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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當代西方學者為了否定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性，歪曲、貶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真實含義，反映了他們自身歷史哲學的貧乏。國內外一些學者主張用歷史選擇論來取代歷史決定論，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但歷史選擇在歷史決定論中占有適當的位置，不應當全盤否定。我們說的歷史選擇論是以歷史決定論為前提的。歷史的選擇包含主體的歷史活動選擇，但又不是純粹主體活動的選擇。它歸根到底是以主體對客體的反映為中介，以不同主體歷史活動的不同選擇為手段構成的歷史合力所產生的整個社會的歷史選擇，即由整個社會的物質力量所決定的歷史選擇。
　　本文作者張海源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郵編：１００７３２
　　由于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我國學術界在歷史哲學中曾有歷史決定論與歷史選擇論的激烈論爭。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歷史選擇論在歷史哲學中有沒有位置，有什么樣的位置？歷史的主體選擇同主體的認識又有什么關系？搞清這些理論問題，對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就此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真實含義？這是我們首先要澄清的一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是承認歷史發展具有其客觀自在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哲學理論，是我們認識社會歷史的科學方法論。
　　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誕生以來，就屢屢受到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歪曲和攻擊。西方資產階級視這種理論如洪水猛獸。西方學者為了迎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維護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便群起而攻之。波普爾直言不諱地說：“馬克思主義是迄今理論中最純粹、影響最廣泛，因而最危險的歷史決定論形式。”［①］很有代表性地，又非常精致和深刻地道出資產階級惶恐不安的心聲。
　　為了否定和打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一些西方學者費盡了心機。他們采取的手段通常是先歪曲、后攻擊、再否定。歪曲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確切含義和內容，是首先的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但他們并沒有意識到，“歪曲”本身并非是“無知”的標志，而是“有意”或“故意”之別解，映射了自身理論的貧乏、蒼白、無力。
　　我們常見的他們歪曲、攻擊、否定歷史決定論的筆頭功夫及其隱含的謬誤是：（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等同于機械決定論，然后攻擊否定之。（２）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解釋為歷史宿命論，然后批判摒棄之。（３）公開否定歷史規律的客觀存在，然后用歷史的主觀決定論（非決定論）來取代客觀決定論。西方學者反對歷史決定論，其主要矛頭是指向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為了否定歷史規律的客觀性，竟將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歪曲為機械決定論和歷史宿命論，這就貶損了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真實含義。這個問題必須討論清楚。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其確切含義和本質，既不是物理學上的機械決定論，也不是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歷史宿命論。恰恰相反，它是反對機械決定論和歷史宿命論的辯證的、能動的社會物質運動的科學決定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所謂歷史，本質上就是人類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②］人們一旦進行生產，就勢必產生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雙重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構筑起社會生產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構成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組合為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于是就有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結合構成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更替變換，標志著社會形態的演替進化，于是就有了社會形態的一般演化規律；社會形態的演化，意味著新生的先進階級推翻沒落的反動統治階級的統治，于是就有了由階級矛盾逐漸演化為暴力革命的尖銳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人創造歷史的活動是人的生命活動，只有人才能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活動，把自己的生命活動當作意識的對象，于是就有了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互相作用的矛盾運動規律。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產生于社會物質、以社會物質為核心的社會運動規律，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純粹從頭腦中構造出來，而是社會歷史中所固有的。其客觀性誰也否定不了。任何規律都有人參與其中，沒有人也就沒有這些規律。人不是歷史規律的旁觀者，而是歷史規律的參與者和演員。客觀規律與主體的能動性融合為一體。承認客觀規律的存在與歷史宿命論是兩回事。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也不是機械決定論，而是辯證決定論。它確信，無論是自然規律還是歷史規律，都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統一。對于立足于必然性與偶然性互斥的機械決定論，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作了嚴肅的批判。