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隱匿：“十七年文學”的文化選擇

簡體傳統

    中國“十七年文學”(1949—1966)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直線流程的集中書寫，在這“十七年”中，作家們努力想成就一個提供中國現代化方案的大文本。但由于其中隱匿了“ 城市”這一現代化的關鍵詞，文本的性質變得曖昧起來。城市的隱匿使“十七年文學” 文本未能展現現代化進程中文化轉型的復雜場景，略去的是人的現代生成。在審美品格上，“十七年文學”表現出對“理想”、“英雄”、“真理”、“規律”的巨大熱情，在某種程度上由現實主義滑落到了古典主義。
    　　　　一
    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心從農村移向城市，要學會管理城市。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新中國的應用也促進了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從文化形態上來看，工業化帶來的必將是向城市文明的轉型。
    城市文明取代鄉村文明，是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過程中文化變遷的經典模式，文學在城市文明前行中也獲得了生存、拓展、繁榮的契機。且不論明末清初資本主義的萌芽對中國白話小說創作的推動，即就“五四”新文學而言，它就是由“市民階級”領導的。“五四”文學的現代城市文化性質，是與中國城市的現代化聯系在一起的，“五四” 時期城市、鄉村文明的比照，使作家對鄉村的書寫有了一個新的文化視角，鄉村相比于城市雖有純樸、明凈的一面，但城市文明的燭照也突顯了鄉村封建文化的愚昧、落后和非人性，這新的視角在小說文本中具體為知識分子視角。這一視角的存在，使得作品不僅對鄉土的風俗人情進行非功利的審美觀照，而且文本中流露出對下層農民的深切同情，并同時批判了他們身上的文化滯后性因素。這使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許多鄉土文學作品，無論就其藝術審美性還是其文化深厚性來說，都呈現出比較高的水平，并站在了鮮明的人道主義立場上。
    這一創作視角，在趙樹理的鄉土小說中被置換了。趙樹理自覺放棄了知識分子視角，采用農民視角，他的小說由此表現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今天看來，農民視角的采用使得趙樹理作品的文學性受到了損害。不過他也確實由于這一視角的運用，發現了極有意味的“中間人物”，這是以往知識分子視角下的一個盲點。可惜趙樹理的作品，在原“解放區”方向性的意義僅突出地表現在政治服務性功能方面，他筆下的“中間人物”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原“國統區”的作家在戰爭的形勢下對農民群體有了新的理解，他們沿著“五四”批判現實主義的道路，倒是從另一個角度深刻地切入了“中間人物”，揭示了這些苦難的人們“被奴役的精神的創傷”。1949年后原“解放區”文學唯一“合法性”地位被以政治化的行政方式確定了下來。原“國統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們，勉為其難地實現著創作轉型，其中絕大部分由此步入創作低谷，不少作家甚至放棄了創作。特別是，60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 ”受到批判，這表明當時已經不允許表現農民滯后性因素，知識分子在城、鄉比照下，對農民的文化批判就更被禁止了。“十七年”鄉土文學作品中城、鄉比照的視角完全被取消了。離開了“城市”的比照，鄉村便失去了其特有的內涵，“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首先表現在它作為打量鄉村的參照物這一角色的喪失。
    “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更表現為城市文學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國文壇，原 “解放區”作家占有著主導地位，他們這些人熟悉的是農村生活，在他們思想深處文藝為人民服務被理解成為農民服務，他們多年來追求的文藝大眾化，更確切地說是文藝的農民化。這兩方面決定了他們的筆往往滯留在農村生活這一素材域中，而對他們身處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間”也被簡約為“工廠”這一斗爭資本家的場所，且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發方式、道德體系、價值取向、文學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縛在鄉村文化范疇，反映的是作家們的鄉村情結。
    　　　　二
    “十七年文學”中，當然也有個別注意呈現“城市空間”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 第一、二部)就是“十七年”城市文學中相對較好的一部。不似同類題材的作品將城市 “車間”化，這部作品中非常難得地出現了“名車”、“花園洋房”、“舞廳”、“西點”等現代城市意象，作品渲染出城市富有階層男女的頹廢色彩，這是“十七年”同類題材作品中所沒有的，在這一點上，它比較像茅盾的《子夜》。茅盾在《子夜》里，對都市里金錢、權力、色相所構成的巨大誘惑，以及人無力拒絕誘惑而表現出的頹廢傾向，作了精彩描繪，這使得該小說雖存在著受到政治因素干擾的局限，卻仍不失為一部好的城市小說。在《子夜》中作者強烈的都市文化意識成為小說中諸多城市意象的靈魂。
