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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本來是種很不確切的命名，我在一本書的短序中就此做過以下說明：
　　用晚清通用的語言來說，是叫做“中學”和“西學”，后來才漸漸有“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類的叫法。這種借用地區方位或國別來界定不同文明系統的方法，無疑是很不科學的。在我們這個星球上，不但有大片“西方看來是東方，東方看來卻是西方”的地區，而且還有大片“西方看來是西方，東方看來卻是東方”的球體的另半邊。歐洲現在還有些人執意把中國、日本一帶叫做“遠東”，可是聰明的中國人早已不再把西歐叫“泰西”了。文化圈和國界并不相同，更是常識范圍內的事。多國一種文化，一國多種文化的事例，不勝枚舉。我們這本書沿用“中西文化”的稱謂，無非是遷就于約定俗成，圖個方便。（注：《中西作用之間·自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以上的說明，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講清楚。這就是，任何文明系統總是承續與變異的統一，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動中，由此舉凡談論中西文化的關系者，按說不能不力求給予所議論的內容以時代的限定。無論中國文化，還是歐洲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性質都有很大的差異，是不待言的。由嚴復開其端、到“五四”時期形成高潮的“東西文明”比較研究，對中國近代文化思想的推進貢獻固大，但是清末民初的這種文化比較研究，不管見解如何不同，卻犯有一種通病，即忽略了所議論的文化的具體的時代特性。比如說，認定“東方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這在“五四”前后是很常見的一種見解，從杜亞泉到李大釗這樣旨趣甚異的人，都作過這類的歸納定性。那么，這種歸納定性是準確的嗎？假如所比較的東西方文化的時代背景，是中國處于漢、唐盛世之際，甚至是元、清開國之初，那么，當時的中國與歐洲間的文明特性和時尚風氣的差異，難道可以歸納作“主靜”與“主動”之別嗎？顯然，無論如何這也是說不通的。所以，凡進行中西方文化關系的研究，應以確定的歷史范圍，即比較具體的時代背景為觀察的前提。不然的話，即使強為大聲壯語，也是難以作出科學的分析的。
　　有鑒于此，本文所探討的中西文化交流事項，只限定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近代史范圍內。更準確些說，這里所討論的只是在近代中國所進行的中國的固有文化與輸入的歐美文化間交流的特性問題——毫無疑問，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在“西學東漸”的同時，“東學西漸”自然也進行著；只不過后一方面未納入本文的考察范圍罷了。
　　　　　　二
　　如何認識和評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質與作用，自然首先需要把它放在中國文明史的全過程中，予以準確的歷史定位。
　　中國文化是自成系統的，在歷史長河中雖有新陳代謝，破敗流失，它的主體卻能世代庚續，傳承不輟，從而累積為人類文明的重鎮，這是舉世公認的事。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中國文化看成是封閉的排他的文化體系，不能把它看成是純粹土生土長的沒有任何外來雜質的“本位文化”。相反地，恰恰可以說，正是由于具有開放的胸襟，主動而積極地吸取外來文化的精華，中華文明才得以成就得如此博大精深，正所謂“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注：《荀子·徐無鬼》。）。”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國文明史上盡管也經歷過許多波折，生出過許多沖突，但是，它對于中國文化發展的積極推動之功，對于中國文化內容與形式的影響之重，確是蓋莫大焉。
　　近世學者都一致承認，歷史上對于中國文化發展進程影響最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兩次：一是從漢到唐幾百年間，南亞佛教文化的傳入；一是從明清之際到近代，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的傳入。這兩次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影響之大，足以構成劃分中國文化史分期的兩座重要的界碑。（注：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對這兩次中外文化大交流引起中國的繁榮嶄新局面，作過極高的估價。（參見《飲冰室合集·飲冰室文集之七》）錢穆則說，中國接觸西方文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拉伯，第三次是歐洲。（《中國文化史導論》）錢穆把中國接觸波斯文化放在接觸印度文化之后，未必確切。至于波斯、阿拉伯文化于中國之影響，畢竟規模有限，自不好與佛教文化、歐洲文化并列為同一等次。對中國文化史分期，作得較好的還是柳詒徵。他把“自東漢以迄明季”，劃為中國文化史的第二期，即“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由抵牾融合之時期”，把“自明季至今日”劃為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三期，即“遠西之學術、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輸入，相激相蕩而卒相合之時期”。（《中國文化史［上］》））
　　佛教文化的輸入，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幾乎遍及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無不由此而發生了重大變化。佛教文化的輸入，促成了中國文化內容與形式的重大變化，同時，所輸入的佛教文化在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變成了中國化的佛教文化。由于本土文化的根深勢厚，佛教文化的輸入并未能動搖它的主導地位；佛教文化并沒有取代中國固有文化，中國文化并沒有由于大量吸取佛教文化而從此南亞化、佛教化。中國歷史上的這次兩種文化大交流，雖然也產生過許多紛爭，引起過多次沖突，但是從總體上看，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積極的。它相當充分地體現出不同文化間交流融會的互補作用，中國文化確因吸取和消化了佛教文化的精華，而進入了一個充滿創造活力的繁榮的歷史新時期。
