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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論述了在抗戰時期不同的歷史階段，美國對華政策中意識形態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時還分析了戰爭的不同階段，意識形態所起作用發生變化的歷史背景。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受其反共意識的影響，戰爭初期，美國對華政策受現實主義所制約；戰爭中期，反共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向主導地位轉化；戰爭后期，意識形態因素決定著美國的對華政策，從而導致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轉折。
　　［關鍵詞］ 意識形態 反共主義 抗戰時期 美國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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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一方面受到本國的經濟制度、行政結構、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受本國的現時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影響力往往可以直接左右或者干預國家的對外政策，成為國家制訂對外政策的主要參數。美國自開國以來就非常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意識形態在其政策的制訂和施行中始終起著重大作用。１９５８年，美國參議院決定“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特別邀請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提出了《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的報告。報告強調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是一個重要問題，認為，在決定當今世界形勢的各種因素之中，“最強大而且最普通的力量之一是，意識形態和以意識形態為表現的各種運動所發生的影響。”［（１）］報告“集中注意博得最大的忠誠的政治意識形態：立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２）］，并把“這種勢力的錯綜復雜和變化無常的關系”［（３）］作為該報告的主題，其目的就是用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立憲民主制去戰勝共產主義。
　　在美國現代史上，“兩個事實的結合產生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力。其一是，美國經濟愈來愈依靠國外戰略原料源源不斷地供應。其二是，世界上擁有這些資料的主要地區，由于政治、經濟的社會基本力量的變化而處于動亂之中”［（４）］，所以，“美國政策的總目標是（并且應該是）維持美國在全世界的帝國地位”［（５）］。因此，美國在現代對外政策中所追求的基本利益乃是它的全球霸權主義的實現。“這些利益是用什么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表達的？這些語言中最顯著的一個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貫的反共思想以及隨之而產生的遏制和反對革命的干涉戰略。對于任何地方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共產主義的擴散，美國對外政策必須采取繼續抵抗的立場；這種信念左右了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切決定，限制了選擇辦法的范圍，并規定了抉擇的政策。”［（６）］所以，美國現代的意識形態就是反共主義。那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同樣受其以反共主義為主導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當今史學界關于中國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往往側重于美國的經濟、軍事等方面，而對其意識形態因素的考察卻較為少見。因此，筆者試圖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從抗戰爆發到珍珠港事件的發生，美國對華政策受現實主義的制約，但并沒有放棄反共主義。
　　蘆溝橋事變發生后，中國政府強烈呼吁列強以貸款和軍火支援中國抗戰。然而，西方列強卻持觀望態度。美國政府亦采取盡量不予卷入的態度。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隔離”侵略者的聲明，采取“獨立主義”。其原因一是在經濟上美國與日本有重要的貿易關系；二是從各個方面得來的消息，證明日本是以蘇聯為假想敵人的。日本“北進蘇聯”的計劃，正好符合美國反共主義的要求，借日本之手打擊蘇共，正是美國求之不得的。因而，美國借口中立法案的限制和缺乏公眾的輿論支持，坐視日本侵略中國，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然而，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由于蔣介石消極防御和實行片面的抗戰路線而導致大片國土丟失，并呈現出與日媾和的態勢，由于世界范圍的法西斯勢力氣焰囂張，更主要的是由于日本侵略加劇，直接威脅了美國在華的利益，并且對它的全球霸權戰略也造極大的侵害，因而，“華盛頓的決策者開始不再把國民黨中國僅僅視為侵略的受害者。國民黨中國成了美國遏制日本，建立亞洲新秩序戰略中具有潛在重要性的盟國。”［（７）］所以，美國政府官員如財政部長摩根索和中國問題專家項白克等極力敦促羅斯福批準對中國貸款，這主要是出于現實的考慮，但是，其中也包含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因為摩根索、項白克同樣担心，如果華盛頓不予貸款或拖延貸款，中國的抵抗就會瓦解。或者，蔣介石為了得到外援，傾向和蘇聯接觸。這差不多等于驅使蔣介石落入“俄國的手掌”和共產主義的懷抱。［（８）］
