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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　long　time　it　wa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inhistorical circles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a　greatsucces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was a failure as well.At first sight this conclusion seems dialectical　and　dual-sided. But in my opinion it is parodoxical.
　　As far as overthrowing the Qing Dynasty is　concerned, the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Revolution were mature　while　thesubjective ones comparatively immature.As far as　establishingthe republican politics is　concerned, neither　the　objectivenor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attained　their　maturity. Apartfrom that,the outcomes of the Revoluton shows　that　the　QingDynasty was overthrown indeed and the republic politics began.So the revolution can't be oversimplified in　such　a　simpleword as"failure",unless it is compared with　Dr. Sun　Yixian'sidealized promise"accomplish the whole revolutionary　task　atone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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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何革命運動都不是憑空發生的，既離不開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也擺脫不了革命者自身主觀條件的規定性。辛亥革命無疑也不例外。無論就推翻清朝而言，還是從建立共和政治而論，革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都并不十分理想。
　　一、就推翻清朝而言，客觀條件比較成熟而主觀條件并不成熟。
　　客觀條件相對成熟的主要表觀是：革命的主要對象清朝統治者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險象環生。
　　自乾嘉以降，中國社會經濟受自身所固有的周期性發展規律的制約，就已相對停滯。隨著西方列強的頻繁入侵，人民飽經戰爭創傷，原有的生產生活條件都已無法保障，目不暇接的巨額賠款又鋪天蓋地而來。據不完全統計，迄至1909年上半年，清政府所欠戰爭賠款和外債連本帶息多達1.3622億英鎊，折合銀兩為9.08163933億兩〔1〕， 即使統治者大肆搜括，當時的年國家收入也不過2.9696億兩，而歲出多達3.3865億兩，不敷為4169萬兩〔2〕。固然，在晚清新政施行過程中， 本國資本主義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政府的財政收入也相應有所增加。只因原有的經濟基礎過于薄弱，積重難返，國家經濟命脈又已為列強所控制，地方督撫分享中央財權已成慣例，加之新政項目一哄而上，開支浩繁，清朝財政的困境不但未曾有所改觀，反而每況愈下。
　　新政期間，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家階級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集團倒是基本形成了。廣大資本家已不滿足于清王朝對自身經濟活動的提倡和獎勵，也不滿足于撤冗衙、清吏治之類官樣文章，而是希望清朝統治者實行貨真價實的政治改革，盡快建立君主立憲制、他們同袁世凱、張之侗、端方、錫良等開明官僚達成默契，要求速開國會，從根本上杜絕反清革命運動的發生，避免內亂和列強干涉。他們在精心實業建設，倡導和組織一系列抵貨、保礦、保路運動的同時，還充當著歷次國會請愿運動的后盾或主導力量。慈禧太后于1908年一命鳴呼后，資本家階級要求速開國會的心情就越發迫切，其政治態度也日趨強硬。
　　清朝統治者曾經異想天開地指望通過官制改革和預備立憲，收回自湘軍問世以來旁落地方督撫手中的那一部分中央集權，尤其想削弱比曾國藩的湘軍強悍數倍的袁世凱北洋新軍勢力，結果也是適得其反。殊不知，同袁世凱的軍事力量相適應的還有他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及其社會影響。它們借助于洋洋大觀的直隸新政和沸沸揚揚的預備立憲而迅速擴大，尤其是袁世凱那“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當以死相爭”〔3〕的姿態和決心贏得資本家階級和社會輿論的好評。無怪乎， 當載灃以“足疾”為由罷免袁世凱時，引來的卻是社會輿論對袁氏的普遍同情。滿漢矛盾實際上是在朝著有利于袁世凱的方向激化著。