    《上海的早晨》雖然在某些方面與《子夜》相似，但作者表現出的仍是鄉村文化意識。首先，在這部小說里作者將鄉村階級斗爭的場景簡單化地位移到城市。文本中同時展開的是“城市”、“鄉村”兩條線索，在《子夜》里從鄉下來的吳老太爺、四小姐對上海的打量構成審視都市的“他者”視角，它突顯的是城市本體，但在《上海的早晨》中 “鄉村”的設置卻不是以文化參照物為目的，而是呈現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以對應于 “城市”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斗爭，共同演繹舊中國將人變成鬼、新中國將鬼變成人的故事。地主和農民的矛盾與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是人類歷史發展中不同階段的存在物，它們并不能簡單地等同起來。小說中這樣的安排，恰恰說明了作者無法突破原有的價值判斷體系，在一個新的層面上理解資產階級和工人的矛盾。也就是說，《上海的早晨》雖同時展開了“城”、“鄉”場景，但他筆下的“城”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鄉 ”的空間遷移而已。所以作者對城市資產階級本質特征的挖掘，只是照搬了以往對地主階級貪婪、自私、兇殘、不擇手段等特征的概括，冠之以“貪得無厭”和“唯利是圖” ，對資本家簡單化的讀解造成了小說中資本家人物形象的單薄。
    其次，作者的鄉村文化意識，表現在作者對城市所作的“大染缸”這一批判性說明上。蘇北干部張科長，在金錢和色相的雙重誘惑下，失去了一個干部應有的操守，給國家帶來了大的損失。新中國成立后，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從農村來到城市，他們中確實有一部分人，無力抵擋來自極富感性色彩的城市的種種誘惑，自甘墮落。更為普遍的是類似于同一時期另一篇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的情況。許多干部進城后，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物質欲望逐漸增強。建國初期人們對自己的物質欲望增強普遍地有一種罪惡感。這種罪惡感來自于想象中對自己階級成分改變的羞恥和恐懼。《我們夫婦之間》中的“ 我”，最終對自己進城后的生活方式作了否定性的反思。像張科長這樣走向墮落的干部，理應受到批判甚至法律的懲處，但人們并不能由此簡單地否定城市所激發起的物質欲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美好生活本能的渴望，只要適當地引導，便可以成為人類“向善”的一種動力。然而在階級斗爭之弦緊繃的年代里，人們以實際擁有的物質財富的多少判別敵友關系，不恰當地將人的物質欲望視作剝削階級的標記，要努力地對之加以克服，卻忽視了它是人的現代性生成的重要基礎。
    從另一方面來看，對物質世界的排拒，是長期以來生活在小農經濟形式中人們的當然選擇，自滿自足、隨遇而安是小農經濟形式下的一種文化心態。人們在自己種種欲望面前的罪惡感，還來源于固有的文化心態受到沖擊后的不適。1949年后“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其實是遠離欲望的一種間接表達，它呈現的是傳統的鄉村文化結構形態。《上海的早晨》中作者無意于從正面刻畫一座極其感性的城市，而只是想宣告城市大染缸的特征，用來警示黨的干部要潔身自好。而且在此書寫過程中舞廳、飯店、“大世界 ”、戲院等公共娛樂場所都是腐蝕人的手段，作者對它們的否定不言而喻。
    另外，《上海的早晨》中的鄉村文化意識，還表現在對徐義德、朱延年這些商人形象簡單化的讀解上。固然，這部作品對上海灘解放后大多數民族資產階級在“三反五反” 中表現出的觀望、猶疑、担憂甚至恐懼這極為復雜的心態刻畫得非常細致、生動，但作者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產階級分子在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下，和平改造的必要性和曲折性。特別是像朱延年這樣一位不擇手段混跡上海灘的人物，作者僅集中寫他作為商人的狡詐、無恥而未能開掘他身上折射出的城市文化特征。《上海的早晨》雖然人物龐雜，空間切換較多，但它們并未能構建一幅立體的城市圖景，作品中少見鮮活的城市人物性格，它缺少30年代茅盾的《子夜》里像吳蓀甫這樣豐滿的資產階級形象。但即使是像這樣的城市文學作品，“十七年文學”中也是微乎其微的。
    　　　　三
    城市的隱匿，使得“十七年文學”文本中所表達的現代化訴求缺少精神、物質基礎的構建，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學”似乎成了紅色中國、鄉土中國的書寫，但在現代文學史上城市文學所取得的成績并不遜色于鄉村文學。