恩格斯特別強調指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的一極，它的另一極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們早就證實，在每一個領域內，都存在著這種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內在必然性和規律性。然而適用于自然界的，也適用于社會。一種社會活動，一系列社會過程，愈是超出人們的自覺控制，愈是超出他們支配的范圍，愈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③］“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發現這些規律。”［④］因此，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得益于牛頓理論的啟示，以為它是只承認必然性，不承認偶然性，從而堅信人的思維必定完全準確地預測未來的機械決定論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需要指出的是，現代西方的某些哲學家，如波普爾，當他用機械決定論的規律觀來判定社會歷史是否有客觀規律的時候，不管其主觀愿望如何，實質上就把硬套在馬克思主義決定論頭上的“機械決定論”的帽子悄悄地套在了自己的頭上。得益于牛頓理論啟示的，不是任何別人，正是波普爾等人。波普爾們上演了一出“作繭自縛”的滑稽劇，把自己裝進自己精心編織的口袋里。可悲耶？可憐耶？
　　　　二
　　國內一些學者，由于受到否定歷史決定論思潮的影響，提出用歷史選擇論來取代歷史決定論，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但在歷史決定論的前提下講歷史選擇，則是可取的。歷史選擇在歷史決定論中占有適當的位置，不應當全盤否定。因為人們在創造歷史的活動中，實際地存在著以歷史決定論思想為基礎的主體選擇。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肯定：歷史是由人自己創造的。這一命題本身就指明，人的意識和意志的選擇，對于歷史進程產生著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個人或群體對對象性活動的社會選擇可以對社會生產力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個人或群體活動的對象選擇，必然形成許多單個相互沖突的意志、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從而在社會整體上產生“合力”：就是“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的“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⑤］。這是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推動社會歷史前進。所以，每個人的意志選擇不是等于零，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對社會歷史有所貢獻。　　
　　二是個人或群體對社會制度的不同評價和選擇，表現為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斗爭，從而推動或阻礙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這種選擇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新舊社會制度的階級選擇。新興的先進的階級為一方，腐朽的、落后的階級為另一方，在各自的階級利益和價值觀念的驅動下，對新舊制度作出完全不同的選擇。但歷史選擇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新制度的勝利和舊制度的滅亡。不同的階級主體作出完全不同的選擇，是階級本質所規定的，因而是必然的，是沒有自由度的選擇；另一種是革命階級對建構新的社會制度模式的比較選擇。新的、更先進的社會制度的不同模式給主體帶來一定的自由選擇空間，但歷史選擇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更適合于自己的國情、自己的社會物質狀況運動規律的社會制度模式。如比較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可以根據自身社會物質狀況和國際背景分析，跳越社會形態演替的正常順序，選擇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社會制度，從而加速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
　　無論是主體的對象性活動的選擇，還是社會制度的選擇，都不是一種隨心所欲的選擇，歷史的最終選擇不取決于主體的意識和意志，而是取決于社會物質的條件。所以，主體的選擇要獲得期待的結果，必須堅持歷史決定論的方法論前提。
　　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在社會物質條件的基礎上由個別的、具體不同的目的、動機驅動之下進行的“自由選擇”。顯然，這里的“自由”，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是在社會物質條件允許的范圍內選擇的自由。首先是必須與主體自身作為社會物質條件相適應，選擇只能是適合于自身智力和體力狀況的選擇。自身狀況的可變性也會帶來對象選擇的可變性，但在現實上又必須在社會物質方面提供這種可變性條件，否則可變性就不能成為現實性。其次，更為重要的是，主體的選擇要受到主體自身之外的社會物質條件的制約，包括社會歷史所能提供的現實的物質條件；家庭、家族、階級集團，乃至整個社會物質需要的強制，等等。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個人主體在體力和智力大體相當，興趣、愛好、價值觀念大致相同的情況下，一部分人選擇了同自身條件相當，又符合自己興趣、愛好的職業，另一部分人則最終選擇了雖然沒有超越自身條件的極限，但并不符合自己興趣、愛好的職業，這就是社會物質需要的強制性。前者意志、愿望的滿足也不是超越社會物質條件的絕對自由。所以，恩格斯說：“…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的那樣。”［⑥］這就表明，主體的選擇本質上不是純粹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社會物質條件限制下的選擇。社會物質條件對個人活動的選擇，具有決定性意義。個人主體的對象性活動作出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選擇，對個人而言有其必然性的原因，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凡是主體的選擇都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然而，當人們自己選擇的活動加入了促成一定歷史事件的合力之中時，這種選擇事實上對歷史必然性的作用就不是“無”，它對歷史必然性事件的發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和民族，作出跳越社會形態演替的正常順序，以便建立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社會制度的選擇，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不受社會物質自身運動規律制約的選擇。歷史的最終選擇仍然取決于社會物質的現實狀況及其發展趨向。具體地說，主要受制于兩個重要的社會物質條件：
