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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是每一個國家所追求的目標。高速增長基礎上的全面發展，更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政策訴求。但是，伴隨著發展的繼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對傳統發展經濟學產生了理論的質疑和現實的否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不僅僅是資源約束、人口約束、資本約束、競爭力約束，而且呈現出制度性的約束。也就是說，由于制度缺陷，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政策以及這一政策所依賴的制度安排并未在解決行為主體的激勵問題上取得成效，從而使經濟發展陷入困頓。基于此，新的發展經濟學利用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新增長理論等等，提出發展市場經濟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并將此稱為“一場發展經濟學的革命”。
　　發展經濟學領域的這種“革命”的確反映了很多發展中國家政策選擇的現實，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勵，即使獲得了經濟的一定程度的增長，造成的潛在的交易成本也是巨大的。并且，人為地對舊的制度安排進行改造，往往會產生新的制度沖突，使得新的制度安排遲遲不能形成，這也正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缺乏持續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當我們認為一種制度安排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時候，往往也會找到相反的例子。原因在于發展的復雜性。石川滋對發展中國家的特點進行了總結，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初始條件的多樣性（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方面的差異）、初始條件的特殊性（與工業國發展階段的差異），即使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是有效率的，但是決定市場經濟發達與否的指標——生產的社會分工、流通所需要的物質基礎設施、市場交換制度在發展中國家是欠缺的。[1](P3-14)所以，當發展中國家面臨已經存在一批發達國家的狹小的發展空間、存在著計劃和市場兩套資源配置系統的時候，其發展問題就變得更加復雜了。
　　我們可以把經濟“看作是一個控制系統”[2](P693)，經濟發展可以看作是這個“控制系統”發生作用的過程。一種流行的理論認為，把控制理論模型應用于經濟決策，認為控制器的結構是給定的，問題是尋求控制變量的值（時間—路徑），使得經濟系統的功能按照某種判定準則是可以接受的（最常見的是穩定和最優）。另一種則是試圖建立描述和解釋經濟機制的理論，這主要涉及改革或經濟轉軌中的一些問題，也就是通過“控制過程”來改變“實際過程”。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關于“經濟活動的控制與協調(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詞條中的有關論述和相關文獻。
　　本文關注的是第二種意義上的經濟控制，即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控制過程”來改變“實際過程”，從而獲得可靠的發展。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處于經濟的轉軌時期，而且從世界范圍來說，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如何在發展中進行經濟控制、協調以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和維護經濟安全的問題。而這一框架對于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同樣是可行的。
　　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在一定的時期是既定的，并且帶有連續性或慣性。復雜要素組成的經濟巨系統，使得這一經濟運行慣性在有些時候表現得很強大，嚴峻的路徑依賴可以導致“鎖定”，所以，單純依賴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可能導致經濟運行并不一定按照規律進行①。但是，作為經濟的“控制過程”，一方面是技術性的，另一方面則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說，制度建設決定著控制過程的有效性。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初始條件的約束是重要的。發展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長期的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分工不清晰、專業化程度低、收入低下、資本不足、缺乏外援、人力資本缺乏、技術水平落后、國內地區經濟不平衡、人口爆炸、二元結構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而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則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
　　一、分工、專業化和技術進步決定的“實際過程”
　　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分工是伴隨著產業革命和機器大工業的建立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作為分工的一般性的好處，古典經濟學家們作出了很好的說明。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3](P5)“一個國家的產業與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程度如果是極高的，則其各種行業的分工一般也都達到了極高的程度。”[4](P7)在斯密看來，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主要是由于分工使“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避免了時間損失和代替勞動的機械的發明。[5](P8)斯密認為，分工產生的原因是由于人類需要“相互交換”的傾向，也因此，分工受到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即“受市場廣狹的限制”[6](P16)。在斯密那里，分工就是職業分離或專業化的發展，增長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取決于市場容量。
