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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即將過去，留下了鮮明的軌跡。21世紀即將到來，正準備邁開雄健的步伐。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它經歷了崎嶇曲折的路程，也取得了偉大豐碩的成績。這100年內產生了許多杰出的歷史學家，前半個世紀已有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胡適、顧頡剛、錢穆，以及李大釗、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杰出的歷史學家，100年出不了幾位。司馬遷死后140多年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產生了荀悅，又過了近40年，產生了陳壽。至于裴松之、袁宏、常璩、范曄、沈約更晚于陳壽一二百年。11世紀產生了歐陽修、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恕、劉ｂāｎ＠①、范祖禹。12世紀產生了鄭樵、李燾。18世紀，歷史學極盛，產生了全祖望、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章學誠、崔述。20世紀的歷史學家更是群星燦爛，代表作更多，成就更加突出。最重要的是：在20世紀前期，歷史觀、方法論產生了重大的飛躍，傳統史學完成了向近代史學的跨進，著述體例也有了根本的變化。20世紀后期，中國歷史學建立了完整的學科體系，包括史學理論和史學史、考古學、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歷史文獻學等等。歷史學科的各個部門中都涌現出許多專家，無論通史、斷代史、地區國別史、各種專史都產生了一大批有價值的專著。
　　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特點和成就可以概括為以下六點：
　　第一，進化史觀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顯著標志。自從19世紀末嚴復翻譯了《天演論》，社會進化學說風靡全中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均奉之為圭臬。在此以前的中國傳統史學，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社會歷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中國的道統。越到后代，大道衰微，歷史越益退化。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認為：史學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一》，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0頁。）。這一歷史觀的轉變，從今文學派和康有為已經開始，他們的歷史觀已有進化史觀的因素。梁啟超受到西方歷史學的影響，受到時代的刺激，更加鮮明地提出歷史是前進的運動。同時的章太炎則認為：歷史要“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梁啟超和章太炎在許多觀點上存在分歧，但都認同于“人群和社會的進化”。后來，顧頡剛說：“過去人認為歷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后，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后世的文明遠過于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歷史的觀念。”（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隨著當時政治上的大變革，梁啟超提出“史學革命”的主張。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注：梁啟超：《新史學》。）在此以后的歷史學家，包括王國維、陳垣、陳寅恪、胡適、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無不信從近代進化史觀，以此作為研究歷史的出發點。
　　進化史觀不但認為歷史是進步的，同時還強調歷史的因果關系，有“公例”可尋，優秀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哲學的素養。因此，本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們除史料的搜集、考證之外，又孜孜不倦地探尋著歷史上的各種因果關系。
　　近代進化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幾乎和資產階級革命同時發生，它促進了思想解放，使人們擺脫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縛。五四運動發動了對封建傳統文化的猛烈批判，這是偉大的進步。這種批判也以進化史觀作為其思想武器之一。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即是基于歷史進化的思想，這樣就產生了疑古辨偽思潮：不僅認為遠古時代不是美好、進步的，儒家宣揚的遠古黃金時代純屬子虛烏有，而且懷疑書本記載，否定古史傳說。這種疑古的觀念和態度有其片面性，但是我們要看到它的歷史功績，即在廓清古史迷霧方面曾有貢獻。古代傳說中的東西不可全信、深信，但也不可完全丟棄。古代傳說中包含著歷史真實的顆粒。顧頡剛等認為：通過辨偽祛疑，才能還歷史以真實面貌。其功績不可泯滅。