　　第一，要有一定的實現社會制度跨越的社會生產力的物質基礎。比如，我國是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制度而直接步入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但這決不意味著舊中國不存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在解放前夕，盡管代表現代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１７％左右，但在這部分的現代生產力中，屬于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經濟和屬于國家壟斷資本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竟占固定資本的８０％以上。社會化的大工業生產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供了最基本前提，而壟斷資本的集中又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準備了直接的條件［⑦］。十月革命前的俄國，資本主義經濟也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沒有這個條件，也不能越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歷史上，美國未經封建主義的歷史階段而徑入資本主義，東斯拉夫人、日爾曼人都曾跨越奴隸社會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北美洲國家也沒有經過奴隸制和封建制，而由原始制度直接跨越到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跨越，總是由于外族的入侵或交往的擴大，更加先進的生產方式輸入而帶來了生產力結構發生變化的結果。沒有一定的物質生產力為基礎，實現社會制度的跨越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跨越社會制度的選擇，最終取決于革命階級的主導性力量。
　　新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在階級社會中是要借助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來實現的。社會革命的發生并取得勝利，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形勢和主觀條件。在客觀形勢具備的情況下，則取決于新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主導社會歷史的革命階級作為主體力量的成熟。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和十月社會主義前的俄國，實際上都面臨著兩種可能的前途和命運。但歷史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主導歷史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以中國為例。當時中國有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前者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依附于帝國主義的。它代表最反動、最落后的社會關系，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后者由于其階級地位決定了它的軟弱性和兩面性，使它不可能獨立地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因而中國革命的主導性力量落到了無產階級身上。“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⑧］在這種情況下，領導革命并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就不可能選擇資本主義的前途，只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并通過國家政權的杠桿，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過渡。俄國也有類似的情況。自１８６１年以來，俄國資本主義獲得了普遍的發展。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新興資產階級已經成為公社和農民的“吸血鬼”，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布爾什維克因此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導性力量。于是，在１９１７年２月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后，雖然出現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但最終還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成功地領導了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
　　由此看來，所謂歷史選擇，雖然包括歷史活動的主體選擇，但不能把它解釋為僅僅是歷史活動的主體選擇。它應當是不同主體歷史活動的合力產生的歷史自身的必然性選擇。歷史選擇論存在的合理性僅僅是因為它蘊含于歷史決定論之中。沒有歷史必然性，歷史選擇論就沒有其生存的基礎，正如反動階級維護舊制度的活動選擇不可能成為歷史的最終選擇一樣。因此，歷史決定論是歷史選擇論的理論前提。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決定論與歷史選擇論應該是互為前提，因為它們“互相包含、融為一體”。問題就在于，當某些人離開歷史決定論而去強調歷史活動的主體選擇時，它們事實上就不“互相包含、融為一體”了，歷史選擇論便獨立于歷史決定論而存在，怎么可能“互為前提”呢？！這就說明，只有肯定歷史決定論的前提下，才可談得上歷史決定論與選擇論的融和結合；沒有這一前提，它們不僅不能保證融和結合，反而可能造成對立和分離。因而“互為前提”的觀點是很難成立的，就象肯定主體選擇的任何歷史活動都符合歷史客觀規律一樣是不可思議的。
　　　　三
　　主體的活動選擇，是以主體對歷史客體的認識反映為中介。主體歷史活動的選擇，其自由度取決于主體對歷史客體運動的必然性的認識和支配的程度。人對這種必然性的認識和支配程度愈高，主體活動選擇的自由度就愈高，實現價值目標的可能性就愈大。
　　主體的選擇是否可以離開認識和反映而單獨地進行呢？我們認為完全超越客觀存在在主體頭腦中的反映，單靠主觀幻想進行選擇是不可能的。歷史上的一切違背歷史發展規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腐朽沒落的反動統治階級和反動分子，頑固地維護舊制度，甚至企圖把歷史拉向后退，也是反映他們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社會意識，并通過這種社會意識對社會制度作出的主體選擇。但這種選擇錯誤地估計了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對現實的社會物質系統矛盾運動的必然性缺乏認識，因而其活動的選擇最終不能成功。這里不是因為他們對社會歷史反映，而是因為反映錯誤而產生的錯誤選擇。