    20世紀上半葉，戰爭改變了中國城鄉的原有秩序，大批城市市民逃亡鄉村，在革命政黨的軍事戰略轉為農村包圍城市之后，鄉村的區域性地位大大提升了，鄉村成為全中國關注的焦點。鄉村生活題材的作品比以往增多并引起重視。然而即使在“鄉村”的重要性被廣泛認同、甚至政治權力的重點都轉向鄉村的時候，鄉村生活題材的選擇也并沒有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教條。許多作家的知識結構、審美情趣、言語方式和生活習慣等決定了他們創作時明顯地傾向于城市生活題材。尤其是淪陷區上海早在30年代時就已是一座世界性的現代化大都市，它的都市文化特征非常突出，它為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學想象方式、流通方式。《駱駝祥子》、《子夜》、《四世同堂》、《傾城之戀》等一批作品，都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城市的靈魂，它們以各自不同的風格，成就了城市文學多元化發展的格局。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的上海出現了幾位注重形式實驗的現代化都市書寫者——新感覺派諸作家，他們借用新的電影攝影機視角描繪感性十足的“都市風景線” ，展現了都市文化中繁華與頹廢共生的圖景。大都市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物”擠壓下人的異化的矛盾、現代文明突顯的理性與非理性沖突，這些現實主義手法表達的局限，被新感覺派借鑒的西方現代派技巧突破了。如文學史家所言，到30年代，就有了分別以茅盾、老舍和新感覺派作家為代表的三派都市文學，到40年代張愛玲、錢鍾書的出現，就更豐富了城市文學的構成。
    然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城市文學傳統，沒有生成“十七年”城市文學創作的可借鑒性精神、藝術資源。任何一種文學傳統的激活只有當它被納入接受系統之后，一部作品即使從它誕生之日起，獲得的只有否定性的評價，它也將在否定中獲得生命。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 ”。
    1949年后，隨著左翼文學在文壇上主導地位的確立，他們的文學批評原則具有規范意義。在種種規范下，批評家們甚至失去了選擇批評對象的自由。當時批評對象的選擇標準，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政治地位或者是作品的現時政治意義。特別是1949年后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并不被視作是個人的純學術研究，現代文學史著作中作家的選擇和排次要依據各自的政治地位。像新感覺派諸作家和張愛玲、徐@①等人，早在當年他們發表作品時，就遭到了許多左翼批評家的批判和封殺，他們自然就更沒有進入文學史的資格。1949年以后的30多年，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和研究文章中，都不提張愛玲和新感覺派諸作家，不提錢鍾書的《圍城》。他們成為文學史上被塵封的往事，他們的歷史生命以及他們代表著的一種文學傳統也就此被切斷了。
    “十七年文學”中的城市隱匿，還表現在文學研究中對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城市文學作家作品研究的回避或偏讀上。茅盾和老舍的研究雖沒中斷，但他們作為城市文學創作重要的代表作家的身份始終未被提及。就兩位作家1949年后自身的文學活動來說，茅盾將大量的精力放到了行政工作中去，老舍解放后雖得了很高的榮譽，但他基本上由小說創作轉向了話劇創作，并且他自覺地遵循新的文藝路線，完全否定了自己以往的創作道路。
    在“十七年”里出版的文學史著作中，作為一種文學類別的城市文學，是一些描寫或被解讀為描寫城鎮人民灰色生活或是反映工人階級斗爭的作品，如老舍的《駱駝祥子》 (在文學史著作中對祥子這一人物形象的評價都是從他反映了階級壓迫這個角度談的)、張天翼的短篇小說集《從空虛到充實》、《小彼得》、歐陽山的短篇集《生底煩擾》、沈從文的《八駿圖》和草明的《原動力》等等。當然這些作品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中國城市當時的現實生活景況，經由它們形成的創作傳統在傳承中被發展、壯大，至今仍是我國文壇主流文學作品的重要基礎。然而它們被視作城市文學的全部不僅是非常片面的，而且對其后城市文學的發展極為不利。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除了里面人物的生存背景與同期的鄉村小說中展現的不同外，他們的文化心態是一致的。像沈從文，他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是從《邊城》這一類反映人性美和原始野性力量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他始終是一個“鄉下人”，他對城市的批判是基于他的鄉村文化情結；像草明的《原動力》這部作品，反映的是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的成長、壯大的故事，但它政治圖解的意味過濃，缺少城市文化氣息，作品中不僅工人的形象刻畫得不豐滿，而且其中的“生產”和“ 反生產”只是對階級斗爭所作的簡單化說明，這部作品在當時受到了好評，開了日后工廠題材小說中充斥了階級斗爭這一不好的頭。在任何情況下，“區分市鎮和鄉村的不是大小而是一種心靈的存在。”就此而言這些小說中的大部分在本質上屬于鄉村小說。而像新感覺派等比較典型的城市文學作品，卻在“十七年文學”中銷聲匿跡了，直到新時期以后這一脈創作傳統才慢慢被續接上。
    　　　　四