　　斯密的分工理論在阿林·揚和羅默等人那里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在揚看來，分工形式是生產迂回程度的增加。這樣，分工經濟就有了兩個含義：專業化經濟和多樣化經濟。揚、羅默、赫爾普曼等對分工的多樣化進行了研究。以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主流認為，決定分工的深化和技術進步速度的不是市場容量，而是生產中存在的固定成本。貝克爾、楊小凱等人則繼承了斯密的分工等于專業化的思想②，貝克爾—墨菲模型指出分工和技術進步不再具有直接的一致性，限制分工的主要不是市場容量，而是由專業化引起的協調成本的增加和全社會知識存量的規模。
　　我們無意過多地探討分工、專業化以及技術進步所構成的內生增長理論，我們更加關注的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分工不充分、專業化程度低和技術進步緩慢所導致的“實際過程”對于發展的影響。
　　必須注意到，分工的不充分、專業化程度低、技術進步緩慢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如果我們承認分工與交換是互為前提的，那么，分工使得專業化程度提高，進而可以形成知識的積累，知識積累規模的擴大，也就為技術進步提供了前提，學習過程貫穿于分工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全過程，“邊干邊學”被內生化了。這樣，盡管存在著邊際遞減，增長仍然可以通過知識的驅動而獲得持續的增長。
　　因此，由分工、專業化和技術進步決定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過程”可以描述為：由于分工的不充分，最終導致了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緩慢。分工、專業化和技術的落后成為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約束。
　　比如，我國很多地區都提出了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問題，簡單地以產業結構的變化作為發展的標志，這實際上忽略了第三產業的發展與其他產業的內在關聯性。第三產業只有在內部的專業化完成以后，才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標志。對此，彼地·T.鮑爾和B. S. 亞梅早有闡述。他們針對克拉克和費希爾關于“實際人均收入的高水平總是與第三產業勞動人口的高比例相關……而實際人均收入的低水平又總是與第三產業勞動人口的低比例和第一產業勞動人口的高比例相關”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指出：“首先，大部分第三產業產品并不是需求收入彈性較高的奢侈品，相反，有些第一、第二產業產品倒是奢侈品，其總量規模可能還很大；其次，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大規模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再次，把需求收入彈性概念應用于整個經濟產生了加總問題，使得任何關于變化和經濟增長條件的平均值變化的一般命題都令人懷疑，而當相對要素價格和收入分配發生變化時，就尤其如此。”[7](P114-115)鮑爾和亞梅的觀點是，經濟活動的不完全專業化，可以實現第三產業的規模的增大，但是并不必然表現為經濟發展。這可以解釋為什么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普遍地喜歡從事商業活動。這是因為，在經濟從生存向初步的交換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商業活動可以給人以更大的激勵和促進。而這種促進，則可能帶來分工的加深和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但絕不能認為是經濟的真正發展。正如鮑爾和亞梅所指出的：“或許更奇特的是，購買毛皮大衣、牡蠣、魚子醬、大螯蝦、野雞以及蘭花維持了狩獵、捕魚和畜牧業，這些活動屬于第一產業。”[8](P116)
　　所以，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的初期，需要特別注意分工的作用和意義，必須按照正確的序列來發展經濟，形成對經濟發展有效的“實際過程”。中國出現過“下海經商”的熱潮，蘇東國家解體后，最先發展起來的也是邊境貿易。這些都體現了貿易的吸引力，而這又不能不加辨別地認為實現了經濟增長。當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商業興旺的時候，暴露出來的恰恰是分工和專業化的缺乏，并將制約技術進步，從而延緩經濟發展的步伐。所以，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通過對分工約束的解除來獲取增長的動力，其政策選擇就應該是對知識積累進行補貼，加大教育和研究的投入。顯然，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將有限的資本投入到了一般性的建設之中，而忽視了除非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一般性建設是可以通過市場力量自發形成的。
　　二、資本不足決定的“實際過程”
　　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普遍的資本不足問題，資本形成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對麥迪遜和丹尼森等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后可以看出：資本投入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展中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而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達國家要大于發展中國家。[9](P157)盡管這種“唯資本論”受到了批評，但是仍然獲得了大多數發展經濟學家的贊同，而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也支持了這一觀點。尤其是在擴大資本的含義，引入人力資本概念的情況下，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要素（資本和勞動）投入量的增加。
