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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中國許多現代作家一樣，趙樹理的創作橫跨著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革命歷史時期，從1943年9月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算起，到1964年1月的最后一篇文學作品《賣煙葉》，有二十多年的歷程。 趙樹理研究從成名作發表時彭德懷的題詞，至今已經過了風雨坎坷的半個世紀。趙樹理研究經過了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從1943年至1965年的評介期；二、從1966年至1976年的批判期；三、從1977年至今的深入發展期。
　　　　　　一、評介期
　　從1943年至1965年的評介期，在趙樹理研究中時間最長，它處在社會主義文學萌生、確立和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的指導理論，整個研究呈現出較強的政治性特點。它由介紹性和評論性文章兩部分組成，前者重點介紹趙樹理本人的生平思想及其創作的基本情況和內容；后者重點分析、評價其創作的特征和意義。整個研究“基本上以熱情會意的興奮贊美為主題”，呈現出專門性研究專著較少，批評主力軍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學家，文學理論家以及趙樹理故舊親朋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的介入”（注：康序：《趙樹理研究沉思錄》載《呂梁學刊》1991年第1期。）的特征。 評介期研究不僅奠定了趙樹理研究的基礎，張揚了“文藝大眾化”的精神，確立了趙樹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且對其他作家的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1、傳記性評介
　　從1943年到1965年，涌現了大量的評介文章，對趙樹理的家業、生平、思想及創作，進行不同角度的介紹、回憶和評述了趙樹理的創作思想，文藝觀念。其中王春的《趙樹理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一文，揭示了趙樹理“創造作品的不盡源泉——極度高漲的農民求解放的義憤，非常豐富的農村生活的知識，熟悉與愛好農民藝術的熱忱”。（注：王春：《趙樹理是怎樣成為作家的？》載《人民日報》1949年1月6日。）李普的《趙樹理印象記》記述了趙樹理“不想做文壇文學家”，而想“做一個文攤文學家”的志愿。這些文章大都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理論基礎上，以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關作家論的思想為理論根據，深入地評述了趙樹理創作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根源。
　　　　2、具體創作研究
　　對趙樹理成名作《小二黑結婚》最早的評論是彭德懷的題詞，它是趙樹理創作成名和引起廣泛注意、評論的始端和因緣。映白的《第一顆碩果——〈小二黑結婚〉》認為小說“不僅是愛情的頌歌；也是對整個新社會，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歌頌！”（注：映白：《第一顆碩果——〈小二黑結婚〉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六周年而作》載《前哨》1966年6月。 ）該文是這一時期較系統的一篇論文。《李有才板話》是趙樹理繼成名作之后，又一重要作品。李大章的《介紹〈李有才板話〉》（1943年）不僅是介紹該小說的最早文章，也是趙樹理研究中最早的一篇文學評論。文章在肯定作者“明確、正確”的寫作目的同時，對作者的階級意識和認識方法也予以認同。《三里灣》是趙樹理建國后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第一部描寫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對該小說進行深刻評論的是周揚的《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章明確地指出了小說的深刻性——“在相當廣闊的程度上表現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注：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轉自復旦大學中文系編《趙樹理專集》，第38頁。）郭沫若在《讀了〈李家莊的變遷〉》中指出：“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長起來的大樹，……表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平明簡潔”的語言，“脫盡了五四以來歐化體的新文言臭味”，“創出了新的通俗文體”（注：郭沫若：《讀了〈李家莊的變遷〉》載《北方雜志》1946年 9月。）茅盾則認為作者“愛憎極為強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不諱飾農民的落后性”肯定了“農民之堅強的民族意識及其恩仇分明的斗爭精神”。（注：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載《文萃》1945年12月版的第二卷第11期。）