　　當著歐洲經過文藝復興運動，文化進入突飛猛進的新時代，歐洲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取得了領先的優勢。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向外擴展的需求相適應，歐洲文化也進入了主動開拓、向外大力傳播的新時期。十六、十七世紀之交，一批批耶穌會士，抱著傳教的虔誠，陸續來到中國。為著傳教的需要，他們帶來了歐洲科學技術的新成就。自此，中國人開始把這種以精確而實用為鮮明特色的歐洲的新學問，叫做“西學”。天啟三年（1623）耶穌會士艾儒略著分科介紹西方學術（主要是介紹自然科學與技術）的《西學凡》一書出版，同時出版的還有《西學治平》、《民治西學》、《修身西學》以及《寰有銓》（即“宇宙論”）之類介紹歐洲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方面的書。（注：參見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八年版。）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交流，從此拉開了序幕。這次新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開始，意義自屬重大，但它畢竟只能算是一個序幕。一則，當時交流的范圍還有限，主要集中在天文、數學、歷法、輿地這些方面；直接可以實用的歷法和數學以及造炮技術等，更受有關當局乃至朝廷的關注，其他方面的科學成就并未能引起中國方面的足夠重視。二則，當時關心西學的人，只是上層少數有識之士，即使在士夫學人中也遠遠算不得普及，所以那時歐洲文化的傳入并未能改變中國文壇的狀況，更未能對中國的社會面貌構成重大影響。三則，這次文化交流，為時畢竟短暫。清朝前期較為開放的文化政策，迅速為文化排外主義所取代，從康熙朝因禮儀習俗與教庭發生糾紛引起的“禁教”，發展到雍正朝的“禁學”，排外漸漸成為清朝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基調之一。乾隆時雖有“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對待西學的政策，（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學類·存目二》，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但實際上清廷連西方的“技能”，也并沒有真正認真“節取”過；他們至多只是喜歡自鳴鐘、大水法之類的器皿玩物、園林技藝而已。所以，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雖然已經拉起，但是很快帷幕就又落下；不幸的是，這一落幕，就落下了一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這次梗阻，更加拉大了中國和歐美文化發展水平的差距。蒙受損失的，當然主要是中國。
　　　　　　三
　　近代中國的一百年間，即從1840年起到1949年止的這段時期，中國才真正進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期。歐洲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和中國社會發展的相對遲滯，使得這個期間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能不具有前此所從未有過的時代特色。舉其要者，大致如下：
　　一、由于歐洲與中國間社會發展程度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長短互補的格局；文化交流變成了傾斜的。也就是說，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中歐文化交流的性質，變成了作為落后一方的中國向作為先進一方的歐洲學習的進程。這顯然是漢唐宋元時代所未曾有過的，直到明清之交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播歐洲的科學技術時，也還沒有把這種傳播先進文化的傾向顯露得過分惹人注目。即使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如徐光啟等人，認識到歐洲在天文、數學諸領域有著很多值得中國學習的內容，可也沒有意識到中國已處于全面落后的局勢中。鴉片戰爭后則情形大變，輸入先進的歐洲近代文化，直接成為一個如何改革中國固有文化并使之近代化的問題。洋務自強運動的創議者們的可貴處，就在于他們打破守舊勢力的重壓，理直氣壯地承認中國“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以及“船堅炮利不如夷”這樣一種現實，（注：《校ｂīｎ＠①廬抗議·制洋器議》，光緒戊戌本。）從而勇敢地提倡“不恥師學”的精神，斷然主張“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注：《校ｂīｎ＠①廬抗議·收貧民議》。）于是他們才認定中國的自強之道應當是向西方學習，以求“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注：《校ｂīｎ＠①廬抗議·制洋器議》。）。自此以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一路下來，中國的進步文化運動，無例外地都繼承了坦然承認中國落后于人，決心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迎頭趕上世界潮流的這一基本精神。
　　二、近代中國和歐洲間的文化交流，從一開始就是在歐洲列強對中國侵略和中國反侵略這樣尖銳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因此，就中國方面而言，這時進行中西文化交流，就不簡單是一般意義上的落后向先進學習，而是為著尋求解決中國政治危機，救亡圖存而向對手——即正在侵略自己國家的西方列強——學習。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這樣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政治性質，這是前此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林則徐、魏源等提出“洞悉夷情”、“師夷長技”之始，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制夷”是其目的。這樣的“制夷”議論，在明清之際是沒有的，即使在積極提倡西學的徐光啟、李之藻等開明人士那里，也是根本看不到的。鴉片戰爭以降，先進人士們是自覺地把如何使中國振衰起頹這一強烈而嚴峻的政治話題，作為學習西方文化的根本之圖，正因如此，在近代中國發生的有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討論和爭議，幾乎無例外地都直接表現為探討中國怎樣才能圖自強、御外侮的政治論爭。
