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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和印度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到2000年4月1日將滿50周年。近半個世紀來，中印作為曾經共同倡議世界聞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兩個發展中大國之間的雙邊關系總的看來坎坷曲折，很不理想。當人類即將進入21世紀之際，這種狀況有必要來一個大的轉變。但是，近50年的中印關系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一般地重復表示“中印友誼源遠流長”、“希望中印關系恢復到50年代水平”、“中印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等等的良好愿望恐怕是無濟于事和難以實現中印和睦相處、友好合作的目標的。我們有必要認真而全面地總結過去，從中找出中印發生矛盾沖突的根源并探索今后切實可行的克服辦法，才能真正改變現狀，迎來比較正常和美好的明天。
　　　　　　一、對近50年中印關系的歷史回顧
　　在中印建交近50年的時間里，兩國關系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十個發展階段：
　　　　（一）建交初期的合作與斗爭（1950—1954年）
　　印度是第一個同我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的國家。新中國則把印度視為實行自己睦鄰外交戰略的重點。
　　建交初期的中印雙邊合作更多地表現在多邊外交上。中印在反帝反戰、亞非團結、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互相配合、共同努力。
　　1950年6月，當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朝鮮戰爭決議時， 印度要求讓新中國派代表參加討論，并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尼赫魯總理向美國駐印度的大使鮑爾斯指出，如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西方同中國的關系將成為災難；美國排斥中國是錯誤的，將有損于聯合國的前途。中國方面也十分重視印度的作用。周恩來總理在中國派志愿軍抗美援朝前夜，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印度向美國傳話：嚴重警告美國不要侵略朝鮮，否則中國要管。在聯合國通過誣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時印度不贊成。后來，印度同其他國家一起在推動和協助朝鮮停戰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則支持印度出任戰俘遣返委員會的主席。
　　在印度支那，中國安排尼赫魯總理會見胡志明主席，促成印越建交。在中國的支持下印度同其它科倫坡國家一道參與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并出任印度支那停戰監督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
　　但是，在西藏問題上，中印一開始就發生了沖突。印度阻撓我國解放西藏。當我國決定進軍西藏時，達賴喇嘛移居亞東準備逃印。經周總理召見印度大使說明利害，印方才表示印度不鼓勵達賴喇嘛離西藏去印度，但如達賴喇嘛決定去印，印度將按國際法給他以避難權（注：裴默農文章《次大陸上的特命全權大使——新中國新一代外交家袁仲賢》，載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國外交官叢書》的“啟開國門”卷第315—316頁。）。1951年5月， 我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當局達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1952年2月， 印度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交備忘錄，表示完全同意中方關于中印兩國政府在處理西藏問題上應以朋友間和主權國家間相互尊重獨立與尊嚴為基礎的立場。同時，印方要求保留據認為是“由于慣例和協定而產生的”印度在西藏所享有的各項權利。中印就后一項問題進行了談判，并于1954年4月29 日在北京簽訂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印度確認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并對在該地區的邊境貿易和交通事宜作了相應的規定。同一天，中印談判代表還以《中印關于撤退印度在中國西藏地方的武裝衛隊等問題的換文》的方式廢除了印度繼承英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在我國西藏地區獲取的特權（注：協定和換文的全文載《新華月報》1954年第5號第17—18頁。）。 上述協定和換文恰當地調節了當時中印間在西藏問題上出現的矛盾和沖突，為后來的中印友好鋪平了道路。中印1954年協定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在該協定的序言中提出了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相互關系的準則。
