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經濟學的聯姻  ——哲學與經濟學關系暨《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  新著理論座談會部分發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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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由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研究會、廣東社會主義辯證法研究會、中共廣州市委黨校、廣州市社會主義學院于3月4日聯合召開了哲學與經濟學關系暨《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新著理論座談會。張江明、高齊云、張井、曾廣燦、梁渭雄、馬中柱、章岳云、李明華等近30名專家教授參加了座談會,未能與會的鄒永圖、范英等專家教授提交了書面發言。在張江明教授的主持下,與會代表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哲學與市場經濟和經濟學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既充分地肯定了《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一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又提出了一些進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見,會上的發言富有真知灼見。1997年4月4日的《廣州日報》已摘登了部分與會者的發言,為了充分反映這次座談會的情況,在這里,我們繼續摘登另外一部分專家教授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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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貴的探索 良好的開端
   ——談哲學與經濟和經濟學的關系
  (華南師范大學學位辦公室主任、哲學碩士導師組組長 鄒永圖)
  紅旗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丘挺、張先賢主編的《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一書,這可以說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服務方面,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從哲學的發展而言,則可以說,又找到了一個新的生長點。這部專著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市場經濟形態和體制進行了可貴的研究和探索,關于市場經濟的必然性、合理性的論證;關于馬克思的社會理想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關于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統一;關于生產力標準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關于市場經濟與精神文明的關系等等,在書中都有專門的、較為辯證的闡述,這既是著力于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功能,又是建立哲學與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代的聯盟的良好開端。
  這本專著的研究成果,既然是屬于“探索”和“開端”,無疑會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進一步研究的啟迪。這里,有幾種關系需要進一步探討:
  首先,哲學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本質上屬于社會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這是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理所當然應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服務,為其發展提供決策的理論基礎:市場經濟發展的共性與個性;市場經濟在社會發展的雙重效應;市場經濟形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市場經濟與精神文明的相互關系;市場經濟與人的發展等等,都不能離開哲學的分析,不能沒有哲學的頭腦,不能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解決問題。反過來,在當代,哲學要擺脫“貧困”狀態,離開對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哲學只能在服務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豐富和發展自己。
  其次,哲學與經濟學的關系,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內部的關系。哲學雖然是一個“懸浮于空中的思想領域”,卻又滲透在其他思想領域之中。用列寧的話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哲學沒有任何單獨存在的權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實證科學的各種不同的部門中間。”哲學與經濟學可以說是一種分工不分家的關系。當年毛澤東在評論蘇聯經濟學教科書時曾指出: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很難分家。在思想發展史上,馬克思的《1843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也充分說明了這個論斷;《資本論》既是經濟學著作又是哲學名著。正因為如此,列寧才深刻指出:“馬克思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結成了一個完整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建立哲學與經濟學的聯盟,既是歷史的必然,又是現實的需要。
  談到哲學與經濟學的分工,關鍵在于把握哲學的本性。哲學是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的統一體,就一定的范圍來說,經濟學屬于實證科學。在這個角度看,哲學與經濟學之間具有指導與接受指導的關系。哲學離開經濟學,其論證就會陷于思辯的泥潭之中,成為書齋的或經院的哲學。同時,哲學的功能是“貓頭鷹”與“雄雞”的統一,前者是對實踐的總結、概括、抽象,形成具有指導進一步實踐的功能;后者則是由于哲學闡明的普遍規律可以給人們以科學的預見和戰略的眼光。哲學對市場經濟的研究和論證,既不能離開經濟學,也不能代替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這一點,也可以說是這部專著的不足之處。就是說,它基本上未能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疇體系,而在經濟學范疇體系之內的論證較多;往往把較龐雜、具體的經濟學內容引進來,卻未能作進一步抽象和提高。在此,我們再次回憶和思考馬克思當年在物的關系中看到人的或階級的關系;在具體商品中抽象出人類的普遍勞動;在商品的內在矛盾中看到私有制滅亡的必然性等等,對我們進一步對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仍然有極大的啟迪。
  繁榮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促進哲學的豐富與發展,決不會帶來哲學的貧困!這是在拜讀了這部專著后的一點感想。
   成功而艱辛的起步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員 李辛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學術界對這一新生事物進行了各方面的理論探索,但從哲學上作較系統考察的專著,丘挺、張先賢主編的《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廣東來說就是難能可貴的第一部,是敢于“先飛”、“闖進”哲學殿堂的新著。正是由于它的學術上的先創性,就像初生嬰兒那樣,難免有不足之處,但從全書總體構思,基本立論來看,是正確的。