　　第二，唯物史觀的運用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偉大進步。歷史學僅僅具有進化史觀，承認社會歷史進步還不夠，它還不能解釋許多復雜的歷史現象。自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中國的歷史學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成為真正的科學。唯物史觀相對于進化論來說，是更高層次的理論，它承認進化史觀，包含了進化史觀的合理內核，并超越了進化史觀。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而產生的，而具有進化史觀的學者也可以進一步發展到唯物史觀，二者是相通的。我們不能把二者理解為是相互對立的。那么，唯物史觀給史學增加了什么新內容呢？一是唯物史觀在承認歷史是進步的、具有因果關系的同時，明確提出客觀世界是被規律所制約的，歷史發展具有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當然，在承認這一點的時候，我們要牢牢記住，社會歷史和自然界不一樣。社會有人參與，主觀可以影響歷史進程。歷史規律不像自然界規律那樣單純，而是摻進了人的活動，通過偶然來實現必然，所以對于社會歷史的研究更加復雜。但歷史是客觀的，不是主觀的；而且歷史具有客觀性規律，不是主觀性規律，歷史并不僅僅存在于人們的心中，這一點不僅與唯心史觀不同，與進化史觀也是不同的。后來出現的弊端是把社會歷史和自然界一樣看待，過分強調客觀而無視人的作用，陷入了機械唯物論。20世紀史學產生這樣的流弊，原因就是對唯物史觀的誤解。二是承認歷史是前進的，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產力、生產方式的發展，是經濟原因。歷史發展是許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經濟是最重要卻不是唯一的環節，如果單純強調經濟決定作用，又會陷入簡單的經濟決定論。要重視歷史發展中多種因素復雜的相互作用，重視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地理的種種因素。因此，唯物史觀一方面區別于唯心史觀那種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和上層建筑視為決定歷史發展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區別于機械唯物論不承認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觀點。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在歷史發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這是唯物史觀給我們認識上增加的新內容。三是唯物史觀把階級斗爭看做階級社會前進的動力。馬克思主義反復強調，階級存在于一個統一體內，各階級之間既有矛盾對立性，又有相互統一性，我們既要看到階級社會中階級斗爭的存在及其作用，又不能把社會看成僅僅是階級之間的斗爭。把階級斗爭絕對化，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在本世紀，唯物史觀對中國史學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20世紀中國學術的指導作用，這是事實。同時也要承認，唯物史觀與傳統史學及進化史觀雖然不同，但并非絕對對立，而是吸收了過去史學的精華，認同于進化史觀而更加科學化。過去往往把它們對立起來，抹煞了進化史觀和唯物史觀之間的聯系，這應該引以為訓。
　　第三，20世紀史學除了進化史觀、唯物史觀以外，再一個特點就是理性的覺醒、理性精神的發揚。所謂理性精神，就是承認人具有正確認知客觀歷史的能力，這是相對于蒙昧主義和宗教思想認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觀點而言，也是相對于依靠主觀感悟認知而言的。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來分析、論證、解釋歷史，依靠理性的推導，邏輯的證明，歸納演繹出結論，而不是按照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是按照人的直觀感悟理解歷史。一旦離開理性，就無法正確認識問題。清代乾嘉學派頗有一點近代的理性精神。乾嘉史學以實事求是作為治學宗旨，重視證據，無征不信，不受權威影響，有獨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對《尚書》、《太極圖》這樣權威性古書也不迷信和盲從。這種理性精神，是傳統史學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遺產。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吸取了西方歷史學和乾嘉學派的理性精神。中國古代的認知方式偏重于直觀的感悟，從整體上把握認知對象，有點接近佛教禪宗的“頓悟”，宋明理學也接近這種認知方式。而乾嘉學派開辟了認知的新路徑，即是從具體方面分析、歸納、演繹，達到理性認識，這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方法。我不是要贊揚清代乾嘉考據學，而貶低宋明理學，這是兩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學術，各有其思維的特色和認知的理路。清代考據學更加重視證據，運用歸納和邏輯推斷，更加接近于近代的科學認知。其實，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考異》，已有這種理性認知的精神，到清代取得進展；到近代吸取了西方的實證哲學，理性主義更發揚光大。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是在理性精神的啟示下成長和發展的。理性主義在人類文明史上有重大貢獻，它引導人們擺脫了愚昧迷信進入思想解放和科學革命的嶄新里程。
　　20世紀20年代的科學與玄學之爭，反映了這兩種認知方法的不同理路：是理性分析還是直觀感悟，是科學認知還是人文關懷。20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高揚理性主義精神，梁啟超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胡適揭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學術理路，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學方法，為20世紀早期中國近代的實證史學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第四，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高揚愛國主義精神。進入20世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兇狠，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更加殘暴，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目睹時局艱危、民生疾苦，慷慨以拯救天下為己任。除了在政治、軍事、實業、教育等領域努力有所建樹外，在學術領域中也矢志鉆研，苦心探索，為的是要探尋救國的道路，立國的精神。中國的近代歷史學在這風雨如磐的艱難歲月中誕生和生長，具有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企盼祖國獨立、民族振興的本性。