　　　　3、總體性研究
　　研究以社會歷史學研究方法為主，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批評原則，以分析趙樹理創作的特征、時代意義和確立其文學史地位等為研究內容。1943年9月《小二黑結婚》出版扉上， 彭德懷同志的題詞：“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是對趙樹理創作評介的開始。周揚的《論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最為推薦和高度評價了具有中國作風和氣派的趙樹理的創作”，認為趙樹理“一位具有新穎獨特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戰的一個勝利”。（注：周揚：《論趙樹理的小說創作》載《解放日報》（延安）1946年8月25日。）周揚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以一個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家的姿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對趙樹理及其創作做了具有時代性的科學評價，其結論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始終處在主導地位，對其他評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陳荒煤的《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一文，最早提出了“趙樹理方向”這一概念。1964年6月出版的方欲曉的《趙樹理的小說》一書，是這一時期趙樹理研究的小結，它公正、客觀和系統地剖析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思想意義和藝術特色，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文章認為“趙樹理的小說是現代中國農村革命的一面鏡子”。（注：黃修己：《趙樹理研究資料》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
　　　　　　二、批判期
　　由于“1966至1976年的批判期”是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極度夸大了的階級論觀念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加以“四人幫”利用文藝篡黨奪權的陰謀，使文學研究遭到空前的大破壞和大倒退，基本甚至完全失去了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成為政治斗爭的一種表現。由于趙樹理是一位具有強烈時代性和鮮明政治傾向性的作家，是以農村社會變革與倫理道法之關系，以及善于描寫農村不同階層，特別是具有不同政治思想覺悟、不同階級觀念的人物為創作基礎的創作現實，使趙樹理遭到了嚴重的政治批判。因此，趙樹理研究也就變成了一種政治斗爭形式，有些文章認為“《三里灣》是毒害青年的腐蝕劑”“《三里灣》是對農業合作化的運動的全面反動”“戳穿趙樹理復辟資本主義的黑心”等等。批評完全脫離了創作的實際，任意曲解無限上綱上線，不僅沒有了科學性，也喪失了作為文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是完全錯誤的。這一時期對趙樹理的評價繼第一時期的“大起”之后，出現了政治性的“大落”，是趙樹理研究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
　　　　　　三、深入發展期
　　粉碎“四人幫”后的1978年9月， 起樹理的沉冤終于得到平反昭雪。隨著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恢復和發展，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展開和學術爭鳴的民主化，趙樹理研究亦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研究的視野從生平思想、創作，推及到“山藥蛋派”“趙樹理方向”“文藝大眾化”等一系列重大文學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從單一走向多樣，突破了社會歷史學的單一分析法，充分借鑒了國外多種現代研究方法，諸如心理學分析、文化學的闡釋、符合學的文本關照以及審美接受的主體性等，出現了多角度、系統化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以專家學者為研究主體的研究隊伍，把趙樹理研究推向了一個全方位的境地。趙樹理的評價又一次“大起大落”，呈現出穩定深入發展中的波動性。整個研究形成了以內在價值研究為主，以傳記研究為補，以新方法研究和比較性研究為開拓，以外在影響研究為補及的主體化研究新格局。
　　　　1、傳記研究