　　　　（二）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個高潮（1954—1958年）
　　1954年6月25日至28日， 周恩來總理應尼赫魯總理的邀請對印度進行了第一次正式訪問。周總理在新德里受到了十余萬印度人民的熱情友好的夾道歡迎。兩國總理四天里舉行了六次會談，十分投機，都希望為亞洲和世界和平與安全以及促進本國的經濟建設進行合作。尼赫魯還建議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廣到東南亞，開創一個沒有戰爭與恐懼的和平區，一個中立的、沒有外國軍事基地的、沒有外來干涉和侵略的地區。尼赫魯還說，擴大五項原則是對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最好回答（注：裴默農文章《次大陸上的特命全權大使——新中國新一代外交家袁仲賢》，載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國外交官叢書》的“啟開國門”卷第317頁。）。 中印友好合作關系就這樣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指導下迅速地走向了第一個高潮。
　　1954年10月19日至30日，尼赫魯總理攜其女英·甘地到北京進行正式訪問。尼赫魯是新中國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他在北京受到十余萬中國人民的熱情友好的夾道歡迎，開了北京群眾夾道歡迎外國首腦的禮賓先例。尼赫魯在北京期間，毛澤東主席同他親切會見。兩國總理就進一步發展中印關系、貫徹印度支那和平協議與東南亞的和平等國際問題進行了多次會談，雙方共同譴責東南亞條約組織是對亞洲安全的威脅。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 中印兩國為推動亞非團結反帝而共同努力。這是中印友好合作高潮的又一標志。當某些國家的代表團進行反共攻擊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時，周總理提出“求同存異”原則，在尼赫魯等大多數代表的支持下保證了會議繞過暗礁取得成功。萬隆會議的成功迎來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的亞非民族獨立運動的蓬勃興起。對于中印兩國來說，為人類解放的崇高事業緊密合作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擴大了國際影響提高了國際地位。這個時期也是印度和尼赫魯本人在外交上的“黃金時期”。
　　　　（三）西藏武裝叛亂和中印關系的大反復（1959年）
　　西藏問題上的干涉和反干涉斗爭始終是困擾中印關系順利發展的一大障礙。
　　1956年11月下旬，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應印度紀念釋迦牟尼涅ｐáｎ＠①2500周年委員會的邀請到印度訪問。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里，達賴喇嘛在印方的唆使下產生了想留印不返的念頭。此事使剛剛在1956年11月訪問了印度的周總理一行，于1957年1月再次赴印進行規勸， 達賴喇嘛才回心轉意返回西藏。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 印度干涉我西藏內部事務的真相大為暴露。尼赫魯總理對此多次發表公開講話，稱叛亂是“愿意的沖突”，是“起義”，因此他“非常同情”；同時，他多次說中國對西藏只有“宗主權”，指責我國平叛是“武裝干涉”。3月31日，當達賴喇嘛一行進入印度實際控制地區時， 印度政府派出高級官員前往迎接并提供護衛。4月24日， 尼赫魯親赴達賴喇嘛下塌的穆索里會見達賴喇嘛。迄今，40年過去了，歷屆印度政府雖然口頭上都說，達賴喇嘛在印度只是一位宗教領袖，不允許從事反華的政治活動。但實際上印度政府從未取締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存在和活動。今后，如果印度不徹底放棄欲變西藏為緩沖國（或緩沖區）的圖謀，那么西藏問題必將繼續長期干擾中印雙邊關系的正常發展。
　　　　（四）中印邊界問題和邊界戰爭（1959—1962年）
　　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因此，存在爭議本屬正常。但邊界爭端發展成為嚴重影響兩國關系的大問題則是印度政府的政策造成的。
　　1959年3月17日， 即在尼赫魯向印度國會發表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亂的講話后的第五天，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向中國提出了單方面的大片領土要求，并把兩個問題結合起來攻擊中國。印度政府不僅口頭上反華，而且還最后發展到在實地上推行“前進政策”，導致了邊境流血沖突事件。1959年8月25日， 印軍在中印邊界東段的朗久地方挑起了第一次流血沖突；接著10月20日又在中印邊界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了第二次流血沖突。