因此，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家絕大多數是愛國主義者。梁啟超早年參加了戊戌愛國維新運動。章太炎是辛亥革命中的戰士，陳垣在日偽統治下的北平著《通鑒胡注表微》，表彰民族大義和道德意識，顧頡剛創辦《禹貢》雜志，研究和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都表達了愛國主義的心聲。至于郭沫若、翦伯贊等在抗日戰爭時期，以筆墨為刀槍，描述宋史、南明史，歌頌了屈原、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不屈的民族英雄，鼓舞了全民族英勇抗戰的精神。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發展很快，其原因之一是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一部振興國家、高揚愛國主義的歷史，其中充滿著激昂壯烈的斗爭史實，堅貞不屈的英雄形象與豐富寶貴的經驗教訓，可以鼓舞和教育中華兒女為爭取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工作，勇敢拚搏，因此得到歷史學家特別的關注。
　　第五，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在各個分支學科中進行開辟和創造，有重大建樹，建立了歷史學全面、系統的學科體系。中國傳統的歷史學成績很大，是極為豐富的寶貴遺產，但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封閉性，古代中國畢竟是處在東亞一隅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社會，它和世界雖有聯系，卻又非常之少。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中國是天朝上國，其他民族和國家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蠻夷之邦”。在封閉環境中形成封閉的歷史觀，只知有中國史，不知有世界史，閉目塞聰，坐井觀天，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和其他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是在傳統的中國史中，英雄史觀、個人史觀占主導地位，傳統史書大多記載帝王將相的活動，對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化活動、大眾生活記載很少。三是傳統史書線條簡單、內容狹窄，主要是政治史和軍事史，縷述王朝之興衰更迭，較少涉及社會多線的立體層面。故梁啟超批評傳統史學“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注：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頁。）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克服了傳統史學的封閉、狹隘觀念，大大擴展了研究范圍，把對世界各國的歷史研究提上重要日程，形成世界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鼎足三分的局面，又重視歷史上的經濟發展、文化思想、社會結構與社會變動、下層民眾的生活、思想、信仰、習俗以及眾多少數民族的發展，使得歷史學的涵蓋面更加廣闊，內容更加豐富全面。除了中國政治史、軍事史以外，還包括了世界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外交史、民族史、大眾生活史等各方面，形成了包括各類通史、斷代史、地區國別史、專門史以及史學理論、史學史、歷史文獻學等分支在內的完整的歷史學體系。
　　第六，在20世紀，新史料大批發現，其質量之高，數量之多，遠遠超過以前任何朝代的發現。19、20世紀之交發現了殷墟甲骨、敦煌文書。此后，明清檔案為世人所知，戰國秦漢的竹簡木牘相繼出土。新中國成立以后，各地考古發掘大規模展開，古代墓葬、器物、竹簡、帛書、殉葬物、工藝品大批出土，大大促進了歷史研究，改變了單靠傳世文獻去探知古代歷史的局面。還有，流落在海外的古籍與史料傳回國內，西方人士有關中國的記錄、報道，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資料，如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以及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史料的發現、運用，近代檔案、文集、方志、筆記、報刊的整理和出版，給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珍貴的資料，使從前沉埋未知或爭論不決的歷史問題有可能得到解決。史料的發現、搜集、整理、考證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許多學者都很重視史料。傅斯年曾經說過：史料即是史學。這話未必全面，但強調史料的重要自有其合理性。歷史研究必須從大量的、確鑿的史料出發，缺乏史料就不可能建立歷史學的輝煌殿堂。20世紀的許多歷史學家，窮年累月，孜孜ｋū＠②ｋū＠②，畢生從事史料的整理和考證，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他們的勞動理應受到尊重。
　　史料的發現、整理和考證關系到歷史學的盛衰和歷史學分支學科的建立。本世紀歷史學所以興旺發達，取得巨大成績，除了歷史觀、方法論的原因外，大量新史料的發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安陽殷墟的發掘大大推進了殷商史的研究，并使甲骨學得以誕生。大批戰國、秦漢、三國竹簡的出土，推進了上古史的研究，使簡牘學得以誕生。敦煌藏經、文書、壁畫的發現推進了中國中古史的研究，使敦煌學得以誕生。故宮明清檔案的公開于眾，推進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使中國歷史檔案學得以誕生。本世紀內，古代史料的大批發現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漢代曾經在山東孔府的墻壁中發現了古代典籍，西晉時在汲郡的戰國魏墓中發現過《竹書紀年》，此外各地零散地出土了一批鐘鼎石刻，但其重要性不能與本世紀的發現同日而語。20世紀，在史料的發現、整理方面是得天獨厚的豐收的世紀。