　　在資本不足的約束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實際過程”面臨著困難。在封閉經濟中，資本形成的來源單純地依賴于儲蓄的增長，即儲蓄轉化為投資。但事實上，儲蓄轉化為投資能否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是投資效率，即資本—產出比。當資本—產出比不是固定的（不變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就面臨著困難。盡管索洛—斯旺模型通過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性而解決了哈羅德模式的不穩定性，并在擴展的索洛—斯旺模型中加入了技術的長期變化，但技術仍然被認為是外生的、偶然的，因此不能解決長期增長問題。新增長理論對于技術內生化進行了研究，并用AK內生增長模式消除遞減收益，成為解釋經濟長期增長的主流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前述的各種關于增長的理論仍然是適用的，尤其是通過國際經濟交往，不僅引進了資本，而且可以通過技術的引進以及技術的“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來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不足約束。
　　但是，資本形成絕不僅僅是靠幾個模型就能加以說明的。儲蓄是資本形成的主要來源，但是儲蓄轉化為投資需要條件：健全的貨幣制度、儲蓄傾向和預期，而發展中國家恰恰在這些方面存在著缺陷。另外的問題正如新劍橋增長模式所批評的，由于資本家和工人的儲蓄傾向不同，或者說不同收入類型的儲蓄傾向不同，因此，在現實的資本形成過程中，經濟增長就獨立于工人的儲蓄傾向。也就是說，由于經濟增長越來越取決于勞動力的增長率和資本家的儲蓄傾向，這將進一步導致對工人不利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失調反過來會影響經濟增長。這樣，要獲得穩定的經濟增長，就必須調整不同收入階層的儲蓄率。而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制度條件往往是有利于高收入人群的，尤其是資本家作為一個整體的時候，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有的利潤的比例高，經濟增長就取決于資本家的偏好。這樣的情況在中國也有反映，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是工薪階層，而工薪階層的儲蓄除非受政府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影響而轉變為投資，否則，儲蓄者主動投資的積極性是受到抑制的。或者說，由于各種生存壓力的存在，工薪階層大多數屬于“風險厭惡者”，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投資行為。而在我國現行的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對貨幣政策不敏感，從而導致對投資效率的輕視，經濟增長中的過度投資就時常發生，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增大。
　　另外，擴大了的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在發展中國家也是不足的，這部分地因為歷史的原因導致發展中國家教育和技術水平低下，還由于人力資本的形成和技術的進步需要一個長時間的連續過程，而發展中國家往往不具備這樣的連續過程。以中國的情況為例，從教育的角度（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因素）看，教育資源的配置是不均衡的，教育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使國民整體教育水平長期不能得到提高，再加上缺乏“干中學”機制，技術進步受到制約（在我國主要表現為高級技術工人的缺乏和科技成果轉化困難），收益遞減無法被克服，進一步增加了經濟增長的長期不穩定性。而對于俄羅斯等轉型經濟國家來說，一旦它們實現了轉型期的制度穩定和克服了資本不足的約束，人力資本和技術的優勢就得以發揮，經濟就呈現高效率的增長。
　　所以，發展中國家在資本約束下的經濟增長的“實際過程”，就表現為各種資本的不協調。從技術內生的角度說（如果將人力資本和技術在同樣的意義上使用的話），這種不協調主要表現在單純的資本不足上——不是資本總量的不足，而是資本結構存在缺陷，并會經常性地出現過度投資的現象，經濟增長就會持續地出現“冷”、“熱”交替的現象。
　　三、農業發展、產業協調困難決定的“實際過程”
　　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發展目標是在農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工業化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對于農業發展，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這種重視在兩個不同發展方向上得到體現：由于農業人口眾多，為提高農民收入以改善農民生活水平，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必須盡快地“消滅”和降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這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農業發展悖論”。
　　西蒙·庫茲涅茨在1961年發表的《經濟增長與農業的貢獻》中，提出了農業部門對經濟增長所具有的貢獻：產品貢獻（包括糧食和原料）、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包括剩余資本和剩余勞動力）以及國內農業通過出口農產品而獲取外匯收入的貢獻。1984年，印度經濟學家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將庫茲涅茨歸納的最后一項貢獻定名為“外匯貢獻”，并把傳統農業的技術停滯歸因于缺乏適宜的替代技術、農民對技術缺乏知識和了解、承担風險的能力很低、投資資金缺乏、現代投入品供給不足、傳統制度障礙等六個方面。由于傳統農業的技術停滯和農業的“四大貢獻”，使得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發展更是成為支撐工業化的力量，而對于農業自身發展來說，則是長期的農業生產力低下和農民的生活貧窮。
　　日本農業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國農業經濟學家拉坦在20世紀70年代初共同提出了“誘導的技術與制度變革理論”，以消除農業發展的技術進步和制度約束。他們認為：“在一個國家中，若一種要素相對于另一種要素比在第二個國家更昂貴，則創新努力將被引導到節約這種昂貴的要素”[10](P389)，并提出了誘導的技術變革模型。同時，他們也指出，“由技術變化引起的經濟關系的不均衡是導致制度變化的主要源泉”[11](P398)。但是，這種模型對于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顯然存在著缺陷。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傳統性特點在于農業勞動力的要素價格極低，因此缺乏技術替代勞動的動力，除非政府通過補貼甚至政策強制要求采用先進技術，否則就不會出現廉價要素對昂貴要素的替代，恰恰相反，由于農業勞動力的極大過剩，任何機器的使用都會出現昂貴投入品替代廉價投入品的現象。而發展中國家農村中所特有的等級和家族（宗法）制度及其穩定性，又極大地排斥了所謂的“制度變革”。