　　在推行新政過程中，封建統治者依然過著養尊處優的貴族生活，卻不顧“民力已岌岌不支”〔4〕的事實， 把大批新政費用強行攤派給超負荷生存的下層人民。加之連年災荒，天怒人怨，下層人民的自發反抗此起彼伏。據不完全統計，自1905年至1910年，全國各地自發性抗糧、抗捐和抗稅斗爭每年均在100次以上，1910年還增至266次〔5〕。 忍無可忍的下層人民紛紛搗厘卡，懲稅官，驅污吏，燒衙門，形式多樣，起伏連綿。如此頻繁的自發性群眾反抗盡管還不足以給手操國家機器的清王朝以致命的打擊，卻逐漸搖憾著清王朝的統治基礎。
　　“歷史總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在歷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認識自己真正的實質，即不了解自己實際上（而不是憑想象）傾向于哪些階級的人們、集團和派別，經常會遭到這樣的事情”。〔6 〕跚跚來遲的清末新政不但沒有挽救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反而帶來了清王朝的覆滅。究其原因，與其說是新政本身招惹所致，還不如說是清末預備立憲政治遺產的繼承者載灃之流并不懂得現代化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正是由于他們把席卷全國的保路運動和國會請愿運動強行鎮壓下去，資本家階級及其君憲黨人才被迫同反清革命戰士握手言歡，站在同一戰壕并肩作戰。上述沒落王朝所固有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就迅速表面化，并且陡然加劇。
　　倘若威鎮群臣的慈禧太后和頗得士人擁戴的光緒帝不是在兩天之內奇跡般地死去，以諮議局為據點的君憲黨人和資本家階級能否越發措辭強硬地要求連開國會？倘若天假以年，慈禧太后能于兩年后目睹震天價響的全國性國會請愿運動，她將采取什么舉措？我們已不得而知，因為歷史無法假設。而問題在于，既然載灃之流愚不可及地把積誠罄哀的保路運動和國會請愿運動鎮壓下去，那么，所謂“鐵道國有”政策和“皇族內閣”公布之日，便是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苦心倡導十余年的反滿民族主義聲勢空前高漲之時，這是因為，以重新出賣路權為核心的“鐵道國有”政策既羞辱了以資本家階級為主體的路股集資者的愛國熱情，也觸犯了他們的經濟利益。“皇族內閣”的出臺既嘲弄了充滿政治激情的資本家階級和君憲黨人，激化了滿漢矛盾，也導致了滿族內部一般成員的不滿，增加了皇室成員同一般成員的矛盾。此時此刻載灃之流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曾經孤身抵抗反清革命浪潮而不遺余力的君主立憲運動代言人梁啟超也開始對黃花崗起義的將士們公開表示敬慕，并且慎重聲明：“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革命論，誠不能自完其說；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非革命論，其不能自完其說抑更甚”〔7〕。如果說1903 年的拒俄運動橫遭清廷鎮壓是許多留日學生紛紛轉向反清革命行列的一個契機，那么，載灃之流將保路運動和國會請愿運動鎮壓下去，就成了清王朝自取滅亡的一個轉折點。
　　由于載灃所把持的清朝政府日形孤立，一向嗅覺靈敏的西方列強也決定不再扶植這個“洋人的朝廷”，這也是辛亥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的一個重要方面。還在1911年2月，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同日本公使加藤會談時就明確表示：“我認為，中國有一個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內閣是軟弱的，優柔寡斷的。這個內閣以不現實的政策將自己推向深淵。它的活動可能給自己招致國內革命”。〔8 〕格雷的態度在西方列強中是頗有代表性的。當武昌起義爆發時，列強各國就紛紛表示中立，已不再為清王朝撐腰助威了。
　　盡管如此，反動統治者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革命勝利的獲得離不開革命者自身的努力與奮斗。相對于漸趨成熟的客觀條件而言，革命黨人的主觀條件卻還不盡人意。
　　首先，革命黨人缺乏一定的群眾基礎，革命的聲勢大于革命的力量。
　　如所周知，任何革命斗爭都是千百萬人的事業，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遠非少數人的奮斗便可竟功，然而，面對陣陣緊逼的民族危機，孫中山等人似乎還沒有想到必須耐心細致地發動人民群眾，客觀環境也不允許他們從容發動之。同他們那炙手可熱的革命激情相適應的是急功近利的躁進心理。象黃興那樣溫文爾雅的革命元戎，最使他所贊嘆的也是“能爭漢上為先著”的革命首功。他自己最能使后人銘記于心的，除了其篤實謙和之為人外，便是那屢敗屢戰的戎馬英姿。
　　在近代中國異常艱難的歷史環境里，作為有產者的廣大資本家一般都不贊成暴力反清，只希望通過和平請愿，祈求清廷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在漫長的辛亥革命準備時期，象沈縵云、龍璋等人那樣熱情支持同盟會反清活動的資本家還寥若晨星。資本家階級充當了君主立憲運動的階級基礎，卻并未同時充當反清革命運動的階級基礎。孫中山等人過多地強調反滿同請愿立憲的政治界限，很少在牽動千家萬戶的君主立憲運動和抵貨、保路、保礦運動中切實擴大自己的影響。對于下層人民自發的抗糧、抗捐、抗稅斗爭，他們也基本上不聞不問，我行我素。這些缺陷反映了反清革命者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體現了以“中等社會”自居的革命知識分子對“下等社會”的政治偏見。