為了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周總理于1959年11月7 日寫信給尼赫魯總理，建議中印雙方的邊防部隊各自從當時的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以脫離接觸（注：周總理1959年11月7 日致尼赫魯信的全文見《新華半月刊》1959年第22號第30頁。）。為了謀求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防止緊張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于1960年4月19日至26 日冒著酷暑赴新德里同尼赫魯等印度領導人進行廣泛的會談和接觸。周總理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把一年多來中印雙方所表達的觀點和要求歸納成六個共同點和接近點（注：這六點是：1.雙方邊界存在著爭議；2.在兩國之間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制線；3.在確定兩國邊界時，某些地理原則，如分水嶺、河谷、山口等，應該同樣適用于邊界各段；4.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應該照顧到兩國人民對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侖山的民族感情；5.在兩國邊界問題經過商談得到解決之前，雙方應該各守實際控制線，不提出領土要求作為先決條件，但可進行個別調整；6.為了保證邊界安寧，便于商談的進行，雙方在邊界各段應該繼續停止巡邏。），希望同印方達成協議作為繼續商談的基礎。可惜也遭到拒絕。中方不得已，只得在新德里的記者招待會上將其公布于世。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兩國官員先后在北京、 新德里和仰光舉行了三輪官員級邊界會晤，但無果而終。此后兩年（1961和1962年），印度邊防軍奉行印陸軍參謀局長考爾中將的“前進政策”，不斷地用武力蠶食中國的領土。印軍先后在西段設置了43個據點，有些設在我方邊防哨所的后面，切斷我供應線，形成犬牙交錯的威脅局面；在東段，印軍甚至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西端起點入侵扯東地區，與我方哨所近距離對峙。印度把中國的容忍誤作軟弱可欺而不斷開槍尋釁，以至于最后下令全面進攻（注：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在新德里機場向記者宣布要把“入侵的”中國軍隊“清除掉”。（見印度新聞處當天引印報托發自新德里的報道）；兩天后印度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在班加羅爾宣布，保護邊界必須是軍方的責任。“政府終于作出了把中國人趕回去的決定。”（見印報托1962年10月14日發自班加羅爾的報道。））。這段中印關系的歷史真相在印度迄今尚未澄清，還在繼續嚴重地損害中印關系的正常發展。1998年5月11日印度進行核試驗后的第二天， 瓦杰帕伊總理還在寫給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信中把1962年的所謂“武裝侵略”作為印度把中國視為“潛在的頭號威脅”和決定研制核武器的理由（注：瓦杰帕伊寫給克林頓信的全文載1998年5月13日《紐約時報》。）。
　　　　（五）中印關系的全面惡化和長期僵冷（1959—1968年）
　　在十年時間里，印度政府除利用西藏問題和邊界問題外，還全面進行反華：1.召回大使。1961年7月印度駐華大使離任；一年后， 我潘自力大使也于1962年7月回國。 此后十五年中印關系實際上降格為臨時代辦級。2.撤總領事館。1962年12月，印撤走駐拉薩和上海總領事館，并要求中國撤走駐加爾各答和孟買總領事館。直到1991年12月印中才恢復其中駐上海和孟買的兩個總領事館。3.1954年協定到1962年4月29 日滿期。此前我三次建議續訂，均遭拒絕，邊境貿易因此中斷。4. 1954 年10月簽定的貿易協定于1959年底滿期失效。5.1960年8 月新華社駐新德里分社被勒令撤退。6.刁難和迫害中國銀行駐印度分行，資產被接管，財產糾紛迄未解決。7.中國發往印度的郵件受檢查書報被禁止入境。8.華僑遭排擠和迫害。9.在臺灣問題上玩弄兩面手法。1963年9月20日，印度國防部長恰范竟然在聯邦院說，印度利用“另一個中國”也無不可。
　　　　（六）探索關系正常化的漫長過程（1969—1976年）
　　如以恢復互派大使為國家關系正常化的標志的話，那么從1961 年7月印度召回大使到1976年7月派回大使，其間整整15年關系不正常。 從印度外交秘書1969年11月12日表示打算派回大使到實際上派回大使，中間反復折騰了6年零8個月。僅此一點，過程就如此漫長，步履如此艱難，究竟為什么？第一，印度政府不愿反省過失，不愿承担惡化中印關系的責任。印外秘表示愿派回大使后不到半年，印度外交部在1970年4 月發表的年度工作報告中仍在攻擊中國“侵略”， 要中國改變對印政策。1970年“五·一”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對印度臨時代辦表示中印應該和好之后，6月英·甘地還對西德記者說印度不改變對華立場。 遲至1974年6月15日，英·甘地還在新德里外國記者午餐會上說， 中印友誼取決于中國怎么看待印度。第二，中印關系正常化進程受到南亞地區和國際形勢發展的不斷干擾，比如，1971年的印巴孟加拉戰爭、印蘇簽定含有軍事條款的《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錫金事件、柬埔寨事件等等。第三，在缺乏最高層政治決斷的情況下，公務員辦事一般來說都是謹小慎微的。