　　三、隨著對于救國方案探討的深入，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對于歐洲文化的注意力，漸漸便轉移到了探討如何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經濟構成進行改造上。中歐文化交流，自此便無時無刻不環繞著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這個中心議題展開了。在古代中國，如從漢到唐，歐洲文明的傳播，范圍主要是限于狹義的純文化領域，諸如傳入物品、器皿、技藝、藝術，以及宗教、習俗之屬，從未直接觸及到政治制度，更未涉及社會制度一類的事。明清之際耶穌會士所傳入的歐洲文化的科學技術，范圍雖然擴大，但是他們介紹的這些“西學”，并沒有涉及政治體制、社會制度的事；因而對中國社會與政局也就沒有造成重大震撼。總之，在引進歐洲文化時，自覺地把在中國實現現代化作為基本著眼點，這是近代以來的事，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先進人士“向西方學習”所追求的全新的宗旨。當然，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長達百年的由淺入深的艱難而曲折的過程。開初，注意力還著重在軍事技術，漸漸有人懂得必須“重商富民”，發展經濟；再往后才有改革政體，進而改造社會制度的主張次第興起；到了二十世紀初，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一事，則直接成為呼吁在中國立即進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啟蒙輿論。
　　四、近代以來歐洲文化輸入中國，已經不再單純是中國在一國之內處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關系的事，而是成為全球性文化大交流的一項重要內容，成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后，總是要逐步融匯到中國文化的主流中，成為中國國內文化的一部分；西方文化，只有“割斷”與產生它的母體臍帶的關系，方能在中國站住腳跟。這種外來的文化（比如佛教），已經變成中國的一種教派或學派，而不再反映外國的利益需求，不再受外國勢力的直接支配。如果不是按這樣的規矩辦，這種中外間的文化交流便難以在中國進行。清初羅馬教庭曾經努力保持對耶穌會士的控馭和指揮的權力，結果則是引起清廷推行“禁教”的措施，并由此而激化了清朝當局對西方的警戒與排拒情緒，終于導致出中西間文化交流幾近中斷的局面。近代以來，文化交流的性質與形式起了變化，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演化為純粹的國內文化活動的事，已日見稀少。況且，隨著對西方了解的深入，人們也漸漸明白了所謂“西學”并非一個性質單一的學派，其中不但包含著細密的學科分類，而且還包含著各種不同的主張、不同的派系，存在著許許多多意見的分歧甚至對抗；這樣也就引發了那些努力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士，在對西方學術見解的采擇上，漸漸產生歧異。于是，西方的學理之爭、學派之爭、主義之爭，也逐步移置到中國的文化論壇上來。進入二十世紀之后，接受西方不同的學理或主義的中國學界政界人士發生的爭執，其激烈程度常常并不亞于他們與守舊派之間的爭執。“向西方學習”，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目標。或者說，在提倡向西方學習的人士間，目標與主張的分化，已經突現出來。“學西方，學什么？”開始具有了新的含義，人們得以用新的標準去觀察和分析西學，力求做出更明確更具體的選擇。事實表明，二十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問題，已經不能再簡單地看成是中西文化的二元對立。日趨一體化的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的大勢，以及飛速進步的交通和傳播媒介，使得中西文化交流已經成為循著世界潮流靈敏變動的名副其實的國際文化現像。
　　　　　　四
　　由于具備以上的一些歷史特點，所以中國和歐美間的文化交流，在中國近代文化發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文化時期。回顧鴉片戰爭以后的百年中國近代文化史，當可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是一個艱難曲折，充滿著迎與拒的斗爭、充滿著碰撞與融和的過程，但是，這種文化交流的良性發展的總趨勢是不可阻擋的。近代以來的先進的歐洲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文化交流的影響之大，涵蓋面之寬，群眾性之廣，在中國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正像在中國唐宋以后的社會生活中嚴格區分儒、佛、道的思想界限很不容易那樣，要想在近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把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分擇得一清二楚，也逐漸變成了難以辦到的事。從中國現代文化的內容看，它既繼承了中國固有的優良的傳統文化，又廣泛吸收了國外的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母體文化”的血緣，在它身上是非常深刻而清晰的，但是，它又是在兼容并包中外文化之長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新文化；再也不好仍以“本土文化”或“本位文化”來看待它了。
　　有著悠久文明的中國，理應成為繼承和宏揚人類文化遺產的担當者，理應對全人類的文化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已經明確把“對外開放”定為國策的中國人，對于中國和歐美間今后文化交流的趨勢，無疑持樂觀的態度。盡管我們的世界還不平靜，盡管文化思想領域里“歐洲中心論”、“中國威脅論”、“儒學救世論”之類思想還在干擾著全球文化交流的健康發展，但是平等而和諧的文化交流的大趨勢是不可改變的、無法阻擋的。歷史已經證明，未來還會進一步證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發展，是人類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正如同世紀初梁啟超所形容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大文明的結合，必將誕生出人類文化的“寧馨兒”。
　　字庫末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分右加隊的左部
　　
　　
　　
中國文化研究京13～17G0文化研究丁偉志19981998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13～17G0文化研究丁偉志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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