　　“農業發展悖論”的存在往往以“消滅”或降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作為解決方案，工業的發展由此獲得了農業的支持。可是，人們希望的在工業發展起來以后對農業的“反哺”卻遲遲無法到來，這與工業發展的自身規律有關。由于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是開放的，因此，工業的發展或者工業化的標準必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工業發展對于技術持續進步的依賴程度比農業要高，正是由于這兩個原因，工業化的過程始終是“眼睛向外”的，并且由于技術的進步對農業依賴的減少（隨著工業的擴張導致對土地的掠奪和農業產出的下降，工業所需要的農業原料可以更多地從國際市場獲得），工業的發展路徑就與農業的發展路徑難以重合。另一個原因是，工業組織是一個標準化的時間序列組織，而農業組織卻是一個自然組織，工業對農業的反哺，除非這一農業與工業發展具有緊密的聯系，否則就難以實現。從現實看，所謂的“公司＋農戶”的生產組織形態，也只是由對農產品的深加工而形成的，看似是對農業的反哺，事實上農業仍然處于依附和弱勢地位。所以，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悖論”的存在以及工業與農業發展路徑的差別，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始終處于緩慢的低層次發展狀態。基于此，城市工業中的失業現象和農村的過剩勞動力之間的沖突難以避免，以城市化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也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即使農村勞動力轉為經營商貿，其收入水平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因為這無非是對可能的農業通過技術進步而發展的一種替代，農民的生存狀態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由“轉行”而獲得的比務農高出的部分收入是十分有限的，而生活方式的轉變使農民的支出結構發生了變化，也就使得無論是仍然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還是已經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增收的部分仍不足以進行資本品投入或者進行自身的培訓，農業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長仍然是緩慢的。
　　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緩慢相伴隨的不僅有資本投入的不足和技術進步激勵的缺乏，還包括對人力資本投入的不足。但是與教育的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相比（教育在人力資本形成中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醫療、衛生等條件的改善卻可以快速地提高人力資本中的某些次要方面——人均壽命的延長。也就是說，在對農業的資本投入不足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緩慢的基礎上，與農業生產率增長緩慢平行發展的還有普遍的“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再加上普遍較高的農業人口增長率，農業的發展又面臨著新的約束——有效甚至是初級勞動力的減少，而不是“勞動力的無限供給”。
　　所以，在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協調困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又呈現出這樣的特征：工業化的進程不是主要地來自于技術進步的緩慢，而是在于技術內生化難以在全社會實現，也就使得改變“二元結構”的種種努力只能獲得暫時的成效。
　　四、城市化和失業問題決定的“實際過程”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城市化水平被看做是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城市化也是經濟發展的措施，被認為是解決發展中國家“二元結構”的重要途徑。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選擇是可行的。但是，在發展中國家是否行得通？或者，什么樣的城市化才行得通？
　　劉易斯模式的一個有益的分析是將工業化和城市化結合在一起，這樣，勞動力從傳統部門（農業部門）向現代部門（工業部門）的轉移就是城市化的過程。他將勞動力的職業變化和人口的地域遷移看做是一個過程，因此，在劉易斯看來，加速城市化發展和加速“鄉—城”人口流動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重要途徑。劉易斯還分析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原因，包括城鄉收入差別擴大、加速發展的學校教育和對發展方面的支出過分集中于城市。劉易斯也坦陳農村人口向城市空前地涌流，大大超過了城市的吸收能力。[12](P92)在1979年的論文中，劉易斯承認，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國家，現代部門的擴張雖然是傳統部門的生命線，但是，“不管現代部門的就業增長有多快，失業仍將增加”[13](P151)。問題的出現是由于現代部門的規模不夠大，而傳統部門的規模又過大，所以這種轉移過程將是長期的，解決的方法是加速現代部門的發展。與劉易斯的分析不同，托達羅則在自己的模型中指出：“如果不集中努力使農村生活變得更有吸引力，要想大幅度地減少城市傳統部門的規模是極為困難的。”他提醒人們，只要城鄉實際收入差別繼續增加，城市“相當高的長期收入的誘惑會吸引農村遷移者源源不斷地流入越來越擁擠不堪的城市貧民窟。這種日益擴大的城市失業大軍的潛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后果是不應該等閑視之的”。[14](P212)
　　于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又陷入了這樣一種“實際過程”：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所創造出的就業崗位被技術進步部分地抵消了，一些新的就業崗位要求較強的技術性，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進入；收入差距則成為對農村勞動者的重要吸引因素，在農業發展緩慢的情況下，它對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吸引力更強。城市失業的增加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涌入和滯留產生了兩個結果：一是城市不堪重負。集中地對城市進行投入，出現城市的過度擴張或過度城市化，這又進一步增大了對農村的吸引力。二是導致農業勞動優勢人口的喪失，使農業發展更加缺乏人力資本的支持。中國的“農民工”生存狀態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但是更應該考慮的是如果“農民工”在城市安家可能帶來的后果。