　　在趙樹理平反昭雪之際，一些以懷念、回憶趙樹理生平、思想文章的出現，奏響了新時期趙樹理研究的樂章。尤其孫犁的《談趙樹理》一文，深刻地揭示了趙樹理創作成功的時代原因。黃修己的《趙樹理評傳》（1981年）一書，是黃修己第二個趙樹理研究成果，該書以介紹趙樹理的生平和創作經歷為經，以分析他的作品為緯，對各個時期趙樹理創作的影響、社會作用以及人們對他的評價和爭論，也進行了比較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在這方面，該書彌補了過去趙樹理研究的不足。對趙樹理作品中反封建主義的重新評價的創見性，是該書又一獨特之處，該書從農村家庭生活的角度，評析趙樹理的創作，亦為揭示趙樹理創作的個性提供了新的線索。董大中的《趙樹理創作研究》（1991年）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從兩方面概括了趙樹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貢獻。
　　　　2、內在價值研究的深化
　　內在價值是指對趙樹理創作文本、價值、思想和文藝觀念的內在規約性的衡量。這一研究的深化不僅表現在對趙樹理創作思想和主題的研究，更表現在對其創作文本意義的認識上。桑逢康的《談趙樹理小說的藝術特色》等文章深入挖掘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以民族化、大眾化為內核的藝術特色。尹世明《趙樹理創作風格》等論文，探討了趙樹理創作風格的內在本質和表現。李士德的《趙樹理小說的藝術世界》一書，是一部研究藝術形式的專著，它系統地分析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形式特征：主題的開拓性、現實性、深刻性；情節的曲折、典型、新穎；語言的明快、風趣；結構的完整、多變；并從細節、環境、肖像、行動描寫等方面，挖掘了其“于細微含蘊處更見精神”的描寫特征。對趙樹理文學觀的分析，是揭示其創作內蘊的關鍵所在，申殿和的《試談趙樹理的文學藝術觀》等文章，不僅指出了趙樹理文學觀念的內涵，而且從“五四”新文學的發展和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現實的實際，挖掘了其來源。郝亦鳴的《趙樹理大眾化文藝思綜論》一書，提出了一些頗具新意的觀點，如指出趙樹理田園之美，是“大眾深層意愿與革命現實趨向結合而產生的新的美學風范”；“趙樹理的形式結構之美”是“以情節方環似故事為鏈的聯貫而完整的單線索結構”；“趙樹理的幽默之美”是“中國農民淳厚質樸情感與聰明智慧之藝術化美感化結晶”，填補了對趙樹理大眾化文藝思想傳統研究的空白。席揚的《面對現代的審視——趙樹理創作的一個側視》考察了趙樹理創作中藝術理性的生成過程、其獨特性、內在機制以及與時代政治理性的沖突，認為“趙樹理是民間審美自由性和五四文學理性合學而成的產兒……，他對以民間審美為核心的中國農民文化的通透把握，在這把握基礎上所形成的天然審美自由意念和創造性智慧以及對五四理性的自我消化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堪稱獨步”。（注：轉自陳樹文《第三次趙樹理學術討論綜述》載《呂梁學刊》1991年第3期。 ）該文從作家創作的內在心理機制和時代性審美理性的角度，把趙樹理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和理論高度。傅書華的《真善太陽和文學美的月亮——論趙樹理的文學創作》認為趙樹理的創作，以“預先規定的美學規范”為依據，采用對現實生活及其人物的某些部分進行凈化，或采用從現實生活中，僅僅吸取那些符合作家預先規定的美學規范的部分；給以再現的方法從而達到讓客觀的現實生活，經過刪消、凈化、強化、提煉后，符合作家“預先規定的美學規范”的目的。八十年代中期隨著整個現代文學研究在新方法和思想開放基礎上的進步與發展，趙樹理研究出現了較大的變化。鄭波先的《趙樹理藝術遷就的悲劇》，從藝術價值論上，對趙樹理小說創作的時代性發展性、及作家審美理想的趨眾化，給予否定。戴光中的《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則從趙樹理創作思想、審美理想的來源方面，否定了趙樹理創作的藝術價值和“趙樹理方向”發展的時代進步性，這種建立在對趙樹理創作現實基礎上的懷疑與否定，與“文革”期的批判否定具有質的區別，對趙樹理評價的“大落”，盡管帶有某種矯枉過正的態度和感情因素，甚至受到現時代文學研究趨勢的影響，缺少發展與唯物的觀念，但它確實從某個方面反映了趙樹理創作中的一些問題，對進一步深入展開對趙樹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這種“片面的深刻”的偏激性，不能予以根本的否定。《趙樹理研究》一書，不僅是黃修己先生運用新的多種批評方法研究趙樹理創作的第一部專著，而且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在用多種方法研究一位作家方面也是第一部。作者用“發生學批評”方法，分析了趙樹理從生活原形到藝術形象的構思、修訂過程；用“審美批評”理論，分析了趙樹理小說的本色美、敘述作品欣賞中的移象作用；用“社會學批評”方法，分析了趙樹理作品中農村社會問題，及晉東南地理與創作之關系；用“整體性批評”闡述了趙樹理作品形象，母題和情節的構成，又用“比較批評”方法把趙樹理的創作與民族傳統文化，同時期其他作家和當前的一些作品比較，以見其創作上的特點等。這種多層次、多角度地對同一研究對象進行觀察分析，打破了慣常的因果證明的線性思維方式的研究，實現了趙樹理研究的突破。
　　　　3、比較研究