　　在歷次武裝起義隊伍中，高舉反滿旗幟的是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革命知識分子，起而應之者主要是臨時聯絡倉卒策動的會黨和清軍。會黨固然也來源于社會底層，且不乏反滿傳統，只因習氣使然，易聚易散，頗難領導。孫中山等人帶著海外華僑的捐贈前往發動時，常常不得不以厚餉相許，儼然一雇傭軍。結果，會眾因餉銀不至而臨陣解散者有之，餉銀到手后一去不復返者亦有之〔9〕。 會黨的革命精神及其戰斗力顯然并不如有些學者所估計的那么可觀。就拿曾經領導萍瀏醴起義而名震遐邇的洪江會首領龔春臺來說，起義一敗，他就迅即隱姓埋名，銷聲匿跡。及至清朝覆滅，他才從民間冒出，而且表現平平，銳氣遠遜當年〔10〕。
　　革命黨人聯絡清朝軍隊時，多賴軍官倒戈，或策動防勇嘩變，也往往不可靠。黃興謀劃防城起義和上思起義時，就寄厚望于頗有鄉誼的巡防營統領郭人漳，結果也是大呼上當，黃興等人還差點遭到暗算。究其原因，此類軍隊“實未受革黨主義之陶熔，其變而來歸，雖受黨人運動，但只因其乏餉與內部之不安而煽動之，其軍官向來腐敗，尤難立變其素質，而使之勇猛進行”〔11〕。1909年后，有的同盟會員把聯絡重點轉向新軍，也多屬倉促發動，起義之火燃得快，滅得也快。象劉復基等人那樣注數年心血，默默無聞地發動新軍者似不多見。反清革命隊伍似乎并未通過歷次武裝起義而直接獲得量的積累。
　　其次，同盟會內部長期四分五裂，削弱了原本并不強大的革命力量。自1907年3月始，章太炎同孫中山交惡，互相攻擊，鬧得不可收拾。宋教仁同孫中山之間，陶成章同孫中山之間也是矛盾迭出。連黃興也因國旗式樣問題同孫中山吵得面紅耳赤，頗傷和氣。雖因黃興主動讓步，兩人和好如初，而爭吵本身的消極影響并未由此而日出冰融。當章太炎等人提議改選黃興為同盟會總理時，黃興竭力維護孫中山的威信，果斷拒絕此議。至今為止，學者不察，把黃興擁護孫中山與顧全革命大局同日而語，異口同聲地強調黃興顧全革命大局的歷史功績。其實，在同盟會內部已經一盤散沙，連孫中山本人也拋開同盟會而另有他圖的情況下，黃興一味擁孫所顧全的大局不過是個空局〔12〕。君不見，自章孫糾紛發生后，同盟會總部就已名存實亡。不僅張百祥、焦達峰等人以“共進會”名義另樹一幟，而且孫中山于1909年11月宣稱，他已在南洋“從新組織團體”，“南洋之組織與東京同盟會不為同物”〔13〕。次年2月，孫中山還首次打出“中華革命黨”旗號，并且將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稍作改動〔14〕。在此情況下，章太炎和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掛出光復會招牌，爭相發展會員。
　　平心而論，具有“協理”之稱的黃興雖然為維護孫中山的領袖地位和威信盡了最大努力，但他也不過是以“免陷興于不義”為前提，自己考慮最多的主要是他和孫中山的個人關系這個小局，并不是同盟會的整體建設這個大局。同盟會章程中所寫的“四年更選一次”領導機構的規定只是一紙空文，黃興并沒有對整頓同盟會發揮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同盟會的癱瘓狀態一直維持到革命高潮的到來，接著又以新的形式出現。
　　二、就建立民權政治而言，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都還不完全成熟。
　　千百年來，無論是完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是自然經濟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地主制經濟，都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堅實基礎。“民主”一詞雖然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里早已有之，那也不啻是“人主”、“君主”、“民之主”或“為民作主”之代名詞，它同西方政治學說中的“民主”（Democracy）即“人民當家作主”之義隔若霄壤。 風塵仆仆留學歸來的革命黨人平時所接受和宣傳的民主思想都是從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輩留下的歷史遺產中挑選出來的，并不是中國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下層人民長達十余年的自發性抗糧、抗捐、抗稅斗爭為何大都只是以合法形式展開，卻不見洪秀全那樣的“奉天討胡”者，再試做一次“湯武革命”？那些走投無路的饑民搗毀縣衙甚至堂堂撫署的激烈舉動為何只是針對地方污吏，而不是順水推舟地指向腐敗無能的清王朝？個中原由，似乎還有待專題研究。本文因篇幅有限，姑置不論。而問題在于，既然在為數眾多的下層人民中連推翻沒落王朝的“湯武革命”都還難以產生，倘若要引導他們從事超出“湯武革命”范圍的民主革命，推翻帝王制度，無疑更不容易。同為廣大人民，即使是一字不識的勞苦農民，他們大都是在世代相傳的君臣父子主義的薰陶中走向人生的。即使曾經馳騁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將士，他們也從未祈求過一種既不需要愛新覺羅之皇恩，又無需向“天王”洪秀全跪叩的新生活。
　　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發生甚早的英國，那里的人民就對君主制有著某種特殊的感情。“當國王在白金漢宮時，全國人民睡眠得更安靜，更和平。”〔15〕英國是如此，曾被馬克思比喻為“木乃伊”的古老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固然，自戊戌維新運動發生以來，特別是經過歷時數年的清末立憲運動，部分有識之士辦報刊，興學堂，作講演，大量出版《公民必讀》、《議員要覽》、《地方自治制綱要》等憲政書籍，在民權啟蒙方面做過一些工作，也產生過一些社會影響和效果。只因民權啟蒙任務本身的艱巨性所在，國民的整體素質還很難迅速改觀。“誓起民權移舊俗”的梁啟超認為國民的素質不足以行民憲制，只能行君憲制〔16〕，以反滿為前提的革命黨人在論戰中卻用推測性的語言回答說：“中國國民，必能有為共和國民之資格者也”〔17〕。沒有也不可能理直氣壯地用事實說明中國人民已有為共和國民之資格。他們心底里對國民素質的估計同自己的論戰對手梁啟超的觀點并不矛盾。關于這一點，他們在字里行間時常有所流露。