　　主體的選擇不僅要有客體的反映，而且必須至少有兩個以上對象客體的反映。單一的對象客體便沒有選擇的余地。比如對新的社會制度的選擇，必須在世界歷史的視野里，存在著高于該國家和民族的現實社會制度兩種以上更加先進的社會制度作為“參照系”，以社會制度價值評價的“樣板”資格提供主體選擇的客觀尺度。以十月革命勝利前的俄國為例。恩格斯在談到我國在什么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對資本主義跨越時指出：“在俄國，從原始的農業公產主義中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是不可能的，除了更高的形態已經存在于其它某個國家并且起著樣板的作用。這種更高的形態——凡是歷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會二元對抗的必然結果，它不可能從農業公社中直接發生出來，只能是仿效某處已存在的樣板。”［⑨］１８９４年，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不僅可能而且無庸置疑的是，當西歐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之后，那些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民族制度或民族殘余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公社所有制的殘余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并可以避免我們在西歐開辟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斗爭。但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作出榜樣和積極支持。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的故鄉和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里被戰勝的時候，只有當落后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這個落后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⑩］可見，按照恩格斯的觀點，俄國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制度，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不可能的。但要實現這種跨越，不只需要一定的社會生產力作基礎，而且還要善于“仿效某處已經存在的樣板”——更高的社會形態——不僅要有先行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樣板，還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樣板。“樣板”反映在主體的頭腦中，知道了“這是怎么一回事”，才會根據自己國家狀況和實際可能的發展趨向作出明智的選擇。
　　以列寧為首的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領導俄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于１９１７年獲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蘇維埃政權。表面上看，它并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樣板，因為它本身就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我們絕不可忘記，１８７１年法國無產階級建立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在其中的示范作用。巴黎公社——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無產階級民主集中制原則為基礎的政權模式。它將逃亡企業主的企業交給工人管理，實行工人監督生產，頒布了一系列保護勞工利益的法令，等等。社會主義制度是“怎么回事”，在巴黎公社那里可以窺見端仉。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凡是值得吸取的巴黎公社經驗和教訓，都被吸取了進來，其中包括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用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取代之；把鐵路、工廠、土地及其他私有財產交給整個民族、整個社會；政府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并隨時可以根據人民的意愿撤換；把他們的薪金降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至于資本主義這個“樣板”，蘇維埃拋棄了它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模式，但十分強調要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所以，從現實看，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符合恩格斯的觀點的。
　　歷史上實現社會制度跨越的國家和民族，都有如同俄國的情況，已經有兩種以上比自己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的“樣板”先行存在，無一例外。建構新的社會制度的主體選擇，必須有不同的社會制度模式在主體頭腦中的反映作前提。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合乎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人類社會中，以社會物質為前提，以社會物質相互作用及其規律的反映為中介，構造出滿足不同主體不同的價值需求的活動圖式，形成歷史活動的不同選擇；不同選擇的現實活動造成歷史的合力，最終結果產生整個社會的必然的歷史選擇，即由整個社會物質力量所決定的歷史選擇。這就是歷史選擇論的基本含義。
　　①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第７４頁。
　　②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３２、３９頁。
　　③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１９９、３４１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第４７８頁。
　　⑦轉引于郝立新：《歷史選擇論》，第２０６—２０７頁。
　　⑧《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８頁。
　　⑨《馬克思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第６７３—６７４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５０２頁。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023-029B1哲學原理張海源19951995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023-029B1哲學原理張海源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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