　　把比較的方法，引入趙樹理研究，是趙樹理研究進一步深化的結果。作為具有較強創作現實性、時代性和代表性的作家，趙樹理所生活、創作的時代背景及其所關懷的創作主題和使命意識，與其他作家相比，具有相同、相近和差異的一面，這就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和振榮的《講‘吃講茶’與‘吃餡餅’——沙汀、趙樹理筆下兩種民俗文化之比較》，深入地挖掘了“兩位作家在各自的民俗描寫中”，對“其中殘酷的封建主義內容”的揭露和批判的共同創作取向。昌切的《趙樹理與路翊：現實主義小說潮流中的兩脈流向》，則把具有相同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而且有不同創作風貌的兩位作家創作的差異，放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現實主義發展的流變中來展示趙之“明快談諧”“輕快靈活”，路之“滯澀沉悶”悒郁重濁”。與魯迅的比較，是比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莊漢新《魯迅＋趙樹理＝當代農民文學的新方向》一文認為“趙樹理創作方向”與“魯迅方向”有一脈相同之處，其“問題小說”之于“遵命文學”，其作品的政治傾向性與社會批判性之于“魯迅風骨”——意在暴露和批判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妥協性，皆有相同一面；而趙樹理比之于魯迅，其更為晴朗、松快的風格，通俗化、大眾化及地方特色的藝術形態，是其歷史性的農民文學的創造與發展。宋偉建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魯迅、趙樹理農村題材小說內在文化形態比較》一文，從文化學的角度，分析了兩位作家創作的不同內在文化形態，認為魯迅注重對農民的奴隸根性、麻木、冷漠等精神特征的批判，趙樹理更重視對農民小生產者自私自利性，以及對他們愚昧，守舊心理的狀態的批判；較之魯迅尖刻辛辣的諷刺鋒芒，趙則更高的是善意的嘲諷，取一種有節制的批判的態度。“從文化的視角看，趙樹理的小說缺少了完整的文化性格的塑造，其文化價值往往為一種急切近利的政治意義所掩蓋，造成其文化意蘊的朦朧”。高曉聲的出現為趙樹理比較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也使一些評論家對此產生了批評興趣。李偉的《趙樹理與高曉聲小說創作基本特征的比較》從分析兩位作家創作的現實基礎入手，不僅挖掘了趙樹理農民觀念（“對農民的革命性、斗爭性以及新的思想、新的素質的積極肯定與高度評價”），這一決定其創作思想的內在因素，而且指出了高曉聲創作的進步性，“在注意到現實的政治、經濟關系對農民命運和精神狀態的影響的同時，更多了一重對農民自身弱點的思考”。
　　　　4、外在整體研究
　　在趙樹理研究得到進一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一些以努力探求趙樹理、及其創作的外在文化、時代精神的影響、揭示其創作思想發生、發展的深層社會和文化原因的研究文章，為進一步認識趙樹理創作的內在價值，提供了新的參考。張余的《趙樹理創作與民間文藝》便分析了趙樹理小說的民族性、大眾化形成的根源，他注重對民情風格的精致描繪和吸收民間文藝的表現技巧等，找到了與民間文藝的聯系。康再興的《左聯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對趙樹理的影響》，對于趙樹理文藝大眾化的討論思想產生于《講話》的觀點，在充分確鑿材料的證明下給予否定，把趙樹理文藝大眾化思想的來源推前至“左聯”、“三十年代初”以及1932年冬和1934年夏，這三次有關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并把“趙樹理文藝大眾化思想的深入與發展”歸因于翟秋白的主張。這種外在性研究，擴大了趙樹理研究的內容，加大了研究的力度。
　　　　5、新方法研究
　　1985年興起的文學研究方法熱，也給趙樹理研究帶來了新的氣息，出現了一些以西方現代文學批評方法來分析趙樹理創作文本和創作影響的論文，這些新方法主要包括接受美學、敘述學、符號學等。它的產生，使趙樹理研究突破了多年慣用的政治、社會歷史批評格局，而完成了趙樹理研究的轉化和更新。這種研究的進步，還應追溯到黃修已在《趙樹理研究》（1986年）中對多種新方法的運用，此后便出現了汪亞明的《論趙樹理的接受意識》，而到1990年底的第三次趙樹理學術討論會形成了局面。汪文指出趙樹理創作的成功，來源于文學接受主體——廣大讀者，與文學接受客體的承担者——作家，處在同一時代文化背景下，并且具有“血肉般”的精神聯系上，同時這也為趙樹理創作提供了“接受場”。建立在解放區“工農兵中心論”上的創作基礎和創作主體確立的大眾化的藝術選擇，便構成了趙樹理創作的內在結構，對新時代，新生活的贊美和對小生產意識的批判。接受美學的批評，使趙樹理研究中長期被忽視的“接受主體”，分担了趙樹理成功的喜悅。王春林、趙新林的《趙樹理小說的敘述模式》和陳穎靈的《言詞、時間、視角——趙樹理小說的敘事學分析》是運用敘事學理論，分析解剖趙樹理小說文體敘述模式的兩篇重要文章。
　　　　6、關于“趙樹理方向”和“山藥蛋派”及其他