  這部專著從唯物史觀的高度肯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及其與中國哲學發展的關系,并在探索這一關系中顯示出兩大特點和新意:一是全書力求從市場經濟與哲學的關系上,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認識論的內在關系中,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哲學基礎,并從整體上提出建立經濟哲學的學科系列,進而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實現馬克思的社會理想,完善認識發展的辯證法,深化改革和穩定、發展的關系,強化全民的法律意識,完善法制和民主制度,更新道德觀和價值觀等一系列關系,進行了哲學分析和概括;二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剖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功能、活力及其組織要素和社會作用的正負效應,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矛盾發展作了較全面的辯證分析,為讀者對市場經濟錯綜復雜的現象作出了本質和矛盾的揭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畢竟是前所未有的嶄新事物,從哲學上進行解剖和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概括,是一項極其艱巨和復雜的科學探索,難免存在一些缺點和值得商榷的各種問題。比如,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用的正負效應,沒有分清市場經濟自身的功能、效應與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法制不完備產生的弊端的區別;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關系中,似偏于強調了前者,而導致忽視主客觀關系的唯物主義原則等。又如,關于“把市場經濟孕育的主體精神升華為哲學原則”是一深刻創見,但進行這一工作,卻是極其艱巨的學術工程,比如,怎樣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方法,從市場經濟的復雜矛盾中,抽象出一個有內在邏輯關系的理論體系,找到市場經濟理論的邏輯起點及其中間環節,使全書內容有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另外,對市場經濟關系的哲學上升,除了人的主體精神以外,還有它的唯物史觀、辯證法、認識論及與邏輯學一致的原則,現在對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和上升,就應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這一原則,提高我們的哲學思維水平。
   在哲學變革上的切實行動
  (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副會長 范英)
  中國的哲學,曾經在長期的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中,扮演過“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儒、墨、道諸家的學說,是幾千年來中國自然經濟頂禮膜拜的偶像;而在推行計劃經濟的年代,哲學又一度成了論證這種經濟體制的吹鼓手。由此可見,哲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系從來沒有間斷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建立,必然要求有新的與之相適應的哲學或哲學的變革。為此,哲學必須扭轉為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唱贊歌的局面,才能真正當之無愧地充當新時期“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并使自己在新的經濟體制中獲得生存和發展。從這個角度上說,我認為丘挺、張先賢同志主編的《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這一論著,開了一個好頭。
  第一,它明確地提出“哲學的發展要面向市場經濟”,要“建立市場經濟哲學的學科系列”,表明作者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的哲學狀態中解放出來的心境和投向,因而具有開拓性、時代性,喊出了哲學工作者的呼聲,為哲學的生存、適應和發展作出了應有的努力。
  第二,這種努力,是以批判繼承和求實創新為依據的,是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中國新時期的社會實踐為考察對象的,因而具有指導性、學術性;其所得出的一些科學命題和結論,為哲學的生存、適應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第三,這種思路,最明顯的特點,是堅持唯物史觀、認識的唯物論和認識的辯證法,對市場經濟的一般和特殊作了范圍廣闊而又有所側重的探索和研究,因而具有宏觀性與操作性,讓人覺得既非就事論事,也非不可捉摸的東西,讀起來有啟發,又實在,為哲學的生存、適應和發展闖出了一種新的模式。
  第四,這種模式,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比如,在體系的總體上,怎樣才能把哲學的紅線一以貫之,而不使有些章節顯得薄弱;在哲學與經濟本身以及哲學與經濟之外的“市場”關系上,似乎也有須進一步理順的難點問題。但作為一本論證哲學與市場經濟的書,有這樣好的開頭已經不易,這要感謝作者們多年的辛勤勞作和在哲學變革上的切實行動。這就是哲學工作者的責任。
  第五,這種責任表明,我們不僅要用哲學去闡述經濟,還要緊緊地從經濟哲學、市場經濟哲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哲學、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哲學的各個層次出發,用新的視角去闡述與市場經濟相關的經濟現象和本質。因而,大力開發經濟哲學的學科群,探索其系列層次的概念、范疇和規律,將會促進哲學工作的進一步繁榮與發展。只要有更多的哲學工作者承担起這種責任,就會有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成果問世。
   從“市場經濟的哲學”概念談起
  (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教授 陳家義)
  丘挺、張先賢主編的《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一書,顧名思義研究的是市場經濟的哲學,而不是泛指市場經濟哲學。該書把研究范圍界定在運用一定的哲學觀念和方法分析具體的市場經濟問題,把涉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問題從哲學的角度加以論證。
  這部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的哲學”,體現在其“內容提要”的闡述:本書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經濟學結合”,從以下兩方面闡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一)論證馬克思主義學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聯系;(二)堅持唯物史觀、認識的唯物論、認識的辯證法,探討市場經濟同哲學相關的各種范疇和相互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復雜多樣的矛盾關系、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要處理和解決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關系。這就表明,本書著重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探索、論證。因為本書不是完全按照市場經濟哲學的學科體系而系統地、嚴格地對市場經濟學的前提、意義、基本概念和重要的市場經濟現象作哲學闡釋,所以把研究對象界定在“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是確切的。“市場經濟哲學”與“市場經濟的哲學”兩個概念雖然難以截然分開,但是可作大體的區分——“市場經濟哲學”傾向于經濟方面的哲學體系;而“市場經濟的哲學”則傾向于應用哲學,實用意義更大。為此,我贊成多采用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形式。