　　１９３８年底，日本公開否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１９３９年２—３月，日本先后占領海南島和南沙群島，從而作出了進攻南太平洋的姿態，取得了南進的基地。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脅到美國在華利益。美國至此才決定開始大規模援助中國。其目的，不僅在于抑制日本在其它地方的擴張，而且還在于支援中國的親美反共的政權。正如１９４０年８—１２月，宋子文等在華盛頓政策制訂者中間積極游說時，曾經警告美國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美國限制對中國的援助可能促使國民黨轉向蘇聯。此時，盡管美國對華政策主要是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但我們也仍然能從其外交改革的具體內容中洞察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因為，美援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防止國民黨政權倒向蘇聯，防止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這些都同樣出于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的考慮。１９４１年初，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亨利·盧斯曾呼吁：“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這是美國作為世界統治力量出現的第一個世紀”［（９）］；美國人要認清“領導的全部機會都屬于我們”，我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建立美國的世界統治地位”［（１０）］。所以，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底，美國對亞洲的基本政策是“在全面抵制日本進一步擴張的同時，防止中國國黨政府垮臺”。［（１１）］由此可知，在這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不是單一的。明顯地含有意識形態的因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意識形態的作用也逐漸增大，最后達到左右美國對華政策的地步。
　　 二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史迪威事件的發生，美國對華政策制度的出發點由現實主義轉向意識形態。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進一步調整制定了它的戰時對華政策：第一，與中國“有效地聯合進行這場戰爭”［（１２）］。力圖“要把中國保持在這場戰爭里”［（１３）］，防止中國“轉過來反對西方”，并“用較小的代價使中國成為一個從那里能極大地毀壞日本的作戰基地”［（１４）］。第二，扶植中國獲得世界“強國”地位，讓中國“在遠東的和平、戰后的穩定和……同美國及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合作中發揮有效的影響”［（１５）］，“變成在遠東幫助控制日本的一個十分有用的國家”［（１６）］，“成為防止蘇聯覬覦遠東的壁障……這對于限制革命浪潮的后果的將具有最重大的意義”。［（１７）］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希望利用中國的人力，通過美國的援助，來作為煿擊日本的巨大力量。而蔣介石鑒于美國的參戰，卻講：“我們担憂的并不是日軍，因為我們的軍隊有力量對付它；我們所担憂的是抗命的共產黨人。美國的經濟援助，加上美國的空軍支援，能夠對我們的不穩定經濟和社會狀況起穩定作用，從而使共產黨人無法實現他們的計劃”［（１８）］。因而蔣介石便利用與美國的結盟關系，以美援壯大自己的實力，并連續挑起與共產黨的摩擦事件，從而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瓦解的危險，國共雙方的內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美國駐華外交官員戴維斯曾預言：為了應付內戰，每一方都會尋求國外盟友。國民黨將力求欺騙美國。中共沒有其它選擇，只好要求蘇聯援助。［（１９）］因此，美國所面臨的危險是“不但會卷入中國的內戰”，而且會陷入“與蘇聯沖突”。因為，蘇聯人在歐洲和亞洲為了求得國內更加安全也許會損壞鄰國的利益而盡力擴張俄國的邊界。［（２０）］當時，柯里和羅斯福認為，應為——或者更可能是希望——建立一種“特殊關系”，增加援助，并派遣顧問以完成中國內部的基本改革。這種政策也許可以防止內戰，減少共產黨革命成功的機會。［（２１）］據估計，在日本侵略最終被打敗以后，亞洲將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發展階段。兩支主要的力量可能會趕快填補這一勢力的空缺：蘇聯的勢力將從亞洲東北部向外擴張，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將在前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社會興起。這些都是美國以反共主義為核心和主導的意識形態所不能容忍的。
　　為了美國在華的長遠利益，美國政府感到，必須迫使國民黨政府進行必要的改革，以防止迫在眉睫的內戰爆發，以便使全中國的力量共同抗敵，美國政府改變了援助的條件，由無條件的援助變為有“限制”的援助。為了增強美國對華援助的效能，提高中國軍隊的戰斗力，美國派出了以史迪威將軍為首的軍事顧問團于１９４２年２月來到中國。然而組織散漫、充滿失敗情緒的國民黨軍隊和極端腐敗的政權組織，使史迪威異常失望。因此，史迪威便與蔣介石爭奪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并企圖借助華盛頓的力量，迫使蔣介石進行軍事改革。美國政府中原來主張積極援助蔣介石的官員如駐華大使高斯、財政部長摩根索此時都不贊成向蔣介石提供新的貸款。駐華大使高斯堅持認為，“現在（１９４３年底）要支持任何這類貸款的建議，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考慮，都是沒有牢靠的基礎的”［（２２）］；財政部長摩根索曾大發牢騷“連一個鎳幣他也不打算再借給蔣介石”［（２３）］。在這種氣氛下，羅斯福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初，致信蔣介石，正式拒絕蔣介石提出的１０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以暫停貸款為壓力，羅斯福曾多次提出軍事改革和讓史迪威全權指揮中國的全部軍隊。羅斯福在１９４４年７月的信件中，提醒蔣介石注意目前存在的“危急局勢”，因此，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包括共軍在內”；“假如還不立即實行徹底和迅速見效的補救辦法，我們的共同目標將受到不幸的挫折”，并且警告蔣介石。“盡管美國在整個亞洲地區作出巨大的努力，這個地區的前途仍然岌岌可危。所以，我有理由對這個問題表示深切的關注。”［（２４）］