　　20世紀前前期的歷史學家，處于社會劇變和轉型時代。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前途陷入危機。先進人士為尋找國家致弱之因，探求富強之道，必然要回顧歷史，用新的觀點和方法審視、研究中國的過去，其目的是為尋求現實的出路，創造美好的未來。就像郭沫若所說：“對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歷史編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頁。）當時中國社會的劇變和西方文化的輸入，使他們的思想產生了飛躍，再也不能滿足于傳統的史學觀念與方法，必須走新的道路，用新的觀點與方法重新詮釋全部的中國歷史，中國近代歷史學遂呱呱墜地。
　　中國20世紀的歷史學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實證史學派，一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
　　近代第一位起而呼喚新史學誕生的是梁啟超。他批評了傳統史學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學觀念和方法，寫了歷史研究方法和學術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是中國近代歷史學誕生的助產婆。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顧頡剛、錢穆等繼承了乾嘉學派的余緒，又吸收了西方實證主義、實驗主義的觀念與方法，對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學史、小說史、學術思想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等做了多方面的開創性研究，為實證史學奠定了歷史地位，對中國歷史學界影響甚大。
　　20世紀是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向近代歷史學轉變、邁進時期。如何對待傳統一直是20世紀學術界，包括歷史學界的重大課題，既要破除傳統，背離傳統，超越傳統，又要歸依傳統，認同傳統，繼承傳統，20世紀中國歷史學就在這二者之間徘徊擺動。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已久，人們渴望從封建思想中獲得解放，創造新生活。因此，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會叛離傳統，向西方學習新觀念、新方法，向傳統挑戰。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對舊傳統時期，吳虞、錢玄同等主張打倒孔家店。李大釗說：“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注：李大釗：《孔子與憲法》，《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頁。）魯迅借狂人之口說：中國歷史“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注：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頁。）梁啟超說：“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也。”（注：梁啟超：《新史學》。）由于當時尊孔復古勢力很大，儒家思想尚是阻礙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20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對之做猛烈的抨擊，自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但思想文化方面不可能長期摒棄歷史遺產，此后不久，清華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表現出回歸傳統的傾向，一批學者致力于融合中西學術，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王國維說：“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注：王國維：《觀堂別集·國學叢刊序》，《王國維遺書》第4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陳寅恪說：“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其實，五四運動中反傳統的戰士們，都受過充分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既熟讀經史，又精通西學，可稱學貫中西，通曉古今。他們一方面認為，傳統文化從總體上說不適應近代要求，必須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又認識到傳統中蘊含著珍貴的寶藏，需要發掘、繼承、利用。如魯迅開創了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和輯佚。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做了思想史、文化史方面許多考證。郭沫若研究了古代社會和先秦諸子等等。
　　20世紀除了實證史學以外，還有一部分歷史學家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20年代，李大釗出版《史學要論》，系統地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論和階級斗爭學說。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結合大量考古和文獻史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為歷史研究開辟了新天地。此后，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與《中國近代史》二書，對于整個中國歷史做了全面的闡明，教育了當時千百萬革命者和后代的歷史學家。還有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系統地闡述了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他們的研究成果為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前半期的實證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歷史觀、方法論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們對歷史學的功能，歷史研究的重點以及許多具體歷史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二者之間也有許多重要的相通之點，如進化史觀、理性主義、愛國主義、求實精神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吸收了實證史學的優點并加以發展。