　　五、“控制過程”的有效性與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在面臨專業化約束、技術進步約束、資本約束、產業協調困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城市就業的擠壓這五大困境的情況下（這應該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方面），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就變得異常復雜。直接的后果是，對復雜的“實際過程”進行控制成為一道難題，控制器的選擇、變化和設計在現實中表現為不斷的試錯過程。
　　是否可以建立一個較為簡便的模型來說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運行過程，并依據獨立模型實施控制呢？這應該是十分困難的。發展經濟學家們已經建立的模型在修正了他人缺陷的同時，自身又存在著缺陷。也就是說，不同的模型只是解決了部分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通過純粹的技術手段，似乎很難獲得一致性的結論。或如繆爾達爾所說的：“制度研究不能依靠普通經濟文獻所使用的概念，或從發達國家的研究中借用諸如收入、儲蓄、供給、需求和價格之類的概念，這些概念統統都在市場之內，統統以總量或平均形式而表現。這些概念不足以說明不發達國家的現實。”[15](P156)作為制度經濟學家的繆爾達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激進的制度改革”，“這將為較高程度的平等和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服務。這兩個目標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這意味著與發達國家的根本區別，在發達國家，這兩個目標是可以而且經常分開來追求的”。[16](P156)繆爾達爾認為，發展中國家（他的研究視角是南亞，而且是在36年前完成的，但這并不影響其思想的深刻性）成為“不發達”國家的原因除了產出和收入水平低、生產方式落后等原因之外，重要的是“存在著不適宜的各種制度——從國家一級到控制家庭和四鄰的社會和經濟關系的各種制度”[17](P305)。這一觀點與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謀而合。不同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革是為了適應市場機制，因此要求減少政府干預，而繆爾達爾的制度變革更多的是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制度缺陷。
　　繆爾達爾的觀點可能更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至少是部分的現實。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存在著前述五個不適應市場解決的困境的同時，文化、政治制度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可能更加深遠。“所有這些制度的缺陷與公眾態度的缺陷緊密相連。這些態度通常支持制度，同時也得到制度的支持。兩者對低下的生產率和低收入負有責任。而低生產效率和低收入反過來又使低識字率和教育水平難以改進，這些又使社會制度的缺陷永久地存在。”“在缺乏政策的情況下，一個社會體系，作為我們上面討論的最初變化和所有條件的內部作用的結果，或者停滯，或者發展到更高的水平，或倒退到更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有計劃，就有旨在達到或加速發展的政策調整。”[18](P307-308)繆爾達爾的建議是實施滾動計劃，也就是短期的具有不同目標的計劃，這成為傾斜政策的理論依據之一。鄧小平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和繆爾達爾的建議是相契合的，盡管我們不能確定二者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聯系。
　　被專業化約束、技術進步約束、資本約束、產業協調困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城市就業的擠壓五個技術層面的困境制約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內部約束——制度約束。盡管制度已經被內生化，但是對于更加具體的五個技術層面的困境而言，制度仍然是外生的，當然，企業制度不在此列。這種制度內生化得以實現的主要方面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所以，一旦收入分配制度獲得了改進，技術層面的問題才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得到解決。
　　楊小凱簡要總結了兩種轉軌：與憲政規則的轉軌相結合的市場導向型改革（東歐和俄羅斯模式）及缺乏憲政秩序條件下的市場導向型改革（中國和越南模式），后者被認為是在執政黨制定的游戲規則下實施的。楊小凱得出的結論是：“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確認的市場失敗不是由私人市場經濟固有的無效（像外部性和公共財產）所造成的，這些所謂的市場失敗實際上是由國家強加的意識形態約束所造成的。”[19](P456)“中國的雙軌制并沒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試驗不曾提供的多少新信息。它恰好再次驗證了成功的經濟發展不僅需要市場，還需要憲政秩序和法治來保持個人權利并提供對政府權力的有效制衡。適當的道德準則、行為規范以及打破執政黨的政治壟斷是憲政秩序形成的根本。”[20](P457)
　　楊小凱的總結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問題的關鍵是，由于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和制度傳統，純粹地按照發達國家路徑進行改革，似乎并不能說明現實問題。在這里，需要再次引用繆爾達爾的觀點：“理論不過是關于所研究的社會現實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問題，必須強調的是，所有的知識，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機會主義的，而且它們越少受到針對經驗事實的堅實研究的檢驗和完善，其機會主義性質就越強。”[21](P10)