　　與此同時，蔣介石則意識到：羅斯福希望利用中國，使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一個保護國，成為一支取代日本和歐洲殖民帝國的起穩定作用的勢力，并且為其抗衡蘇聯影響提供砝碼。從長遠來看，羅斯福不會拋棄國民黨政府。所以，蔣介石表示決不能“對總統的意見做出什么讓步”［（２５）］。
　　對于蔣介石的態度，美國政府鑒于“蔣介石就是中國，我們的事業需要他”［（２６）］這一目的，而采取妥協的方針。但為了能夠調解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羅斯福派特使帕特里克·赫爾利來到中國。據載，羅斯福和赫爾利曾經有過如下一致的意見：“武裝的共產黨人的目的既然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那么美國要支持中華民國，又要去武裝一支一心要摧毀中華民國的力量，那是毫無益處的。因此，總統決定，租借物質不能用于武裝共產黨人，除非他們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委員長的領導”［（２７）］。在中國，赫爾利認為，蔣介石是“一位堅信自由與民主的人士，是共產主義強有力的反對者，是美國真正的朋友”［（２８）］。所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赫爾利再次致信羅斯福：“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并且你還會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崩潰……美國勢必在中國遭致失敗……我謹建議你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２９）］，否則，如果蔣介石大權旁落，中國將有落入中國共產黨人或蘇聯之手的危險。后來，副總統華萊士也提出同樣的建議，“現在，除了支持蔣介石外，似乎沒有其它選擇。”［（３０）］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為了避免國民黨政府的垮臺而担負“丟失中國”的責任，最終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回史迪威——此即為史迪威事件。蔣介石為此宴請了赫爾利，感謝他拯救了整個亞洲，使它不致落入共產黨之手。赫爾利作為答謝，曾講：“等到對日戰爭結束，你那些裝備精良的師團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共軍了。”［（３１）］約瑟夫·艾爾索普亦曾得意洋洋地說：“到頭來美國是打定主意制止‘俄國的崛起了。’”［（３２）］
　　史迪威事件的結束，標志著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轉折——由前期的現實主義政策而變成更甚的反共主義政策。這說明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由原來的次要地位而變為居主導地位。這是因為，在此時期，羅斯福所關心的已不只是戰時的局勢，日本的戰敗乃至整個法西斯勢力的衰落已成定局，此時需要考慮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戰后中國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所起的作用。早在１９４３年羅斯福曾對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勛爵說，把中國當作“大國”就可以在“戰后一個時期”制止蘇俄侵略。有了五億中國人作為盟友，“這在今后二十五年或五十年是非常有用的，即使目前中國還不能給我們提出很多軍事和海軍支援”［（３３）］；羅斯福還和霍普金斯在戰爭時期幾次表達并堅持這樣的觀點：“在同俄國的任何嚴重政策沖突中”，國民黨中國“將站在我們這一邊”［（３４）］。因此，由于它的戰略地位，一個友好的中國可以成為抵制蘇聯在亞洲進行擴張的緩沖地帶。［（３５）］所以，自此，美國的反共主義意識隨著抗日勝利的來臨逐漸走入新的階段——美國“對外政策高度意識形態化”，把反共主義外交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史迪威事件的發生，標志著美國對華政策已經高度意識形態化，這與當時的反法西斯戰場的局勢及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是密切相聯系的。
　　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１９４３年初，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開始大反攻；在太平洋戰場，美國也從瓜達康納島開始轉入戰略進攻。美國這個時期又制造了遠程航空母艦和Ｂ—２９遠程轟炸機，可以從太平洋島上起飛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召開的開羅會議和隨后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決定了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和美國的“越島戰術”。此項決定意味著將會“大大地減少了中國的軍事作用”，“使中國在軍事上甚至不如前妻留下的孩子”［（３６）］。既然中國的軍事作用減弱，那么美國現實主義對華政策的特定的前提條件就逐漸消失，作為特定歷史條件的現實主義對華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因此，美國人從長遠利益看，扶蔣反共便成為其最主要的目標，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在中國國內，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參政會上，公開提出了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并引起了廣大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強烈反響。