過去，用資產階級歷史學和無產階級歷史學來區別這兩個學派，用階級屬性來標識某個學派和某種學說，這未必能十分確切。階級屬性是由經濟和政治地位決定的，知識領域里的階級劃分要復雜得多。很多知識帶有普遍真理的性質，為各個階級所認同。自然科學即屬此類，它沒有階級性，不存在資產階級的物理學和無產階級的物理學。社會科學雖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有與自然科學相類似的真理性知識。歷史所提供的許多經驗和智慧，任何階級都可以借鑒，并不是對某個階級才適用，對別的階級就不適用。歷史經驗、歷史智慧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超越時空、超越階級，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王國維、陳寅恪的研究成果，今天我們仍承認其價值。馬克思主義學派和其他學派之間有一個相互學習和繼承的問題。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國維、羅振玉的研究基礎上，經過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瀾是黃侃的弟子，而黃侃又是章太炎的學生。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等除學習了西方的治學思想與方法，又和中國過去的乾嘉學派、公羊學派有密切關系。研究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不能割斷學術上的傳承和聯系，簡單地把歷史學家們置于相互對立的營壘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新中國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歷史學界熱烈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在此以前的大學講壇上，馬克思主義者占很少數，而且是不合法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才占領了史學陣地。馬克思主義把人類歷史看做是有規律的客觀過程，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它堅持以社會存在解釋社會意識，堅持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堅持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把歷史研究提高到科學的水平。新一代的歷史學家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努力在歷史學的各個領域，建立了各個分支學科，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史學隊伍。歷史學界在“百家爭鳴”方針的指導下，討論了諸如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少數民族史問題、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發表了各種不同意見，提高了思想認識，活躍了學術空氣。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7年內，出現了一些有水平、有特色的歷史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本，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中國史稿》，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尚鉞的《中國歷史綱要》，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稿》，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及其他通史、斷代史、專門史著作。
　　17年間，中國歷史學繼承了上半個世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統，并吸收了實證史學的成果，取得的成績是十分巨大的。但也產生了嚴重的失誤和弊端。主要是：按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嚴重地干擾了學術界，把學術問題當做政治問題進行批判，混淆了界限，挫傷了歷史學家的積極性。“左”的傾向十分嚴重，教條主義、簡單化、公式化盛行。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史學領域中表現為拔高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地位，每個朝代都以農民戰爭打頭。農民戰爭史幾乎代替了整個的中國歷史。不但帝王將相被打倒，連陶淵明、杜甫、蘇軾這些著名的詩人、文學家也失去了光彩。到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農民起義的領袖很多也被打倒。項羽出身貴族，自應在被貶之列。劉邦、朱元璋后來背離農民，蛻化為地主階級，李密投降了唐朝，宋江受招安，李秀成成了叛徒，都受到了批判。歷史人物大多被否定，中國歷史上一片黑暗，歷史內容貧乏干枯，文化遺產被無情踐踏，表現了可悲而荒唐的歷史虛無主義，令人浩嘆，發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即是從歷史學界打開缺口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拉開了十年浩劫的序幕。此后，歷史被踐踏，被濫用，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影射史學流行，全民批林批孔，學習儒法斗爭，批水滸、批宋江，歷史學成為陰謀家篡黨奪權的工具，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玷污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和聲譽。
