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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和不斷完善、西方文化的進入、全球化與網絡信息化程度的不斷加強，這一切都在影響 、改變著當代中國的生活面貌，也必然反映到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方面。毫無疑問，當 代中國的主流價值體系已經不可能是純粹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觀， 也不可能是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多元價值選擇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價值文化的主要特征 。正因為如此，如何引導、促進當代中國各個階層在多元價值面前進行正確的選擇，從 而建立起既能繼承傳統、又有時代特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主流價值體系是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現實而緊迫的責任。
    　　　　一、當代中國面臨的多元價值選擇的挑戰
    當多元價值出現在當代社會各個階層面前時，對每個社會成員乃至整個社會而言，既 意味著自主選擇的機會，更意味著何去何從的挑戰，同時也必然伴隨出現社會轉型期的 價值失范現象。事實上，“處于文明轉型時期的中國正在出現普遍的道德失范現象，處 于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之中的中國民眾正在經歷著文化價值觀念的劇烈沖突：個體主體意 識與整體主義(集體主義)，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同傳統‘正誼明道’的超功利主義，享 樂主義、消費主義與傳統節儉美德，技術批判理性與啟蒙理性，后現代文化與工業文明 精神，等等。顯而易見，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次深刻的價值重建和 文化轉型”[1]。我們可以把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多元價值的挑戰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傳統社會主義的變革使集體本位價值面臨挑戰
    幾十年來，集體主義精神一直具有受人崇尚的地位，集體主義價值觀亦已成為社會主 義中國的民族價值觀。但在今天它所面臨的挑戰卻是嚴峻的。
    挑戰之一來自于傳統社會主義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認識本身。我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價 值觀成為國家主導價值觀始于上世紀50年代的計劃經濟時代。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對強化 集體主義價值觀有一定作用，但也使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出現了三大偏差：一是對“ 集體”認識的偏差。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形而上學地把“集體”神圣化、絕對化；片 面強調了集體的權利，過分突出了集體形成后個人必須對集體承担的義務，卻忽視了集 體對個人應承担的責任，忽視了一個真實的集體要求它能維護集體中每個成員的切身利 益。這種偏差使得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背上了“假”的惡名。二是對集體主義先進性 的認識偏差。集體主義的先進性是勿庸置疑的，但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片面地強調了 道德的先進性，卻沒有對這種先進性進行具體區分。事實上，集體主義的先進性要求首 先是針對先進分子的，而傳統集體主義價值觀卻把適應社會普通群眾的集體主義要求與 適應社會先進分子的最高層次的集體主義要求等同起來。這種適應對象的泛化使傳統集 體主義具有了“大”的色彩。三是對集體主義教育的認識偏差。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 把不分對象的抽象說教看成是進行集體主義教育的唯一手段，這種教育割裂了與人們現 實利益的聯系，容易被看成是脫離實際的“空話”，從而削弱了傳統集體主義價值觀的 道德認同和規范能力。
    (二)市場經濟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打破了追求義利之辯的道德傳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經濟動機得到了合法化，惟義無利的傳統觀念被破除，追 求財富和富裕的生活已經為社會所肯定。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從自我本位出發參 與到市場運行的各個環節去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馬克思認為在市場條件下能夠使 市場主體“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 他們的私人利益”[2](pp.204-205)。由于經濟活動中的決策、收益、風險、責任最終 都由個人承担，市場經濟體制下這種個人主體的凸現以及對自我中心的突出強調反映到 道德價值觀上來，必然會引發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強烈認同，這一點在個人價值長期受 到片面否定的中國所引發的反彈更趨強烈。同時市場經濟使利益主體多元化，當然也就 造成道德價值觀的主體多元化，造成個人、團體之間因不同的利益立場而在道德價值觀 上的差異與對立，形成對原有的社會主導價值觀的挑戰。
    (三)西方世界刻意的價值滲透在一定程度上威脅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認同
    在當代，以知識經濟、網絡經濟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客觀歷 史進程，成為當代社會變遷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正在“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 構我們的生活方式”[3](p.4)，而且“這些對我們產生影響的變遷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 個地區，而幾乎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4](p.2)。但全球化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現象 ，它本身就是一個價值范疇。隨著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擴展，不同民族、國家之 間的制度體系、生活方式及其背后隱藏的價值觀念的相互影響也在日益加快，由此產生 的各種價值觀的沖突也愈來愈明顯和頻繁。全球化時代的價值沖突集中表現為“普世價 值”、“全球倫理”與本土價值的沖突。而在這種價值沖突中，西方國家刻意利用其在 全球化趨勢中居于的有利地位，通過各種方式推行它們所希望的“西方價值普世化”、 “西方價值全球化”，以最終實現“全球價值西方化”。