    城市的隱匿，對“十七年”城市題材文學作品藝術內容的改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表現在“十七年文學”日漸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禮俗的審美意義，而禮俗作為一種文化復合體，正體現出城鄉生活的差異性。城市生活有著較鄉村生活遠為復雜的人際關系、生活形式，對它們的應對是城里人對自己心智的考驗，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應對中體會著生活的愜意。日常生活好似波瀾不驚的小溪，緩緩覆蓋人的生命，小市民們的世故、圓滑保護了他們，養成了他們生命力的內斂。在日常禮俗場景中，廣大市民人性的內容徐徐展現，其背后的文化結構呈現了出來。雖然這種文化結構多是固態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對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對它的呈現的基礎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對于北京的文化批判為思考起點的”，雖然他的作品因多顧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發的生機，這正是老舍的小說需發展的地方，而這發展并不能簡單化為剝離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學的意義秩序被規定在政治意識形態范疇內，它被要求能闡釋新中國 “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場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絕，就連老舍，他最終還是中途放棄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說《正紅旗下》的寫作。“十七年文學”語境將對日常生活的疏離推到了極端，連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賴的最基本的關系——愛情和親情都遭到排斥。愛情和親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學創作的母題，但在1949年以后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都是中國作家們創作的禁區。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之后，中國文學創作出現過短暫的繁榮，在這期間出現了一批反映情愛的小說，像陸文夫的《小巷深處》、鄧友梅的《在懸崖邊上》，這些小說都以感情細膩見長，彌補了同時期文學作品情感過于粗放的不足，但不久他們都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城市日常生活在文學作品中的消失實際上是抽去了普通人物活動的正常環境，這些人物形象由日常生活中的常態人變成了作家筆下充分政治化的人。
    與此同時，“十七年文學”在英雄的塑造中，進一步消解了城市日常生活的平庸。面對城市的文化建設，新中國太需要一些城市英雄來掩飾她實現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力不從心，而一個剛經歷了槍林彈雨的國度仍沿續著戰爭中的思維定勢，強調著英雄的戰斗性，強調著生成英雄的那戰火硝煙的背景，以這種思維定勢作判斷，英雄是斷不可能產生在市井生活中的，它只能產生在激烈的沖突中。于是我們反復看到的是移置到城市和平環境中的階級斗爭場景，當英雄形象的塑造成為文學創作的指令性政治任務時，我們就毫不奇怪地看到城市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充斥的只有階級斗爭的場景，而這些場景大多存在于工廠這一無產階級力量最大，勞資矛盾也最嚴重的地方。“十七年文學”作品在塑造英雄這一人物形象時，過多地強調了他們作為政治角色的重要作用，略過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場景，比如艾蕪的《百煉成鋼》里的秦德貴在梁景春的幫助下迅速成長為中國新一代產業工人中的英雄，小說文本中雖涉筆了秦德貴的愛情，但并未寫他和孫玉芬在日常生活中的兩情相悅，而是強調秦德貴思想的進步、政治品格的高尚，將此視作情愛的重要砝碼。“十七年文學”中的英雄越來越不食人間煙火，英雄形象在“非人化”途中越來越臉譜化，成為“革命本質”的化身，文學在失落了英雄人性的同時也失落了它自身的文學性。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典型”，卻為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理論支撐，1949年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創作的教條，以致多年來中國文壇上“ 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層出不窮，英雄情結甚至固定成為中國作家創作的一種隱性心理結構。新時期大批的改革文學作品乃至今天的許多涉筆政治體制改革的文學作品，作家在表達他們對改革的迫切愿望的同時不自覺地流露出期待英雄的焦慮，這種焦慮絕大多數時候又摻入了封建清官意識，使得這些作品在文化形態上成了怪胎。