　　　　（七）互派大使后中印關系的初步發展及存在的主要障礙（1976—1988年）
　　1976年7月和9月印中先后派回了大使。此后12年是中印關系發展中承前啟后的時期，關系有所發展。1.1979年2 月德賽政府的外交部長阿·比·瓦杰帕伊訪華，是中印關系惡化后20年里第一位來訪的印度外長，本來可以對恢復和發展中印關系起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期間發生了中越邊界戰爭，瓦杰帕伊中斷訪問提前回國。這個插曲責任在中方，反映我對印缺乏政治敏感性。2.1981年12月，中印建立了副外長級的官員進行定期會談的機制。截至1987年11月共舉行了八輪會談。通過這些官員會談，中印雙方制訂文化交流、經貿往來和科技合作的計劃。從1981年起中斷了20年的印度香客到西藏的岡底斯山和瑪法木錯朝圣的活動得到恢復。從1983年第四輪會談起，雙方還就各自的外交政策、對外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交換看法。在敏感的邊界問題上，雙方都持審慎的態度。這一時期中印關系發展的主要障礙是：1.印方的“平行政策”，即不解決邊界問題，中印關系不可能完全正常化（注：1979年6月20 日人民黨政府總理莫拉爾吉·德賽在南斯拉夫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限制了高層互訪。12年里只有一次外長互訪。雙方領導人雖然在第三國有所接觸，氣氛也不錯，但談話不易深入。2.印蘇特殊關系拖了中印關系正常化的后腿。1980年5月16日， 拉奧外長告訴議會外交委員會說，印度同中國的關系正常化將非常謹慎從事，不能以犧牲印蘇關系為代價。同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訪印時， 英·甘地重申了印度同中國發展關系不會犧牲蘇聯利益的政策。
　　　　（八）拉·甘地訪華和“平行政策”的突破（1988年12月）
　　1988年12月19日至23日，拉吉夫·甘地總理應李鵬總理的邀請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1954年10月尼赫魯訪華后34年來第一位印度總理來訪。更為重要的是，拉·甘地的舉動沖破了印方對高級官員訪華的限制，為此后十年內中印關系的新發展開辟了道路。在華5天中， 拉·甘地同李鵬總理進行了4次友好而坦率的會談。 他還會見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訪問結束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一致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當成為國際關系的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本指導原則；在此基礎上恢復、改善和發展中印睦鄰友好關系是中印雙方的共同愿望，它不僅符合中印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對亞洲和世界和平與穩定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中印雙方決定建立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負責謀求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和維護邊界實際控制線兩側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九）中印友好合作關系發展的新的十年（1989—1998年）
　　拉·甘地訪華翻開了中印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具體表現如下：1.恢復并發展了高層互訪。1993年拉奧總理在北京和1996年江澤民主席在新德里期間簽訂的兩項有關維護邊界實際控制線地區和平與安寧的協議，是中印在敏感的爭端問題上的重要成就。江主席是中印建交以來第一位國家首腦訪問印度。2.經濟貿易合作迅速發展。1977年4 月中印恢復直接貿易，1984年8月正式簽訂新的貿易協定。1988年拉·甘地訪華后，建立了中印經貿科技合作聯合小組。中印雙邊貿易額從1978年的250 萬美元，增至1988年的2.46億美元，1997年進一步增至18.30 億美元（注：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統計，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的歷年《中國外交概覽》第21節的記載。）。3.科技合作是中印友好的新內容。拉·甘地1988年訪華期間，中印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1991年12月，李鵬總理訪印期間兩國航天部門之間簽訂了關于和平利用外空的科技合作備忘錄。4.建立了軍事來往的渠道。為了消除誤解、增進了解、維護邊境和平與安寧而相互交往是最近的新發展，包括兩個層次。一是高級領導人的互訪，如1992年7月的印度國防部長夏拉德·帕瓦爾訪華、 1994年9月我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印和1998年4月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訪印。二是建立了中印邊防人員之間的會晤機制。5.就國際形勢舉行定期的磋商。1983年10月第三輪中印官員會談開始的這一定期磋商的機制，1989年以后更名為副外長級的定期磋商。中印都是發展中的大國，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格局中面臨著許多共同問題和任務。交換看法，協調行動，對雙方均有裨益。