同年１０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并發表宣言，要求整理軍隊，加強反攻，立即結束一黨統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在一般民眾中，自豫湘桂戰役后，要求改組政府和軍隊，積極反攻的呼聲越來越大。一些小黨派、民族工商業者以及國民黨內若干民主人士，對蔣介石的獨裁專制也愈感不滿。國民黨政府大有垮臺之勢。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武裝力量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到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已擁有遍及全國的１２０萬黨員，領導著９１萬正規軍和２２０萬民兵武裝，以及遍布于華北、華南的１９個解放區，解放人口９５５０萬。形勢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發展。這使得美國焦急萬分。盡管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曾經聲明，希望“美國幫助將來的共產主義中國實現工業化”［（３７）］，但羅斯福從意識形態這一角度出發，不能也不會對中國共產黨人做更多的援助，尤其對中共和蘇聯的歷史聯系心懷芥蒂。正基于此，針對所謂中共對蘇聯的依賴心理，羅斯福決定以聯合蘇聯而孤立中共，以保存蔣介石政權，對抗蘇聯，最終達到反共的目的。
　　史迪威事件的發生，表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根本改變，美援的目的變為單一地扶植蔣介石政權，以防止共產黨的勝利。而美國的援助和支持促使了國民黨政權準備重新發動內戰和對國內民主力量進行大規模地鎮壓。這不僅將進一步削弱中國在二戰中所起的作用（美國并不在意），而且將在東亞產生一種可能導致共產黨取得勝利或蘇聯進行干預的長期戰爭。因此，為了同時控制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羅斯福在開始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同時，就希望爭取俄國支持國民黨，以此來使革命黨人愿意接受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由美國發起的同盟，以清除“妨礙中國統一的最大因素——可能來自蘇聯的干預和共產黨的勝利”［（３８）］。所以，羅斯福企圖以美國同意蘇聯在滿洲享受特權為條件，以換取俄國不卷入中國政治的籠統保證，并實現中國共產黨由于得不到莫斯科支持而看到美國的友好表示，就可能不得不與國民黨妥協的目的。赫爾利對此曾明白無誤地講：“中國共產黨如有蘇聯支持，方可在中國發動內戰。如無蘇聯支持，則中國共產黨終將以一個政黨的地位參加國民政府”［（３９）］，因此，自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蘇聯作正式允諾愿意對日出兵作戰之后，美國方面就一直在思考對策。在亞洲，羅斯福既希望蘇聯盡早出兵抗日結束戰爭，同時又担心蘇聯借出兵之機擴張勢力范圍。最終，華盛頓認為以滿足蘇聯在遠東的欲望，達成一項協議的方法，來結束蘇聯出兵后的行動。
　　美國政府旨在撲滅中國革命和促使蘇聯不干涉中國事務的意圖，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清楚了。１９４４年５月，羅斯福的特使華萊士在來華前夕，就曾到蘇聯塔什干停留，與其駐蘇大使討論了莫斯科對中國的態度——蘇聯支持蔣介石，贊成國共兩黨改善關系，愿意美國在遠東居于領導地位。華萊士對此深為滿意。無獨有偶，赫爾利——羅斯福總統的最后一位使者，在１９４４年８月赴重慶的途中取道莫斯科，再次“得到了蘇聯決定支持蔣介石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的保證”［（４０）］。蘇聯為了獲得滿洲的港口和鐵路的控制權而向美國所作的種種保證，無疑使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了一個保障。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當羅斯福詢問是否能夠繼續依靠斯大林的合作來尋求和平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時，哈里曼認為“凡是委員長在俄國開始（對日）作戰前提出的任何合理談判條件，斯大林都是會和我們共同迫使共產黨人接受的”［（４１）］。
　　 三
　　自史迪威事件到抗戰勝利期間，美國對華政策就是在中國扼殺中國共產黨，使中國成為“穩定亞洲”、抗衡蘇聯的主要力量。
　　史迪威事件發生后，以駐華大使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完全倒向蔣介石。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聲明，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稱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并且公然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對此，美國最高當局并未予以否定。這表明，“這不只是赫爾利個人的意見，而是美國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見”［（４２）］。這也說明了美國對華政策扶蔣反共的格局已經確立。因為，到１９４５年初，日本失敗的結局日趨明朗，美國著重在考慮戰后的安排問題，對華的戰略目標就是要使中國成為“穩定亞洲”抗衡蘇聯的主要力量。為了推行它的全球戰略，就必須控制歐亞這一大片中間地帶。１９４５年４月，羅斯福逝世后，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步伐加快。杜魯門上臺后，強調：“最重要的是避免各國的革命震蕩，以免使非共產主義國家變成共產主義國家”［（４３）］，主張采取強硬和斷然的政策。在歐洲，加強了同蘇聯的對抗；在亞洲，把中國共產黨看成是與美國全面敵對的蘇聯的代理人。