　　當武昌起義一舉成功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時，美國《獨立》周報的社論就發出疑問，一個習于墨守成規的“古老的中華帝國可以成為一個共和國嗎”〔18〕？另一家報紙也認為，“中國的皇帝是天子，與日月星宿同輝，在這樣的觀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長的土壤”〔19〕。
　　革命黨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觀條件也并不十分理想。盡管他們在高擎反滿大旗的同時，難能可貴地把民主共和旗幟緊握在手，但他們宣傳得最多，也最有影響的還是前者。究其原因，他們不僅缺乏象國內君憲黨人那樣合法宣傳民權思想的諸多便利，而且自身的民主素質并不很高，對民權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缺乏足夠的認識。象《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作者章太炎那樣誤將“民主”理解成君主之意的革命黨人固然并不多見，不過，正如有的當事人所回憶的，“關于‘建立民國’這一條，當時大家所了解的就是以后將以法蘭西、美利堅那樣的共和國來代替大清帝國，誰都沒預料到幾年后就出現了辛亥革命那樣迅速推翻清朝統治的局面，心目中總覺得新國家的政治制度還是比較遙遠的問題，何況有法、美等國的現成模樣，可以依樣畫葫蘆，不必多費精神，因此對民主、共和缺乏真正認識，也說不上早具信心”。〔20〕宋教仁曾在留日學生中強調：“四川、兩湖、兩廣、云南各省同志，都積極進行，大約一兩年中，一定有大舉。但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于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21〕如此真知灼見，也不過一如空谷足音、應者寥寥無幾。
　　有的學者也承認革命黨人整體上的民主素養和思想水平不高，認為革命領袖孫中山同一般黨人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應該說，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思想也是相對有限的。
　　誠然，孫中山作為近代民主革命領袖，是它為這場革命提供了比較系統的革命綱領，影響了幾乎整整一代革命者。他的民權主義思想水平自然比一般同志要高些。不過，相對于孫中山的反滿民族主義，這方面也還不是他的強項。他把那些本質上屬于改造封建專制制度之同路人的君憲黨人斥為“漢奸”，并且同吳三桂、洪承疇等人相提并論〔22〕，就是因為他十分看重反滿民族主義。在他親手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里，這位民主革命領袖就虔誠地祈求“我漢族列祖列宗神靈默佑相助，使恢復我中華祖國”〔23〕。及至溥儀退位，清朝皇統結束，他還特意驅車前往明孝陵，向明太祖的亡靈祭告自己的“光復”之功，可謂有始有終。
　　對于反清革命，孫中山有過一段著名的解釋：“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4〕在這里，孫中山無疑把反滿民族主義同民權主義緊密結合起來了，但并不等于說他的民權主義思想內容就已十分豐富。他在這里所針對的主要是君主制政體，并不同時針對以漢族官僚地主占多數的整個封建地主階級。在他的革命綱領里，除了極少數所謂“漢奸”外，多數漢族官僚地主均可在政治革命的風暴中秋毫無損，甚至還很容易引為同志，一同建設新生的民國政權。毫無疑問，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綱領“沒有一個貴族階級……需要廢除，也沒有被禁閉著的社會階級需要解放”。“革命取代了王位，但它卻不具有如同法國革命、19世紀革命或以后的俄國革命所經典地規定了的其他那些革命目標”〔25〕
　　孫中山在民權主義方面的上述缺陷，既源于自身思想認識上的不足，也同革命力量相對弱小密切相關。如同他的民族主義只局限于滿漢矛盾的小圈子，不厭其煩地宣稱一律保護西方列強在華的既得利益一樣，既有認識上的失誤，也苦于自身反帝力量的不夠。耐人尋味的是，在近代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里，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戰略上的某些缺陷，卻曾在反清革命實踐中奇跡般地轉換成某種策略功能，在相應的時空里顯示出革命戰略與策略的互補性。
　　孫中山一代人在民主素質方面的不足還時常體現在革命準備時期的具體組織活動中。
　　同盟會章程明確規定，總理“由全體社員投票公舉”，而當時眾望所歸的孫中山之總理一職卻只是由黃興提名，然后大伙舉手通過。這樁小事表明，以民權政治為主要目標的反清革命政黨同盟會一開始就不是嚴格按章行事，不是采用有助于建立民權政治的有關民主程序開展活動，對干部和會員進行基本的民主素養訓練和培養。較之預備立憲公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等君憲團體，同盟會都還顯得遜色三分。同盟會的領導機構雖然仿行“三權分立”原則，也只是形同虛設，執行部、評議部和司法部從未獨立開展活動。即便集中活動，也缺乏制度性和經常性的民主協商。孫黃之間的國旗之爭，孫章之間的經費問題之爭，都主要因為孫中山事先不同大家通氣，事后又不能冷靜地對待不同意見而驟然迸發。