    1997年1月，美國商務部提出了針對全球范圍的《全球電子商務政策框架》，要求全世 界遵守美國制定的網絡商業法規。我們知道，作為全球化趨勢標志技術的互聯網產生于 美國，所使用的語言、技術也來自于美國，網上90%以上的信息是英文，它所代表的思 想基礎也是美國文化。美國就希望在這些信息的接觸、學習中用美國文化去滲透、同化 其他異質文化。說到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希望利用“全球化”這個良機，用他 們的資本主義價值本位去沖擊其他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固有的思想觀念、文化傳 統和價值觀，通過價值滲透在全球樹立西方生活方式、社會心理和價值判斷，造成我們 對原有的社會主義本位價值的認同感的逐步消解和喪失，以期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
    (四)信息化與網絡化的“副產品”直接影響了社會成員的傳統個人倫理觀念
    當代世界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直接促成了當代社會的信息化和網絡化發展方向。 大容量、多渠道、高速度的信息流通和信息獲取，可以使人們方便地獲取大量進步、健 康、有益信息，但同時也會使社會成員自覺不自覺地接受許多消極內容，并容易產生無 所適從的感覺，從而墮入道德和價值的相對主義。一旦墮入道德相對主義，就不但會缺 乏明確的是非觀念，而且會拒絕對道德是非的辯別。事實上，由于信息化與網絡化帶來 的“副產品”而引發的倫理問題早已不絕于耳，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構成了對當代中國 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群體的個人倫理觀念和道德水準的威脅，甚至會引發社會問題和刑事 犯罪。
    　　　　二、當代中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構成
    當代中國面臨的多元價值的挑戰明確地告訴我們，故步自封地堅持原有的形成于計劃 經濟體制之下的價值標準是行不通了，但原封不動地接受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 更是違背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根本目標。那么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究竟需要一種什 么樣的主流價值觀?這種主流價值觀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我們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價 值體系的邏輯結構應當包括對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認同、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目 標的認可、對傳統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文化的尊重、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國情的充分 了解，以及對當代世界發展趨勢的理性認識。
    當代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必須體現當代社會主義價值觀。我們認為，在當代中國 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結構中，對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認同是這一體系存在的基礎和立足 點，也是構建這一體系的出發點。離開這一條，我們談論的任何問題在當代中國都失去 了存在的意義和目的。也就是說，在當代中國的價值文化體系中，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上 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是其主體。在建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的過程中，必須以 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前提，使之成為當代中國民族精神的共同支柱和價值基礎，并在此 基礎上積極汲取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社會文明的優秀成果。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中，除了中國傳統文化外，還有傳入中國社會的西方文 化。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來看，體現中華民 族當代精神的價值文化應是開放的文化、寬容的文化，應該是能廣泛吸收和借鑒人類社 會創造的一切優秀的精神文化成果的文化。無論是從實現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目標還 是從完善充實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角度看，建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都離不 開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匯，這是當代社會主義價值文化不斷豐富 發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有在不斷豐富發展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吸收和融 匯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中的優秀的有益的成分，社會主義價值文化的廣闊內涵 才會在當代中國得到具體體現。