　　事實上，發展經濟學家們雖然對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差異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卻沒有將收入分配作為一條真正貫穿于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過程的主線。應該注意到，無論是什么樣的增長或者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模型，最終的目的都是實現收入的均衡和福利最大化。只有收入分配制度及其形式得到改善，才會真正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境。當然，很多人會對此提出異議：收入制度不外乎是受到憲政約束或經濟增長率影響的“衍生”問題。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一異議是同樣成立的：難道憲政和經濟增長率不是為收入分配來服務的嗎？
　　六、簡要的結論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一個方法上的誤區：將總結發達國家的經驗而形成的理論模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措施，而忽視了這一經驗總結的歷史性和特殊性。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是“自然”的增長過程，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是一個“跳躍式”的增長過程，增長的路徑是不同的。現代發展經濟學理論是對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將這種總結當作一般性的政策指向，必定會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造成障礙。例如，城市化是發達國家經濟現代化過程的結果，而在發展中國家卻普遍地將“城市化”作為推進經濟增長的措施；農業產業的特殊性，使得獲得農業現代化必須縮小農民數量，而發展中國家卻認為工業發展可以反哺農業，并將未來的工業反哺農業作為鼓勵農業向工業貢獻的誘餌；分工導致市場規模的限制，擴大市場規模，尤其是開拓國際市場是必然選擇，發展中國家卻將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完全忽視了發達國家的消費本身是世界性的；等等。正是在這樣一系列的認識“誤區”誘導下，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過程”不僅形成了積重難返的局面，而且在國際分工中始終處于低端，發展的空間受到限制，而這一“瓶頸”的形成，恰恰是盲目地接受發達國家經驗的結果。所以，根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訴求的特殊性，根據已經形成的困難重重的“實際過程”，盡快探討一種可行的“控制過程”，無疑是擺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面前的重要課題，對于發展中國家擺脫“發展陷阱”是具有長遠意義的。
　　注釋：
　　①當然，我們總是假定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大多數遵循的是自然規律或技術規律。這在實物客體狀態改變的直接生產過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將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應用于更大的系統，比如國民經濟系統，就不一定是有效的。這是因為，“實際過程”也依賴于“控制過程”，在國民經濟系統中，“控制過程”表現為很多的決策是由不同的控制機構作出的，這與在市場中企業或廠商通過分散決策的“控制”不同，這種外部控制（決策或政策）會內化為微觀組織的新的規則，從而使“實際過程”發生偏差。
　　②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文獻可以參見楊小凱：《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64～70F8世界經濟導刊張旭20082008
發展中國家/實際過程/控制過程/經濟發展/經濟轉型
　　developing countries/actual process/control process/economy development/economytransition
Research on Growth Constraints and Economy Transi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ZHANG X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There are five constraints whic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face during their economy development, namely, the core problems are specialization, technology advancement, capital, industry coordination and overplus rural labors. The five aspects determine the actual process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fore, it appears very difficult to design the control system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this task can become relatively easy when we design th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categori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and frames about how to establish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面臨五個方面的約束：專業化約束、技術進步約束、資本約束、產業協調困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城市就業的擠壓。這五個約束決定著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的控制過程的設計就顯得十分復雜。但是，循著收入分配制度和形式調整的思路，可以簡化發展中國家的控制模型。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64～70F8世界經濟導刊張旭20082008
發展中國家/實際過程/控制過程/經濟發展/經濟轉型
　　developing countries/actual process/control process/economy development/economytransition

網載 2013-09-10 21: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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