　　對于同盟會的一會之首孫中山來說，這倒是非同一般的毛病。他雖然不難使為人謙和寬厚的黃興及時退讓和服從，但要團結和領導好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譚人鳳、張繼、焦達峰、孫武等同樣個性較強的各路骨干，步調一致地完成近代民主革命大業，顯然就不容易了。
　　革命領導者自身民主觀念和組織觀念的相對淡薄，直接影響到同盟會的團結和發展，其消極影響不可低估。不說別的，當反清革命高潮到來時，西方列強之所以只保持中立和觀望態度，而不愿再向前跨一步，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他們認為“革黨亦派別紛岐，顯無真正領袖”〔26〕。美國駐華外交人員甚至視孫中山為“來自廣東省的地方性政治人物，并不是受大家支持的全國性領袖人材”〔27〕。列強的偏見同事實交織在一起，怎不令人遺憾！
　　筆者無意于非議孫中山這位中國民主共和制的開山者和奠基者，只想說明，他在民主觀念和民主作風上的某些缺陷，既是他不曾很好地團結同志，共創偉業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二次革命”失敗后黃興同他分道揚鑣的關鍵所在。
　　孫中山是如此，多數革命骨干也是如此。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事實是，象宋教仁這樣始終兼顧民權理論研究，不乏遠見卓識的革命家，卻始終曲高和寡，甚至為同志所不容。在宋教仁倡導的民初議會斗爭期間，袁世凱的幫閑攻擊他有自任總理野心，無疑出于前者的險惡用心，不足為訓。而在此之前，革命同伴給宋教仁以類似的打擊，就未免令人心寒。例如，在討論南京臨時政府的組織方案時，宋教仁根據自己對國情和革命形勢的認識，提出設立內閣制，不贊成總統制。基于此，黨人中譏諷他圖謀自任總理者有之，揮拳毆擊者亦有之。如此鬧劇，顯然有失民主革命者之身份，有悖民權主義之本真。
　　革命黨人民主素質方面的相對不足，同樣與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歷史土壤和環境相關聯，無需過多地追究他們個人的歷史責任。不過，如實地指出這些不足，對于了解辛亥革命的全局是必要的。這同某些苛求革命黨人的做法不是一回事。
　　綜上所述，及至辛亥革命高潮來臨之前，革命黨人的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都不完全成熟，尤其是自身的主觀條件還不夠理想。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并非單憑敢拼的革命勇氣便可一掃而光。然而，在民族危機的陣陣緊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先驅者不可能等著這些條件全都成熟后再來革命。誠如孫中山在1905年回答嚴復的：“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28〕孫中山一代人最為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們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無畏氣概，推出了彪炳史冊的反清革命高潮。
　　　　　　二
　　對于反清革命的先驅們來說，正因為推翻清王朝的主觀力量不夠強大，難以單槍匹馬地走向預定目標，就只好通過爭取已不愿為清廷冒險效死的袁世凱、黎元洪等新軍將領，逼迫清帝退位，從而推出一臺清帝退位、孫中山讓位、袁世凱接位的政治三角戲。盡管孫中山等人曾經盡情地描繪過中華民國的美好藍圖，并且以此許諾國人，只因建立民權政治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都并不完全具備，在新的歷史環境里，財力、物力和人力均顯得捉襟見肘，因而，在新生的共和政權建設過程中，難免出現許多不如人意的問題，不足為怪。既然歷史并沒有賜給辛亥革命的先驅者足夠的創業條件，欲期后者于一夜之間在封建帝制的廢墟上建成無懈可擊的民國大廈，確立完美的民權政治，一洗專制王朝所遺留的污垢和恥辱，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從根本上來說，“這種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制度的過渡，決不能一蹴而就。”〔29〕
　　竊以為，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無疑是勝利了，清王朝的命運由于辛亥革命的發生而實實在在地結束了。就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來說，盡管不能說辛亥革命已取得徹底勝利，但也不能說它的結局就意味著失敗。如果我們不是誤步孫中山等人當年的思路和承諾，以為只要腐朽王朝一垮，就能建成理想的中華民國，從而在主觀臆想同客觀歷史結局的反差中產生失望和晦氣；如果不是因為民初社會的若干弊端而一葉障目，代替對革命結局的全面分析和客觀評價，則不難發現，孫中山用巨人之手掛起中華民國的招牌之際，就同時樹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嚴——一種既不能漠視又難以侵犯的尊嚴。前人建設近代民權政治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盡管遠離于后人的要求，但畢竟不能以“失敗”二字來否定它的存在，采取不承認主義。正是通過辛亥革命，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政治近代化方有了良好的開端。透過政治斗爭的云霧，后人從先驅者那篳路籃縷的歷程中，不難看到歷史前進的足跡。