    “十七年文學”作品中與對英雄的神話化相伴隨的，是作者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精神。唯物史觀所表明的社會發展本質論，激蕩著人們對共產主義前景懷著最樂觀的期待，新中國現代化的夢想，定格在大同社會這一烏托邦圖景上。“十七年”的作家們，大多將關注現實的視線投放到遙遠的未來大同世界，以對美好前景最為浪漫的預設取代了對現實的理性審視。城市文明在與鄉村文化的頡頏相抗中的艱難衍進，以及城市文明自身建設過程中的自我文化批判，這些沉重的主題全在歡樂的暢想中被拋棄了，“十七年文學 ”作品中有關苦難的書寫只是為了掀起歡樂的高潮。于是，“十七年文學”的審美形式占主導的是頌歌體，“十七年文學”的審美風格是“崇高”，這逐漸固定為1949年后文學創作的一種美學規范，而這種審美風范引向的是向古典主義的倒退。
    　　　　五
    “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其代表著的一種文化立場在很長時間里都影響著國民，間接地造成了我國當今城市文學的不發達。在對“十七年”城市隱匿反思的過程中我注意到這樣一些問題：第一，城市隱匿這一文化選擇，與1949年前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有關。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的構成包含有兩個部分，一種是小農文化，這是最主要的文化形態，但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對中國的入侵客觀上帶來了西方文明，因而，以商業文化為主要特征的資產階級城市文化是另一種文化形態，兩種文化形態的存在自然就有相應的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倫理道德體系，也就有了不同的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理解。就文學生產而言它不僅提供了作家創作的參照系統，也激發了讀者對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的閱讀興趣。這也是文學領域城、鄉文學二元形態共生的一個必要條件。
    1949年后這一條件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文化形態，在1949年后很短的時期內，就定型為小農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格局。這一來是由于以往的資產階級城市文化形態，只存在于極少數沿海大城市中，它們并未給周邊地區帶來文化變遷；二來是城市文化形態的發展、成熟源于西方文化的強行植入，有深深的殖民化印記，在中國人的頭腦中與恥辱和怨恨相聯系；三是因為中國現代工業不發達，農業和手工業又非常落后，城市文化形態缺少現實的物質基礎；另外，這也與毛澤東自己文化上的皈依，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革命斗爭中與農民群眾的魚水之情有非常大的關系，他們不僅對小農文化缺少批判意識，而且解放初期大批國家干部原本就是農民。所以，1949年后我黨雖確定了工作重心向城市轉移的路線，但整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卻排拒舊上海等大都市已有的以工商業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新都市文化。
    第二，新中國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經濟大幅度增長。但中國的現代化并未隨之實現，甚至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戰略和計劃體制的過失，反而對中國的現代化起到了負面的作用。國家在1957年后減緩了城市化的進程，并且農村的商業性活動受到政府行為的壓制。雖然1949年后農業發展得到重視，但由于農業生產資料的資金投入極少，勞動力投入便需加大，政府有效地阻止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新中國仍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城市人口所占比例過小顯然不利于城市文明的推衍，且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封建倫理道德價值取向仍是城市普通市民們的思維定勢。封建文化根基未能得以動搖，新型的城市文化無從植入，讀者對那些城市文學作品閱讀心理障礙就無法消除。
    第三，在新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個體和國家之間締結了一種新的契約關系，在這種新的契約關系中，黑格爾所說的“我是而且始終是排除他人意志的獨立的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了，個體逐漸認同了自己作為國家機器運轉的零件這一角色。這種新的契約關系，實際上暗合了中國幾千年之久小農經濟下的封建家長制文化傳統，它的確立對小農文化取向有很大影響。對這種契約關系的認同，必然使人們將舊的契約關系中個體對自身利益的重視，看作是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特點而加以否定。新的契約關系也加強了人們對西方工商文明的隔閡，也不利于以工商文明為基礎的城市文學的生存和發展。