　　　　（十）印二次核試把矛頭直指中國使中印關系急轉直下（1998年5月以后）
　　1998年2、3月間，印度國會人民院第12屆大選結果，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上臺執政。3月19日瓦杰帕伊就任總理。5月3 日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在電視講話中把中國說成是比巴基斯坦更加危險的“頭號潛在威脅”。5月11 日印度在西部拉賈斯坦沙漠進行核試驗并宣布自己為有核武器國家。第二天，瓦杰帕伊總理寫信給克林頓總統等八個工業化國家的首腦，把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核威脅以及1962年遭到（中國的）“武裝侵略 ”作為印度進行核武裝的借口。 印度明明知道中國研制核武器完全是為了自衛，怎么能設想用來對付友好鄰邦去危害印度人民呢。至于中巴合作威脅印度之說也是虛構的。在世界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核武器和導彈技術已越來越易于為人類所掌握。正象印度自己一樣，巴基斯坦的核技術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而非中國。印度為什么要認為自己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而巴基斯坦卻不能呢？印度為了追求世界大國地位（注：美國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最近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說，一些著名的印度人士都承認，印度核試驗的主要目的，也許是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大國地位。見Strobe　Talbott,　 Dealingwith the Bomb　in　South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8No. 2 March/April 1999 p.116。），終于拋棄了堅持24年的佯稱1974年為和平核爆炸的說法，承認從那時起印度就有了核武器能力。而且印度還把這次核試驗的代號從原先的“佛祖在笑”修正為更確切地反映其本意的“實力”。但是，印度政府為了減輕西方對自己進行制裁的影響，又向西方打所謂的“中國威脅牌”，從而破壞了近十年來來之不易的中印友好合作關系，并使核武器也成為妨礙中印關系發展中的一大新障礙。
　　　　　　二、經驗、教訓和前景
　　　　（一）放眼世界，看中印兩國長遠和根本利益上更多的一致性
　　1950年代的中印友好合作高潮是這方面的一個成功范例。中印兩國為維護民族獨立、世界和平和亞非團結而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殖。后來，中印為邊界爭端一類的雙邊問題所困擾，“一葉障目”，關系大曲折，為親者痛而仇者快。中印要走出目前的兩國關系低谷，恐怕首先得端正觀察問題的角度。中印都是發展中大國，建國任務非常繁重，亟需長期的和平環境；要趕上發達國家，在國際上爭得真正的平等地位，中印需要奮力合作，取長補短。讓我們中印20億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才是我們的最大的共同利益。
　　　　（二）和平協商，創解決分歧與和平共處的條件
　　國家之間利益不同和觀點出入總是難免的，重要的在于如何恰當處理。比如，在邊界問題上，倘若當年中印雙方都能尊重邊界未經劃定的事實，肯坐下來談判，并實行互諒互讓的話，本來也不難求得公平合理解決的。中國已經同大多數鄰國解決了這些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現在，雙方官員級對話又快進行了20年，雖有進展但不夠大，看來印方還很著急。印方雖然似乎已承認邊界有爭議，但對1962年邊界戰爭仍耿耿于懷，不斷地說是中國“武裝侵略”，歪曲事實真相。不僅如此，據說又在中印邊界西段向前推進。在東段則企圖“標定”實際控制線，把“麥克馬洪線”強加于中國，雖然1993年協定已明確規定，維護實際控制線地區和平與安寧協議不影響各方對邊界的主張。中方已多年不提舊事，主張向前看。印方也應有點自我批評精神。解決邊界問題才能有希望。和平共處的原則才能得到落實。
　　　　（三）互相尊重，同舟共濟