　　這里，不能不提到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這是20世紀歷史學汲取的重要教訓之一。歷史與現實是聯系的，現實由歷史發展而來，歷史學從根本上說要服務于現實。歷史學如果不食人間煙火，對現實不發生任何作用就失去生命力而將萎縮消亡。歷史學的基本功能是揭示歷史規律，提供歷史經驗，啟發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的知識都是歷史的，都是對過去經歷的經驗總結。“鑒古而知今”，人類總是從過去了解今天，進而開拓未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過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來。但是，為現實服務，必須以尊重歷史事實，尊重客觀規律為前提，必須尊重歷史學自身的科學性。只有實事求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給人們以真知和新知，推動人類的進步。任何以現實需要為借口，隨意剪裁歷史都是不能允許的，都是對歷史的歪曲和篡改。歷史學要保持相對獨立精神，不能變成政治的侍婢。
　　中國歷史學經歷了十年浩劫，從一片文化廢墟中走出來，經過撥亂反正，迅速地恢復發展，呈現出蓬勃的生機。大學的歷史教育重新恢復，走上正軌，培養了大批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師范生，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大批成長。文化大革命壓抑下的積極力量，一旦被解放，噴薄而出，勢如春潮奔放，形成生動、活潑、繁榮的局面，教條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糾正，研究禁區被沖破，外國史學理論大量引進，各種學術意見，暢所欲言，百家爭鳴，各種觀點和體裁的史書絡繹出版。改革開放20年來，累計出版的史學著作、回憶錄、地方史、資料集有2萬多種，各類史學文章不下20萬篇（注：據《中國歷史學年鑒》歷史記載。），研究工作得到長足的進展。
　　近20年，中國歷史學處在一個新的反思和探索時期。一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接受了深刻教訓，人們在反思20世紀中國歷史學經歷的曲折道路，取得的成績，存在的問題，何以歷史學一度被四人幫作為篡黨奪權的工具？人們經歷了前一段的災難，才會有后來的清醒。二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將近30年間，由于國際國內的政治環境，中國史學界與國際史學界幾乎隔絕，不了解國際歷史學的動態和新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思想解放，認識活躍，對于外國的各種學術流派，諸如德國和英國的文化形態史學、法國的年鑒史學、美國的邊疆史學，以及近代化史學、計量史學、社會史學、心理史學、比較史學都感到很新鮮。外國史學在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有不少可資借鑒的地方，許多史學家翻譯介紹國外的史學流派和動態，試圖探索中國歷史學發展的路徑。三是中國面臨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革給思想文化領域帶來很大沖擊。歷史學如何適應形勢的變化，激發新的活力，保持發展的勢頭？尤其是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巨大的變故，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受到嚴峻挑戰，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否已經過時？今后還要不要堅持？怎樣堅持？這些重大問題，擺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學家的面前。
　　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即將走完百年路程，跨進21世紀。在新的世紀，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將沿著鄧小平理論指引的道路更快前進，國民經濟將走上一個新臺階。從小康社會向著富裕社會邁進，更加需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國是個歷史悠久、文明燦爛的國家，在近現代又經歷了漫長、崎嶇而獨特的道路，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歷史科學作為社會的記錄，是先輩們實踐經驗、成就和創造性文明的貯存庫，人類可以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國獨立地發展起來的華夏文明和獨特地走向社會主義的經驗將能極大地豐富世界歷史文明的寶藏。在新世紀會有許多重大的歷史課題和文化工程被提上日程，如編寫大型的中國通史、大型清史、大型中華民國史、大型中共黨史、大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并加強對中國古代史、近現代史、世界史和各種專門史的研究。社會將更加關注歷史學的發展，會有巨大的人力、財力投入，會涌現大批歷史學家，會有許多精品佳作問世，將從歷史上開發出更多更好、符合群眾需要的精神產品，中國歷史學將迎來陽光燦爛的新世紀。
　　馬克思主義是新世紀指導史學研究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體系，給我們提供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使主觀認識更加符合于歷史實際。盡管人們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時發生過這樣或那樣的偏差，但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才完成了從傳統史學和近代史學的轉變。到21世紀，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仍將引導中國歷史學迅速前進，再創輝煌。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將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斷豐富、發展。它依靠自身的理論威力確立指導地位而不是靠行政手段發號施令。它允許各種學派、各種理論存在和發展，將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展開討論，百家爭鳴，明辨是非，從中汲取營養。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學派，在它產生時期，曾吸收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有容乃大”，我們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類文化中的營養，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能唯我獨尊，排斥異己，固步自封。