　　且不說民國初年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如何空前發展的，僅以民權政治而論，封建專制主義的一統天下已明顯打破。民初政黨林立，“殆達三百有余”〔30〕。臨時參議院和第一屆國會并非毫不管用的橡皮圖章。從中央到省級政權，都是實行三權分立。“各省議會，掣肘行政，已成習慣”〔31〕。至于民權基礎較弱的縣級政權，固然有不少地方的議會機構不起實際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議會“確非虛設機構”，“凡是縣政的預算決算及地方興革各事均須由議會通過”〔32〕。民權政治在中華民國的招牌之下，多少還有些實際內容，它較之“朕即國家”的封建專制政治，無疑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進步。倘若中華民國果真只是一塊可掛可摘的招牌，那么，人稱“強人”的袁世凱要扯下這塊招牌，豈不比當年程德全在高高的撫署屋頂上鑿爛幾塊玻璃瓦片更容易？為何偏要等到4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出“洪憲”旗號？ 而且當相距數千里的云南護國軍一聲斷喝，為何又立即化為灰燼？
　　我們不妨聽聽曾經對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不無成見的著名實業家張謇回首往事時的一段演講：“中國以四五千年的君主國體，一旦改為民主，在世界新趨勢雖順，在世界舊觀念則逆。況以一二人為之，則因逆而更難。而孫中山不畏難，不怕苦，不恥屢仆屢起，集合同志，謀舉革命，千回百折，備嘗艱辛。至辛亥年，事會湊合，率告成功。以歷史上看來，中國革命之第一人要推商湯。其后因君主之昏聵，或其他原因，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之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更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東亞歷史上之一大人物。”〔33〕
　　辛亥革命之于中國思想文化變革的貢獻尤其值得注目。當辛亥先驅們把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打倒在地時，其解放思想的作用及其歷史功績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封建帝制的覆滅，意味著對儒學三綱之首和封建等級制的徹底否定，意味著蕓蕓眾生那些整天忙于磕頭的腦袋和應酬跪拜的雙腳同時得到解放，讓它們有更多的時間用于思考和走路。正如有的當事人所回憶的，盡管革命黨人被迫失去了政權，“但封建帝制被推翻了。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有卑賤、頹廢、放蕩行為，有些減少，有些完全消滅了。……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所換得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34〕。從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我們完全可以說，“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使命，即變革文化之制度層面的最大制度——國體、政體的使命，變革文化之理論層面的最頑固理論——名教觀念的使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政治由此進入共和時代。辛亥革命的偉大，在于它不僅僅推翻了一個王朝，而且在于它使得一切恢復帝制的嘗試，都只能成為曇花一現的丑劇，并由此得到啟示，把向更深層尋求文化現代化的任務，提到了人們面前”。〔35〕
　　至今為止，學術界之所以比較一致地強調辛亥革命的失敗，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第一、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仍然遺留下來；第二、新生的民國政權旁落他人，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去；第三、民初社會黑暗，民不聊生，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有過真實的描述和揭露。尤其是革命先烈的尸骨未寒，帝制復辟就接踵而來。
　　竊以為，以上論據都還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就已失敗了。
　　首先，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內涵及其變化過程還屬于有待進一步探討的課題。至少應當考慮到，既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民國政權，那么，就很難說中國近代社會性質仍無變化可言。那種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和《辛丑條約》的簽訂就標志著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確立和形成的觀點，那種斷言只有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才算改變了近代社會性質的觀點，都是值得重新推敲的。
　　其次，以革命發動者的政權轉移為依據來斷定革命全局就已失敗，其說服力也顯得不夠。孫中山等人失去了政權，充其量只能說革命發動者和領導者在這場革命中遭到了失敗，并不等于就是整個革命全局的失敗。應當將二者稍示區別。