    第四，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城市文學產生在北京和上海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這兩座城市最早出現了所謂的公共空間。就北京而言，突出表現在“五四”時期新型的大學、新型的報刊雜志、各色文化社團和政黨組織的出現；而在上海，工商文明的發達更有利于影院、舞廳、咖啡館、公園等公共空間的出現，它們提供了各色人群對話的最佳場所，保證了文化的多元化，建立起新的市民意識，促進了城市文學的發展。
    從表面上看，時至今日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但一個民族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卻不會立即改變。如今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快速發展，市場經濟形式走向成熟，可城市文學卻未能因此迅速獲得大的發展。價值觀的陳舊、時空感的麻木，仍是當前許多城市文學作家創作的瓶頸，這是我們需要重視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粵海風L廣州53～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文勝20042004文學的深刻之處在于超越有限的現象層面的寫實而切入靈魂，對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進行懷疑和追問，喚起其心靈反省和深刻拷問。跨世紀文學的新發展之一，就在于這種懷疑和追問在作家創作中較為普遍的自覺形成，哈姆雷特的精神氣質在當下作品中的凝聚。這種懷疑和追問，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嘲弄，而是在經歷過政治反思、文化尋根和市場經濟洗禮之后，所進行的冷峻深思。它具有當代文學中一直匱缺的形而上的層面，同時又在歷史與當今、心靈與現實、道德與功利的廣闊領域展開，為新世紀文學奠定了良好的格局。2003年9月24日，筆者應邀在昆明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教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中心發言，會后由研究生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同年10月26日改定于韓國漢城國民大學。由于本文是據會議發言整理而成，因而保留了原先的語境與氛圍，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兒童文學 ”堅忍不拔悲涼前行的求實品格和“士志于道”的精神；同時見微知著，也能看到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與有關的所謂“學科級別”“學科專業目錄”之間的復雜關系。邁夫段俊暉，男，四川外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Contemporary City Cultu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sumerism and Post-modernism: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ovels in the 1990s
   SUN 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作者：粵海風L廣州53～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文勝20042004文學的深刻之處在于超越有限的現象層面的寫實而切入靈魂，對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進行懷疑和追問，喚起其心靈反省和深刻拷問。跨世紀文學的新發展之一，就在于這種懷疑和追問在作家創作中較為普遍的自覺形成，哈姆雷特的精神氣質在當下作品中的凝聚。這種懷疑和追問，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嘲弄，而是在經歷過政治反思、文化尋根和市場經濟洗禮之后，所進行的冷峻深思。它具有當代文學中一直匱缺的形而上的層面，同時又在歷史與當今、心靈與現實、道德與功利的廣闊領域展開，為新世紀文學奠定了良好的格局。2003年9月24日，筆者應邀在昆明召開的“全國兒童文學教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中心發言，會后由研究生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同年10月26日改定于韓國漢城國民大學。由于本文是據會議發言整理而成，因而保留了原先的語境與氛圍，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兒童文學 ”堅忍不拔悲涼前行的求實品格和“士志于道”的精神；同時見微知著，也能看到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與有關的所謂“學科級別”“學科專業目錄”之間的復雜關系。邁夫

網載 2013-09-10 21: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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