　　對“趙樹理方向”的研究，實際上除包含著對趙樹理創作取向的評論外還有對趙樹理創作影響的考察。從1947年陳荒煤提出“趙樹理方向”這一概念始，對這一概念的認識和倡導便具有了引導社會主義文學發展方向的目的性，陳荒煤對“趙樹理方向”的三個內容劃分：政治性、民族形式、革命功利主義，更加突出的是趙樹理創作的政治意義，這一論點在社會主義文學發展中曾起到過較大的指導作用，它的產生是時代文藝發展和趙樹理創作實踐相結合而成的。新時期趙樹理研究中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顯然有了時代性的發展，胡永修在《關于趙樹理方向和文學史地位的思考》中所肯定的，是“趙樹理方向”中民族形式的價值取向及這一取向所帶來的影響——形成了“山藥蛋派”，而避開了其政治性的內容，對趙樹理在文學史上的特有地位也從這一價值取向及其影響上來肯定。而在1989年《上海文論》所開展的“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戴光中的《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一文，卻持有否定的意見，文章認為“趙樹理方向”實際上包括內容上的“問題小說論”和藝術上的“民間文學正統論”兩部分，前者主要是指趙樹理“在文學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功利主義者，他“把文學當作一種為農村現實政治服務的特殊工具”。文章對“趙樹理方向”的肯定和過多的闡釋獻媚，“顯露了新中國整個文學界，尤其是文藝理論界的精神的萎縮”。（注：戴光中《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載《上海文藝》1989年第2期。 ）作者這種矯枉過正的態度和缺少辯證思想分析的片面，從某一方面反映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內在缺點和不足。“山藥蛋派”的形成，是趙樹理創作影響實踐的結果，這一流派的創作主題內容、藝術形式及至文學風格上都保留著趙樹理創作的魅力。劉再復等在《論趙樹理創作流派的升沉》和《趙樹理創作流派的歷史貢獻與時代局限》中，對“山藥蛋派”的產生，發展及其歷史地位都給予了充分的論述。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曾出現過較大的爭鳴，其焦點是“山藥蛋派”的存在與發展。否定者認為時代的發展，只便其失去了創作的現實基礎和條件，象劉福林的《‘山藥蛋派’已經失去了發展的客觀條件》等；肯定者認為這一流派仍存在著、發展著，楊文明的《怎能說‘山藥蛋派’流不下去呢？》等皆持肯定的態度。
　　　　　　四、國外研究
　　趙樹理研究的另一側面是國外研究和港臺評介。國外評介可追溯到1949年8月康地亙的《中國的新文藝與趙樹理》， 直到今天亦經過了40多年的歷程。這些評介文章，大部分以對趙樹理生平、思想、創作風貌和具體作品的介紹為主要內容，它們所關注和評論的是趙樹理創作中的民族形式、大眾化創作的特征等文學新形式興起所帶給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影響，較少的評論涉及其創作的政治意識，同時，新道德觀念的發展亦是這些評論所關注的內容之一。其中，亦不乏新穎的觀點如“趙樹理創作與‘村’的意識”、“殘余的女性——共產中國小說中的婦女”等。這些觀點有的不可避免地具有認識的偏激，但也給國內趙樹理研究提供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借鑒。國外研究主要在日本、前蘇聯、美國等國家。港臺以介紹性內容為主，較少的文章談及趙樹理創作的特征、價值和意義。
　　在趙樹理研究經過了漫長的發展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候，仍不免看到，與其他作家研究相比，仍顯突破較小，成果不豐，并有研究偏向等不足。在《趙樹理研究之研究》、《趙樹理研究沉思錄》等著作、文章中，對此皆有充分的論述。實際上，趙樹理研究所存在的問題既不是研究方法的缺乏，也不是研究策略的落后，而是研究者文學研究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閉守。
　　
　　
　　
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93～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輝19991999本文對五十年來國內外趙樹理研究進行了綜述和評價，認為由于歷史和時代的原因，趙樹理創作和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文章把趙樹理研究分為評介期、批判期和深入發展期三個階段，指出趙樹理研究走過了一個研究內容從偏到全、研究方法從單一到多樣、研究成果從少到豐、研究水平從低到高的漫長發展過程，及趙樹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困難。作者單位：聊城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 作者：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93～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輝19991999本文對五十年來國內外趙樹理研究進行了綜述和評價，認為由于歷史和時代的原因，趙樹理創作和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文章把趙樹理研究分為評介期、批判期和深入發展期三個階段，指出趙樹理研究走過了一個研究內容從偏到全、研究方法從單一到多樣、研究成果從少到豐、研究水平從低到高的漫長發展過程，及趙樹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困難。

網載 2013-09-10 21: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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