　　長期以來，人們一邊說孫中山讓位，一邊又說袁世凱“竊位”，這本身就顯得自相矛盾。“竊”者，盜也。既然有讓在先，何“竊”之有。〔36〕其實，政治權力的分配和再分配，往往受諸種政治力量的制約，并非政治家的人品優劣所能左右。本文第一節已談到，孫中山等人推翻清王朝的主觀力量是相對不夠的。奉旨南下督師的袁世凱能否為革命黨人所爭取，就顯得至關重要。倘若袁世凱不是停停打打，最后偏向革命黨人，而是甘當曾國藩第二，反清革命的結局還不堪設想。在當時的歷史環境里，革命黨人以民國總統職位相許來爭取袁世凱，并非錯誤。至于袁氏后來把革命黨人拋在一邊，實行專制獨裁，甚至搞“洪憲”帝制，那也不必過于喪氣，不能由此逆推出當初讓他上臺就是錯誤，不能斷定辛亥革命早已失敗。“不同階級的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總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這種聯合卻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當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后，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動起武來。正是舊的復雜的社會機構中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階級對抗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發動機；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產生和迅速的成長，它們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震動時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一百年還走不完的途程”。〔37〕
　　只因后來袁世凱把已經為人民所唾棄的黃袍龍旗翻出，開歷史倒車，人們就說當初讓他上臺便是歷史性大錯，好象他的上臺就注定了他在數年后必然要搞帝制復辟一樣，這種以事物的結果來代替其過程分析的方法不啻是宿命論和歷史功利主義方法。后人所了解的歷史都是已經凝固而且再簡單不過的既成事實，而某些既成事實的原型在凝固成歷史之前，往往是錯綜復雜和變幻多端的。后世學者即便有必要以歷史結局為前提來重新設計歷史過程，也應當同時注意到，歷史主體對客體的創造“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38〕。
　　復辟帝制的袁世凱無疑是歷史的罪人。但他淪為歷史罪人前那段有功于直隸新政和辛亥革命的歷史，應當予以客觀的評價。如同汪精衛墮落成民族敗類前那段曾經作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綱領主要闡釋者和執行者的歷史，應予客觀公正的評價一樣。唯其如此，方可體現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寬懷大度和科學精神。歷史科學那揚善擊惡的社會道德功能不應靠任意剪裁歷史來體現，而應當通過公正地評價一切過去了的人和事展示出來，在歷史評價標準面前人人平等。
　　至于孫中山事后談到自己當初讓位擁袁乃“巨大的政治錯誤”〔39〕，往往也成了一些學者斷定辛亥革命早已失敗的一個力據。竊以為，孫中山后來固然經常反省讓袁是個“錯誤”，但他當初讓位時的認識卻恰恰相反。那時，他只是覺得，如果能把袁世凱爭取過來，便可馬上結束戰爭，避免內亂和列強干涉，那將是“一圓滿之段落”〔40〕。應當說，就讓位而言，身臨其境時的切身感受似乎比時過境遷后的歷史總結更實在，也更具有說服力。孫中山在不同歷史時期對讓位問題的不同認識，與其說體現了這位革命領袖的思想認識水平之升華，還不如說主要反映了他的主觀歷史總結同當年客觀歷史環境之間的時空差異。
　　再次，封建帝制推翻后，舊的腐敗還沒有來得及根除，新的腐敗卻應運而生，人民的生活環境并未得到明顯改善，這是事實。魯迅筆下那為非作歹的紹興都督王金發確有其人，《阿Ｑ正傳》中趙秀才一班人的假革命也不難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不過，凡此種種，也還不足以證明辛亥革命已經歸于失敗。自從洋務運動發生以來，在中國近代特殊環境的制約下，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水平往往不能充作測量社會改革或革命運動之成敗的晴雨表。尤其是一場亙古未有的民主革命運動過后，必然產生社會動蕩，出現新的社會問題，并在一定時期影響人民生計。然而社會的進步伴隨著新的歷史代價的付出而悄悄來臨。“看起來仿佛社會現在忽然落到它的出發點后面去了，實際上社會還只是在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為保證現代革命能具有嚴重性質所絕對必需的形勢、關系和條件。”〔41〕
　　至于魯迅等當事人對民初黑暗面的揭露和抨擊，也不等于就是對辛亥革命的全面總結和科學評價。因為無論是哀嘆“無量英雄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或革命征途的頹廢者，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般民眾，他們最能感受到的主要就是革命政權的旁落，以及社會的動蕩與腐敗，既沒有心思也沒有必要去冷靜地估價辛亥革命的歷史成就。