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又必須在發展中才能很好地堅持。如何正確對待各種學術流派和學說，是下個世紀馬克思主義面臨的重大問題。解決好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才能夠青春常駐，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才能夠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21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將更加拓寬研究的領域。當前，歷史學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以及自然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融合，科學研究呈現整體結合的趨勢，一些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方興未艾，諸如社會史學、人口史學、生態史學、心理史學、城市史學、計量史學正在崛起。由于跨學科的研究，歷史學從其它科學中借用了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擴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圍，將真正全人類生活發展的整個過程納入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致力于通史研究與專史研究的結合，致力于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不再局限于條塊分割，不再滿足于政治、經濟、文化鼎足三分的格局。這將使整個世紀的歷史學克服內容狹隘、選題單一、方法陳舊的缺陷，有利于歷史學改變面貌，煥發出青春。
　　21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將把20世紀的近現代史作為研究的重點，而予以特別的關注。盡管塵埃尚未落定，蓋棺猶難定論。人們慣常要考察昨天的事件，從剛剛過去的歷史中尋找經驗，獲取教益，增長智慧。因此，近現代史永遠顯示其新鮮的光澤和永久的魅力。歷史學家總是努力克服收集資料的困難，沖破禁忌，越過雷區，投身于近現代史的研究，試圖對剛剛完成的歷史過程作出科學的、合理的闡釋。司馬遷作《史記》，一直寫到劉邦、項羽和《今上本紀》。司馬光作《資治通鑒》，隋唐五代史部分寫得最為詳盡，最為用心，篇幅亦最大。馬克思所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更是研究當代歷史的典范，恩格斯稱贊說：“他對當前活生生的時事有這種卓越的理解，他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對事變有這種透徹的洞察，的確是無與倫比。”（注：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頁。）21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將深入研究20世紀的中國社會及其事件、人物、思想、制度，作出公允的評價。20世紀是苦難的世紀，也是偉大的世紀，中國貧困、屈辱，進而奮起抗爭，富有慷慨悲壯、可歌可泣、催人奮進的內涵。人的痛苦，人的力量，人的價值，表現得淋漓盡致。21世紀的歷史學將透視、描摹、再現這個偉大的時代，給后人以深刻的教育。
　　歷史學的繁榮常常和新史料的發現、公布有關。我國歷史悠久，還有許多未為人知的重要史料隱藏在各處，如深埋在地下的古代陵墓、城垣、民居、實物。隨著基本建設的進展，考古發掘將會有重大的收獲。即拿現存古籍來說，亦數量眾多，浩如煙海，分散庋藏于全國各地，至今尚無精確統計，更談不上整理、出版和利用。下世紀內將會對存世古籍進行全面清查和大規模整理，這批豐厚的文化遺產將推動歷史研究更快前進。近現代檔案是研究當代歷史最重要史料，汗牛充棟，現尚深藏庫中，許多文件有待解密公開。至于外國資料，分散在世界各國，用各個國家的語言寫成，數量浩瀚，情況復雜，亦需要弄清藏地、數量、類別，進行認讀。總之，21世紀，將有大量史料需要挖掘、整理、刊布、利用，將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總之，大規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將是歷史學繁榮的起點。
　　隨著科學技術和電子信息的發展，歷史研究的觀念、手段、工具正在發生重大革命。這將給21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帶來難以估量的影響。利用電子計算機尋找、積累、貯存歷史資料將極大地減輕史料工作的勞動強度，使浩繁的史料得到方便而充分的利用。通過對計算機整理出來的數據進行分析，用統計圖表和數字公式來顯示某種歷史趨勢，將使研究工作更加規范化、科學化，以彌補研究中例證性和羅列性的不足。我相信，高科技手段的應用和推廣將使歷史研究跨入廣闊的新天地。
　　盡管在21世紀，中國歷史學將會有很多發展的新機遇，但歷史學要前進，最重要的是靠歷史學家素質的提高和主觀的努力。我們應該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用來指導歷史研究工作；要樹立起勤奮鉆研、孜孜不倦、淡泊名利的敬業精神；要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史論結合的優良傳統；要發揚謙虛謹慎、戒急戒躁、嚴肅認真、尊重學術規范的學風。這樣，21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就一定能繁榮昌盛，為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重要的貢獻。
歷史研究京5～16K1歷史學戴逸19991999本文系作者以中國史學會會長身分在中國史學界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主題發言。作者戴逸，1926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5～16K1歷史學戴逸19991999本文系作者以中國史學會會長身分在中國史學界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主題發言。

網載 2013-09-10 21: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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