歷過好多，讓生活在自個額上烙上道道深深的皺紋！這才不愧為‘男人’的稱呼呢！”她對于皺紋直覺地產生的滄桑感、成熟感、深沉感等諸種審美感受，積淀著她對于人生價值、人格理想的理性認識和觀念想象，是她的自我本質的對象化。
　　程乃珊對經歷坎坷、心靈豐富、思想深刻的人格美理想的張揚，意味著她對其對立面的批判。這是她對她所自出的“藍屋”生活反思的結果。她看多了像寄生蟹一樣蜷縮在藍屋中，被藍屋限定死了的人。他們很文雅、很瀟灑，其實徒有其表而無實在的內涵。她對于“實”那特有的審美崇尚，就是因為厭惡這種專事外包裝、內容卻空虛無物的人生。她關于“實”的審美理想正是在對這種“虛”的反思中，逐步形成的。她從小熟悉的這些食息階層的人們，過著享現成的生活，不付出勞動、不做出貢獻，在集體事業中可有可無、因沒有價值而不受尊重。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們的生活空虛、精神貧乏、思想淺薄，被程以輕蔑的口吻稱之為“吃寄生飯的生命力萎黃的人們”。在程的作品中，對這種生活和這種人的批判所在皆是。在《銀行家》中，祝雋敏對追求自己的那群“富家子”，一個都看不上：“……這些個大少爺，包括她自家的哥哥，似都是一只模子里澆出來的，除了會彈幾首三腳貓似的鋼琴，講話喜歡夾幾句英語，還有啥別的本領呢？這樣的男士接觸多了，就像吃太多的摜奶油一樣，甜膩得讓人反胃。還不是逞著父親的威風？”而對于那些“大戶女”，程則認為她們“真可憐”，說她們是“沒有生命力的瓷娃娃、塑料花”，從小生活在裝飾柜中，“一塊冰冷的玻璃把她們與清新的空氣和沸騰的生活隔絕了，人，怎能一輩子生活在玻璃柜里呀？”（《當一個嬰兒誕生的時候》）她鄙棄那種“不是自己雙手創造出來的生活”，感嘆說：“那些在生活中可有可無的人是多么可憐呀！”（《蚌》）這種對華而不實的人生，因饜致厭，最終走向自身的反面的態度，在世界文學史上屢見不鮮。俄國十九世紀文學中那組“多余的人”，對貴族浮華生活的苦悶對現實的不滿、對自身病態的自省；法國司湯達的《法尼娜·伐尼尼》中，女主人公對豪富生活厭倦至極而以冒險尋求刺激；對追求者們極度輕蔑而癡迷敵對階級成員；美國的艾略特也稱那種虛度光陰的生活為“用咖啡匙子量走了……生命”；……這是在類似的生活境況、生存狀態下，同一種“自我否定”式的清醒。
　　程乃珊的這種“清醒”，即使在她的生活圈子內，也并非偶然的、個別的現象。這是所有走出藍屋的人，對陳腐的藍屋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是沖出舊營壘的人，殺的“回馬槍”。一方面，他們通過對自己的過去的批判，達到對自身先天弱點的克服，力求超越藍屋加于的局限性。這是渴求精神完美的表現，另一方面，通過對過去舒適而空虛的生活的批判，也是對自己所選道路的再認定。一再強化自己的信念，這是人的心理需要。《藍屋》中，早年即與剝削家庭決裂的顧鴻飛回顧幾十年的歷程時就曾欣慰地肯定自己：“走出藍屋后”，自己“才算得上是個真正的男子漢”。
　　程乃珊創作中的女性風格，給她的作品，增添了嫵媚動人的情趣，使這朵文藝百花園中嬌艷的花，顯示出婀娜多姿的風采。＊
　　
　　
　　
小說評論西安48-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青19961996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48-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青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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