    (一)現代西方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文化對當代中國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理性的科學精神。理性的科學精神是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核心之一。在西方世 界的文化體系中，理性精神孕育了以深邃的抽象思維和執著追求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思想 主旨。同時這種理性精神和追求外在表現為西方傳統中對自然規律的孜孜探索和對未知 世界的征服熱情，而這又成為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科學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 ，也必然會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人們認識到正是理性和科學引領了人類工業文明時代 的開始，工業文明的精神就是科學與理性的精神。當代中國社會正處在現代化的初期階 段，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現代化中國是社會主義實踐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 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反映工業文明精神的科學與理性精神應該成為當代中國社 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內化為人們自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成為當代社 會主義中國主流價值的重要內容。
    其次是民主和法治傳統。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民主和法治精 神已經滲入西方社會的“血液”，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從古希臘時代起，民 主和法治就進入政治科學的視野，成為西方政治遺產的重要內容，古希臘和古羅馬在西 方政治史上的歷史地位就在于它們分別形成了民主和法治傳統。到了近代，民主和法治 的精神在盧梭、洛克、哈林頓、孟德斯鳩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現代西方政 治文明的基礎。在歷史的進程中，現代法治觀念逐漸成形，它包括了法律的至高權威， 法律的公正性、穩定性、普遍性、公開性和平等性，法律對公權力的制約和對人權的保 障等一系列原理原則和基本要求。
    至于民主觀念它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內涵包括人民主權思想，民主的實現形式，民主 的開放性、包容性、公開性、平等性，民主體現了社會對國家、民眾對政府的政治參與 和政治管理的需要。無疑，這種源于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精神都是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 和精神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
    第三是公共倫理原則。西方價值文化傳統的最重要特征便是由人的德性和幸福入手觀 照道德之“善”的意義。這種價值文化特征的形成是與西方的商品經濟發展中所推崇的 主體財富要求相關的。同時，這種價值文化的取向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較 早地在生活價值與市場倫理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在市場與道德之間實現了相對平衡。 同時，由于商品經濟形態以分工為前提、以主體充分自由地支配其財產或人身為經濟特 征，因此它內在需求和強調主體的人格獨立、人身自由和財產自主，個體成為這一經濟 形態下社會組成的基本成份和社會秩序的邏輯起點。這種主體的自由獨立直接影響了西 方社會結構的發展，造就了西方社會的公共空間，導致了西方市民社會的出現并演進為 現代公民社會。公共空間的存在迫使人們考慮用道德原則去調節公共空間中主體與主體 之間、主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從而在公共空間中實現“善”。現代社會的特點和市場 經濟的內涵決定了我們要以契約精神結構取代身份精神結構、以平等精神結構取代等級 精神結構，要求用充分的公共倫理內容和發達的公共倫理體系去實現經濟與倫理的平衡 。對當代中國來說，無論從經濟現代化的角度，還是從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的角度 看，公共倫理的建設仍然是任重道遠。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和價值
    任何一種價值體系的存在都離不開相應的經濟社會結構和特定的文化土壤。一個民族 如果喪失了自己價值文化發展的主體性，就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因此，我們在建 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的時候，必須堅持民族的主體性和對外的開放性相統 一，在開放性中強調主體性，高揚我們的主體意識，以獨立的自省精神和創造精神作為 建構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的方法論基礎。中華民族的傳統倫理文化和道德 追求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它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促進 作用，形成并發展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理性對待傳統，認識其歷史文化資源 的價值，并根據時代的需要發掘其中的優秀部分，實現其當代價值轉換，是我們的重要 使命。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有以下幾方面值得借鑒：
    第一是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中國的先人們通過觀察宇宙萬物的變動不居的現象，提 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它體現的正是中國傳統價值文化蘊含的奮發 進取、頑強拼搏、永不停息的精神和對至善理想的執著追求；反映的正是千百年來中國 人對民族自立、自尊、自強的強烈渴望和富國強民的不懈努力。正是有了這種自強不息 的奮斗精神，每當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頭，無數的中國人才會前仆后繼去反抗民族 壓迫，最終造就了中華民族綿綿不絕的歷史。
    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中國傳統價值文化中有許多重要表現。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 自強不息的思想前提。如果不思“危”，那么連“安”能否“居”尚不可知，又怎么談 得上自強而“不息”呢?因此中國歷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表達過對憂患意識的重視。 敢于担當的責任意識是自強不息的行為起點。在中國傳統的價值文化理念中，自強不息 從來就不是“坐而論道”式的空談，相反它更注重的是實際行為過程和勇于担當的責任 意識。革故鼎新的積極否定是自強不息的必然途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從 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史的演進，正是與不斷的改革相伴而行的。從胡服騎射、商鞅變 法，到造就大唐盛世的隋唐改革和王安石、張居正變法，直到我們今天波瀾壯闊的改革 開放，無不體現著積極否定的精神和富國強民、自強不息的內涵。