　　身為民國總統的袁世凱以“國情”為由，打出以立憲為名君權為實的“洪憲”旗幟，“辮帥”張勛導演丁巳復辟，似乎也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已經失敗。袁世凱之流玩火自焚，兩次帝制鬧劇也不過如曇花一現，這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何況，即使具有“世界革命”之稱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其吵吵鬧鬧和反反復復的歷史場面中，那里的民主共和制也經過了幾代人的艱苦努力，費時近百年才最終確定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被封建專制主義籠罩了數千年的國度里，共和制的威力還能迅速粉碎袁世凱之流的倒行逆施，堪稱難得。歷史展示給后人的顯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恰恰是這場革命的不朽功績。＊
　　注釋：
　　〔1〕《中國洋債一覽表》、《東方雜志》第6年第13期。
　　〔2〕參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冊， 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24頁。
　　〔3〕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前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頁。
　　〔4〕胡思敬：《退廬疏稿》卷一。
　　〔5〕參見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1編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頁。
　　〔6〕《列寧全集》第2卷，第459頁。
　　〔7〕梁啟超：《粵亂感言》、《國風報》第2年第11期。
　　〔8〕P·洛：《英國與日本人（1911—1915），英國遠東政策研究》，轉引自《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第91頁。
　　〔9〕田桐：《革命閑話》，《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9頁；熊克武：《辛亥革命前四川歷次起義親歷記》，《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等等。
　　〔10〕蕭汝霖：《瀏陽烈士傳·龔春臺傳》。
　　〔11〕《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2輯，臺北版。
　　〔12〕拙稿：《孫黃關系再評價》，1988年黃興研究學術討論會（長沙）論文，載《近代中國》第2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版。
　　〔13〕〔14〕〔22〕〔23〕〔24〕〔40〕《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26、439、260、310頁、325頁。
　　〔15〕張金鑒：《歐洲各國政府》，臺北版，第19頁。
　　〔16〕梁啟超還一度強調當時實行君憲制的條件也不夠，只能實行“開明專制”。
　　〔17〕精衛：《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 《民報》第4期。
　　〔18〕[美]《獨立》周報1911年10月18日，轉引自薛君度：《武昌革命爆發后的美國輿論和政策》，1986年廣州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19〕[美]《環球商業報》1911年12月27日，同〔18〕。
　　〔20〕吳弱男：《孫中山先生在日本》，《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頁。
　　〔21〕景梅九：《罪案·與宋鈍初談話》。
　　〔25〕[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頁。
　　〔26〕〔27〕轉引自薛君度前揭文
　　〔28〕王ｊｉé＠①常：《嚴幾道年譜》，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74—75頁。
　　〔29〕《列寧全集》第3卷，第161頁。
　　〔30〕謝彬：《民國政黨史》，第4頁。
　　〔31〕顧敦ｘｉù＠②：《中國議會史》，第168頁。
　　〔32〕費璞安：《吳江光復前后回憶》， 《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第280頁。
　　〔33〕張謇：《追悼孫中山的演說》，《張季子九錄·文錄》。
　　〔34〕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68頁。
　　〔35〕龐樸：《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36〕參見：《郭世佑就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等問題答記者問》，《社會科學報》，1991年11月28日。
　　〔37〕〔38〕〔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30 頁； 第602頁；第606頁。
　　〔39〕《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5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是辶內上竹下庚
　　　　＠②原字是由钅加秀組成
　　
　　
　　
清史研究京69-78K3中國近代史郭世佑19961996 作者：清史研究京69-78K3中國近代史郭世佑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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