　　中印是兩個發展中大國，又是近鄰。作為大國，中印在國際上影響大責任也大。在1950年代，中印在萬隆親密合作，為亞非團結反帝反殖事業作過重大貢獻。印度在全球冷戰時代，堅持不結盟，在維護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和保衛世界和平方面起了帶頭作用。現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發展，以盡快擺脫貧窮落后狀態。我們經不起把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物力浪費在相互提防和沖突上面。近來印度担心和抱怨中國企圖遏制印度的議論越來越多，有人則主張“以牙還牙”遏制中國。難道這是條正道嗎？當然不是的。如果中國真的有人想遏制印度，那是錯誤的，也是辦不到的。印度在客觀上一直是個享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大國。在爭取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漫長道路上，中印是合作的伙伴而不應該是對手。有些印度的戰略家公開主張遏制中國，同樣是錯誤的和辦不到的。中印相互遏制相互抵消，只會使那些企圖搞全球霸權主義的人高興。1959年5月間， 中國駐印度的大使潘自力曾奉命向印度外交部遞交一份書面談話，說明中國對印度的根本態度：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向在東方，而不在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注：見韓念龍主編的《當代中國外交》第178頁。）。1988年12 月鄧小平也親口對拉·甘地總理說過，中印都發達了才能有真正的亞太世紀（注：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2頁。）。
　　　　（四）遠見卓識，跳出糾纏于瑣事的怪圈
　　在近半個世紀的交往中，中印有友好合作的好時光，也有矛盾斗爭的緊張時刻。但是，相互爭吵的不愉快記憶留下的痕跡似乎更難以令人忘懷。在今后的對話中，往往是官員鋪路，但官員受權有限，容易糾纏于繁文縟節。真正的突破，需要雙方政治家的膽識和魄力。1960年周尼談判失敗，隨后的官員會晤注定會無果而終的。拉·甘地訪華則是個成功的里程碑。
　　　　（五）核威懾，亟待慎重處置的新課題
　　去年5月印度核試驗后，印度政府宣布自己為有核武器國家， 并把矛頭對準了中國。一年來，中印關系由于核問題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而再度走進了低谷。大家都明白，核武器是一種政治武器，不可能用于實戰。但既然有了，尤其在存在爭議的鄰國之間，總是增加一種風險，需要雙方冷靜而謹慎地加以處理才是。在全球核裁軍的終極目標方面，中印都主張徹底銷毀核武器，建立一個無核武器的世界。
　　　　（六）中印巴，都需和平相處友好合作
　　印巴交惡、對抗是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印巴分治。1954年周總理訪印時，當尼赫魯總理邀請周總理去克什米爾游覽時，周總理勸尼赫魯說：我們商定了五項原則，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國家來遵循它。我想請你以此為契機，主動向巴基斯坦伸出手去，同他們就克什米爾及其他問題坐下來商談。為了不在此之前給你們的會談造成不利的氣氛，這一次，克什米爾就不去了（注：見李健寫的《釣魚臺國事風云》，載紅旗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出版的釣魚臺檔案No.5 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重大國事實錄下冊第548頁。）。這是中國對南亞國家的基本態度。 當時中印關系好于中巴關系。后來反了過來，我們還是這個態度。中國同巴基斯坦的關系是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對方的基礎之上的。我們衷心希望印巴和解。　　這也是所有南亞國家的愿望（注：參見　　　Ranjitha Balasubramanyam評1999年3 月下旬在科倫坡召開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外長會議的文章，Pakistan,India Urged to resolve　difference 載1999年3月22日巴基斯坦的《黎明報》。）， 也是南亞和平與發展的迫切需要。在這方面，印度作為南亞大國有責任也有條件采取主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般下加木
　　
　　
　　
國際問題研究京17～23D6中國外交葉正佳20002000中國和印度到2000年4月1日已建交五十周年。本文回顧了兩國緊密合作時期、大反復時期、發生邊界戰爭階段、關系全面惡化和長期僵冷時期、探索關系正常化的漫長過程直至友好合作關系發展的新的十年的方方面面，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值得思索的經驗教訓。本文指出，只有找出中印發生矛盾沖突的根源，爾后探索今后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才能真正改變現狀，迎來比較正常和美好的明天。 作者：國際問題研究京17～23D6中國外交葉正佳20002000中國和印度到2000年4月1日已建交五十周年。本文回顧了兩國緊密合作時期、大反復時期、發生邊界戰爭階段、關系全面惡化和長期僵冷時期、探索關系正常化的漫長過程直至友好合作關系發展的新的十年的方方面面，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值得思索的經驗教訓。本文指出，只有找出中印發生矛盾沖突的根源，爾后探索今后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才能真正改變現狀，迎來比較正常和美好的明天。

網載 2013-09-10 21: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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