    第二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諧發展思想。人與自然的沖突在現代社會中隨處可見 。隨著物質生產的進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也出現了相當嚴峻的環境問題。植被破 壞、大氣污染、水污染等破壞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事件層出不窮。而人類對自然 環境的破壞也遭到了自然的懲罚，不斷的水害和日益擴展的荒漠化以及人類自身健康和 生命受到的威脅促使人們思考：人類在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自 然?在這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中無疑包含著可貴的借鑒資源。
    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論認為“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 人類是大自然的產物，是自然世界和諧整體的一部分。因此主張“人道”離不開“天道 ”，主張“人道”的“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與“天道”的“陰陽變化自然之秩序”之間 是密不可分的關系，強調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榮。“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民 胞物與”等思想都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在我們追求人與自然、資源與環境 和諧的、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中，中國古代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思想可以成為當代 中國的寶貴思想資源。
    第三是“和而不同”所體現的和平發展思想。當代中國所選擇的是一條以平等和包容 為基礎、以對話和合作為途徑的和平發展之路。這種和平發展的選擇是對千百年來中國 傳統價值倫理所追求的“和而不同”理想的借鑒、創新和吸納。“和”實際上就是求同 存異，而“同”則是為同而滅異。“和而不同”主張的是在允許差別和個性存在的前提 下追求和諧一致，最終達到多樣性的統一；“和而不同”所體現的多元共存與多元統一 理念，完全可以在當代世界找到存在空間，為我國處理對外關系提供外交智慧。
    正是從“和而不同”理念出發，中國傳統價值文化包含了一系列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 的關系、體現和平發展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和”的基礎。中華民族反 對別國對自己的侵略，因此也歷來尊重其他民族、國家的自由，反對通過侵略、掠奪謀 取自己的利益。“不為己甚”、“寬以居之”是達到“和”的載體。無論是《易經》講 的君子“寬以居之”，還是孟子說的“仲尼不為己甚者”，體現的無非就是寬容的精神 。而彼此寬容的態度和能力是人類不可缺少的美德和品性，也是人類社會文明和進步的 標志。作為現代國家關系中對話和合作的前提，寬容的要求已被寫入了《世界人類義務 宣言》。“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和”的外化。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國與 國之間的關系上從來都秉承“禮之用，和為貴”的原則，主張同其他國家友好相處，表 現出的是對和平的追求。“和而不同”的理念體現歷史中國的風范，也可以成為當代中 國和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滬56～60B1哲學原理李立鋒20042004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價值多元化已經形成對現今中國主 流價值觀的沖擊，建構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已經成為時代的需要，在這種 建構的過程中必須以開放、揚棄的原則去吸納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特別是理性的科學 精神、民主法治傳統和公共倫理原則，要以理性的態度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自 強不息精神、“天人合一”思想、“和而不同”精神等，以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 華，經過現代轉換，成為構建當代中國主流價值體系中的重要成分。多元價值選擇/當代中國主流價值體系/西方文化傳統/中國傳統價值本文為江蘇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C3-031)；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十 五”科研規劃重點項目。——作者文華，男，1940年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譯審，1007A Primary Study in the Non-dominating Value Concept
   LIU Xiao-xin
   Sec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Beijing Unified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滬56～60B1哲學原理李立鋒20042004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價值多元化已經形成對現今中國主 流價值觀的沖擊，建構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已經成為時代的需要，在這種 建構的過程中必須以開放、揚棄的原則去吸納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特別是理性的科學 精神、民主法治傳統和公共倫理原則，要以理性的態度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自 強不息精神、“天人合一”思想、“和而不同”精神等，以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 華，經過現代轉換，成為構建當代中國主流價值體系中的重要成分。多元價值選擇/當代中國主流價值體系/西方文化傳統/中國傳統價值本文為江蘇省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C3-031)；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十 五”科研規劃重點項目。——作者

網載 2013-09-10 21: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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