由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便是極力扶植蔣介石政權，武裝國民黨軍隊，反對中國人民，反對中國革命。據統計資料表明，僅１９４５年１—８月，美國政府就給予國民黨政府２２６５０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其數額相當于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兩年經濟援助總額（６千萬元）的３．７倍。在軍援方面，１９４５年１—８月，美國給予蔣介石政府租借軍事援助總額相當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３年兩年軍援總額的２倍［（４４）］。顯然，在日本行將崩潰的１９４５年，美國巨額援助國民黨，其目的無疑是在日本失敗以后，在遠東遏制蘇聯，企圖利用蔣介石政府作為其一支抗衡蘇聯的力量。同時，為了從國際法方面束縛蘇聯戰后的行動，美國通過《雅爾塔協定》，就遠東的未來格局與蘇聯達成了諒解。以蘇聯獲得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為條件換取其“不支持中共，支持蔣介石政權”的保證。這也更加確保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方向。因此，當國際上的障礙全部掃除以后，美國就開始了肆無忌憚地實施其反共主義戰略，其意識形態決定了對華政策的方向，并在戰后迅速發展到令人發指的地步，為“冷戰”拉開了序幕。
　　綜上所述，我們分析了抗戰時期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美國對華政策中意識形態因素所起的作用。在戰爭初期，美國對華政策受現實主義所制約，但并沒有放棄反共主義；戰爭進行到中期，反共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向主導化地位轉化；抗戰后期，意識形態因素決定著美國對華政策。同時，我們還分析了戰爭的不同階段，意識形態所起作用的不同的歷史背景，尤其是在戰爭后期，在國際形勢根本變化的前提下，意識形態對華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起了決定作用。總之，美國的對華政策始終受其反共意識的影響。意識形態的作用伴隨著時間的推移，程度越來越深，效果越來越明顯。所以，探討這一課題，便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認識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的內在因素和轉折的必然性。
　　注釋
　　（１）（２）（３）《意識形態和外交事務——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報告》，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１２、１３頁。
　　（４）（５）（６）（美）Ｍ·貝科威茨等著《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２１、３２６、３２７頁。
　　（７）（８）（１１）《二十世紀的美國與中國》，第６４、６９、９２頁。
　　（９）《The Qrigin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第２８—２９頁，LaFebr walter.
　　（１０）（美）斯旺貝格著《盧斯及其帝國》，紐約，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８０頁。
　　（１２）鄒儻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１９４１——１９５０》，芝加哥大學１９６８年版，第３３頁。
　　（１３）《中國的糾紛》第４１頁。
　　（１４）《美國對外關系外交文件·１９４２年·中國》第７０頁。
　　（１５）《美亞文件：美中關系史上若干問題》第７０頁。
　　（１６）《美國國務卿和他的外交：科迪爾·蘇爾、１９３３——１９３４》第２卷，第６４９頁。
　　（１７）維·薩·科瓦著《他們想竊取我們的勝利果實》，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３３頁。
　　（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８）（２９）（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美）邁克爾·謝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７、１４０、１４１、５５、１５４、１５４、１４９、１７２、２０８、２０８、９９、９２、９９、１５０、１２８、１２８、１７７、１７８、１７９頁。
　　（２４）《中美關系資料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一輯，第１３４—１３５頁。
　　（２５）（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譯《羅期福與美國對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商務印務館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９９頁。
　　（２６）（３０）（美）伊·卡恩著《中國通》新華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６６、１３９頁。
　　（２７）（美）洛貝克著《赫爾利傳》，芝加哥大學１９５６年版，第２８０頁。
　　（４２）《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１１１５頁。
　　（４３）《美國對外政評的動力》第１３頁。
　　（４４）轉引自王邦憲《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參見《復旦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73-77K4中國現代史夏紹能19971997 作者：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73-77K4中國現代史夏紹能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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