  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格式自由,實用性強。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歐洲普遍輕視經濟學,重視哲學。馬克思打破世俗之見,專心致志研究《資本論》,并在許多方面運用哲學方法研究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活動,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的作者們遵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軌跡,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發展的客觀形勢中,產生了當代哲學和市場經濟學聯姻的結晶,它必然有新的角度、新的思路和新的見解。這將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有較大的實踐價值和理論意義。
   經濟改革需要哲學
  (中共廣州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龍紹雙)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進行18個年頭了。十多年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既是一條漸進的量變的路,也是一條總體向前又偶有曲折的路。時至今日,我們的改革已有相當的量變的積累,但又仍未實現根本性的質的飛躍,這除了社會改革本身所具有的艱巨性特征外,很大一個原因是由于我們在改革思路、改革方案、改革措施的設計上缺乏哲學思考。往往是陷入單向、孤立思維,一廂情愿,形而上學。什么“一包就靈”、“一股(份制)就靈”、“一破(產)就靈”等等;還有的把人統統視為純經濟動物,人人唯利是圖,唯錢是舉,唯有用利益刺激……。所有這些,無不表現出我們一些經濟改革研究人員腦子里缺少辯證思維方法,缺乏哲學思辨。
  也許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的著作者慣于用哲學思辨的眼光觀察現象,當國內學術界尚在剛剛談論經濟中要有哲學和哲學要指導經濟、為經濟思維的時候,他們已將一部近35萬言的經濟哲學研究著作奉獻給了大家。這不能不令人感嘆著作者的洞察力和敏銳性!
  不僅如此,《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所呈現出來的作者的研究內容是豐富的:如“經濟工作失誤的哲學根源”、“形而上學對經濟理論的誤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認識發展的辯證法”、“改革、發展、穩定與市場經濟”、“‘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辯證關系”、“有序與無序的辯證關系”、“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等等,這一系列躍入眼底的命題,無不吸引人一讀為快。不能說作者對書中的每一范疇、矛盾和關系都闡述得十分透徹,但是至少可以拓展我們的思維空間,加深對現實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關系、矛盾的理解。
  正因為是“走在前面”的緣故,讓人感到不足之處也自然不少:比如說“架子”似乎顯得太大了些,使人感到作者想囊括一切而又并未如愿以償;又比如有些地方讓人感到有哲學思維,卻少了點經濟思想;還比如,在體系的邏輯結構上似乎還欠細致,等等。但瑕不掩瑜,不管以后的研究如何發展,《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總有她的一席之地。
   哲學與經濟學結合的成功嘗試
  (華南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陳善光)
  多年來,張江明老前輩不斷呼吁和倡導社會科學理論界,并且自己身體力行,努力建立哲學與經濟學的聯盟,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上研究、探討和回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廣東理論學術界的一批同志為此作出了努力。現在,我們拿在手上的丘挺、張先賢教授主編、紅旗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市場經濟的哲學研究》專著,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成果。他們嘗試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上來探索和回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所闡述的問題有現實指導意義,思想性、理論性、針對性和邏輯性都很強,是個成功的嘗試。
  其實,嚴格地說,努力使哲學與經濟學結合,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上來分析、說明、回答問題,這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倡導、所做過的事情。馬克思當年就是綜合運用哲學和經濟學知識來研究資本主義的,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結成了一個完整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列寧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9頁)他從研究、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商品入手,從揭示商品的二因素到揭示勞動的二重性,到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提出其發展的規律性,寫成了《資本論》。列寧也是從分析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的新矛盾入手,找到了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規律,寫成了《帝國主義論》。他們并沒有孤立地用某種學說去研究問題。只是后來人們把馬克思主義分成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塊來研究,并長期局限于這種分門別類的研究。結果就使得本來深刻生動的理論帶上了很大的孤立性和某種人為的片面性,往往說明不了、回答不了活生生的現實問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搞哲學的缺乏經濟頭腦,而搞經濟學的又缺乏哲學頭腦,唯心主義盛行,形而上學猖獗。一些哲學著作由于脫離了豐富多采的現實經濟生活而變成了“沉寂的哲學”和“貧困的哲學”,顯示不出應有的價值。而一些經濟學著作則由于太過局限于經濟學而缺乏應有的深度。
  不實行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就寫不出有分量有深度的理論著作來,這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今天更是如此。比如,社會主義能不能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許多人單純從經濟學或單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就感到困惑,拿不出有說服力的文章來,但我們廣東學者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上,運用唯物辯證法的一般與特殊,共性與個性的原理就比較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詳見該書的第一章和第十二章)。由此可見,堅持從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上探索和解決重大理論問題是個正確的選擇。
  責任編輯:黃凱旋
  
  
  
探求廣州21-24B1哲學原理鄒永圖/李辛生/范英/陳家義/龍紹雙/陳善光19971997 作者:探求廣州21-24B1哲學原理鄒永圖/李辛生/范英/陳家義/龍紹雙/陳善光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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